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1
ISBN:9789629371241
作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
页数:276页
内容概要
徐泓，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立国宏规--明初南京皇城宫城的建立》，《明代社会转型之一--以江浙为例》；
李孝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明清的上层社会与宗教》；
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商业文化与明清地方文化》；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明代社会转型之二--以明清之际潮州为例》；
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晚明文人与旅游风气》；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载厚--背人忽略的明穆宗》，《明代中日韩关系--从丰臣秀吉侵韩战争说起》；
韦庆远，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教授，《西洋火炮--明朝最后的救星和克星》。
作者简介
有关明史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多以政治事件史及政治制度史为主。后来，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商品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转型更是许多学吝瞩目的课题。本书所辑九篇论文，来自七位明史专家，则似乎更能以多元角度，重新审视明史丰富而具体的生命经验，希望能呈现一个首尾贯通的脉络，反映当前明，史研究的不同面貌，呈献给对文史有兴趣的读者。
香港城市大学于1998年开始创立中国文化中心，在校长张信剧教授的策划下，以及在全校各院系群策群力的支持之下，顺利推展了一系列、教学新猷，如网络教学，中国文化与艺术示范讲座，文化古迹考察等等。为了举办文化讲座，我们尽量网罗海内外的硕学名儒，到城市大学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与大学生探讨各个学术领域的新知。
这些从不同学术领域探讨中国文化的讲辞，凝聚了讲吝几十丰研探的心得，用浅易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不但是大学生踏上学术道路之门径，也是一般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方便法门。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这一套“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 ，盼能为中国文化的创新尽点绵薄之力，也希望能够教学相长，一同开创中国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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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七位明史专家的九篇论文。《立国宏规——明初南京皇城宫城的建立》徐泓 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元璋称帝建国后，建立都城主要考虑当时蒙古的威胁，本想彷古两京制度，（大梁为北京）。虽然金陵不吉利，但因为百废待兴，不能劳民伤财，还是定都金陵。后来由于南京作为首度地位收到挑战，明朝政府曾三次整建：明朝开国前夕（1366～1367）；放弃营建中都（1375）后；太子去世，迁都作罢后（1386）。皇宫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观念（《考工记》），继承了元大都的“面朝后市”、“前朝后寝”、“左祖右社”规模；除了依照《周礼》体现王者气象以外，还取法天宫来增强神圣性（天地星辰，拱北极星）。《明清的上层社会与宗教》李孝悌 中央研究院明清时期虽然统治阶级承儒家思想为正统，但事实上士大夫受民间宗教的说法影响很大，只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宗教语言。“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消失。论据主要有两点：一、明朝皇帝多崇信佛道，斋醮不时，这受到了廷臣的严厉攻击，因为这种行为第一不符合“外王”的要求，第二耗费钱财。（也就是说，并非从宗教信仰本身层面来反对。）二、“超自然”力量一向受到遵奉，其地位和理性、圣道并无差别，甚至“礼”教传统自身也蕴含了超自然的成分，比如《春秋繁露》记载的求雨的仪式一直被继承，就有宗教色彩。古礼和僧道仪式既有冲突又有调和，为了“礼不下庶人”，士大夫要求建立与民间宗教形式不同的仪式，并有人从性别、阶级、经济、地域等方面贬低民间信仰（妈祖），但不见得他们对神怪信仰的态度更理性。（关于士大夫对儒家传统的鬼神和释道“邪鬼神”的论述，可以参考潘德舆《鬼神论》）商业文化与明清地方文化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代后期，商品经济渗透到日常生活用品且需求量大；商运线路延伸、范围扩大；白银作为货币手段提高；商品市场繁盛。这促使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崛起。商帮崛起还与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社会意识有关（主要是农业生产落后）。商帮在各地建立会馆，联络乡谊，通过姻亲、宗教仪式来加强凝聚力；社会善举也是商帮的重要活动。商人与官府关系紧密，比如徽商爱“乌纱帽、红绣鞋”（《二拍》：《韩侍郎婢作夫人》）。商人和士大夫的关系暧昧，盖两者各取所需。明代社会转型之一——以江浙为例徐泓 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嘉靖之后，由于经济（尤商业）发展，江浙地区社会风俗日渐奢靡，这种转变既深且广（比如服饰僭越、不尊长者等）；而大家族的奢靡之风反过来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形成一种循环。另一方面，在俸禄极低的情况下，明代官员不再遵守不许经商的规则，而且极力搜刮榨取，政治风气每况愈下。明代社会转型之二——以明清之际潮州为例陈春声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过去近二十年关于明末“倭寇”的研究，都认为“倭寇”乃沿海地区的“海盗”与“势家”，其产生和明朝政府“海禁”政策与嘉靖以后东南沿海高度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的矛盾有关。但事实上问题更加复杂。明末清初是“潮州”社会转型期，潮州地方政区重新划分、乡村聚落形态军事化、以宗族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等等，都在“倭乱”的背后进行着。倭乱也不是到隆庆就基本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中期。晚明文人与旅游风气周振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历史重视地理学的研究，研究地理是为了读史的需要，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和王士性的《广志绎》是地理学称为独立学问的标志。明中期以前，旅游不被当成是正经事，而明后期，已经成为“名高”之事了。晚明社会“天崩地解”（黄宗羲语），士人追求正常生活、个性解放，走向自然界和社会。留下很多游记。旅游风气的兴盛，助力明人从单纯的游山玩水转变到科学观察。朱载垕——被人忽略的明穆宗王天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穆宗的业绩：革弊（平反冤狱、罢除斋醮等）；施新（抓吏治、蠲免救济、抑制兼并、恤商开关）；大阅（整饬军务）与封贡。缺失：如阁臣各树朋党、门户渐开，而听之任之；耽于声色。明代中日韩关系——从丰臣秀吉侵韩战争说起王天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侵略朝鲜战争（1592-1599）：朝鲜、韩国学者称为“壬辰丁酉倭乱”；中国学者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日本血症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明朝倭乱的三个阶段：14世纪元末明初，日本南北朝时期；日本应仁之乱后战国时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两年后侵略朝鲜时期。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原因：一、远超军队曾两次入侵日本，日本执政者产生对华敌意；丰臣秀吉个人承袭的神国思想极度膨胀；日本刚刚统一，内部矛盾很大，发动战争可以加强国内凝聚力，转移此矛盾。西洋火炮——明朝最后的救星和克星韦庆远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教授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东北战场上只能靠西洋火炮苟延残喘；而讽刺的是，满洲人迅速从明朝的降兵中掌握了火炮技术，组建炮兵部队。（红夷大炮：万历时在澳门等地从葡萄牙人手中购入的加农炮；满人忌讳“夷”字，在文件中多改称“红衣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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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徐泓和李考悌的三篇文章可讀，萬曆朝鮮之役那篇很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