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章节试读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的笔记-第1页 - 还政治应有的尊严

还政治应有的尊严
本文作者：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新京报
　　徐贲近年来笔耕不辍，极其勤奋，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政治文化随笔也写得越来越成熟，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新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就是徐贲政治文化随笔的代表作。
　　这本书延续了徐贲政治文化随笔的基本特点。首先是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来讲一个政治学的道理，讲如何做公民。他的文章灵感几乎都是来自一些新闻报道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从政治理论的高度进行解读。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普及和讲解政治学知识的方式。它不同于体系化的政治学著作，通俗浅显，和大众的切身利益、民主权利密切相关。在这里，民主理论从宏大叙事走向了日常生活叙事。此外，徐贲还具有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把现实生活问题化的能力。前者指的是他对于理论在应用于现实分析时的适用性很敏感，这大概因为他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带着解释现实的强烈需要去阅读理论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因此，他的理论知识，是在思考现实的过程中选择性地积累起来的。后者指的则是，由于他丰厚的理论积累，对于日常生活或新闻中看到的事件（很多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他具有迅速地将之问题化的能力，也就是迅速地将之纳入一个问题分析框架，用政治学的理论加以解释的能力。从现象到问题，这其中的中间环节就是理论。
　　至于《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这本书的意义，我想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它刷新了我们对于政治的思考，呈现了这个概念的全新的含义。
　　谈到“政治”，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个被极权主义败坏了的概念：政治就是夺权，就是搞阳谋，就是整人，就是谋私利。政治的这种被污名化，根本原因在于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被少数人操控，用以为自己或自己的小集体谋私利，大众缺少甚至完全没有参与。公共空间变成了所谓当权者把持的“官场”。
　　
被污名化之后，人们对政治出现了两种典型的态度：
　　
一是远离政治，躲避政治，明哲保身，由于极权主义对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绑架和操控，这些人对公共生活和公共世界已经彻底丧失信心。不关心政治和不能参与政治是互为表里的，不关心是不能参与的结果。这种人虽然自己并不热心政治，但却同样畏惧政治，畏惧权力。当自己的生存和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时候，也就是躲不过去的时候，他一定会顺从政治，会按照权力的要求去做一个顺民，表明自己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忠诚。反抗极权政治的力量绝不可能来自这些消极躲避政治的人，只能来自热心另一种政治，即公民政治的人；
　　
另一种是热衷政治，准确说是热衷权力。这种人其实同样认为甚至更加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他们参与政治不是出于信念，不是为了恢复公共生活的尊严，而是出于利益，因此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在本质上与明哲保身派没有区别。为了信念而从政的，是政治家，为了利益而从政的，是政客，只有政客而没有政治家，这是政治败坏的最根本标志。
　　
因此，要改变政治的污名，要恢复政治的尊严，必须要恢复公民对于政治的热情。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告诉人们还有另一种政治，真正的、干净的、有尊严的政治，即公民政治。徐贲写道：“如果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因为鄙视政治而置身事外，那么，政治便真的会变成污泥浊水，在里边不嫌肮脏、尽情玩耍的也便只是一些无才、无德、无耻的小人和歹徒。”这是切中肯綮的金玉良言。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的笔记-第30页 - 各个章节

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
　　许多人厌恶政治，嫌政治不干净，认为政治无非就是权术、阴谋、诡计和欺骗。他们躲避政治，尽可能不与它打交道，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与它周旋；他们对政治小心翼翼，如避火或是防贼，随时害怕惹祸上身。对于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他们更是一面当神明供奉，一面当虎狼提防，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是不指望政治人物“去实践那些认为是好人应做的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待政治，像丁文江、胡适等人就曾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能够让“好人”精英实现“出山要比在山清”抱负的事业。丁文江呼吁，“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要向政治上努力”，如果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因为鄙视政治而置身事外，那么政治便真的会变成污泥浊水，在里面不嫌肮脏，尽情玩耍的也便只能是一些无才、无德、无耻的小人和歹徒。“好人政治”设想的好人是少数的精英人士，好人不意味着道德上一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道德操守、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的“治国专家”。但是，中国的好人政治理念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因为它误以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然而，一直到今天，实现这样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梦想，即使有好人，也还是不能拔除制度的弊病。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数好人来实现和维持，它离不开具有民主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广大公民。美国已故伊利诺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1951-1969任参议员）说：“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
　　政治是“最好的职业”，指的是它所要求的道德、学识和能力。这种对政治的期待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一样，是政治哲学的表述。德克森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民主的现状，不如说是对民主的理想和对民主政治的信念。然而，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和信念，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说，“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理解到个人信念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美国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人物并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民主的信念。理想的政治人物实在只是虚构和想象，因为这样的政治人物必须是能够让人人满意的政治家，而这是不可能的。拥有坚实基础的民主，它的根本条件不是哲学家们想象的，少数以政治为最好职业的政治精英，而是千百万以政治为副业，并对民主政治相当精明的普通公民。
　　李双江的“伪善”，为何比儿子的“恶行”更可恶？（节选）
　　2013年2月底，发生在北京的一起轮奸案受到了民众的高度关注，网络上的许多议论都涉及时下老百姓痛恨的腐败、跋扈和伪善问题。涉嫌轮奸的当事人之一是李天一，其父李双江以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闻名，是一位文职将军。一年多以前，李天一就因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一年，这次又涉嫌轮奸，成为一名“惯犯”。放在美国，他可能被人叫做“坏种”（badseed），也就是天生恶劣，难以教育的不良少年。
　　看到一个孩子的“天性之恶”，当然不是要为他的父母没有好好教育他推卸责任，而是更加要强调这种教育责任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疏忽。据报道，李天一4岁选入中国幼儿申奥形象大使；4岁学习钢琴，8岁学书法，获奖无数。他10岁加入国家冰球队，就读人大附中，后留学美国。七岁随父母上电视的时候，被主持人赞为“根正苗红，是多年未见的爱国主义栋梁之才”。在这样一个健康清纯的外表下，居然隐藏着一种除了坏天性似乎难以解释的恶，这与小说《坏种》里的女孩罗达颇为相似。然而，李天一却并没有在中国人中间像罗达在美国人中间那样引起对人性恶的恐怖，而是引起了一片对特权与腐败的愤怒和嘲笑，人们将批评与质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他父亲李双江。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这种舆论反应是有理由的，因为李双江自己就曾公开夸耀对儿子的成功教育，2011年3月6日，他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说：“我儿子天赋好，但我们现在不逼他。他喜欢运动、喜欢交朋友，电脑在他手里我看就像弹钢琴一样，他思维非常灵敏，英语单词随便就能记几千个。这代人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我认为了不得，我非常高兴。孩子总归学不坏，因为我们所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东西。”这个总是在接受“正面的东西”，“总归学不坏”的孩子如今干出了轮奸的事情，父亲总不能以他天生就是“坏种”把自己的教育失责一推了之了吧！
　　中国民众对李天一事件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政治性的关注。大多数民众特别需要表达他们对特权、腐败、权力伪善的愤怒，还无暇去进一步思考深层的品性、人性问题。民众政治愤怒的对象显然并不只是李氏父子，而且还有像他们那样的其他人。民众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这些人的伪善。李家人唱红歌时的庄严肃穆、高亢音调与丑恶、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冠冕堂皇的政治说教与实际的家庭教育失败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反讽（irony）效果。
　　李双江们自以为比民众聪明、优越，自以为可以把民众永远当傻瓜一般地愚弄、玩耍。今天，民众有理由对那些道貌岸然的歌功颂德、大话吹嘘和道德说教感到愤怒，他们也同样有理由厌恶和嘲笑那种令他们苦涩、压抑、弱智和渺小的伪善。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的笔记-第1页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