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书评

笑，是为了不死——作者序言

笑，是为了不死《调查》的诞生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始于二〇〇五年左右的法国公营和私营大企业的自杀潮。许多员工和干部都在他们上班的场所了却生命。这乃是为了控诉他们的工作环境，以及领导对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及怨言无动于衷所致。所有这些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自杀行为恰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实。我在想应该尝试去理解这个主题，就这个话题作一次文学上的调查。但与此同时，身为作家，我也在不停地自我拷问小说文体的有效性：“如今写小说还有什么作用呢？十九世纪初创造出来的小说这一现代形式是否仍旧是一个称手的工具，能用来描写并理解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一日益荒谬的世界呢？”因此之故，我对自己已经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工具再也无法相信起来。我既非记者，亦非社会学家，更非历史学家。我只不过是一个作家，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智慧，但其感受性、直觉和想象力或许会多一点。作家有点像地震仪，能记录社会的波动状况，它的恐惧，它的快乐，它的怀疑。所以，正因为当了作家，我才会自问是否还值得去写小说，才会动笔写了《调查》。我选择了一个人物，把他派到企业去调查一系列自杀事件。这个人物身上的种种不幸均源自于是我创造了他这一事实，我能随心所欲地摆弄他。我让他疲于奔命，我让他经受种种磨难，我和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我尽可能地推迟他能真正开始调查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当他终于面对面地遇到有可能可以回答他的那个人时，他却再也没有力气去听那个回答，如果说真有回答的话。你也看到了，这部小说表明了小说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拥有无上的权力，而且，他还尝试着运用各式各样的文体，最开始是现实主义小说，然后成了奇幻，然后又成了闹剧，反哲学，形而上学的故事，就是为了寻觅到生存的真相。这部小说应该作为寓言来读，它讲的是自杀，是我们的生存，讲的是上帝日益愚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创造的究为何物，但也讲了工作的世界，讲了我们建构起来又将之捣碎的这个经济机械装置，就像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些齿轮。对默片的征引也让我可以这样说，《调查》毫无疑问在我截至目前所写的小说中受电影的影响最深。有许多地方参引了雅克•塔蒂、伯斯特•基顿、卓别林、科恩兄弟或特瑞•吉列姆的《巴西》对宇宙的理解。文本的建构也能从电影的剪辑，拍摄，比如说焦点的选择、变形与否，以及布景的搭建中汲取养分，因为最终，在这本书里，一切都只不过是布景，一切都只不过是人为的机巧：虚假的城市，虚假的企业，虚假的旅馆。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某人梦中的产物，不管是调查者，还是造物者。噩梦这一概念很重要，但那是一种荒唐的噩梦，因为尽管调查者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剧性，但它们仍然应该让读者发笑，就像让我发笑那样。从这个视角来看，我觉得《调查》背后隐匿着的文学原型，并非像该书刚出版时许多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卡夫卡，而是伏尔泰的《天真汉》，也就是说那是个非现实的故事，主人公是个天真无邪的人，遭遇了世界的种种残酷，他所经受的那些悲惨凄恻的波折起伏可使公众发出由衷的笑，那是一种令人既觉恐惧，又觉解脱的笑。因为在我们那支离破碎到极点的生存面前，若剔除自杀一途，除了笑，还能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