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书评

这些错误很奇怪

p107“策已破黄祖，乃留周瑜屯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县治西南）。”这个错误很奇怪，集注明确阐明了此巴丘非彼巴丘：裴注云：瑜所卒之处在今之巴陵，与瑜所镇之巴丘名同地异，据此则平字当作卒。沈钦韩曰：留镇巴丘，即《一统志》所云巴丘故城在临江府峡江县北，隋开皇中并入新淦县是也。道于巴丘病卒，则《一统志》所云巴丘故城即今岳州府治是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九，故巴山县，吴后主分新淦、石阳两县置巴丘郡，吴志周瑜镇巴丘，瑜堞在今新淦县南。《方舆纪要》卷八十七，巴丘城今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治，旧志在新淦县南八十里峡江之东。谢钟英曰：晋志无巴丘郡，盖旋即省并也。难道该书对留镇巴丘还有新看法？p107“策帅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蒙、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周瑜也是“领江夏太守”而已，少个字。不过更离谱的在第二句，吕蒙此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怎么可能“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还排位在周瑜之后程普之前？明显这是吕范吕子衡啊！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编辑校对工作不可不慎啊。

群雄逐鹿，战略为先

三国的历史，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了，无论是看后世的演义，还是陈寿的三国志。这本战争史三国卷的长处在于，既抛开了演义里面那些为了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刻意篡改，而将群雄的斗争还原为客观的权力斗争，又超出了陈寿三国志的人物评传，而对于大战略进行了更加细致精确的评议。书中有很多非常精湛的论断。首先从客观上来看，导致汉室政治认同彻底失效的并非国贼董卓，反倒是反董联盟，因为这全面打开了地方行政长官以军事力量对抗中央的意识形态大门（以清君侧讨逆为大义名分）。意识形态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门不开，大家都循规蹈矩，一旦有人开了先例，则后面就会络绎不绝，百无禁忌。实际上要讨伐董卓，于朝堂设几名刺客即能完成，而后来董卓也确实是因王允用此类计策杀死，反董联盟反而徒劳无功，联盟建立之时，各个大小势力就已经心怀异志，等到联盟解散，斗争立刻就表面化，展开军阀相互攻杀混战。此类无秩序局面一旦展开，则地方大员之间再无统一秩序和信任，一切皆以实力胜败为根本，穷兵黩武之辈固然常自取其败，专守其地之人待强邻日壮，终究亦不可幸免于难。虽然群雄也各有提出一些政治号召，然而口号多于实践，本质上实行的实际都是军事专制管理，无论宽严恩威，信义诡诈，皆因时而动，一切以维系军事力量为生存的核心，以战略战术决策为胜败的关键。实际包括刘皇叔在内，都频繁借意识形态为自己的各种背信弃义寻找合理解释，大耳贼最是无信，此言不虚。即信义不足恃，群雄之存亡胜负，全在治军用策，善治军者，成势之强弱，善用策者，决战之胜负，明方略者，则定国之存亡。一个重点的例子就是官渡之战，固然袁操双方，有史书上所记载的诸多才能差距，袁绍失败的本质还是他太骄傲大意，已经在想着取代汉室，于周围势力根本不屑于结好，不能形成有效同盟，相反曹操居于诸多势力四面威胁之中，一度势穷力困，然而正因为如此，他才倾尽全力，一面严令治军，维护战力，一面四面结好，以便各个击破。而即使如此，袁绍的战略优势还是很大，事实上他的攻击战略走的也还是很稳健的，虽然几度小规模失败，但还是将曹操逐渐逼入绝境，逼得曹操必须亲自上阵，在乌巢背水一战。然而袁绍因为势大力强，志骄意满，于人言常不能用，而战略贯彻又不够彻底，许多正确的方针，是每一步都可以将曹操逼入死地的，却都因为没有派遣足够的兵力，而被曹操集中力量，一次又一次各个击破，大将颜良文丑都是孤军被击败。硬生生将全胜之势，逐渐陷入僵持，然后在乌巢这个关键点，再一次做出致命误判，不将主力用于攻击曹操本队，以及防护自己的粮仓乌巢，反而去攻击曹操本营，这是最大的错误。曹操本队，是敌方一切的核心，擒获或杀死曹操，则敌人土崩瓦解，粮仓乌巢，是袁绍大军的命脉，乌巢若破，则大军无粮必溃，舍此两个战略胜负的关键点，而将主力用在攻击敌人已经没啥可打的本阵，所谓智商低，无药医，此之谓也。结果就是曹操在这一战孤注一掷，击杀淳于琼，烧毁乌巢，咸鱼翻身，袁绍手下大军因为粮草被烧，大将被杀，纷纷丧失士气奔逃投降，崩溃瓦解，而实际上曹操此时也已经战力衰竭，根本不具备追击的能力，袁绍是因为这次大败气病而死，两个儿子又发生内斗，这才最终让袁家势力彻底败亡，可见双方一开始的实力差距。而曹操吞并了袁绍的地盘之后力量暴增，一举讨平之前四方威胁自己的势力，然后做积极攻击孙吴的准备。其实以军事攻击孙吴，这一大战略本身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行事仓促，准备不周，内部团结既未完成，军事准备不足，水军缺乏训练；而于其他势力，亦没有有效结好，蜀中刘璋派张松前来表示友好，曹操却因为傲慢而怠慢张松，遂使得张松愤而回国，劝刘璋结交刘备。种种错误下来，结果就是曹操步了袁绍因强而骄，因骄而败的后尘，这才形成三国鼎足之势。之后三国之间也是各有攻守，刘备孙权之间的明争暗斗也越来越明显。孙权想攻击汉中的时候，刘备还百般阻挠，最后还是蜀汉拿下了汉中。尽管从战略上来说，吴蜀联合对抗曹魏才是合理的，然而实际上，蜀依仗山关，吴依仗长江，都是以险自守，固然魏国攻进来不容易，他们要出击魏国，也很困难，吴国如果越过长江，北方尽是平原，即使打下一两个城池，敌人也可以毫无阻碍地从四面八方调集大军进行反击，吴国国力并不适合与魏国消耗，水军亦不见得善于陆战。而蜀中地形险要，攻击魏国运粮不便，后来诸葛亮几次出征，基本都是因为后勤问题无功而返。相反蜀国与吴国之间反倒因为刘备对荆州的贪婪导致反复发生矛盾。刘备的器量狭小，战略眼光不足，由此可见。假如他把荆州民力财力大量迁往巴蜀，而将半空的城地还给吴国，想来孙权也没法多抱怨什么，而仅有的大将关羽也不用同时防备吴魏两国。然后蜀吴联合攻魏，刘关张三人并力驰骋，自蜀中，入汉中，取西凉，下长安，逼洛阳，主中原，以席卷天下之势，灭掉魏国，再与孙吴决战，则区区荆州三郡，又算得了什么？相反，刘备一面不舍荆州，一面又急于在汉中称王，而失却了对战略全局的考量，两面作战乃是兵家大忌，结果关羽北进大胜之余，却导致魏吴转而联合将他击败杀害，而之后夷陵之败，更使蜀国力一蹶不振，刘关张三人亦皆先后死亡。时人评刘备为“居中原，可乱而不可安之人”实在一语中的，胸怀大志，却没有相应的才干，只以意识形态笼络他人，终究不是致胜的关键。夷陵之败后，三国重归对峙时期，诸葛亮虽然数度北伐，然而前四次出征都是单边行动，蜀国吴国虽然恢复同盟，依然是貌合神离，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真正的联合军事行动，分别各以天下五分之一的人力地力，单独攻击五分之三，结果可想而知。诸葛亮所长，在内政管理，而于军事将道细节，勇诈皆有不足，而过去诸老将均已逝世，有一勇将魏延亦不能善用，于是在大局，不能与吴国并力而攻，在战术，不能奇谋多变，以弱戏强，所出之策，俱求稳健，则此蜀汉北伐难有大进展，实属必然。倒是书中对木牛流马的解析，比较科学有根据，其实不是什么后世所传的机关兽那种奇怪的东西，而是一种两轮车和一种小型快船，传到今天，很可能就是四川矿工所使用的土牛车，以及川人称为“快马子”的细长小舟，都是在秦岭山川水流中运输的利器。而到了第五次出征，虽然终于吴蜀联合出击，然而魏国的战略防御相当成功，吴国基本是无功而返，蜀国也人才凋敝，诸葛亮病死军中，魏延杨仪自相残杀，先后败亡。而蜀汉后继乏人，蒋琬于内，仅有守成之力，而姜维于外，智谋并不比魏将更出众，兵力又不如魏军，频繁用兵，空耗国力。而后又改蜀国据险御敌之既定国策为诱敌深入之歼灭布局，撤去雄关防备，结果给了邓艾钟会大举长驱直入汉中的机会。司马昭灭蜀之布局，面面俱到，计策百出，而姜维仍能以神速之机动，将蜀汉防御转危为安，可见确实善于用兵。可惜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魏国将官也多为求安之人，然而司马昭手下尚有有能征善战之钟会邓艾，虽各有恃才异志，司马昭犹能善用，而功成之日又能分别剪除，可见其权术之道何等精湛。而蜀汉乏良将，后主暗弱，于是姜维一军虽勇，终难两顾，虽识破司马懿万全之策，而与钟会成功形成对峙，却被邓艾翻山越岭，直达成都，诸葛瞻之流不识大局，犹豫不前，未能拒关以守，反而与敌平地作战，结果遭受邓艾决死之师击败，后主则再无抵抗之心，遂使蜀汉亡国。姜维其实也是一精干之人才，生活起居极为简朴，而一心军事，可惜终究只是孤军骁将，大略不明之下，个人之小节终究于时无补，煽动钟会作乱亦不成功，死于乱军之中。蜀汉的灭亡宣告三国卷的结束。最大的感想是，此等毫无权威、家室、秩序可以依靠的乱世，对组织之生存，真是巨大的考验，唯有高瞻远瞩，通观全局之人，才能做出正确战略决策，而唯有上下一心，励精图治，才能强大求存，而即使强大，一旦骄傲自满，立刻祸至眼前。领军出征亦需文武相和，否则孤军骁将，纵然善战如关羽，内部之不和终将成为其致命弱点。用兵之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诚然如是。

用战略眼光，审视三国

　　　　从政治学学的角度看，集权政府没多少优点，但有一点是民主政府所不能及的，那就是集权的“集”字，亦即俗话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这种大事不一定就是好事。我这番感叹，与嘲弄时局没半点关系，纯粹是读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中正手令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这部巨著后的一点学术性感叹。如果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学对于世界、对于后代能有所交代的话，就要靠这套书了。　　　　这并非吹捧，因为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的想法，历朝历代都有人有此想法，而且这些人中也不乏奇才，但都没办成。比如胡林翼为满足打仗需要曾依据资治通鉴什么的编了一套《》，可惜只是依据通鉴，虽有胡公的军事眼光，但规模毕竟太小。曾国藩的一位朋友也有依据《二十三史》编一套类似书籍的打算，曾得知后直接告诉他：得了吧你，除了班、马，二十三史的其他作者都是扯淡的文人，根本没上过战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战争，所以他们关于战争的描写都是躲被窝里瞎扯淡的。更进一步说，没啥借鉴意义。这段话可以看出编写战争史的难处：编写者既要有实战经验，又要通史学。通史学还好说，实战经验要靠机缘了。所以，如果不是蒋公败退台湾后，纠集有实战经验的将军与一流的史学家合作，耗费了许多年才整出这套书。恐怕民主化之后的台湾也没能力搞出这样一套奇书来。　　　　这套书虽然以战争为着眼点，但核心要素仍是注重与军事相关的政治战略。也就是说，这本书是用战略的眼光，又把历史审视了一遍。而战略最讲客观，用战略眼光一看，会有新的感受。比如读这套书的三国卷，绝对会看出与《三国演义》不同的感觉来。《三国演义》是修辞学的极品佳作，其塑造出的历史人物与历史观几乎根深蒂固的影响着国人。比如对于曹操“大白脸”角色的塑造，后来即使毛泽东专门写了首词来赞扬曹操，也丝毫改变不了其奸贼形象。　　　　其实被罗贯中同志带着感情色彩搞垮的形象，何止孟德一人？如果从战略眼光看，董卓也是被贬低的一人。读《三国演义》，会觉得董卓就是头贪婪的蠢猪，但是也不免疑惑：就这么头贪婪的蠢猪，那么多诸侯怎么就奈何不了他？最后还得靠一个貂蝉失身才能搞定。但是从这本书的分析看，董卓固然贪婪残暴，但绝对不是蠢猪，各路诸侯耐他不得，也不是偶然，这货的战略眼光还是不容小觑的，证据有二：一是这货上台后能很敏锐的看到汉朝的糜烂是因为宦官外戚专权，于是他上台后马上“废宦官而崇三公”，重用大儒与名士，这点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二是这货“迁都长安”，确实做到了进退自如，这点也是高明之极，怪不得袁绍、曹操都耐他不得。有这种战略手腕，确实不能再从感情色彩上判断董卓为蠢猪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这就是一部以摒弃感情色彩而纯以客观战略眼光审视历史的佳作。战略与战术相比，就是具有更加宏观与普遍的适应性，因此这本书，也不仅仅是为军事迷而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