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贵族史》书评

书摘 英国贵族子女受教育情况

关键词：长子 公学 剑桥 牛津 欧陆游学第58页　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在中世纪英国，）出身良好的贵族如果想成为一名骑士，事先还需接受必要的教育和训练。第一阶段为家庭教育阶段。主要由母亲负责对幼童加以养护，进行初步的宗教和道德教育，第二阶段为侍童教育阶段，即将7、8岁的儿童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级的封建贵族家中充当仆童，接受上流社会礼仪教育，偶尔观摩骑士比武和训练，第三阶段为侍从教育阶段，年龄为12—14岁，侍候领主，形影不离，继续学习贵族礼仪，并要照料主人日常生活。年龄再大些，便在比武场和疆场上观摩、锻炼，学习使用各种武器和战斗技能。第59页　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中世纪骑士教育是早期世俗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征战能力、能保护君王和其他领主、具有尚武品质的封建卫士。骑士教育并无专设的教育机构，也没有专职的教育人员，而是在社会等级制氛围和武士生活中进行的。骑士教育的特点是重视尚武品质的修养和军事征战能力的训练，忽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许多骑士目不识丁。第190页　贵族教育和文化活动15—17世纪的英国正处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和革命的酝酿与发生时代，社会教育和文化有了较大变化。英格兰贵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也明显地区别于中世纪。他们开始抛弃了粗陋简单的骑士教育和文化，接受新的教育和文化。站在文化阵地前沿的人文主义者呼吁政界入士提高上层阶级文化素质。他们论证说：随着人们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高级官职应当由那些头脑清晰、了解形势、会起草文件、掌握法律、通晓外语的人去担任。一些占据要职的贵族为了维持现有的等级制度，也逐渐认识到了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但总体看来，直到宗教改革时，绝大多数世俗贵族的文化素质普遍过低。长期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征战生涯，使多数贵族乡绅沉溺于粗俗的骑士风度和蛮勇好斗，认为仅凭借武功谋略就可以治国安邦，书本知识毫无用途。曾有一个乡绅狂言：“我以圣体的名义起誓：我宁愿让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也不叫他读书识字。”亨利八世的爱臣爱德蒙•达德利断定在基督教世界中，英格兰贵族是一伙最缺乏教养的人。许多贵族乡绅不能读写，履行公职起草文件时全凭口述，依靠刀笔吏记录下来，留作保存。个别枢密大臣，如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的佩姆布鲁克伯爵，甚至不会在公文上签字。多年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也不利于贵族显胄们提高文化素养。早在中世纪，一些贵族主张让长子进人政界和军界，让次子和幼子们进人牛津和剑桥大学，学习法律和宗教，以便自谋生计。这就渐渐地造成一种局面：久居权力上层的世俗贵族官员学识低下，必须由二三流的官吏时时襄助。16世纪中叶以来，英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人文主义者敦促社会政治精英加强职业训练，以备胜任公职。此外，似乎是对男性贵族阶层的一种嘲弄，当时伦敦上流社会却出现了一批文化名媛，佼佼者如莫尔氏、切克氏、库克氏、简•格雷等。她们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平时举止得体，谈吐高雅，善于教育子女，颇受社会赞扬。其中伯克利勋爵夫人凯塞琳，精通拉丁文、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和音乐，在学界享有盛誉。上流文苑中尤其不容漠视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她才思敏捷，音乐和语言天赋极高，法语、意大利语讲得和英语一样流畅，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写格外漂亮。她写的文章，风格淳朴、明快、秀丽，能把朴素的隐喻和对比的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女王和贵妇们高雅的文化素养，与诸多不学无术的高官巨宦形成鲜明对比，迫使他们完善自我，教育子女。在贵族教育转型过程中，作用最突出的是伯格利勋爵。为了提高贵族们的文化水平、巩固其阶级地位，他比任何人都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他作为剑桥大学校长，不知疲倦地健全学科学制；他作为贵族监护法庭的书记官，成了许多丧父贵族的监护人和学业指导人。伯格利勋爵的不凡之处，一是告诫人们重视书本和实用知识，系统地学习各种课程，再是通过自身的辛勤劳作树立了育人劝学的表率。许多贵族将子弟送到他的门下就读。伯格利教学有方，注重劳逸结合，除要学生适当参加狩猎、射箭、歌咏等活动外，还要求他们定时学习包括语言、写作、绘画、宇宙学和舞蹈在内的课程。整个看来，在都铎时代，伯格利式的良师毕竟为数不多。还有较多老师，难以摆脱旧式贵族教育的窠臼，课程老化，内容生涩枯燥，对学生粗暴简单，动辄加以体罚。当时英国最新型的学校威斯敏斯特学堂，就以校长巴斯利博士的残暴残忍而声名遐迩。他支持教师鞭打差生，一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望而生畏。都铎时代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多数学校不能根据年龄、学历，将众多的学生合理划分到不同的班次，不能因人施教。常常不顾年龄界限，学业差别，混合编班。结果，在教学中，拔苗助长者有之，重复授课有之，相差数岁的亲兄弟同在一班者有之，这势必会影响教学效果。与以往相比，17世纪英国教育有了两点明显变化：其一，社会上学校迅速增多。1480年，英国仅有34所学校对俗人开放，1660年学校增加到305所。与此密切联系的一点是在地方学校读书的贵族、骑士和从骑士子弟逐渐增多。年龄幼小的贵族乡绅子弟开始集中在几个设备优良的学校中就读，接受精英教育，这即是近代贵族学校的起源。著名的贵族学校大多集中在伦敦一带。其中最成功的一所是由托马斯•法纳比博士主管的一所公学，查理一世在位时期贵族乡绅学生达300余人。另外两所最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是巴斯比博士管理的威斯敏斯特公学和伊顿公学。贵族学校中，以伊顿公学的历史最悠久。它建于13世纪，饱经沧桑。可惜它在17世纪中期之前的文书档案未能妥善保存，使后人无法全面了解它在此时的办学规模。但从其他材料可知：彼得伯罗伯爵的2个儿子、南安普顿伯爵的4个儿子、北安普顿伯爵的2个儿子、多弗尔伯爵的1个儿子、考克伯爵的2个儿子曾同其他几位骑士的儿子在同一张餐桌上就餐。所以，伊顿公学的性质明白无疑。相应之下，中世纪式的贵族家庭教育和贵族子弟投靠贵族和宫廷接受骑士教育的做法也烟消云散。与普通学校相比，贵族子弟学校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学生们高昂的花费。考克伯爵的两个儿子在伊顿公学3年的各项开销累计达900余英镑。即便如此，总有一些纨绔子弟学业平平，酗酒抽烟，逃学狎妓。其二，上层阶级多数青少年子弟进入大学读书，接受比较系统正规的学校教育，因而他们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加大了同社会其他阶层的差别。直到16世纪前期，仍有人把大学当作“平庸之辈”为以后谋生而无奈进人的学堂。该世纪中叶以后，先有一些乡绅的儿子把进人大学当作时髦，尔后贵族子弟接踵而至，但他们多是次子幼子，其中一部分人学习宗教课程，以便以后谋生。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以来，多数贵族乡绅把接受大学教育作为完善自身增强从政能力的必由之路。政府部门和议会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率迅速提高。1593年下院议员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占议员总数的35%，1640年提高到57%。他们在大学所学的功课也有别于以往的学生。相应之下，在家内延师就读者大大减少。贵族乡绅子弟踊跃进人大学读书，客观上利于加强上层阶级的内部联系，有助于他们以后在政界的合作交往。当时贵族大学生食宿条件优良，有书童仆人相伴，衣着华贵，神态冷峻傲慢，不屑于与公费生和平民学生往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非仅有的高等学府。伦敦的四法学院(Inns of Court)曾经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三大学。爱德华六世在位时，已有许多青年贵族和乡绅聚集在那里研修法律。16世纪70、80年代，四法学院的就读人数一度超过两所老牌大学中的学生。17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几所学院将法律设为热门课程，前往学习者趋之若鹜，一流法学家前往任教。四法学院生员锐减，到内战前夕就失去了“第三大学”的地位了。在16、7世纪，大学中的法学教育的迅速强化适应了时代的需求。那时财产争执增多，田庄保有和地产转让常常会涉及相当复杂的法律程序。另外，随着社会法制化程度的加强，也促使上流社会的有志从政者竞相学习法律。从此，法律、语言和历史等渐渐成为培养通才和政治精英的关键专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16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流社会部分人认为：大学毕业并非学业的结束。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家道殷实的青年学人理应渡过海峡，周游欧洲列国，开阔眼界，扩大视野，增广见闻，领略异域风光，学习他国语言。从另一角度来看，欧洲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令人叹为观止的名胜古迹，也吸引他们前往游览。于是，由此到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部分青年学人，学业经历上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环节——“大陆游学”(the Grand Tour)。从1594年到1620年，是贵族学子“大陆游学”高潮阶段。他们总是把游学的首选目标定在法国，这一是因为英、法两国上流社会有着藕断丝连的历史亲情，不少人的先辈来自法兰西，法国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人文景致美不胜收；再是因为法语，特别法国中部的风光秀丽的卢巴尔河流域的口语，已被上流社会公认为不可或缺的高雅语言。另外，法国人开朗随和的性格，包括法国姑娘的风流多情，吸引着青年贵族前去猎艳逐爱。意大利是英国学人所向往的另一个国度。亚平宁半岛曾经是文艺复兴的中心，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均居西方世界之冠，是英格兰才俊最好的课堂。北部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历史名城中丰富多彩的艺术瑰宝，以及当地倩女的多情奔放，均使他们流连忘返。欧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陆。吸引英国学子游学观光的还有德国、西班牙、希腊等国。当欧洲宗教斗争趋于尖锐时，特别是大陆“三十年战争”期间，英国新教徒学子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滞留时必须小心翼翼，但他们觉得德意志人和北欧人格外亲切，贵族学子在那里游学总有一种宗教信仰上的认同感。既然是“大陆游学”，理应学、游兼顾，不可偏废。为此，多数学子也常常在某国某大学注册建档，学习该国的语言、艺术、历史和哲学。然而，常常使部分贵族家长不够放心的是，异国文化既有梢华，又有糟粕，青年学子远离故园亲人，是否会野马脱缰，放任自流？是否会荒废学业，追逐享受，沉湎于声色犬马？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确实有一些平庸浅薄的贵族青年，不听随行导师的劝说，眷恋锦衣美食骏马高车，滥交狐朋狗友，进人青楼妓院，将学业置于脑后，甚至酗酒、嗜烟、染上了同性恋之类的癖好。“大陆游学”花费较多。根据16世纪80年代罗伯特•达灵顿爵士的估计，一位孤身独往的绅士一年大约要花去80英镑。如果他带了一名随从，配有骏马，每年则需150英镑。以后物价上涨，开销增加，特别是大贵族继承人，讲究排场行头，仆从跟班不止一个，开销极大，17世纪30年代，考克伯爵的长子一年花去750英镑，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共花费500英镑。最典型的是牛津伯爵，他于1575—1576年在欧洲游学时，居住豪华旅馆，使用骏马高车，外出时前呼后拥，随从成群，14个月里竟花费了4561英镑，超过普通大贵族一年的地产收入。能在大学毕业后游学欧洲大陆的贵族乡绅有多少？材料的限制使我们难以把握全貌。根据后代学者的统计：1570年到1630年间，约有150名上院贵族进人牛津和剑桥大学读书，另有75名贵族在四法学院求学，而同时期花费两三年时光接受外国教育的贵族约有80入左右。不到当时国内大学就读者的一半。教育之花的盛开会带来可喜的人文艺术之果。贵族学子教育经历和学习内容的更換，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了他们对人文艺术的爱好，提高了他们的艺术审美技能，还使部分贵族绅士跻身学界，进入士林，积极参与并热情赞助文化活动。在中世纪和都铎王朝初期，率先赞助各类宗教和文化组织的主要是国王和主教。宗教改革之后，贵族和乡绅的经济总体实力上升，教育和文化水准提高，就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兴建教堂、美术馆，收集、保管和整修艺术品，编撰整理文史典籍，发起、组织、参与并赞助地方文艺演出等等。经过大约200年的社会沧桑和潜移默化，前朝的佩剑骑士终于演变成为通晓文墨的绅士。英国贵族的形象已非往日可比了。第265页　公学、“牛桥”和欧陆游学“光荣革命”后不列颠贵族阶级能够长期统治英国，不仅在于他们优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势力，还由于他们与社会其他阶级相比，有着最好的教育条件和文化素养，能够有效地为现有政权服务。17、18世纪的贵族教育仍有独到特点。其一，是家庭男女成员所受教育的不平等。即同一贵族家庭中，男性成员所享受的教育条件明显优越于女性成员，长子所受教育程度强于次子幼子。其二，是所谓“双轨制”，即贵族子弟和其他有产阶级的子女根本不进初等学校，而出身下层的儿童只能人初等学校而不能进中等学校。顺便说，专为下层民众开办的初等学校有3类，即教会的慈善学校、周末开课的主日学校和教授手工劳动技能的贫儿学校。上述初等学校设备简陋，师资水平差，不符合上层社会的要求。贵族子弟则通过聘请教师，在家中接受中学前的预备教育。其三，贵族子弟进人名牌公学大学和参加大陆游学的比率大大高与以往。预备教育结束后，贵族子弟（特别是长子）要到公学读书。所谓公学，乃是以培养学生成为政府“公职”人员为要旨的私立寄宿学校。截止1800年前后，最著名的老牌公学有9所。其中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领先，其余是査特豪斯公学、温切斯特公学、希鲁兹伯里公学、拉格比公学、圣保罗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和圣阿尔班斯公学。公学师资水平高，学费高昂，宗教气氛浓重。学生大约从13岁人学，18岁毕业，学习5—6年。据统计，1680年出生的上院贵族，进人上述几所公学读书的仅占16%，而1681—1710年出生的上院贵族进入名牌公学就读者增加到35%，1711—1740年出生者为59%，再往后出生者为72%。1775—1800年间的政府大臣进入名牌公学的比率则高达87%。比公学低一个等次的是文法学校。多为教会兴办，教育对象为中小贵族子弟、资产阶级和自耕农子女。学生多为走读，寄宿的较少。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各级官员。在公学中，贵族学生学习内容以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人文学科为主，课程多为宗教和经典文论、文史典籍，品行方面着重培养“绅士风度”。随着时间的推进，公学的教学内容和管理方式逐渐发生变化。19世纪以来，伊顿和哈罗等公学着眼于培养政治精英，除了完善课程设置，注重通才教育之外，还尤其重视对学生的个性人格培养。要求贵族子弟住校期间，严格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生活上统一要求，加强体育锻炼和意志磨练，学生凌晨起床后，自行整理内务，冷水盥洗，跑步练操。日间课程合理安排，劳娱结合。课程中添加了一些有关道德和礼仪养成的内容，注重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和帝国精神。晚上活动多样有序，学生必须按时歌息。英国贵族公学的严格的寄宿式管理方式，以后对别国的中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证明，公学并非所有适龄贵族子弟理想所在。由于学生家庭背景各异，天资性情有别，学校管理水平不同，学习成绩常有差距。鉴此，有的贵族家长继续聘任家庭教师，向孩子讲授中学课程。家庭教师因材施教，常常会有独特的效果，例如，在语言学习中，可以使学生有较多的会话机会。用一位著名的家庭教师贝尔的话说：家庭教学的“真正方式是根据语言学习文法，而不是根据文法学习语言。”尽管家庭教育有其独创作用，绝大多数贵族子弟还是愿意进公学和大学学习，以便享受更多的活动自由，开阔眼界。另外，长远来看，学校特有的学术氛围也有助于他们的发展成长。鉴于此点，有些家长当孩子还是文弱少年时，就带他们到牛津、剑桥住上一段时间，事先领略一下大学生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公学毕业后，不少学生升人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据统计，1680年出生的上院贵族，进人两所名牌大学深造者超过36%，而1741年以后出生的上院贵族的同一项比率上升到57%。若根据上院议员的出生时间，将1700—1799年进人上院的上院贵族大致平均地按照时间划分为四个时期，其就读人数和比率见下表：I700-1799年上院贵族进入牛津、剑桥的上院贵族人数和比率阶段/进入牛津大学的人数/进入剑桥大学的人数/两大学总人数/同阶段上院贵族总数/入两大学的百分比第一阶段 54 38 92 259 35.52%第二阶段 75 37 112 235 46.64%第三阶段 69 52 121 244 49.59%笫四阶段 77 47 124 216 57.40%合计 275 174 449 954 亦可选取1701、1710、1750、1790和1799等5个时间点加以统计，从中看出18世纪上院议员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的变化。见下表：18世纪上院该员中接受高等教宵的人敗和比例的变化年份/进入牛津大学的人数/进入剑桥大学的人数/其他大学人数/未入大学人数/上院议员人数/进入大学议员比率1701 34 18 0 110 162 32.09%1710 38 19 1 103 161 36.02%1750 53 35 2 90 180 50.00%1790 67 57 7 80 211 62.08%1799 87 66 9 93 255 63.52%以上可见，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接受了18世纪英国贵族大学生的96%左右。故而，当时两所大学，被统称为“牛桥”(Oxbridge)，贵族子弟的高等教育履历被称为“牛桥学历”。18世纪英国上院贵族进人牛津大学的比率(61%)高于进人剑桥大学的比率(39%)。在两所大学内部，牛津大学的基督教会学院、玛格达伦学院、三一学院、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国王学院和布莱尔学院是众多贵族子弟的首选去处，以后这些学院一直是英国“政治精英”的聚集地。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公学就是同窗，在大学中结为政治同道，进人政界后则很容易成为同党。进入19世纪之后，贵族子弟和青年贵族在这两所名校就读的比例继续上升。比起公学来，大学学习时限不定，学习内容不够固定，考试制度不严格，但各项开销却比公学更高。钱多斯公爵的长子在巴利奥尔读书时，他除付导师薪酬之外，一年花费大约732英镑，其中包括3名仆人和3匹马的开销。某些贵族家庭存在的问题是孩子离开父母的监护后，犹如逃出牢笼，倘若导师或代理人管理不力或学子不服管教，开销便会加大，学业一塌糊涂。但多数学子还是通过数年学习，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完成大学学业后，要赴大陆游学。游学的时限明显延长。通常需3至5年，个别人长达7、8年甚至更久。途中要有导师、仆人和车马相伴，这自然会大大提高费用，每年平均花费要在1000英镑之上。著名者如金斯顿公爵，前后游学10年，总有一名导师（年薪500英镑）、一名管事（年薪100英镑）、一名贴身男仆（年薪23英镑）、两名随从（年薪各10英镑）陪伴。每年开支数千英镑，10年游学总开支超过4万英镑。诺丁汉伯爵的长子的游学花费每年达3000英镑。游学费用如此巨大，迫使不少贵族家长精心安排，重点保证长子外出游学，或让次子幼子紧缩开支。诺丁汉伯爵的次子游学两年，仅花去415英镑，是善于节俭的事例。英国贵族游学的去处总有法国和意大利，有时还包括比利时、荷兰、德意志和奥地利。有的学人建议游学者可以在意大利滞留两年，主要学习和欣赏建筑艺术。在法国停上3年，集中学习语言礼仪。在热那亚、德意志、荷兰和佛兰德各住数月，了解当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工业革命之前的法兰西被称为大陆“最伟大的国家”，宫殿宏伟壮丽，人文学术领先诸国，家具、地毯、缀锦画和各类艺术品琳琅满目，使不列颠青年绅士留恋往返。意大利则另具特色，其绘画、雕刻和文物之硕盛精美，他国不可相比，英国学人观赏之余，常常选取精华，带回家中装饰厅堂。英国贵族学子竞赴欧陆游学，并把法国当作首选地点，并非偶然。首先一点是当时英国人——包括贵族在内-在文化素养和社交礼仪方面，与欧洲一流国家相比，有着明显差距，言谈举止常有疏漏。18世纪初，英国驻巴黎大使曼彻斯特勋爵被人挖苦道：“这位大人用餐巾擤鼻涕，朝房子中央吐痰，哈哈大笑，像一个平头百姓，他不适宜作大使。”英国上流社会的饮食风度，也为大陆贵族所不齿。他们说，英国贵族们就餐时，不用餐巾，却乱用别人的酒杯，举止甚至比不上法国工匠。还有个别贵族品德欠佳，伤害无辜，诱奸幼女，引起社会公愤。国人的礼仪欠佳使一些学者感到惭愧和忧虑。理査德•斯梯尔和约瑟夫•爱迪生在《闲谈者》上撰文，嘲弄粗野的言行举止，呼吁国人注重仪表礼仪，培养温良谦让稳重大方的绅士风度，实行“文化革命”。按照当时的说法，大陆游学教育的目的有三项。一是学习各国礼仪，改善行为风度、言谈举止，研习舞蹈剑术。其次是学习流利标准的外语，特别要精通为各国上流社会所通用的法语，以备将来在外交界展示身手。另外还要增广见闻，提高对不问民族文化的欣赏和鉴别能力。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后，还有一些青年绅士对他国工农业技术产生兴趣。例如，1751年，理查德•格罗夫纳就在德意志的哈茨高原，参观了当地银矿和铜矿的生产情景。部分离家出国的贵族青年，犹如脱缰野马。求知欲、好奇心和旺盛的精力驱使他们闯荡欧洲大陆。但由于他们一向养尊处优，缺乏社会经验，品行心性尚未定型，游学时颇让亲人牵肠挂肚。随行的导师，既怕学生遭受意外，遇险患病，又怕学生染上恶习，陷身赌场、酒馆和妓院，漫无节制，玩忽学业，偎红倚翠，酿成绯闻劣迹，因此颇为操心。当然，还有许多阔少，在游学中磨练了身心，增强了理财从政的能力，提高了对生活、运动和社会人生的兴趣。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上流社会在礼仪方面渐渐赶上并超过法国人。出国游学的做法益发得到肯定。历时长久花费巨大的大陆游学主要是豪门长子们的特权。他们的兄弟姐妹不能如此幸运，只好留在国内完成学业。不列顛贵族子弟纷纷到大学深造和到大陆游学，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实践能力，还使他们经受国外进步思潮的影响，思想境界发生变化，放弃本土传统保守观念，跻身时代前列。此类贵族学者，在18世纪前期有托利党领袖博林布鲁克子爵(1678—1751)，他在流亡法国期间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结识，积极从事历史和哲学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作。1723年获准回国后在《工匠》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评论时局，为反对党辩护。《工匠》的创办者巴斯伯爵威廉•普特尼同样也在新闻界和政界显露头角，成为名流。在群星璀璨的诗人中，可以高视阔步的是两位青年贵族——拜伦和雪莱。拜伦（1788—1824年）出身破落贵族家庭，10岁时就继承了祖父的爵位和产业。他先后就学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岁开始发表诗作，1809年成为上院议员。拜伦私生活浪漫放荡，恋爱事件层出不穷，并在其诗作《异教徒》、《阿比多斯的新娘》、《海盗》等诗中有所反映。他在游历欧洲大陆吋发表《唐璜》等诗篇，与意大利烧炭党发生联系，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1823年援助希腊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土耳其殖民统治，任伦敦希腊委员会代理人，并慷慨解囊，帮助建立希腊舰队。翌年患病，客死异乡。他的名字既是浪漫主义的象征，又是迫求政治自由的象征。拜伦的挚友雪莱（1792—1822年）出身于从男爵家庭，也是少年早熟、才华出众的天才。学界高度评论说：他在短暂的岁月里，写出了最伟大的抒情诗剧、最伟大的悲剧、最伟大的爱情诗、最伟大的牧歌式挽诗，以及一批形式、风格、意象和象征性鲜有可比的诗作。雪莱用他的作品和人格启发当世。他崇尚理性，热爱真理，憎恶和反抗各种非正义现象，主张改革政治、宗教、传统观念和习俗中的一切邪恶因素。1811年因发表《无神论的必要性》小册子被开除出牛津大学，1815年完成重要诗作《阿拉斯特，或孤独的精神》，两年后写成《伊斯兰的反叛》，袒露对人类的爱和对自由理想的向往，他借此劝告同代人不要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失望，因为这仅仅是一次革命；要在全球战胜邪恶，必须经过多次革命。1818—1822年他在旅居意大利期间，写出了他的代表诗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其他一大批作品，1822年因航海翻船遇难。拜伦和雪莱的可贵之处是他们摆脱了一般英国贵族的庸俗、虚伪和矜持，用进步诗人的真诚、热烈和坦串，讴歌正义和自由，断然接受革命思想，果敢地追求政治自由。他们的行动和思想远远超出保守的不列颠贵族，成为当时最光辉的思想旗帜。这里还应该提到贵族女子的教育。出身豪门的大家闺秀，虽然不必像东方的女子那样闭居深闱，不闻世事，但还是不能到中学与男子同窗共读，更不能进大学深造。18世纪以来，巴斯、海斯等地建立女子寄宿学校，教授针黹女红、歌舞、艺术、语言、文学、地理等课程。女子寄宿学校虽属封闭式管理，但有假期空闲。她们可以经师长允准，游览国内名胜，参观教会和艺术馆。个别女子还抵达欧陆，到法国、荷兰等国旅游。总体来看，工业革命以前的女子教育发展水平甚低。由于她们无法跻身政治界，由男人把持的教育界和上流社会，也认为她们不必像男子一样学习系统高深的文化知识。为此，文学家斯威夫特不无偏见地嘲弄说：在公共场合，高贵典雅的贵妇们很少能与男人们进行理性的交谈。但实际而言，贵族妇女教育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文化生活也有别于以往。特别是在伦敦、巴斯和其他旅游胜地，出现了贵妇沙龙，一些有闲淑女时常聚集在一起，欣赏音乐绘画，评论戏剧诗文。德文郡的两位女公爵——伊丽莎白和乔治亚娜，被公认为上流女界领袖和文学美术的赞助人，约克郡贵妇伊丽莎白•哈斯汀斯女士向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和一些中学捐献巨资，设立了多项奖学金。尽管女子教育的总体水平偏低，仍会有佼佼者脱颖而出。特别是一些天资聪颖、接触而比较宽广的乡绅仕女，多年坚持读写，注重研究，逐渐步人学者作家行列，甚至抛出惊世名作。其中颇值得—提的是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年）。她出身于英国南部一家有教养的乡绅牧师家庭，长期生活在乡间，完成了《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等6部小说。她对绅士淑女有着独到的细微观察，善于运用细腻笔法，对贵族男女的傲慢空虚和中产阶级人士羡慕奉承贵族的言行举止进行了入木三分而又似乎不露声色的揭露和嘲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她在《傲慢与偏见》等小说中集中表达的思想是：上流社会的婚姻，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并且断言：“年收人10000英镑的绅士，生活才像一个勋爵。”倘若她对当时贵族地主的经济收入缺少必要的了解，是很难作出这样的评断的。

读书笔记——英国贵族史

对英国贵族的兴趣，源自17-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前些日子，看了若干BBC经典名剧，探究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还好，得到了阎照祥的《英国贵族史》，虽然是PDF格式的电子书，却也解决了“温饱”问题。读后感是谈不到，按照目录，列一些印象较深的时间与事件。导言：世纪末的丧钟 第一章 贵族起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千多年前，以军事贵族的面目出现。为国王效力，履行军职，财富主要是地产，继承遗产要缴纳捐税。600年间，战乱不断，国王依战功赏赐给将士土地，而国王自己，通常也被视为“牛”一点的贵族。开始叫“哥塞特”，后来叫“塞恩”，词语含义是为他人服务，地位的高低，由被服务的对象决定。彼时，很多自由农变为农奴。约6世纪起，贵族群体中注入宗教成份。撒克逊人，是传说中的亚瑟王的手下败将。在《Wives and Daughters》中，汉姆雷老爷，很为自己是到英格兰最早的撒克逊人而骄傲。其实，之前，英格兰是凯尔特人的天地，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是来自日耳曼的入侵者，经过长达3个世纪的征服与混合，几个民族融为一个民族，才有了今天的英格兰人。刻尔（农民）与哥塞特之间的基本区别，是著名的《伊尼法典》中关于偿命金的规定，后者通常是前者的6倍。勤劳且家运亨通的刻尔，就有可能成为哥塞特。大约10世纪，Ealdorman这个词，开始专指大贵族，渐渐具备了伯爵、方伯、亲王等涵义，意即地方统治者。教会执事这一专职，可能出现在800年前后。早在6-7世纪，不列颠就形成了世俗贵族与宗教贵族关存的体制。教会贵族与英格兰君主的联系相当密切，从属关系比较确定。他们，既能布道，又能挥舞宝剑。贤人会议成员，能参与重大决策，有司法权。直到11世纪前期，大贵族伯爵与普通中下贵族塞恩的等级差别才终于明朗化。第二章 封建贵族制的确立（诺曼时期） 英法两国的封建制，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英：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类似于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法：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社会语言开始分化——上层阶级说法语，下层民众讲英语。重要的文件，多用拉丁文和法文。直到1259年，亨利三世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发表文件，英语才逐渐地在上层政治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1086年，征服者威廉（诺曼底公爵），弄出一本《土地调查清册》，把许多自由或半自由的农民，划成了维兰（农奴），因此，这本清册，被英国人民称为“末日审判书”。贵族因婚嫁而获得领地时，需向国王缴纳数量可观的转让费。立宪的细胞，在诺曼登陆百年后就开始显现，以国王与贵族的对立为表象。骑士教育，重武轻文。经常进行比武大会，常有伤亡。得胜的骑士，有权亲吻一位可爱的女士。所谓骑士精神，即贵族精神。早晨一本正经地弥撒，中午酗酒闹事，下午洗劫教堂，晚上调戏妇女。在战场上，骑士很少杀骑士，死的都是平民步兵。十字军东征的路上，骑士和北欧海盗没啥区别。骑士精神化作替私人复仇的战斗。骑士精神的副产品是“英雄爱美人”。12世纪起，一个妇人，在丈夫之外要有个情人，否则，就会被视为缺少魅力。1075年，大会议规定，禁止7代之内有血缘关系的人婚配，禁止与配偶的4代之内的血亲成婚。不过，1215年，教廷便将此做了修改，7代改成4代，因为，门当户对，太不容易了。第三章 兴盛与衰落（12世纪末-15世纪） 1399年-1485年间的每次改朝换代，都由大贵族发起，都以一具国王的尸体奠基，而为此受牵连、危及身家性命、失爵丢官的贵族更多。英国的君主，事实上是选出来的，而非世袭。1215年6月，伦敦25名贵族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著名的“贵族纲领”《大宪章》。《大宪章》共有61项条款，大部分都列明一些有利于贵族的权利。例如，国王在国家所有重要事务上，包括征税，必须征求贵族的意见并且得到他们的同意；过往不得随意侵犯贵族的人身自由，等等。“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法则，从此被人铭记。1265年的“西门议会”，成为未来下院乃至议会制度的重要起来。1325年，英国议会历经百年终于形成。1376年，骑士代表彼得•马克，成为首任议长。15世纪60-70年代，贵族院正式称为上院，平民院正式称为下院。15世纪后期，英国贵族制逐渐成形，最终定制。即公侯伯子男，另外，还有从男爵和骑士，勋爵是奖励性称呼。1301年开始，威尔士亲王成为不列颠王国的继承者的名号。黑死病，成为封建农奴制的杀手。玫瑰战争。1455年，以红玫瑰为标记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为标记的约克家族，多次刀兵相见。持续30年，直至红玫瑰得胜，都铎王朝建立。第四章 衰落和变异（1485-1688年）大贵族挥霍得入不敷出，乡绅阶层开始崛起。灰、黑逐渐被视为“上色”。长期影响着本国民众，至今未变。长子作为家庭姓氏、家产和爵位的优先继承人，地位格外重要。长子早夭，则由长孙继承。若无，则次子、幼子循序渐递。不动产一般只传一人，其他财产女儿或可继承。重视家庭礼节，重夫权父权，但贵族妇女有较多自由。因涉及到财产或爵位等问题，婚恋不自由，基本上是国王或父辈定。宗教信仰也会影响到爱情与婚姻。贵族的非长子的儿子，不容易成婚，而且，在特殊的财产继承制下，很可能变成穷光蛋。《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姐妹，就是没有不动产继承权的人。世俗贵族，文化素质低下。倒是次子、幼子，被送进剑桥、牛津；上流社会，还有一批文化名媛。伊顿公学建于13世纪。学费很高。游学开始流行，贵族子弟去意法学习语言、文学、艺术、礼仪，经过200多年的潜移默化，前朝的佩剑骑士终于成为通晓文墨的绅士。嘿嘿。几位知名女作家，都生活在绅士后的时代。第五章 “贵族时代”（1688年-19世纪中叶） 英国贵族的特点是具有政治独立性、民主意识和绅士风度。托利党，Tory，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在1679年议会讨论詹姆斯公爵是否有权继承王位时， 赞成的人则被政敌称为“托利”。托利党人参加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1760年，逐渐成为执政党。到19世纪中叶，发展成为保守党。辉格党，Whig，是它的对立面，名称可能是Whiggamores（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的缩语。辉格党得益于1688年“光荣革命”带来的政治变化。光荣革命，是英国一场和宗教有关的非暴力宫廷政变，发生在1688年到1689年。当时，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为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废绌。在废绌国王之后，他们把王位传于原本的继承者，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威廉带兵进入英国，未发一枪，使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重掌大权，而威廉亦即位成为威廉三世。因为这场革命未有流血，故史称光荣革命。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贵族含义发生变化。真正意义上的英国贵族，一直最少，但稳定性在欧洲首屈一指，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贵族体制。1707年，苏格兰合并于不列颠，1800年，爱尔兰合并于不列颠。资产阶级革命后，在英国，几乎无贵族不富。看了一下统计表，《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也就是大地产者中的中等。几乎所有的大地产，都是靠旧的继承制保留下来的。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从农业革命开始的。贵族们发展农业、矿业、交通运输业。托马斯•科克培养优质绵羊而闻名1837年被封为伯爵。上院的权利不表现在上院而表现在下院。拜伦曾任上院议员，雪莱出身于从男爵家庭。英国贵族不像法国贵族那样喜欢群聚和沙龙，而是喜欢庄园。“每个人的房舍，都是他们的城堡。”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发家史（现英国首富）。1703年，他的先祖才成为男爵，1874年，便爬到了公爵的位置。1722年，乔治三世提出，议会通过了《王室婚姻法》。18世纪末-19世纪初，贵族离婚率4%，平民离婚率万分之一。所以，贵族们的婚姻生活还是相当不安定的。算六章 真正的衰落（19世纪后期至今） 1872年，产生无记名投票法。1876年，出版《英格兰的贵族》，不久，再版，更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大地产者》。它，是1000年来第一本说明土地占有的不合理情况的专门著作。1894年开始征收遗产税，致使大地主们雪上加霜。资产阶级进入贵族，爵位换财富，财富换爵位。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中产阶级新贵。一战、二战中，死伤诸多贵族，甚至有老贵族断了血脉。这，与他们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教育有关。大贵族的地产锐减。丘吉尔不愿意自己伟大的名字被陌生的称号取代，只接受了嘉德勋章。麦克米伦也曾拒绝封爵。当然，最后，他还是要了世袭伯爵的称号。英国贵族存在的时间，超过10个世纪，可是，直到1998年英国议会改革，世袭贵族才算寿终正寝。他们是“世界史上少有的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作出适当退却的阶级”。“英国之所以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方面取得成功，避免了革命的震荡，赢得了社会的平稳发展，英国贵族的远见、勇气和妥协精神是不可抹杀的。”实打实的一本历史书籍，初始感觉枯燥，属于越读越上瘾那种。我的遗憾是——关于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建筑服饰、爱情婚姻的内容，太少、太简约。要知道，这部分，才是最让我好奇、心动的。附录长达10页。浮想联翩，打算把涉及到的所有书与文章都读完，不过，估计得累个半死。所以，所以，暂且将鬼念头释放。P.S.对英国贵族演变的系统诠释——《英国贵族史》评介http://www.cnw3.org/ytht/History_Museum/13/19.html

读后速写

贵族，过去时代的遗物。像凝聚于琥珀里的化石，像中国古画里难言的意境，不可复制。今人狂热的追捧、效仿，全世界的有钱人趋之若骛，却始终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由此而衍生的小资情结更是让人感觉不知所谓。作为第一本研究英国贵族历史的国内著作，本书学术论文性质浓厚，逻辑清晰，章节有序，下面雨人朋友的读书笔记都有写(嘿嘿)，方便一览。应当说本书只是勉强具备作为一本独立的英国贵族历史研究著作的资格。(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首先，通观全文，作者不少次在某些章节的最后就某些论点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解释自己与国内同行的不同结论，这样看本书有论文的性质，与其书基调不太合拍。再次，里面有相当部分的术语、事件、王朝、人物，作者或者只给出处，或者做简略注释，大多数则干脆一笔带过。特别是对于人物的注释，非常的少。第一次看下来，对于诺曼王朝灭亡以后的很多贵族人物，基本不能了解其大概生平、传承。书中有几处内容重复，例如贵族婚姻一节。此外，也许是因为我看的是PDF的缘故，扫描有误，出现一些白字，一些人名翻译读起来很怪异。有一段对于某家族的叙述，涉及到玫瑰战争和百年战争，时间上先是说4世纪，后又说1499年，都不准确。估计要么是PDF扫描错误，要么是作者校对失误。最后，挺让我遗憾的是：我想知道英国贵族与欧陆贵族特别是法国贵族的异同，但是作者只写到一点点；想知道英国与法国以及其他大陆国家的复杂婚姻关系，但是作者基本没写到；想知道英国女贵族的发展状况以及对后世女性解放有无影响，作者完全没写到；想知道英国贵族传承谱系，但是看完本书后，我想这种无聊而又浩大的工程，还是不要苛求作者了吧。不了解英国历史的读者，阅读之前，首先浏览一下英国中世纪以至近代史才能更好地通读本书。引一段话做结语：问：据说你只吃你所承认的厨师做出的料理，那么，如果世界上没有你要的厨师，你该怎么办？答：那就乖乖饿死。

英国贵族的没落

贵族的没落是西欧近代以来的普遍现象，比如法国贵族的没落与大革命高度相关，但并非所有国家皆是如此，以英国贵族为例，他们的没落就相对较晚，原因则与政治民主化，普选权范围的扩大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有关。1688年光荣革命在传统的历史教科书里往往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兴起的标志。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史料，不难发现，导致这次革命的两党主要人物，皆是大土地贵族。立宪政府的确立使得贵族们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执掌者，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将1688年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政体定性为贵族寡头政体，称之为贵族的黄金时代。这一辉煌不论是在大革命后，还是大革命前，法兰西贵族都是望尘莫及的。但是，倘若我们以结果摸索原因的民科方法去寻找日后英国贵族衰落的原因，那么早在英国贵族政体如日中天之际，就有丝丝缝隙为堤坝被洪水摧毁亲手埋下了伏笔。然而这样对历史的理解带有大量的必然性色彩，仿佛时间就应该沿着一条箭一往无前，措辞不够严谨。不如我们颠倒一下思维方式，他们的衰落或许更像修筑堤坝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不断修正历史的方向，却因为身居历史之中的缘故无法放眼整个历史长河，最终因为有限理性的局限，被始料不及的洪流淹没，最终拱手让出英国政治的主导权。但不管怎么说，就像李将军从来没有对不起他的弗吉尼亚，丘吉尔从来没有辜负大不列颠的期望，黄金时代的贵族们也担得起大英帝国的光荣与辉煌，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贵族不同，英国贵族普遍有教养与文化，深居简出，热心于公共事业，并富有绅士风度，即使心中饱含傲慢，也不会当面表现出来，即使在君主面前，也不卑不亢。大体来说，他们的劣迹（如果有的话）远远比不上其他国家的同类。与之相比，法国贵族更偏爱鱼肉乡里，恃强凌弱，劣迹斑斑，以巴结王室和出入宫廷而洋洋得意，托克维尔在比较英法贵族时就指出，与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早已失去了政治权力，只能沦为人民的寄生虫，这比拥有权力并且盘剥人民更遭他人痛恨。法国贵族的生活往往比较浮夸，并且看不起实业。英国贵族则善于投资，增值家业，甚至与资产阶级联姻，甚至获得“资产阶级化”的评价，因此门庭败落者与法国贵族相比并不多见。早期英国贵族偏爱把土地交给租地资本家，因为这样不必参与经营，避免许多麻烦。但仍有一些贵族，受时代影响和利益驱动，积极参加当时的农业改革，或者投身于工矿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在公共政治上，英国贵族也是当时世界上，起码是欧洲最出色的一群政治精英，在他们的带领下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从光荣革命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除了北美独立战争以外，英国在欧陆争霸中从来没有输过，最后更是在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里将自己几百年的世仇法国打落谷底，获得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帝国。经济更是迅速腾飞，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伦三岛涌向世界。但与之同时，英国贵族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也经常发生极其激烈的权力斗争，并时不时地拖对方后腿。党争在任何国度都不鲜见，英国的特点是首先他是在宪政的框架内光明正大的进行博弈，双方有最起码的共识，避免了更多的内耗。其次，双方为了能在政治斗争中压倒对手争相放开普选权的限制，以试图获得更多阶级的加盟，导致了英国一步步地走向了民主化，这反而导致了英国贵族自身的没落。最初的贵族共和体制其实更偏向于一党寡头政体，威廉三世继位初年，有意在两党间实现政治平衡，组建两党贵族混合参加的内阁，但1694年他发现主要由地主阶层构成的托利党贵族反对对法战争，遂任命主战的辉格党的一党内阁。在他之后继位的安妮女王起初全盘任用辉格党，但随着英国在欧陆战争参与越来越久，随不断起用托利党贵族，以求尽早结束战争。在西班牙王位战争的最后关头，也就是1711年，两党展开了一次形塑英国宪政路径的较量。辉格党人利用他们在上院的优势地位，以12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反对政府停战政策的决议。然而托利党不仅抛出当时战争英雄马尔伯罗公爵丘吉尔盗用公款的罪状，并利用女王的名义，破例一次封赐了12名托利党上院贵族，改变了他们在上院的劣势地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在英国古老的历史里，贵族一直是一个人数非常少的精英集团，哪怕是在二十世纪滥封贵族，也不过数千人，而此前按照惯例不能滥封贵族，而在法国或者德国，贵族泛滥成灾，一向在十万以上。1711年前唯一一次是斯图亚特王朝为了筹款而不得不滥封贵族，由于贵族的迅速贬值导致了许多大贵族与以钱款购买爵位与头衔的人们的不满，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此次先例一开，不但意味着贵族地位的贬值，同时也意味着非民选的上议院的地位也会随着时间贬值，权力极其有可能集中于国王无法自由任命议员的下议院手中，如果不制止此类行为，那么贵族共和演变为现今的民主政体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但历史之人往往不大可能有跳出历史纵览历史长河的能力，再聪明的智者也只能抓到命运模模糊糊的影子，为了权力斗争的胜利，哪怕饮鸩止渴，贵族们也止不住了。于是在乔治三世一朝，恶例一开再开，为了保证托利党的寡头统治，一再任命亲信充任上议院的贵族，使得上议院的贵族数量从1780年的189人，到1830年超过300人，一再保证托利党能够长期垄断政权统治。直到1830年，在野多年的辉格党才从大选中勉强上台，并将议会改革提上政府日程。但他们发现，托利党贵族依仗上院多数负隅顽抗，一再行使否决权，对抗辉格党占多数的下院。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对抗连续进行了三次，每次都是当时的辉格党首相格雷在改革议案被否决后，按照惯例要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选出新议会，然后以绝对多数在下院通过，接着在上院被否决。在第三次被否决后，格雷忍无可忍，在他看来，就宪法意义而言，贵族们否决民选议院的决议，意味着上院反对人民的意志。因此他前往王宫，要求国王做出决断，要么批准政府辞职，要么加封足够的贵族以保证政府议案通过。为了避免国内局势动荡，当时的国王威廉四世被迫同意加封足够的贵族，并建议托利党贵族以缺席的方式以避免产生这样的非常手段。于是1832年6月4日，法案在上院以绝对多数通过。第一次议会改革将普选权的范围逐渐放开，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享有选举权，促进了英国的民主化，而英国政治的寡头色彩也开始变淡。但上院此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重要议案都要通过他的批准才能生效，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大多扮演了反对改革的刹车角色。因此两党为了加强自己在上院的实力，有意利用国王，加封本党的骨干分子，甚至是在大选中进行过资助的富翁，以封为贵族。而贵族的经济实力也开始慢慢削弱，光荣革命之后几乎所有的贵族都随着国势的上升而富裕，但是越到后来，慢慢有不少贵族开始家道中落，许多贵族家族在经营产业时，容易有始无终，上一代的产业很可能下一代就破产倒闭。原因有很多，部分是因为许多贵族要常年居住伦敦，从事政治军事活动，没有精力兼顾实业，部分是因为投资制造业的贵族较少，主要局限于与地产密切相关的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由于帝国国运的上升，许多贵族德性下降，开始骄奢淫逸，挥霍家产，导致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其政治声音。而十九世纪三次议会改革，又进一步削弱了英国贵族对政权的掌控力度。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不仅上院是贵族的专属地，下院也仍由贵族们操纵，第一次议会改革是对英国贵族特权的首次冲击，此后宪章运动与工人阶级为了争夺普选权的斗争迅猛发展，冲击着贵族特权。为了避免政治革命和社会动荡，并增加自己一方支持力度，从而在下院胜出，1867年3月，掌权不久的保守党提出并通过了1867年议会法，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像第一次改革一样，土地贵族在新兴资产阶级面前再次让步，使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但在另一方面，贵族们虽然在下院失去优势，但在上院和地方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以舞弊和贿选的手段控制部分选民。但随着党争的激烈，两党不断为民主化进程添砖加瓦，互相监督的结果便是选举腐败行为明显收敛，实现男子普选权的呼声也越演越烈，1884年-1885年以及之后一系列的改革，普选权的骤然扩大，使得平民阶级在选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针对民众的福利制度两党也争相恐后地提了出来，以避免本党在议会斗争中失败。虽然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依旧，两党此时还保持着最基本的克制，但福利国家的影子也若隐若现。不过如果没有一战总体战，福利国家的出现还是两可之事，至少会晚上好多年。而此时英国贵族在议会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原本议会至上的原则在几百年的光阴演变里在十九世纪后期干脆利落地演变为下院至上，上院的权柄在民主化的浪潮里被消磨地干干净净，首相也代替国王拥有了册封贵族的权力，以至于一旦上院的形式不利于他的党派，他可以随意一次性加封足够的新贵，制定和通过具有宪法权力的议会法，剥夺上院绝大多数权力。最终1911年下院通过了新法案，彻底剥夺了上院拒绝下院提案的权力，使得下院至上成为英国宪政近百年唯一的基调。与此同时，控制下院的自由党专门针对由贵族构成的保守党，征收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额度节节拔高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地租在这个时期又疯狂下降，使得贵族们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出售土地，所有贵族的经济势力大不如前。而完成对贵族最后一击的，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出于贵族的荣誉，他们的阵亡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阶层，而每一次继承爵位又要交一大笔遗产税，因为此时世界进入了总体战阶段，总体战的特点是为了国家的胜利，动员所有国力，不惜耗干最后一滴血泪，因此哪怕是对付出巨大牺牲的贵族家庭也毫不怜惜，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甚至将遗产税提高到98.5%的高度，相当多的贵族家庭因为家庭成员不断地战死而不断地付出遗产税，最终宣告破产，一贫如洗，连女佣也雇佣不起，原本的贵妇不得不亲自料理生计。两次愚蠢的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终于迈进了福利国家的摇篮，或者说坟墓。“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工合作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昔日的大英帝国，终于从中世纪以来的多阶级混合共治堕落为民主国家，而贵族更是不断贬值，上议院甚至充斥着1000多名贵族，以至于人们已不再视之为荣誉和高贵的象征，以至于工党出身的首相麦克唐纳竟然拒绝在辞职后被封为侯爵。1998年，工党通过法案，政府将剥夺750多名世袭贵族议员在上院的席位和表决权，废除延续了600多年的世袭贵族制上院的特权，以期达到英国宪制改革，上院参议院化的目标。而此时，除了上议员的一地嘘声，安安静静的上院没有一丝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