《白杨木的春天》章节试读

《白杨木的春天》的笔记-我为什么写作 - 我为什么写作

一对足够自律的父母抱怨他们的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不善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我想对他们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这样的事情，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隔膜和生疏的。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少年老成者，小小年纪便思考重大问题，沉重问题，把痛苦与怀疑引向自身，一点点植入自己心灵的？当然有。比如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十二岁便进入爱丁堡大学，研究哲学，终日思考着无数成年人都从来不曾思考过的，从来都不曾留过心、过过脑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孩子应该干的事情么?东方的老年人一定会说，让孩子去玩一会儿吧，别把脑子用坏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与我同岁，是他们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十岁的时候还在吃奶，每天放学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吃奶，然后才开始吃饭。现在想起来，估计他也吸不到什么，因为他已经九岁十岁了，他妈怎么可能还有奶?完全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和慰藉。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是能吃到奶的，因为每次吃完以后，他的嘴唇都是红润的，你想不信都不行。
比如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十四岁进入牛津大学，研究希腊哲学，成年后完成著名的政治空想读物《乌托邦》。再比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十五岁进人大学研习哲学，小小年纪便显示出活跃的批判性才华。
与休谟、莱布尼茨等人类历史上孤独耀眼的星辰相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不过是一些最为普通的材料，甚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最普通下去，那就只能沦为污秽的垃圾。现今时代的人，三十多岁还把自己当做任性撒娇的孩子，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男人女人，仍坚信自己是清纯可爱的男生女生，凡此种种，无不令人作呕，汗毛倒竖，有如面对噩梦。
我也是平凡界的一分子，魂魄一脉，自感不是光体，不会晃得人眼睛流泪，从实用价值来说，亦无什么用处。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至四十岁以前，回望来路，在纸上伫立、穿行的时光要远远大于思考学习的时光。十几年间．曾经对于语言有过肆意的铺张和挥霍，很少问为什么，只是在埋头做，只是在低着头奔跑。很多人事实上也是类似的情况，但不少人还不无喜悦与自负地将此种行为称之为耕耘，甚至溢美为辛勤地耕耘。我从未以此种言辞命名过自己的行为。
一个人，一个自以为有知识同时还有见识的人，对于世界，对于世界的入深、长度、高度和见方，及其奥秘，到底知道多少，其实极为有限，很可能只是一小块，较为熟悉的也只是自己所了解和知道的那一小块。除去那一小块，窗外的世界，窗外的一切，就都是无比陌生的，门外的每一条道路也都是晦涩难行的。英国人罗素曾有言，在中世纪以前，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常常是集于一身者，而且这样的一个人，并不都是每天都面对书本与墙壁，他同时还是一名真正的体力劳动者。而在现代社会，一位哲学家与一位数学家基本不能对话，一位数学家与一位物理学家也难以沟通。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知识与技能也越来越尖细如针头。张三不懂李四在干什么，王五写出的句子，所说出的话，对于仅仅只有一墙之隔的赵二来说，甚至对于与其同床共枕多年的妻子或丈夫来说，不啻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书。后者如果在心里暗自思忖前者所干的很可能不是人事，也完全正常，完全在社会的情理之中。
经过多年的战争般的内心经历或精神炼狱以后，无论紧张也好，不和谐也罢，我与世界的关系已退居其次。数十年所见所闻所想，已证明有东西正在逐年生长或湮灭，重要的已开始在原野上显露出金黄。不再为发表什么，不再为证明自己还存在还有能力而写作，不再低着头奔跑，不再书写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什么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一天不再动手。踏上了这条路，就意味着内心或精神上开始了永远的动荡与沉重，永远都不大可能会有多轻松，自由也由此需要重新定义和认识。会有平静，也许也会有俗世的所渭的欢乐。有人把写作当做耕耘，当做农民种地，当做工人做工，当做每天必做的营生，不创作小说，也要写点散文随笔，甚至随便什么。就像勤劳的农民，两遍地锄完以后，有一点儿空闲，拎一只老母鸡或者牵一头小山羊去集市上碰碰运气。那就是会过日子的人，让自己和家人由贫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甚至富农，甚至地主，女人满足，孩子得意。这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也是一条路，而且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富裕和谐之路。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抵御黑暗，征伐丑恶，就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
不是去赶集，更不是去表演。

《白杨木的春天》的笔记-吕新九问 - 吕新九问

我从没有担心过自己能走多远
——吕新九问（2012）
▲吕新 △闫文盛
△闫文盛：吕新老师你好，其实我一直有个愿望，想从你最早期的《那是个幽幽的湖》开始，整体性地读完你所有的作品后，做一个尽可能详尽的访谈。这个心愿延续了好几年，但迄今仍未达成。不过，幸好有这个机会，可以使我的这个心愿向前延伸一步。在最近这次较为集中的阅读中，我体会着作为一个阅读者的纯粹的快乐。无论《梅雨》、《成为往事》、《阮郎归》等长篇，还是《五里一徘徊》、《盼天黑》、《翩翩》、《鱼鳞天：轻轻地说》、《十月》、《哑嗓子》、《灰蓝街》等中短篇，它们无一例外，都拥有非常典型的独属于你的叙述方式。语言的溪流蜿蜒流淌，梦幻般的叙述联翩而至。这其中，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已经不同程度地显现，但那种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却贯穿首尾，异常地夺人眼球。那么，我们就首先从这个话题谈起。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知道自己想写并且能写下这样的一种作品？
▲吕新：一切都有一个过程，都是逐渐开始的，包括所谓的变化也是逐渐的，没有一，就永远不会有二，更不会到达三。
每一个人，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写作的人可能要更大一些。比如泥瓦匠，就不能变化得太厉害，说我今年有大变化，不抹泥，直接把砖干垒起来就算了。
△闫文盛：直到今天，我都对《五里一徘徊》等一些你的早期小说保持最大程度的敬意。在这次重读中，我再度流连于那种汉字之美，同时我还会不无审慎地猜度你在写作这些小说时的情境。我希望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那个丰饶复杂的心灵世界。我不无好奇地想找到一条通往你的内心的秘密通道。《五里一徘徊》采用傻子视角，其中家事纷纭，碎裂的记忆如同粗麻纸般散发一种旧时光的味道，相比后来的一些作品，我感觉它还是收敛的，因而似乎更精粹一些。到了《梅雨》、《鱼鳞天：轻轻地说》等，语言狂欢的特征一点点地加强，作者叙说的愿望十分迫切，而读你的近作《哑嗓子》、《灰蓝街》等，则洗去了不少这种痕迹。作品加重了一种思考，现实生活的表皮之下，汩汩流淌的仍是先锋写作的血液，但两相对照，则能看出你在追求变化的努力。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你会检视自己的写作生涯吗？换句话说，你如何完成自己在写作上的种种自我调适？
▲吕新：没有刻意地检视过，但有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些问题。近十来年，或者近几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写作，不再写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与人的年龄，阅历，所思所想有着极大的关系。人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闫文盛：如果我们翻检旧事，你大概会想起2003年的那次访谈，在那次简短的问答中，我对你的几句话记忆犹新，比如：“当初就是想写，不写就觉得过不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是这样。除了写作，我不喜欢做任何的事情，换句话说，除此以外的任何工作都不能吸引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认同感都没有。我看很多人从事着他们各自的工作，一直到退休，我不能不佩服他们。”再如，“说到文学具有多大程度的抵抗力，对我来说，需多大就有多大。对我来说，还不存在抵御什么与抗拒什么的问题，文学本身的力量和魅力会使一切黯然失色。”由此生发开来，难免使人联想到文学与生存，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我隐约知道，你出生于雁北左云县的一个山村，父母亲是乡村教师，你受过他们的文学启蒙。后来毕业于商业学校。除此之外，便所知寥寥。我疑惑的是，这么些年，世俗生活的羁绊有无对你形成压力，你如何趋避应对？
▲吕新：人活着，怎么可能没有羁绊和压力。普通人尚且不论，即使是皇帝，过得也并不是那么太舒坦的吧，可能羁绊和压力会更多更大，天下有多少麻烦事在等着他呢。想做一件属于个人的私密的事都困难重重，周围有多少眼睛？原来我们都觉得小孩子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现在听说从幼儿园开始就有了压力，有作业，有考试，还有父母的身份，社会关系等等。这么一看，人真正快乐无忧的岁月，也就是三岁以前的那两三年吧。而且，一岁以前，基本憨傻，什么也不懂，有快乐也感受不到，这就又浪费了一年。
我对生活的需求非常简单，没有太多想要的东西，比大多数普通人的需求还要少。人不索取，就不会觉得太吃力。一个人什么都想要，那能不费劲么。
对我来说，除了写作是主动的，其他几乎都是被动的。
△闫文盛：我注意到你向少谈论小说之外的东西，甚至连自己的作品也绝少谈论的兴趣，一切“靠小说来呈现”，像是一种宣言，但我知道你低调的行事方式毫无做作，这种出自本能的性情印证于你的写作，所以才形成了那种异常纯净的语言质地。我很惊羡你的文本所达到的阅读效果。即使是长篇，虽知众生喧哗，而所写也尽皆世事苍茫，白云苍狗，但其内核却与此大异其趣。它是力图做到独立的，沉浸的，如同另一种存在。这本身就近于奇迹。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所不同处，你在处理笔下的人物时，似乎多冠之于一只上帝之眼，俯瞰众生，抒情的，超越于人物身份的，甚至在某些人看来是造作（我很反感这种说法）的言辞，不免造致某种诟病，因为这其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贴着人物写”，所忠实的，只是自己的感官。内心的流水之声，通过不同的人物之口，汩汩流淌，从而使我们目睹一个五彩斑斓的虚无世界，这其中，形而上的追问，对表象的质疑，几乎随处可见。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你的多数文本中，其主人公其实是个“我”字？或如道家所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之发散开来，形成一个混沌的意象群。不知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吕新：从未意识到。你这么一说，还真的很有道理。不过，谁的主人公不是个“我”字呢，不是早就有人论断过么，写别人，其实更多是在写自己。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在三个人的身上寄托了自己，安德烈，皮埃尔，罗斯托夫，他们的身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换句话说，这三个人综合起来，就是一个青年托尔斯泰。皮埃尔的精神历程更长，更印证了中年以后的托尔斯泰。我当年第一次阅读，读到前面部分，以为安德烈是全书的主人公，但是后来，皮埃尔和罗斯托夫交替出现，才发现安德烈只是三分之一个主人公，三分之一个托尔斯泰。库图佐夫和拿破仑呢，七分之一个托尔斯泰？他常把自己分散，分解到不同的人的身上，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和渥伦斯基的身上都有他本人。
△闫文盛：在你的笔下，早年的生活记忆，雁北山区的农事，那些日常的图景，农民的衣食住行等等，几乎触目可见，它们构成了你特殊的小说地理。当然，如你自己所言，“我认为一个人的童年，才是他真正的惟一的故乡。故乡就像母亲，亲生的只能有一个，其余的都不是。”经过你无数次的复原，那昔日的片段变得立体可感，那些气味、色泽、微小的如微生物一般的事件、情绪都次第呈现，直至葳蕤繁茂，成就一片文字的森林。而你的小说时常被读者视为晦涩难解，我的感觉是，散碎的枝叶或许过多了，这些枝叶有时是具体的、可感的，有时却是过于内视的，无法看清楚的抽象的意识组接，破碎的图景背后隐现着你所力图记录的梦幻的真实。但从一个新的角度讲，这未尝不是另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学？那种超越常规的小说理念支撑了你的写作，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觉得你并不刻意追求事件之间的牵连和故事的完整，而却无比注重细节的准确并使之扩散。在你这里，“做”的成分被尽可能地淡化，力图使碎片般的生活在纸面上复活并呈现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雄心。还是在2003年的那次访谈中，你说，“我的难题应该来自写作本身，即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能否真正写出想写的东西。”那么，可否描述一下你的文学理想。
▲吕新：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以后即使想晦涩，内心和兴趣也不容许了。人，一个时期做一个时期的事，哪怕是错误的，错误同样不也是一种历程么。今天，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喜欢穿黑的，白的，喜欢把他们的黑头发染成黄头发或白头发。而一些老年人则喜欢把白头发染成黑头发，黑衣服换成红衣服，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在作怪呢？显然是顺序乱了。某一个时期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移到了别的时期。老年人像是在补考，在补办什么证明或手续。
文学理想是什么？我理解是指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品，我想象过，但很难用几句话把它描述出来。这中间，有很多东西是不可缺少的。
△闫文盛：2004年，我读过你的中篇《十月》之后，曾经写过一篇短评，结尾一段有几句话：“高明的作家总是可以尽可能使这个世界多种维度的真实凝于笔端，而不会因为意念与结果的落差使读者看到他的捉襟见肘……应该说，吕新的努力在揭示我们生存的荒蛮和无聊方面更进一步，但即便如此，小说仍然是生涩的，杂乱的，不平静的，太多的干扰使我们在阅读中迷雾重生，吕新在材料取舍上的自足和自信恰恰是构成他对我们拒绝的一个源头。”今天重读这几句话，让我吃了一惊，结合最近所读的《梅雨》及《鱼鳞天：轻轻地说》中的那种过度叙述，再结合你的一句自白：“我总是喜欢正在写作中的东西，总是寄希望于下一部。”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你已经写下的500来万字的作品中，你觉得完成得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或者哪几部？
▲吕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答你了，是吧？那就姑且而论。长篇里面我比较喜欢《草青》《阮郎归》《成为往事》，中篇有《白杨木的春天》《我理解的青苔》《米黄色的朱红》《瓦蓝》《绸缎似的村庄》《一天》等等吧。
△闫文盛：在我看来，《阮郎归》在你的作品中几乎像个异数。恰恰是在这部作品中，你无可置疑地展露了处理复杂世象的能力。我看到了你在这部书中所流淌出来的对生命本体、万千事物的那种深刻的洞见。千年光阴，人事熹微，故事更迭，死生无穷。虚实之间，拿捏得非常好。这不由得使我对你的单一式的生活与作品中所呈现的复杂性产生一种奇怪的对比。而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国内外一些作家的笔下其实并不鲜见，譬如胡安·鲁尔福的经典之作《佩德罗·巴拉莫》以及20世纪的文学高峰《百年孤独》。当然，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马尔克斯从鲁尔福那里颇多受益。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你对《百年孤独》的推崇，不过我在阅读你的作品中，更多地想到的却是鲁尔福。你在《八位作家和二十四本书》中也确实提到了《佩德罗·巴拉莫》。现在我想问的是，在你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真正对你起滋养作用的作家有哪些？
▲吕新：鲁尔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拉美文学三座高峰，《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人类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部小说，没有比它更浪漫的，只有这部书才配得上浪漫这个词。看到足球场上的南美洲球员，球迷，看到选举现场的阿根廷人和他们的美丽的女总统，我首先就会想到博尔赫斯尤其是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女总统就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在她的身上丝毫看不到政治色彩和官僚习气，只有南美洲才能生长和培育出这样纯粹的人，快乐重于一切。圣地亚哥，佩德罗，苏亚雷斯，苏珊娜，听到这些热带地区的名字，我会涌起别样的情感。“加勒比海及大西洋沿岸革命武装力量”，每次在电视新闻里听到这个词，我心里都会一热：奥雷连诺上校他们还活着，都还在。百年的孤独并未结束。
苏联时代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我有四种版本的《日瓦戈医生》和三种版本的《癌病房》。《日瓦戈医生》一看就出自诗人之手，与小说家的小说迥然不同，比如《古拉格群岛》，尽管索氏本人也写过不少诗，但那是小说家的诗。帕斯捷尔纳克以诗人的身份伫立于世，但是鲍里斯本人却说他所有的诗歌都是为《日瓦戈医生》这一本书做准备的，诗在诗人这里成为副产品甚至庶出，这事也许会让诗歌评论者产生被噎住的感觉。高尔基是个好人，人品和作品都值得敬重。索尔仁尼琴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越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也夫斯基，我在他圣彼得堡故居的窗户外拍过一张照片，我几乎从未做过这种事，不是喜欢和崇敬，不会那样。陀氏的终极理想是要让俄罗斯统治全世界，当然不是让沙皇做世界的领导人，也不是俄国的某个政党或政府领导世界，而是以教会的形式统领世界。春天的时候，看了托尔斯泰本人以及其夫人的几大卷日记，看到了另一个托尔斯泰。女人们有时候也挺可怜的，好多事情他们都瞒着她，她都不知道，她的日记，完全是她本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仿佛是一座山的背面。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生活，有一些窗户对她是关闭着的。她六十七八岁的时候，托尔斯泰要与她做爱，她仍然非常激动，仍然渴望爱情。
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马丹·杜加的《蒂博一家》等等。《蒂博一家》的主题就是战争摧毁一切，我觉得它也许比《战争与和平》更伟大。
△闫文盛：在你为数极少的小说之外的文字中，我读到了对于文学的一种非常高的期许。譬如，“我不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是什么，我只知道它和全世界的文学一样，几十年没有伟大的小说，没有杰出的作家。另外还略知道一点：认真写作的永远都在认真写作，不要脸的仍在一如既往地继续不要脸。最后我要说一句，我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鉴赏力都表示极大的怀疑。”再比如，“我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的想法和看法都讲出来，我不认为把自己的事说给别人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你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世事沉潜，你还坚持原来的想法吗？
▲吕新：我不再关心什么，努力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
△闫文盛：现在，我想谈谈你的近作《哑嗓子》和《灰蓝街》。我愿意把这两部中篇看作是你文学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里程。《哑嗓子》写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20年后面对故乡时所产生的那种荒诞、失语之感。叙述文风较之此前显然变了不少，语言自身繁衍导致的过度叙述问题有很大程度的改善，你有意无意地，似乎在沿袭自身的文学追求与妥善地对待读者方面有所考虑，因此，这部作品相对你的旧作，并不那么令人费解。但与众多直接书写现实生活的作品相比，《哑嗓子》仍然是吕新式的。我宁愿把它看作是你在完成自己庞大的文学建构路程中的一次新的出击。《灰蓝街》仍在穷尽思维的各个角落，从容不迫的叙述之中，让我们读到了极端年代里作为个体、渺小的人是如何面对那种孤立无援的处境的。小说的结尾处，受徒弟反戈一击而走投无路的老鞋匠，于“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用一缕麻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秘密写作的花圈店伙计目送曾经的女诗人、刚刚草葬了丈夫的死刑犯遗孀消逝于“临街的一个向里凹进去的门前”……仅以后者的出现作为照亮秘密写作者的一丝亮光及其夫此前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而论，写作者的立意昭然若揭。而其中人物虽并行共存，但彼此间并无特别交集的处理手法，仍秉承你一以贯之的小说理想，我觉得这比安排人物之间发生故事的写法要高明得多。以此而论，我觉得有理由对你的写作饱含期待。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有些尖锐，处于相对封闭、自足的环境里，“依靠想象和感觉，虚构”，你觉得自己可以走多远？另外，请谈谈你近期的写作计划。
▲吕新：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远，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正在做的事情的问题，这中间还包含着一个命运的问题。凡人，没有人能算出他的生命何时终止。写作的人，各有各的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尖锐，我的感觉却正好相反，不仅不尖锐，反倒非常的绵善，甚至柔软。我知道我后面要写什么，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想要写的那些，那真要感谢上天。我从没有担心过能走多远这个问题。
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希望能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