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评

译者和校者居然还敢署自己的真名？！

说实话，我不敢说博览群书，但是各种译著也读了不少，本书恐怕是目前我所见翻译的最差的。作为一本以历史作为论据、以政治作为主要论点的普及性半学术著作，译者居然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傻傻分不清楚，可见不仅对国际政治一无所知，而且对翻译工作粗心大意。还有，State一概译作“州”，所以欧洲中世纪就是各州纵横。终于混到1848年了，可以打破“国王、王子和贵族限制城市和乡村的贸易”了，可是王子算哪根葱？可见作者的脑海里，prince只有王子一个意思。既然英语水平、历史政治知识及工作态度都这个德行，那么奥地利“皇后”特蕾西亚之类的问题更是不值一提了。如果说上面这些小毛病，还有我吹毛求疵的嫌疑，那么下面这段话，我想问问译者先森，您自己不觉得别扭么：“更有意义的是部族内部的族群”迪亚支付集团“，它们由关系亲密的亲属们组成，它们支付和收集迪亚或”家族财富“，作为向杀害他们成员的谋杀犯收取的补偿金。”唉，可能原著还算是不错的一本书，但是读到一多半的时候，我还是把嘴里的苍蝇吐了，放弃了。

无新意的老调，皿猪大法好好好

没啥意思，徒有虚名。假如，现今的兔国脑袋一热皿猪了，其结果绝不会理想化的走上生气勃勃的阳光大道。为啥呢？因为国家太复杂。根本不是作者论证的那些典型。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唯一国家权威协调和合理化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百姓只能沦为利益集团的待宰羔羊。鼓励创新，解放思想是对的，但决不能夸大绝对皿猪的效果。

评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我对此书整体上是认同的，至于作者谈到的“无知假说”，我认为倒不如利益集团理论对政府失败的解释力度之强。正如书中所说“穷国并不是领导人无知，不知道采取最好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牺牲他人来为自己吐图利并逃过制裁，而富国的总统们在选择政策时就受到制度限制。”当国家打破贫穷带给它们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那不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有知识或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它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而是利益集团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主动实施的改革。下面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一下中国的政治权力是怎么自然集中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断，我并无异议，但这句话是站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上给出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其中阶级斗争和内部改革起到重要作用。阶级斗争涉及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中让位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只分为民主的对象——人民，和专制的对象——敌人， 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取代阶级斗争。所以，改革成为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主要途径。那么问题就来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的手段只有改革，而且在当下进入深水区警戒线的时候已经不太可能出现自下而上的农民改革，这样就只能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只能依靠国家自上而下改革，那么国家改革的决策权又在谁的手上呢？人民？人大代表？恐怕都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第九条规定： 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7大主体，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交各代表团审议，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第十条规定：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这看似是赋予了人大代表和以上团体平等的地位，可事实上，关注时事新闻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能够提交大会表决的议案都是第九条所列七大主体提出的，至于代表们自己提出的议案，几乎全部消失。两会期间的新闻联播里，代表们天天审议七大主体塞给他们的各种议案，但很少有代表团会审议自己的议案，更别说要不要提交给主席团这种问题。这就是全国人大有权提出议案的7加2主体。七大主体的议案，一般都直接交给代表团审议，进入议程；人大代表自己的议案，则几乎全部被主席团扔给专门委员会，消失无踪，这已经是不成文的惯例了。另外，人大常委会也承担极大比例的立法职权，但有权向常委会提出议案的主体也是所谓的5加1，即7大主体当中去除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加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两者地位类似于前面所说的7加2模式。这就造成了相当诡异的局面：人大代表审议的都不是自己的议案。虽然存在人大代表的专业知识不足、提出的议案不符合标准等问题，但七大主体的议案不需要再经过专门委员会显然是不合理的。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决定、任免和监督等四项大权，这样的决策机制是人大权力不受重视的体现。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只剩下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道路，而且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机制中也没有个体或者说群众可以插手的地方——一切都掌控在国家领导集团手中。权力集中必然会形成政治利益集团，特别是政治经济一体化利益集团。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渐进式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培育了一批利益集团，一个半行政半市场化的市场，阻挠进一步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开始走向利益多元化的时期。利益源泉多样化、利益单元个体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益冲突明显化， 需要组织各自的团体，来代表和表达各自的利益， 从而导致利益组织化程度提高，集团性利益意识萌发 。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各种组织化的利益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但是行政性、结构性的利益集团是大大存在的。在中国当前的国企改革、房地产业改革、股市改革、医疗事业改革等热点改革过程中，无不涉及政府利益集团，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已经走到了前台，社会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中国未来的改革，真可谓是长路漫漫，荆棘密布啊！总之，达成富裕取决于解决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利益集团问题。不过，话虽如此，至少我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不是太悲观的。作者在讲榨取式与广纳式制度的差异及它们带来的不同结果时并没有给出一个足够明确的定义。作者一直在用例子告诉我们哪些是榨取式的，哪些是广纳式的，而且认为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简单的存在榨取式与广纳式之分，但实际上，有不少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处于这两个极端，而处于它们之间。榨取式制度下也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广纳式，国家的制度并不是非此即彼，也是可以处于两者之间的。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已经向广纳式经济制度迈开了一大步，实际上正处于榨取式制度和广纳式制度之间的过渡期。而且很难说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负向反馈和恶性循环，因为，第一，政府，至少中央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首要导向是国家经济利益而非某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第二，中国存在更激烈的区域竞争，省与省之间的竞争、市与市之间的竞争、县与县之间的竞争，甚至村与村之间的竞争，使中小企业在行政竞争中可以寻找最佳成长土壤，即产生社会活力的县域竞争依然存在，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仍将本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因此仍致力于招商，扶植本地企业，这有利于竞争活力的保持。只要国家敢于打破窠臼，积极探索解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保护民营企业的创新意识、处理好产权保护与制度转轨中权贵结合的关系、治理腐败和保障行政效率等问题，我们不会一直踩着刀锋前进，并且面临跌入深渊的威胁。文明的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华文明唯一幸存，目前却并不富裕。不过，既然能长存于世，就说明它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稳定性，经得起一番改革。

包容与汲取

本书属于社科类书籍，在引言和序中就提出了不同制度将影响国家的命运一说。书中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从字面上理解是能容纳国家承受范围内的事物，从我个人理解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国家不是由独裁者主导，权利不是由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掌握，老百姓有私有财产，人们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国家拥有创新精神，能不断进步，国家财富不断增加。从图标上能看出包容性制度的图形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汲取性制度国家的权利则是由独裁者或精英人士掌握。独裁者们要营造一种国家人民全为他打工的氛围，掌握大权的人没有一点像让国家富裕的意思，人们没有私有财产，国家没有创新精神。那么，我们把话题说大，与其本书写的是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区别，不如说是包容与汲取之间的不同，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包容性公司和汲取性公司的不同，包容性朋友与汲取性朋友的不同……举一反三，你将学到更多。

从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到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英文版于2012年3月出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这自然与两位作者的声名有直接关系。两位作者，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另一位则是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两人都任教于名校，虽然并不是同一所学校，但长期合作（他们还有一个合作者是西蒙·约翰逊，三个人被合称为ARJ），发表了无数论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此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体上可以视作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是这个领域风头最劲的学者。阿西莫格鲁曾获2005年的克拉克奖，这个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其得主中获诺奖的概率很高。阿西莫格鲁不过，本书引入中国，则已经是三年以后了。这个出版周期个人感觉是略长了一些，尤其是对于这样重要的著作，国内学术界、出版界显然应当反应速度更快一些。福山那本《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英文版到中文版，只间隔了一年的时间，英文版2014年9月出版，中文版在一年之后的2015年9月就出来了，这个节奏快了很多。另外可以再拿台版对比，《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台版是2013年1月出版，距英文版面世不足一年，由此可以想见两岸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差距。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可能存在一些非出版社可控的因素，难以尽言。台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上一本书《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学术性太强，几乎通篇都在用博弈论之类的模型解释问题，令人望而却步。本书则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写历史、写案例，流畅易读。两本书的取向似乎正好相反。《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讲的是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用经济问题来解释政治发展（民主、民主化等等），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是对经济发展做出政治上的分析。于是有人评论说，从用经济来解释政治，到用政治来分析经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后面这本书推翻了自己此前的立场。不过在我看来，前一本书实际上是用博弈论这样的人类行为模型来探讨政治选择，不是我们一般所言的经济问题，只不过是借用了经济学里面的一些框架来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制度发展的道路，这跟后一本书里的立场其实并不矛盾，不能说他们是自己打脸。《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核心框架，是两种政治制度和两种经济制度的一个2×2矩阵。两种制度，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来的包容性（inclusive，台版译为广纳型）和汲取性（extractive，台版译为榨取型）制度。所谓包容性制度，就是能够开放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给更多人分享，保护私人产权，在政治上实行多元制度，广泛分配权力。而汲取性制度则是反面，榨取多数人的利益，为少数人服务，在政治上也由少数人把持政治权力。显然，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属于这一类。因为这个组合其实很简单，大体上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加民主政治制度的组合，可以说就是为发达国家量身订做的一个框架。但为了提高解释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还加上了一个“集中”，除了民主多元，还必须有集中。“我们把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作包容性政治制度。”这跟福山在政治秩序三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国家能力是同一个意思。国家要足够强有力，能够保证法律秩序的有效实施，能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这里，生发出一种对本书基本论点的批评，认为这种“多元而集中”的概念过于含糊，甚至有内在矛盾的嫌疑。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没有给国家带来“成功”的时候，就可以用缺乏“集中”来进行解释，比如说印度这样的例子。而集中与汲取性政治制度中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又有什么区别呢？显然，作者在这里用“集中”这个词（centralized），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让人联想到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这一点上，福山所强调的国家能力应当说更为准确，集中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执政能力强。秩序的维护，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更多地是依靠一个有效的现代官僚体制（或者说现代行政体制），但它在权力上未必是集中的。将集中纳入包容性制度之中，反映了包容性和汲取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模糊性。事实上“多元而集中”本身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如何在多元民主的情况下建构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也是民主化（不管是第几波民主化）过程中最难把握的一种平衡。因为这种模糊性，包容性和汲取性变成了一对相对的而非清晰界定的概念，这种相对性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中几乎随处可见。另一种组合，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则是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期内采取的组合。汲取似乎是历史常态，人性中总有为自己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倾向。从汲取性制度过渡到包容性制度，典型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但过渡到包容性制度之后不代表一劳永逸。历史可能出现反复。罗马共和国会从共和国蜕化到帝国，埋下了以后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种子。而早早建立共和国和发达商业的威尼斯在十四世纪陷入衰落，是因为少数人侵蚀了原本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建立了贵族家族的统治，从而在经济上逐渐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建立特权，限制其他人参与贸易的经济机会，从而导致威尼斯的衰落。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的并存，作者认为是可能的。但这种组合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当权者一定会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为自己攫取经济利益，从而逐渐将包容性经济制度转变成汲取性经济制度。最后一种组合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的经济制度，作者认为这样的组合是不会存在的。所以，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达到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的组合。而因为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之下，只可能存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所以问题最终变成怎么样能够实现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于是，本书的主旨，与《起源》那本书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向了制度发展分析。对这个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微小差异、偶然性以及制度漂移。一开始差不多的制度，可能因为一些看上去很小的差异，最终走向不同的方向。作者说明这个问题，所举的例子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不同道路，它们在十六世纪的时候都是君主专制国家，都有议会力图限制君权，但存在微小的差异，比如，英国议会和西班牙议会有征税权，但法国的三级议会没有。所以法国的君主拥有独立的财政权，英国君主没有。西班牙君主也没有，但西班牙那时候在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从中获取巨大收益，无需借助议会来征税。于是，英国君主在财政上独立性最差，不得不跟议会妥协，最终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无论如何都显得颇为可疑。首先所谓的微小差异，像议会征税权这样的事情，算得上是微小差异吗？议会独立性显然不仅是征税权的问题，征税权本身应该就是议会独立权发展的产物，是议会独立性的重要支柱，很难将之归于偶然的微小差异。其次，西班牙王室对美洲金银矿的占有，在这里成为作者用来解释西班牙王室得以维护专制的一个条件，但我们在第一章中也看到，西班牙王室之所以能够占有美洲的金银矿财富，是借助于他们的专制权力，能够限制其他人参与南美的金银矿生意。显然，专制权力和金银财富的占有，这两者之间到底谁是因、谁是果？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这种说法未免太不负责任。至少无法解释，同样是拥有征税权的议会，为何西班牙王室可以排除人们分享美洲财富，而英国王室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呢？须知西班牙的议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制度（托莱多议事会）。阿克顿勋爵说：“西班牙哥特人的君主制和英格兰萨克逊人的君主一样，贵族和主教用各种自由制度把王权包围在中间。”既然如此，为何英格兰发展出限制君权的议会制度，而西班牙却没有呢？第二个可疑之处，是两位作者对所谓“不起作用的理论”的批判。他们认为解释经济增长和造成不平等的各种理论，地理决定论、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是不对的，不起作用的。他们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他们提到影响制度形成的因素当中，所谓微小差异、偶然性等等，其中事实上包括了地理的、文化的差异等等。比如，说北美和南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因为北美没有金银矿，只好发展经济，允许激励移民投资、努力工作，而拉美因为占有金银矿财富，丧失了发展社会经济的动力。这是典型的地理差异。如果说制度中包含了类似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那么显然不能简单地批判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是不起作用的。本书是扎克伯格的阅读书目之一抛开所有这些疑惑，通过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非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首创，而是循着道格拉斯·诺斯所开创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方向。微小差异、偶然性和制度漂移，也跟“路径依赖”异曲同工。福山撰文评论本书，所提出的一个批评就是，包容性/汲取性的二分法，跟诺斯等人提出的“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福山还认为，包容性和汲取性制度的概念太过模糊、太过宽广，无法给出清晰的定义，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内容。而且，一个社会往往兼具包容性和汲取性两种特征，很难简单地把它归之于是包容性还是汲取性。比如说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被认为是包容性的制度，但当时的有选举权的人只占人口数量的10%，这样的制度算是包容性的制度吗？尽管有这些批评和质疑，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仍然具有其意义。包容性和汲取性也许过于宽泛，但其所揭示的制度特征相当直观，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应用。即使只是在相对比较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两个概念，也能够比较清晰地说明制度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许多人批判本书，认为包容性和汲取性框架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福山也认为，对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这个框架的最大挑战是解释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断言，汲取性政治制度之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那么，为何在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下，中国经济能保持这么多年的增长？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吴敬琏教授对本书评价颇高在我看来，在相对比较和动态比较意义上，包容性和汲取性仍然可以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我们较之从前显然都是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显然得益于这种包容性的增加，所谓的改革红利。两位作者对中国增长问题的解释，事实上更加聚焦于经济制度之上（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涉及对中国的解释问题时，我不建议各位看中文版，尤其是第十五章第二小节，建议有英文基础的看原版，没有英文基础的看台版，原因你懂的。需要英文原文的可后台密我），因为政治制度不需要多谈。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制度比以前更具包容性了。但是否可以说它是一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了呢？不见得。尤其是最近这些年的趋势，国进民退，像铁本案这样不明不白被关进去的民营企业家说明，产权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采用现有的技术和迅速增长的投资，并不是来自于创造和创新。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率放缓也可以看到，当人口红利、改革红利褪去之后，经济增长便出现乏力态势。受制于汲取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近些年的转向有目共睹，较之此前不是更包容而是更具有汲取性的一面。为什么实体经济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多发的投资进不了实体经济？货币超发、畸形的土地利用制度之下的经济增长，推升的是资产的泡沫，通过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掠夺的是普通百姓，获利的是既得利益者。这些都在在印证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之下，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难以持续的。2016年4月11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徐彬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5月。《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美】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著，马春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包容制度才能促使国家长期发展

因为早孕反应过于严重，这本书断断续续看了近两个月。本书为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前者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后者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为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这不是单纯的一部理论著作，而是通过全球部分国家的不同历史不同遭遇去阐述一个事实：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持续繁荣的关键。本书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和汲取性来刻画，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同时，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原因。包容性制度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是因为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职期限约束下的掠夺性攫取、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非生产性活动，并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的发展。而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原因如下：一是攫取者的任职期限、二是生产者的激励不足、三是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专业和理论，个人认为，简言之，汲取性制度就是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如此势必会造成大部分人的反抗；而包容性制度是让大家共享财富与权力，征求民主的意见。遗憾的是由于此书是两位美国学者所著，对于我国涉及的很少，也或者是由于引进的缘故有些删减。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现在国家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没有给人们创造储蓄丶投资和创新所需要的激励。汲取性制度通过固化那些汲取性制度中获益者的权利，来汲取性经济制度。可是相似制度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这涉及多方面原因。这些差别起初不明显，但是它们会积累起来，创造出一种“制度漂移”的过程。而这过程会直接导致社会在关键节点对经济或者政治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往往这一反映结果会导致政治丶经济重新洗牌。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先例，在一场革命或激进运动之后，结果只不过是一个暴君另一个暴君。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密歇尔斯把这一现象称为〝寡头定律〞，是一种特别有害的恶性循环。不仅破坏了法律和制度，甚至破坏了最基本的经济激励。结果经济停滞，民众生活贫困，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政府垮台。不同社会之间现存的制度差异是过去制度变化的结果。 现在国家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他们的汲取性制度转变包容性制度。而民众希望这种包容制度是建立以权利公平丶机会公平丶规则公平丶分配公平为基础上的社会共识。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感谢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官方微博，提供了试读书的机会。刚拿到手的时候，感觉很高大上，本来看书名就感觉高大上哦。书很厚实，内容很丰富。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却贫穷？本书用15年的原创性研究，阐释一个跟现代社会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直面这个旷世难题！这本书真得需要细细看，认真品味，每看一遍都收获颇丰，看了本书后感觉体会很多。刚开始觉得内容很广，后来再看的时候觉得很长知识。国富家富，我们真应该好好爱自己的国家，虽然本书很高大上，但是确实会引起深深的思考，确实是经济学中上成佳作，通俗易懂。不过想要彻底了解作者思想的精髓，需要反复研读

争论，有力的和无力的

围绕本书主旨的争论其实至少早在英文原版成书前十年就开始了。正如很多评论都提到的，本书两位作者与长期合作伙伴 Simon Johnson （合称 AJR）2001年发表论文[1]以计量手段论证：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而纬度、气候、资源等则影响甚微。这就直接否定了认为地理等因素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观点。持这种观点者古已有之， Acemoglu 他们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孟德斯鸠，其在当代的代表人物是信者甚众的生物地理学家 Jared Diamond 和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 等。这种观点的疑点不少。以前殖民地为例，1000到1500年发展较好（城市化率较高）的殖民地到了20世纪却大多落后于当年发展水平较低的殖民地，所以简单版本的地理决定论不能成立。而较为复杂版本的地理决定论认为金属犁等工具的出现有利于某些纬度上的农业，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逆转。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它们命运的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2]恰好与工业革命同步——工业恰恰是不大受地理因素限制的。而 Sachs 等在 Acemoglu 等的研究前后发表的，显示地理因素有显著效应的计量结果，则未能恰当处理各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不解决内生性问题，因果关系就是可疑的。如果疫病环境与经济绩效相关，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靠制度等原因富起来的地区更有能力预防和控制疫情，进而影响了经济绩效呢？或者，制度同时影响了疫病环境和经济绩效，而后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这些可能性需要小心地认定或排除。 Acemoglu 等2001年的文章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根据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通过（且仅通过）殖民者在当地所建立的制度而影响其经济绩效的思路，以死亡率为工具变量，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加入各种其他因素之后的结果是，只有制度的效应是显著的。此后 Acemoglu 在这一主题下与合作者们发表了多篇文章。本书可看作这一系列研究中 AJR 于2005年为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撰写的其中一章[3]的通俗版。这也是两位作者的自我挑战：要将曾经量化处理的多个样本重新用案例研究的形式展现出来，以并非自己专业的接近质性研究的方式讲好几十个历史故事，敞开细节让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批评，确实殊为不易。无论如何，对 AJR 尤其是本书两位作者十几年来的研究稍有了解的读者都能看出，对本书的一些批评实在不得要领。比如有种批评认为，作者对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的定义含糊不清，甚至有循环论证之嫌：把经济发达地区的制度说成是包容性制度，反之则为汲取性制度。事实上作者的意思是清楚的，社会中越高比例的人产权受保护，制度的包容性就越强。想知道阿根廷与澳大利亚某一时点谁更包容？ AJR 2001年的文章采用的当代指标主要用的是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发布的掠夺风险保护指数，同时也参照了 Polity III 数据库中的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等指标。没有循环论证的问题，并且回归也显示，各种指标的估计结果相差甚小。这些都可以公开查证。对此书地理方面也有一些细节上的批评，但似乎并未影响主旨。 Jared Diamond 甚至评价很高。很多争论，一来一回之间，要紧的是不仅看到回应者回应了什么，还要注意他（们）没回应什么。 Glaeser 等4位学者2004年的文章[4]对 AJR 2001年的结果提出了两个质疑。其一是 AJR 的方法不能排除殖民者的人力资本对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 Glaeser 等利用近几十年数据的计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好的预测效果。对此，本书两位作者与合作者后来专门做了研究[5]，在指出 Glaeser 等计量方法上的粗疏后展示，如果控制住制度，人力资本的回报就大大减弱了。甚至在前殖民地的例子中，殖民者带给汲取性殖民地的人力资本还要多于带给包容性殖民地的。美国等殖民地后来更优质的人力资本，其实恰恰应该是包容性制度的结果。但 AJR 一直没有明确回应 Glaeser 等的另一个批评，即前者所用的制度指标更多地反映了统治者一时所取的政策，而不是对政府的宪政约束与制衡。例如 AJR 主要使用的“掠夺风险”指数，在1984年将新加坡和苏联一同置于掠夺风险最小的前十个国家之中。而自1982年到1997年，这个十分制的指标将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国家的分数从一两分统统提高到了九分。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地看，AJR 采用的制度指标都还不够精确和稳定，也就是说，层次不够“深”。好的制度应该不止让人知道明天自己的房子还归自己，也要让他们足够有信心地判断70年后依然如此，并有资源组织起来对侵犯产权者施以有力的反击——这也首先意味着对方事先就不会轻举妄动。当然，AJR 完全有可能在将来采用对宪政约束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更新自己的研究。毕竟他们的理论框架正日趋完善和有说服力。其中，制度变迁与否的关键是承诺（commitment）问题。汲取性制度如能转为包容性制度，将提高全社会长期的经济水平，但原统治集团很可能会受损，从而没有动力推进转型，同时他们也不能指望非统治精英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不会实施报复，哪怕后者做了承诺。而若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不变，仅仅由统治者承诺保护产权，统治集团外的潜在投资者同样会由于不能相信这一承诺，害怕秋后被收割，而缺少投资激励。面对失败国家中如此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修水井、送蚊帐、小额贷款之类的援助项目（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正走红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可以说只是隔靴搔痒，无法打破承诺问题造成的死循环。本书出版后，自己的理论几乎被整个否定的 Sachs 自然写了书评表示质疑[6]，结果两位作者在为本书专门开设的博客上集中火力而又轻蔑地回击了一番[7]。在照常嘲笑 Sachs 自己无法区分因果关系的捣浆糊式研究之外，回应博文中最见血的一句是： We think, and perhaps Sachs disagrees, a framework that says there are 17 factors, each of them hugely important is no framework at all. 平心而论，Sachs 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很有意思，还有点价值：如果我们站在1960年或1980年，预测到2010年哪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更好，那么制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尤其是会错失中国。对于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当然没有学者可以回避。本书两位作者在一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就说明了，汲取性制度下完全可能出现几十年的增长，就像苏联曾经做到过的那样。这并不是逃避被证伪的可能。他们明确地提出[8]： If China manages to continue to grow for several more decades and reach levels of income per capita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Germany while still austerely authoritarian and politically extractive, that would be an exception to our theory. 作为最近距离的观察者，我们将在有生之年，以印象最深刻的方式，对他们的理论做出最有效力的检验。[1]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401.[2]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Amsterdam; North-Holland.[4] Glaeser, Edward L.,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2004.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3), 271–303.[5] Acemoglu, Daron, Francisco A. Gallego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4. “Institutions,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s of Economics, 6, 875–912.[6]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016/jeffrey-d-sachs/government-geography-and-growth.[7]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11/21/response-to-jeffrey-sachs.html.[8]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11/2/china-india-and-all-that.html.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穷富与否，靠谱

决定一个国家的穷富并非地理因素而是制度，我觉得不错，一个拥有良好地理位置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好制度（如半岛国家北朝鲜）一样穷的要死。当一个弱国要想变强首先是从改革制度入手，而没听说过要换块国土，顶多把首都迁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所谓地理环境让一个国家走向了昌盛只是偶然出现在那个环境的国家，被误当成一个原因罢了，要这么说北美的印第安人为什么没发展起来，新西兰的毛利人为什么没发展起来。有些作者认为欧洲强盛的另一个因素是分裂，各国互相竞争激发了各种新发明新事物，个人认为有点问题，印度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为什么没像欧洲那样发展起来，在面对欧洲殖民者时反而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沦为殖民地。在现代世界以前真正大一统的国家远不如分裂国家多，难道那些封建国家都像欧洲那样强大了？实际上我觉得真正把世界带向现代化的是拥有人性化制度的英国而非整个欧洲。当然本书作者列举了一些通过实行好制度而走向繁荣的国家都是一些地理环境靠海，方便贸易的国家，暂时还没看到那个内陆国比如蒙古国实行好制度是否能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