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章节摘录

第二章 犹记烽火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矛盾逐渐凸显，在对三年困难成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包产到户”打碎了毛泽东的“理想”。钱嗣杰成为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后，在拍摄毛泽东各种活动时，进入他镜头最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之外便是刘少奇了。刘少奇给钱嗣杰的印象是话不多，表情比较严肃。在摄影记者镜头中，他只有在节日与群众联欢的一些场合才会露出有说有笑的表情。平时开会，他不是埋头看材料，就是讲话，而且一讲时间都比较长。钱嗣杰作为摄影记者，在领导人活动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个画面的捕捉，每一种情绪的提炼；即使会议进程期间，他也很少去关心领导人在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有什么隔膜。从照片上看，两人表情都还不错。“文革”爆发后，钱嗣杰发现刘少奇的表情十分沉重，脸部浮肿，好像生了大病一般，那时距离刘被彻底打倒仅一步之遥了。今天的钱嗣杰再次回忆起毛泽东与刘少奇时，也无法准确说出他们矛盾公开化的具体场景。但事实上，当他1964年夏天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刘已经有了很深的芥蒂，两人之间至少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交锋”。第一次发生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便积极响应。他回到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这次调研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开端，也是长期潜伏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众所周知，自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几年里，因为总路线的要求而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高指标，这些似乎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成为六亿人民摩拳擦掌的追求，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参战”的大跃进局面。人民公社是1958年提出的，“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新型的集体经济形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截至1962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项内容在同一时期内存在，它们被称为“三面红旗”。当时在党内，一致认为“三面红旗”代表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三面红旗”由此也被看做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完全正确，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正是这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不仅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也让毛泽东看到了一条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大干几年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就是在这种热腾腾的情况下走出去的，他要看看热腾腾的下面“煮”的都是些什么？刘少奇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是他便于调查真实情况的地方。这次接触农村，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震撼。他看到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这与在北京中南海里听到的汇报差之甚远。作为国家主席，他的内心经受着煎熬。他因老乡依旧在过苦日子而难过，更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和蒙蔽，在心里对“三面红旗”打起了问号——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行不行？对不对？心里有了疑问，必然会反映在言行中。刘少奇返回北京不久，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党的工作问题。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办事都很严肃的他，如果遇到批评人，更是口气严厉。“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跌下台”从刘少奇口中说出，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敏感的神经。1962年1月21日至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七千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刘少奇的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甚至涉及毛泽东的大政方针，无疑也涉触及了毛泽东的权威。“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党的高层并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随即去了武汉。第二次分歧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进一步加深。1962年初，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他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可能更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符合农民的意愿。此时的刘少奇正为农村疾苦深感不安，认为田家英送来了解决困难的“良药”。两人一拍即合，刘少奇表示支持，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的汇报说仅仅是个人意见，但毛泽东还是将账算在了刘少奇的头上。毛对刘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刘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没有顶住，偏离了方向，是右倾抬头的表现。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刘少奇感到委屈与不解。当时的刘少奇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他的肩上一头担着最高统帅，一头担着亿万人民，哪头都不能偏倚。他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这分寸如何把握，令刘少奇寝食难安，一夜一夜难以入眠。他吃安眠药吃到夜间入厕走路不稳，多次摔倒在地。毛泽东带着气愤与不满，约刘少奇到中南海他常去游泳的“游泳池”一谈。尽管刘少奇就如何处理好复杂而又必须面对的关系，精神与身体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还是决定要与毛泽东据理力争，试图说服领袖。这既是他无法回避的领导职责，也是他倔强固执性格的体现。这次交谈，双方都带着情绪，冲突在所难免。毛泽东将长期郁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将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一一道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名字，人相食，要上书的！”说到最后，毛泽东深感悲凉：“‘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稳住自己的情绪，慢慢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但是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肯定两条，否定两条，刘少奇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他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点头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搞，不中断。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较为满意。但他有了不祥之感，体味到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这次谈话，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刘少奇是右倾思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毛泽东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毕生致力于创造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国。包产到户——这简直就是一个要彻底打碎毛泽东理想的馊主意。它竟然得到党和国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认可！这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样，深深地刺伤了毛泽东。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从最初领导的秋收起义，再到十年的土地革命、八年抗击日寇，再到解放全中国，他为了中国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身为国家的统帅，他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这个群体。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是阶段性地对农民有轻重缓急之分，骨子里却从没有忽视过这个阶层。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动情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嘆在毛泽东看来，高举“三面红旗”，就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让底层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他空想、急躁、不切实际，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底层广大人民的利益。包产到户的设想，被毛泽东扣上了许多帽子——“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可见，毛泽东对要让农民们走回头路的人恨之入骨。按理，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两人的家乡相距很近，而且两个人都属于“故土能离，乡音难改”的“顽固”人，他们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层。其实不然。毛泽东是一个认事不认人的人。也是湖南人的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倒了。到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时，毛与刘逐渐在三年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途径的看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分歧，直到矛盾激化无法调和。刘少奇从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时起，就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们从1922年相识相知到1964年，一直默契配合，并肩战斗了整整四十年。1953年，党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与“二线”后，刘少奇开始主持一线工作，并被党内公认为毛泽东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自己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文革”前，“一线二线”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实际存在的一种分工。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毛主席曾当着他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了中央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他将自己置于二线的位置上，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初衷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自己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同意中央日常工作交由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历史上所说的一线，就是由此而来。可是，中央从来没有对一线二线制度做出过正式的成文规定，对刘少奇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也从没行文，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甚至它的职权分工都是模糊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一线二线分工逐渐清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个举措，促使了这种非正式的制度更为明确。1962年2月8日是“七千人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来了个大撒把，将所有会后需要落实的事情都交给了刘少奇等人，自己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他有意识地摆出自己退居二线，放手让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姿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意见的一种表现。直到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毛泽东还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和领导。尽管对刘少奇很多意见并不认同，但他依然认可由刘少奇挂帅。至少此时，他还是不想打破一线二线的分工形式。由于中央对一线二线的领导分工没有形成正式制度，也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很多时候，毛泽东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正常范围内行使职权当成搞独立王国。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也很难区分正常职权与搞“独立王国”的界限。这种误解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诱因。毛与刘就包产到户问题争执后不久，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之前开了十天的预备会，和以往一样还是由刘少奇主持。预备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热烈，也卓有成效。多日凝结在刘少奇眉间的疙瘩舒展了不少。8月初，预备会顺利结束，接着中央工作会议拉开序幕。8月6日这天，毛泽东带着他特有的威严神态走进会场。一落座，便是一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讲话。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会议中间，毛泽东吸着烟，仔细听着大家的发言，遇到一些有兴趣的问题，他会积极地参与发言。当说到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状况时，毛泽东马上对大家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很明显，毛泽东要告诉大家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包产到户最后结果又将农民拉回到了过去。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陡然提升了人们反“复辟”的警惕，刚刚放松的神经再次被拉紧，原定的议程也被打乱。原来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行讨论。大家的思路转向了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个党员维护自我最起码权利的行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被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8月中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炎热的季节里，在毛泽东危言耸听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主题中结束。刘少奇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在接下来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同意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观点。从此，经济调整成了阶级斗争的附属工作。阶级斗争成了纲，经济调整成了目，纲举目张，刘少奇并不以为然——纲举，目不见得能张。需特别说明的是：此时，林彪正在军队内部大搞“三突出”政治运动——即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学习毛泽东著作。刘少奇的反思与林彪的“突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给党内外、军内外造成了一种看法：林彪是突出政治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而刘少奇做得不够。从党内外的职位讲，刘少奇的地位仅在毛泽东之下，而林彪的地位则不及刘少奇高，这就形成了毛、刘以及林、刘之间的矛盾纠葛。毛泽东为“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随着运动的推进，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激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四清”运动。（包括农村的“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开始，基本限制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当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加之国际上中共与苏共论战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局势十分紧张。如果说毛泽东为避免苏联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那么“四清”运动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具体的形式。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这一课题，众人举手赞同，大声叫好。因为这个浅显的道理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重大命题。当时高层领导者对腐败现象“杀”声一片的情绪，正如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文中所讲：“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步调基本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到后期，潜在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而且激起了千层巨浪。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越往后“左”倾色彩就越浓，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两人越走距离越远……到了1963年11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开始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使得毛刘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为以后矛盾爆发埋下了祸根。善于无风也起浪的江青借题发挥，说王光美开了夫人参政的先例，为她自己政治登场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借口。从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回忆中也可看出王光美下去蹲点的勉为其难：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的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五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意。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刘少奇十分看重基层第一手调查材料的真实性。为了掌握基层真实情况，他不惜自己多病的身体睡在家里的地板上，也要让妻子去替他完成搞调查的任务，国家主席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的确让人动容。王光美毕竟不在中央高层，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心思。她的《桃园经验》肯定不会符合毛泽东“根子在上面”的要求；所以越到后面，毛泽东就越不满意，大家也就愈加地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整个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激语言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中十分明显。不仅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感情，也使得各级负责人的神经变得相当敏感。嘇起初，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还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于是这个《桃园经验》也成为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在各种场合大力推广，要求全国学习。1964年夏天，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去了十四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在中共党内，陪夫人巡回作报告，刘少奇是第一人。毛泽东从没有这样做过，“文革”前夕，他最多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则更不可能坐镇现场让邓颖超作报告了。一次，刘少奇在大热天将许多高级干部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讲话，虽然桌上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便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少奇看了一眼身边的周恩来，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随后，他又讲了一些更重的“犯忌”的话：“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少奇却直言毛泽东的这一套“过时”。尽管他讲这些话不一定具有针对性，但极容易造成误会，被大家误以为是“贬低毛主席”。王力回忆：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泽东是有很大触动的。刘少奇如此“号令天下”，也让很多高层干部非常不满。军队方面意见最大，认为刘少奇在树立自己和夫人的威望，而不是树立毛泽东的威望。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同时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对《后十条》的修正。这一次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分歧严重。但毛泽东还是同意刘少奇担任“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的总指挥。当然，这并不说明毛泽东内心同意刘少奇的所作所为。这年夏天，钱嗣杰第一次跟随毛泽东到被海内外人士称为中国“夏都”的北戴河。由于每年夏季中央高层在此办公，这一带海边游泳的人不多，显得格外幽静。而相隔不远的海岸线却十分喧闹，浅海里游泳的人密布，沙滩上躺满了晒太阳的人与各种颜色的凉棚。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工作和在北京中南海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由于北戴河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且中央领导多喜欢游泳，那里提供了领导人紧张工作后的休养条件。每年7、8月份中央领导人基本都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北戴河。大人们开会，家属和孩子们却在海边玩耍、交际。一般炎暑的日子，江青也来北戴河，只是不同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住所在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喜欢在那里和工作人员打扑克，傍晚散步，下午游泳。她的泳姿不规范，不属于国标式。有一回，她在海边见到王光美游泳，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动作十分娴熟而自如。这以后，江青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因为毛泽东与江青作息时间不一样，他们很少一起出现在海滩，钱嗣杰的镜头里他们夫妇在一起的镜头不多。越往后，他们在一起的镜头就越少，常常是毛泽东到了，江青走了；江青到了，毛泽东走了，几乎形同陌路。即使两人在一个镜头里，那也是公众场合，“文革”期间，他们从生活夫妻走向了政治夫妻。钱嗣杰带着照相机经常跟在主席身后，有时随他一起骑马，有时则随他一起在海边游泳。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喜欢一人坐在海边，静静地望着天海一线的远际。钱嗣杰那时就感到：毛泽东有时很孤独，甚至是寂寞的。

内容概要

顾保孜

1957年生，系江苏兴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正师职创作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伟人凡影》、《超越血缘之爱》、《知情者说》、《跨出中南海》、《实话实说红舞台》、《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纪实文学著作；并创作有多部电影、电视剧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当代军人最喜爱军版图书一等奖、"五个一"图书工程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五个一"电影工程奖等全国性的奖项。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独有豪情

赫鲁晓夫骨子里对中国的蔑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亲自捉刀，公开发表九篇针对苏共反华“大合唱”的反击文章。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又一段“激扬文字”的岁月。与此同时，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开始了深入的思索和探究。

第二章犹记烽火

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际，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逐渐凸显，最终激化至无法调和。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公开化。毛泽东带着沉重的思索，重新登上“犹记烽火”的井冈。在这片成全了斗志，铸就了意志的土地上，他开始酝酿一场新的运动。

第三章 山雨欲来

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重视，他希望就此打破沉寂。毛泽东于西方的一个山洞闭关，十一天后神清气爽地“出山”，随后在武汉的长江一番畅游。浩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行动决心，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

第四章 满街红绿

从具有强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毛泽东看到了开创新局面的希望。他在欢声雷动、一片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亮出自己信赖人民自发革命的姿态。然而此时，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挂满了愁容与困惑。“文革”初期，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件接连发生，逐渐超出人力所能约束的范畴。

第五章 摧枯拉朽

进入1967年，“一月风暴”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大夺权和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大乱之际，党内、军内元老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七二○”事件迫使毛泽东仓促飞离武汉，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通过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他发出了控制“文革”局面的信号。

第六章 峰谷之间

“文革”派性冲突愈演愈烈，一个四处武斗的中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断然采取强硬手段，以图控制乱局。“九大”之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入地狱，而林彪却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一场中苏边境冲突，林彪统帅三军，紧急下发“一号令”；他的举措，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由此也埋下了两人分道扬镳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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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从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两种视角，凭借珍贵的文字档案、独到的分析评述、精美的曝光影像，展现了“文化革命”爆发前两年及爆发后四年毛泽东的个人活动以及共和国的重大事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它不单单为读者还原了浩劫中最为动荡的年代，更在展开细节的同时，悄无声息地用理性客观的方式，解析了历史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层矛盾和动因；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一味苛责。相信每一个读者读罢此书，都会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个人的生活处境产生深深的思索，都会增添一份智慧和厚重。

作者简介

《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的时间跨度是从1964至1969年。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最为动荡时期毛泽东的重大政治活动和个人生活。作者参阅大量史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在生动翔实地还原 “文革”发生、发展整个过程的同时，也探究了动乱发生、发展的原委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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