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十日谈》书评

让人窒息的现实

无意中看到与这部小说相关的纪录片，得知这部小说，拿到手之后，一个气的读完，很多地方让自己痛哭流涕，感动，纠结，更加感同身受，因为自己就生在长在这样的农村，或多或少的听说过见到过几个类似的事情。其实自己和耿小云是那么的相似，一样经历着那么多，那么的理解他的选择，只是今天让我见到他的父母和妹妹因为她的离开的无限痛苦，觉得这真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所以今天自己还是应该好好的生活，为了生命中的责任。

故事在民间

是什么文笔啊！！村民的话朴实而有力，作者的感性言论反而成了画蛇添足。基本上就相当于你看两个大妈打架，拼得你死我活酣畅淋漓鲜活生动，然后你问作者这场架打得怎么样，她只会说：打得老好看了！！我擦！

挺好看的

文笔很一般，修辞抒情议论都很土（不是淳朴，是“美文“欣赏多了的那种陈腐），当然也不是《自杀论》、《单身者舞会》那样的书，作者基本上只是以一腔感性记录了几个乡村自杀者的故事，然而故事本身很有力，直接引语里的乡民的话也很好看，所以还是打了四分。

中国农民自杀情况调查

如果说学者梁鸿的梁庄调查，使人发出了农村该往何处去的疑问；那么作家孙惠芬的农民自杀调查，则让人陷入了如何安放农民精神的困惑。一个外在，一个内在；一个漂泊史，一个心灵史，都恰到好处地呈现出了农村之萧条与农民之悲苦。比起梁鸿的克制理性，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书写得太沉重，以至于我不得不以抽烟的方式来缓解阅读时伴随着的压抑情绪。后来才知，作者也被这“情绪的阴霾包裹，它们的重量越发清晰而难以承受”，并为此呕吐难过，甚至差点抑郁。毕竟她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的是那样轻易，甚至随意，无形中使人感觉生之艰，生之悲，甚至生之荒唐。关于写作目的，孙惠芬说，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在这本书里，我依旧表达冲突，不过这里的冲突更混沌、更深刻，我企图思考城与乡在生与死这个人类终极问题中的重量，以及城与乡互为理想时呈现的说不清的困顿。现代化不可阻挡，如同乡村的城市化不可阻挡，这也正是引我思考和害怕的地方，因为看到了太多疯狂的不计后果的掠夺和拓展。阅读《生死十日谈》时，总是被自杀的氛围笼罩着，但这种笼罩所带来的阅读效果堪比涂尔干的《自杀论》，此书虽为社会学名著，但毕竟论说的太抽象太理性，而孙惠芬这种饱含感情的“非虚构”写作，更加“折磨”人的心绪，使人不停地思考。如果孙惠芬不在书中夹杂一些并不高明的煽情随想，这就是一部绝佳的理解底层农村的文本，因为真实本身就很具有震撼力，它不需要作者再去抒情再去评判，像人类学家格尔兹那样深描出来就很好了，余下空间留给读者接着发挥。作者虽说，在我心中《生死十日谈》是一部小说，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有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但读后可知，它留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一部社会学的调查文本，虽然作者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作为一部小说，孙惠芬的叙述不成熟且又老套，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与其以往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风格几乎完全不同，但作为社会学文本来阅读，又相当精彩，自杀者家属的诉说不经意间就拨动了人内心深处敏感的弦子。为何农民自杀情况这么严重？这既是一社会学问题，也是一心理学难题。社会发展越快，城市化进程越往前推进，农村的破坏越严重，农民的生存处境越是尴尬，不甘于农村生活，又融不进城市去，或者付不起融入城市的代价，其精神被悬置起来无处安放。但很少有人真正来关心这些受害人群的精神处境，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说话做事，要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俯视姿态，要么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想象，在这些展览式的浅层叙述中，农村真实的灵韵消失。而《生死十日谈》这种打捞真实的工作，虽无帷幔，着实残忍，但内蕴的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让农村人欣慰。自杀者中，女性占大多数：有为“一泡屎”自杀的婆媳二人、被丈夫抛弃的赵凤、回乡的女大学生耿晓云……女性错落于各种关系之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她们是乡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受苦者压制者，同时也是坚韧者，不禁让人想起萧红小说《生死场》中的王婆、金枝、月英等一系列人物，她们的命运让人心痛哀叹。孙惠芬恰恰又写出了这种农民女性的痛感与无助感，我们也读出了这痛感与无助感，女性这不能承受的自杀境遇，似乎也向社会昭示着什么？当然，述说农民之轻生是为了探究农民生之艰辛。生死之间的张力，自杀所造成的对抗性，成了社会发展无法抹去的阴影，其精神状况需要各个阶层去了解关心帮助。不要让“农村真穷，农民真苦”成为一句口头禅，张嘴就来，只停留在脖子以上，到达不了内心肺腑之处。拙文刊于《北京日报》2013年0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磊

无疑这是本多义的书

不知作者虚构的成分有多少，看得出作者也想尽力的自圆其说，让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有头有尾，虽然我非常佩服作者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但是作者毕竟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挖坑，以后再记，现在心情矛盾，有点沉不下心来好好写）

为什么去死

自杀，这是一个人们不愿触碰的字眼。而又总会有一些自杀者的新闻事件见诸报间网络，偶尔向人们掀开生活阴暗的一角。而有一些人，他们的自杀甚至不构成一桩新闻事件，生命殒灭如同花谢，悄无声息。他们，是乡村自杀者群体。中国自杀率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绝对人数最多。根据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自杀也存在城乡差异。“在中国，80%以上的自杀死亡发生在农村。”在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的当今中国，这一数字触目惊心。2011年9月，辽宁作家孙惠芬跟随几名高校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研究生，在自己的家乡大连庄河展开乡村自杀者田野调查。2012年，孙惠芬将这次访谈经历写成《生死十日谈》，刊登在《当代》上。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当“自杀”和“乡村”两个词语汇聚在一起，这样的阅读历程无论如何都轻松不起。一个个乡村自杀者，列队而来，他们沉寂下去的生命在白纸黑字间忽闪明灭。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村自杀者的生死档案，更是这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纪实。婆媳吵架，相继喝药死去，死成了一场比赛；丈夫进城打工，另行娶妻生子，死成了被抛弃的女人不得已的选择；母亲身体有病不愿拖累女儿，死成了对亲人最后的爱……然而，他们为什么去死？这个答案却是由活着的人来回答的。死去的人已然缺席，他们活着时候的种种经由他们的亲人、朋友、乡邻口中说出。为什么去死，有的能说清，有的说不清。“百草枯”，这个词语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这种烈性除草剂是乡村人极易获得的自杀工具，它使很多本来应该归于自杀未遂的案例变成了自杀成功。鉴于此，甚至有人建议农业部应该改善农药的生产和储存。也许只是一次吵嘴，一时气愤，喝了百草枯，生命就再也无法逆转。这叫想不开。但更多的是，心里想开了去死，早早筹划着去死。这是真正的惊心动魄。贫困、疾病、劳累、不和、冷漠、郁结，等等，不知不觉中，就榨干了一个人的生趣。如果只止步于对凄苦故事的挖掘，这不是好的文学。《生死十日谈》把重心放在了那些活着的自杀者亲族即那些被访谈的人身上。访谈是对死者的生命的再现，其实更是对活着的人的生活的检阅。死的冷刃划过，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如何不被死去的人留下的巨大空洞吞噬，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那位失去十五岁女儿的父亲，用笛声表达着对上天的蔑视。那位从城里来到乡下的老人，在跟死去女婿的对话中获得心灵安慰。丈夫自杀之后嫁给丈夫堂哥的女人，则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上帝，在乡间教堂里找寻活下去的力量。更多的人，是在与生活的对峙中，默默把痛苦咽下去，消化掉。三个儿子和丈夫相继自杀，老母亲早已无泪可流。1930年代，另一位东北女作家萧红曾写到：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多少年过去，乡村人照样“忙着生，忙着死”。只不过，他们的生死里，有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痕迹。快速推进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偏僻的乡村开始了现代化的骚动。电脑、手机、高速公路，拉近了乡村与外界的距离。新农村建设也把现代化的生活气息推送到乡间僻壤。而同时，乡间大地上，还游荡着连接阴间阳间的大仙和专驱鬼魂的除黑先生。新旧两套生活方式，在乡间交叉了。旧的价值体系崩塌了，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建立。乡村人对外界生活的向往和欲望被空前放大之后，梦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们只能在欲望、情感、道德的漩涡中挣扎。书中提及的自杀者不光有一直呆在乡村的人，还有走出家门的乡村之子。比如制定乡村发展A计划的女大学生，比如回乡买地搞开发的村长。这些人，因为同时身处城乡两种价值体系中，对这个变革时代更有体会。他们是不是因此而更加有一种焦虑感呢？有人死于对过去生活的坚持，有人死于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些乡村自杀者与这个时代互相抛弃。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吴飞，在他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说：“当前中国的自杀问题，既不仅仅是偶然的琐碎争吵，也不只是简单的精神卫生问题，而是现代性中的善恶之争在当代中国的显形。”吴飞还曾提及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中国自杀者多集中于女性、农村、年轻人和老年人，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自杀，在加缪那里被称为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活着还是死去，在哈姆雷特那里是对神秘命运的诘问。而在中国的乡村，自杀更是一种社会问题。辽南是整个中国乡村的缩影，孙惠芬笔下那些消失了的生命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乡村并不罕见。并非无能为力。还是有人在行动。孙惠芬这本书诞生，背后是同为庄河老乡的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的支持。贾树华自2000年起，就带领课题组，一直在家乡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贾树华在调查中发现，“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也是想让全社会关注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孙惠芬在开篇中写到：“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他们就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飘摇着坠入大地，之后悄悄地归于寂然。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边人很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