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会通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一使文学接上“地气” 好端端的文学研究，为何要使它与地理结缘呢？说到底就是为了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通过研究文学发生发展的地理空间、区域景观、环境系统，给文学这片树林或者其中的特别树种的土壤状况、气候条件、水肥供给、种子来源，以一个扎实、深厚、富有生命感的说明。 “地气”一词，是中国人文地理学上的关键词。这是由于气论思维触及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诠释框架，既可以在《庄子·知北游》中听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庄子集解》卷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6页。的声音；又可以在《孟子·公孙丑上》中领略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0—231页。的阐释。当这种充塞和贯通于天地之间的“气”，生于地，感于人，染于万物之时，它就为文学接上“地气”提供了密如蛛网的通道。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橘化为枳”的典故，最初提出“地气”一词。如《周礼·考工记》总序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周礼·考工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6页。“地气”由此成为古代经籍中，论述地理环境对物产、生物影响的非常重要的概念。汉代郑玄则将这个概念引导到“民性”的领域，进入了人文地理的范畴。他认为：“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明）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五引郑玄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春秋时期齐国贤相晏婴则将“橘化为枳”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晏子对楚王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他强调的是“水土异”，产生了“橘甘枳酸”的果品变异，并且进一步引导到人文领域，调侃楚王：“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晏子春秋集释》卷六《内篇杂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页。他在外交辞令中，巧妙地运用了自然地理的知识。 中国古人凭着经验和智慧，发现人类居住的地球表层的山川水土的差异，影响了生物存在和器物制造的品质，又体验到山川水土上氤氲着一种“气”，与人类呼吸相通，生命相依。地理环境以独特的地形、水文、植被、禽兽种类，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认知、审美想象和风俗信仰，赋予不同山川水土上人们不同的禀性。这就是为何《管子·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第七》改作“荄”）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管子校注》卷十四《水地篇》，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13页。为何《礼记·王制篇》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前言

序言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大量的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境，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这些都是我在十几年前开始提倡“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时想象不到的。大概新世纪降临伊始的时候，我曾经在北京香山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我当时做了一个判断：如此绘制的文学地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此后的努力，就是20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第一次作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的讲演，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演集，以及发表了本书收录的系列论文了。其实，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早就有所呈露，这一点也被学界的朋友指认出来了。不少同行认为，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除了采用文化学、鉴赏学的视角之外，文学地理学的情结也很值得注意。情结也许有吧，但其时尚没有自觉的文学地理学意识，只不过我做学问总是从文献着手，在1980年代读过大量的现代文学原始书刊，做了几十本笔记，要把这些材料转化成井然有序的文学史著作，就必须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和潜在的结构，自然而然地也就聚合成京派、海派、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上海孤岛、香港、台湾，大后方、解放区、战区，连左翼文学也细分出上海、南京、北平，沦陷区分述东北、华北等地域区分和作家群分。也许由于有这么一个学术的底子和它产生的后坐力吧，进入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不久，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就逐渐走向自觉。比如研究古代小说时，探讨《穆天子传》的三晋因素和魏国信仰；研究《楚辞》时，注意它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文明特征；研究李白、杜甫时，致力于揭示他们身上分别出现的长江文明、西域胡地文明、中原文明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加上“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的副题，突出了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维度。兼治少数民族文学后，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就得到更充分施展的机会，提出了“边缘活力”的原理，以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与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关系，“太极推移”中巴蜀与三吴为两个“太极眼”，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南中国海与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在本书各篇中，都有比较认真的论证。这些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旨在从真实、全面而深刻的层面上，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哲学，从而对中华文明生命力千古不绝，中华民族由众多的具体民族融合出一个总体民族的文化根据，中华文明的文化动力学系统，给出一个坚实、深入而生动的说明。先秦诸子还原研究的一些进展，也得益于文学地理学维度的展开。在对诸子发生学的考察中，这个维度的重要性，几乎等同于历史编年学、职官和姓氏制度、民俗民间口头传统、考古简帛材料，以及文本生命分析，它们各司其责，不可或缺。缺了哪一项，就仿佛瘸腿的螳螂，爬得愈远，跟目标的偏离就可能愈大。为何在先秦诸子书中，唯有《老子》书中存在母性生殖崇拜？离开老子故里的母性生殖崇拜遗风，离开陈楚边缘之地的氏族活动状态，而是只从汉人整理过的典籍中强说老子在庄子之后，就无法激活史籍留下的材料片段，在生命过程的缀合中对老子这种“坤乾文化”、而非《周易》的“乾坤文化”，进行发生学的追踪。庄子既然是宋国蒙地一个穷愁潦倒的卑微的“漆园吏”，在贵族教育盛行的当时，他“于学无所不窥”的知识从何而来？他有何等身份，可以支撑他与王侯将相的傲慢对话？作为一流大国的统治者的楚威王为何派大夫迎聘庄子，准备委以重任，而庄子似乎要逃避杀身之祸，不愿当牺牲用的牛，而甘为“曳尾于涂”的乌龟？这些都仅仅是寓言吗，超出真实身份的底线无端编造自己的身世经历，岂非有骗子之嫌？因此离开对庄子从大国流亡出来的疏远贵族后裔身份的考证，就无法通解以上“四大疑案”，更无从解释庄子为何写楚国故事都神奇，写宋人多笨拙，甚至卑劣，无从解释宋国任其废置为漆园吏，而蒙泽湿地却造就他对草木虫鱼充满童心的想象。又比如，《孙子兵法》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左传》和当时其他官方史籍没有记载孙武，盛年孙武写“十三篇”之前并无战争历练，这部兵法中与孙膑传的记载有不谋而合之处，难道《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同穴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自然使此类臆测不攻自破了。其实这些问题的破解，必须从人文地理学、家族姓氏制度入手，从孙武所属的齐国田氏巨族之庶支的将门家学出发，发现《孙子兵法》的家学渊源，包括其祖辈战场指挥的艺术；进而考察军事世家对近百年与齐国相关的重要战役，齐、晋、楚争霸的战争较量的评议，才能对一位年轻的兵法奇才，一下笔就写成“千古兵家圣典”和旷世智慧书的历史可能性，作出有理有据的阐释。由于文学地理学等学术方法的介入，对诸子研究的视角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诸子使学术下行至民间，从山泽川流的精魂、民间口传传统、民俗仪式事象中体验天地之道、人伦真谛、战争智慧和政治拯救原理。他们的知识来源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和巨大的拓展，我们不应将他们汲取民间口传传统中的黄帝、尧舜禹传说看成“伪托”，也不会重复“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在本质上是反王官之学的。最后，想提一提“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的命题，这是我们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命题。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激活和培育自主的原创能力，当然要开拓现代世界视野，但也大可不必在思想理论上任凭外国人提供说法，我们只需鹦鹉学舌。我们应该提升对自身典籍、巨匠、文化特质、历史过程的解释能力，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需要“碎片化”的是那些陈陈相因或拾人牙慧的理论框架，而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柢。使自身文化的根系和大树“空心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应该以现代性意识和创新性方法，激活数千年文化遗产内蕴的活力，使之可以生气勃勃地感动现代人的心灵，使之成为我们与当代世界进行对话的浑厚精深的文化底气。这种文化解释能力，实际上也是现代大国能力的体现。

后记

后记这部论集是我投入精力和心血甚多的一本书，从思路的启动，文章的陆续发表，到最终修改汇集，历时十余年。从1998年我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起，我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中国文学贯通古今的资源，而且接触了大量的全国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学、文化材料，于是就提出了“大文学观”的命题予以整合。为了使大文学观不至于凌虚蹈空，而回到脚踏实地，达至血肉丰盈、神采焕发，就必然要进行一番文学地理学的探索。这十余年，是我学术上的紧要关头。十年并非短，孔子就是以十年为关节点，描述其生命境界的，有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头。元人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杂剧中，让它的主角一上场就说：“受十年苦苦孜孜，博一任欢欢喜喜。”明初赵撝谦，于洪武年间征修《正韵》，罢归后，出任琼山教谕，赋诗云：“文字声音叹久讹，十年辛苦事研磨。谁云沈约知音甚，未许扬雄识字多。鲁鱼从今堪辨析，鼎鼒由昔费摩挲。总怜朋旧微锺子，归卧云山看薜萝。”也就是说，十年辛苦换来的，也许是欢欢喜喜，也许是冷冷清清。置欢喜、冷清于度外，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我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学生存状态、发展动力、创新机制、审美形式，尤其是它们在文学地理学维度上的呈现形态，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起码有十项：（一）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强调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而且描述了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由上而下”、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由下而上”的旋涡型轨迹，由此揭示了中华民族见贤思齐、有容乃大的“总体文化哲学”。（二）在解释南北文化融合时，揭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的结构性动力系统，由此揭示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曾中断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奥秘。在长期的“太极推移”中，中华民族兼容了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包括旱地农业和稻耕农业，以复合型的文明形态，经受住各种风雨考验，磨炼了自己应对危机、重新振兴的生命韧度和能力，形成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亲和与血肉深情的“民族间文化哲学”。（三）在探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太极推移”的过程中，揭示巴蜀和三吴是两个功能有别的“太极眼”。进而探究了巴蜀在秦汉以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的关键作用，即“谁得巴蜀，谁得一统”；探究了“太伯开吴”在华夏入蛮夷、蛮夷归华夏的文化共同体形成形态，及其牵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对角线的历史文化效应。（四）华夏文明的发育而挤压西羌、三苗分别从西线或东线向南迁徙，使云贵、湘西、川西发生文化“剪刀轴”效应，并延伸出茶马古道一类“剪刀把”，这些都对当地民族的文化、文学状态产生深刻的影响。“太极眼”、“剪刀轴”的说法，都是以总体文明观察具体文明，揭示地域板块在文明整体中地位与功能的结果。（五）将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定位为“江河源文明”，既有高原文明的原始性和崇高感，又存在于东亚文明、中亚文明、南亚文明的接合部，藏族文明、蒙古族文明的接合部，带有混杂性、流动性、融合性的特征。由此提出公元前那一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中国史诗。在史诗类型学上，谓荷马史诗是海洋城邦史诗，印度史诗是热带森林史诗，中国史诗则有高原史诗、草原史诗、山地史诗等丰富形态。（六）与研究中国新疆与中亚的西域学相对应，探讨了对中国东北、沿海、台湾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文化联系进行研究的“东域学”。主要研究通过海路和陆路，使汉字典籍文化、儒学、佛学在东亚土地上流通、吸收和另创。东域学包括“文化东亚”、“经济东亚”、“政治东亚”等层面，探究所谓“汉字文化圈”所经历的近百年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七）提倡海洋区域文化研究。设立“南中国海历史文化研究”重大项目，以近四五百年澳门、香港、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福建、上海、江浙的文化、文学为中心，揭示西学东渐催化中国近代化进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荷兰、英国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也发现一个老大陆，引起全球文化的碰撞、汲取、巨变。世界史只讲新大陆的发现，潜伏着欧美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随着东亚崛起，南中国海研究所接触的问题将成为世界史的重要问题，其价值的重要性可以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驾齐驱。（八）开展对主要经典和主要作家的文学地理学个案研究。在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碰撞融合的文化背景中，超越中原文化中心立场，关注出土文物文献，展示《诗经》、《楚辞》文学地理维度，对《楚辞》一些关键篇章及《文选》著录的宋玉赋的著作权和著作年代，进行深度考证。在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大背景上，加入西域胡地文明，展开对李白、杜甫的诗歌特质和文化基因的独辟蹊径的解读。（九）激活、深化和拓展对中国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将人文地理学、先秦姓氏制度的方法，置于与文献学、简帛学、史源学、历史编年学、文化人类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先秦诸子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生命分析和历史还原，廓清和破解两千年来学术史上遮蔽了的、或没有认真解决的许多千古之谜。据《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书的统计，其中着手解决的千古之谜就有三十八个。对诸子学术发生过程的透视，发现“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之类，并不能成立。诸子面对有限的文献传统及浩瀚的民间口头传统，虽然对王官之学有所汲取，但更为本质的是诸子引入民间资源，包括黄帝、尧舜禹传说，民间风俗信仰一类资源，打破王官之学的一统局面，使“道术将为天下裂”，从而打开了中国思想自由原创的大时代。对诸子的此项重要贡献的发现，与文学地理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十）这些命题汇总起来，就指向“重绘中国文学（或文化）地图”的总命题，它要求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这六个“贯通”引导出三个学术方法的原理：在文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在原本关注核心动力基础上，强化“边缘活力”；在坚持文献坚实的前提下，强化对自身文明和审美的深度解释能力。本书分为总论编、地域文化编、民族文化编、中外论衡编、现代人文地理编五个部分，收录十六篇文字，目的在于从各个角度展示作者对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和方法的思考，并且以文学地理学方法对上述十项命题进行探讨。正如一位友人所说，文学文献学与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文化的缺一不可的一双眼睛，缺了一个，就成了“独眼龙”。宋人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如此记述骁勇盖世的李克用：“武皇眇一目，世谓之‘独眼龙’。性喜杀，左右小有过失，必置于死。初讳眇，人无敢犯者。尝令写真，画工即为捻箭之状，微瞑一目。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与甚厚。”我们大可不必做李克用之徒，忌讳或粉饰“眇一目”的缺陷，而应该擦亮双眼。有两只眼睛、十项命题，才能把文化典籍当做生命的痕迹来解读，真切地追问：你是谁，为何将著作写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改变人文学者不如破案警察的状态，看到一只脚印，只知道用尺子量量它的长短、位置，把材料当做死材料，还自以为最讲“实证”；重要的是增强对文献的透视力和解释力，从一个脚印上分析出作案者的高矮、胖瘦、年龄、步姿，甚至参同其他痕迹，破解其作案的动机。人文学术，以探寻文化生命为基本。文化经典的生命分析，是对研究者能力的挑战和实现。一旦具有这种生命分析的能力，看似枯燥的研究，就转化为享受智慧盛宴的乐事。对文学地理学方法的应用，还有一个“隔与不隔”的境界区分。文学地理学并不是只给文学者填上籍贯和生平轨迹，对之进行排队、归堆，其余还是套用思想性、艺术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简单框套强作图解。这样写成的著作，令人感到难免有些隔膜，似乎只是把文学史按照人物籍贯，肢解成八大块，肢解的结果失去了生命的神采。文学地理学的根本，在于使文学接上“地气”，考察土地的气息，包括山灵水怪，气象民风，由此产生的原始信仰，以及民族家族代复一代的文化承传和流动等等，对文学者的精神渗透、滋育和植入文化基因。古代文献讨论“地气”者甚多，涉及到以“地气”生人文。《周礼·考工记》曰：“橘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涉及地气制约着物种分布和变异。《淮南子·主术训》说：“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太一之精，通于天道。”这就把地气的讨论，引向天道的哲学思考。顺着这两条路线，唐人张九龄《感遇》诗，将地气对物种的影响，引申到人心的体验：“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唐人符载《锺陵东湖亭记》则在天地人的三才结构中，体验地气与生命的关系：“天气郁则两曜不明，地气塞则万物不生，人气壅则百神不灵。”其余地气之说，以不同方式指向人性和习尚，如宋人刘子翚《栽果》诗如此写橘：“南北由来地气偏，凌寒松柏但苍然。趶淮种橘今为枳，岂比中人性易迁。”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说：“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晚清陈衍（石遗）为郑孝胥（苏堪）《海藏楼诗》作序，则将地气与诗相关联：“大抵作诗亦随地气，山川秀蕴，则触处成吟。”如此富于跨越性的命题，使得文学地理学成为一个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分支，需要以“人地关系”理论进行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这其中，只有增强寻找和破解由“地气”植入的文化基因的敏感，才能接触文学文献生命的秘密。文学地理的研究维度，早已存在。关键在于不要以贴标签为能事，而要激活其内在的生命，以之增强我们对自身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的解释能力。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考究，就可以发现，文学地理学方法的介入，不仅使文学、文化研究增加新的材料，拓展新的视野，而且注入了新的智慧，展开了新的哲学境界。

内容概要

杨义，1946年8月生，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二、三卷）、《鲁迅小说综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册）、《中国叙事学》等学术著作近二十种。论著曾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以来优秀学术成果奖”等多项奖励。传记列入美、英《世界名人录》，为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列入“世界五百领先者”。

书籍目录

序言



总论编

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

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

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

先秦诸子研究与现代文化建设



地域文化编

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

“北方民族政权下文学”的宏观考察

文学中国的巴蜀地域因素

吴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之对角线效应



民族文化编

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



中外论衡编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

现代文学与文化东亚

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



现代人文地理编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沈从文“凤凰情结”及小说之人文地理特质

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



后记

编辑推荐

《文学地理学会通》是作者近年来在文学地理学方面著述的专题文集。包括《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等15篇长篇论文，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地区和作家的区域和个案分析，既有古代文学地理学的探微，也有对现当代文学基于文学地理学的阐释。总之，这是杨义先生在首次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之后多年来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是杨义先生众多著述中颇有分量的一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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