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章节摘录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人狱以前在《一个神甫与临终者之间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之一——圣奉，丝毫没有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斯替派关于邪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人们会说圣奉并非萨德。他当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然而有些时机，小说家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萨德作品中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提出了上帝并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最杰出的作品以展示神的愚蠢与仇恨而结束。无辜的茹丝汀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犯罪的诺瓦瑟耶竞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死，他便改信异教。惊雷终于把茹丝汀击死，诺瓦瑟耶获胜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便成为对帕斯卡尔打赌的反驳。　　萨德对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萨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讲道德呢？这个囚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追求极端的后果。既然上帝杀害与否定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这种愤激的藐视与1782年的《谈话》中表露的那种平静的反抗已毫不相似。他此时大喊：“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我。”他声言：“不，不，不论是美德还是邪恶，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为一。”他心境既不平静，生活也不幸福。他说“他所不能原谅人的”惟一事情就是关于上帝的思想。“原谅”一词在这位大谈折磨的作家的笔下实不寻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状况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后指引着萨德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与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迷乱的心灵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的理智始终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这要视人们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以同样的态度研究他而定。　　既然上帝否定人及其道德，他也会这样做。但他所否定的上帝直到此时一直作为他的担保人与同谋。以什么名义？以他身上最强烈的本能即性本能的名义。正是对人的憎恨使他在监牢的铁窗后活了下来。这种本能是何物？它一方面则是本性的呼喊；另一方面是要求完全占有一切生命的盲目冲动，甚至以毁灭他们为代价。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定上帝——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观点，又使本性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对他而言，本性就是性，他的逻辑引导他走向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那里惟一的主人就是欲望的难以限制的力量。那里就是他陶醉的王国，他在那里听到了最美好的呼唤：“让大地上一切生命都面对我惟一的欲望！”萨德的英雄们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恶，它必须毁灭才能创造，人们毁灭了自己就会帮助它创造。这冗长的推论的宗旨仅仅是为囚徒萨德建立绝对的自由。他极不公正地遭到压制，于是渴求毁灭一切的爆炸。在这方面，他与他的时代作对：他要求得到的自由不是原则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萨德无疑曾梦想一个全世界的共和国，让扎美这个有改革精神的智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共和国的’轮廓。他向我们指出，反抗运动在加速发展，越来越不受到限制，其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全世界。然而他身上的一切都与这个炽热的梦想背道而驰。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憎恶博爱者。他有时谈到的平等是个数学概念：人皆为等价物，迫害者拥有可恶的平等。他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必须主宰一切。他真正所完成的功业就在仇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非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奇特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它是一切情欲的崇拜对象。”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多芒塞在《小客厅中的哲学》中读到的那段著名的诽谤性文字更能说明问题。这部作品有个奇怪的标题：“法国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彼埃尔·克洛索夫斯基正确地指出，那段诽谤性文字向革命者表明，他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对享有神权的国王的屠杀之上，他们在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上帝，便永远禁止自己放逐罪恶与批评有害的本能。君主制度在维护自己的同时，维护了建立法律的上帝思想。共和国完全依靠自己，品行在那里是不受约束的。可疑的是，萨德如克洛索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怀有深深的亵渎宗教的感情，而这种几乎是对宗教的恐惧把他引导到他所陈述的后果。情况更可能是，他首先承受其后果，然后找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当时的政府所要求准许的品行是合理的。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把结论置于前提之上。萨德在这篇文章中用一系列令人称绝的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与谋杀是合理的，并要求在新城邦中容忍这些行为。他极其欣赏这些诡辩，从而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在此时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当时无与伦比的敏锐拒绝将自由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当自由是这个囚徒的梦想时，它尤其不能忍受任何限制。它是罪恶，否则便不再是自由。萨德对此基本论点从未改变过。此公宣扬的理论矛盾百出，只有在涉及死刑时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绝对的一致。他这个巧立名目的执行死刑的爱好者，性犯罪的理论家，从来不能容忍法律所判定的罪行。“国家对我的监禁，在眼皮下执行的断头刑，这些给我带来的痛苦百倍地超过可以想像的一切监狱。”这种恐怖使他丧失了在恐怖时期公开表示出克制的勇气，那时他还勇敢地为岳母求情；虽然她曾使他人狱。几年以后，诺蒂耶清楚地概括了萨德所顽固捍卫的立场而不自知：“由于极度狂热的感情而杀死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一个可尊敬的政府的部门为借口，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冷静地让别人去杀人，这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里所流露的一种想法为萨德加以发挥：杀人者应当以其人身偿命。可以看出，萨德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讲道德。　　他对死刑的憎恨，开始是憎恨那些相当相信自己的品德或他们美好事业的人们，他们因此才敢于惩罚，虽然他们是有罪的。人不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而为他人选择惩罚。应当打开牢狱，否则便证明自己的美德，但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仅一次，就会普遍地认可杀人。按本性行动的罪犯不能置身于法律一方而不判罪。“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这句话的含义是：“接受犯罪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惟一合理的，并且要永远进行反抗，如同想得到圣宠一样。”完全屈从于恶会走向一种可怕的禁欲状态，这会使充满智慧与善良的共和国感到惊恐。这个共和国第一次的骚乱就焚烧了《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可谓意味深长的巧合。它必然会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重新禁锢受到牵连的拥护者。这样一来，便使他有可怕的机会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全球共和国对萨德可能是个梦，而从来不是一种愿望。在政治方面，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在他的《犯罪的朋友们的社会》一书中，他公然声称自己拥护政府及其法律，然而却打算违犯法律。这样，追随者们便投票支持保守派议员。萨德所思考的方案要求一种温和中立的政权。罪恶的共和国不可能是全球的，至少暂时是如此。它必须装出服从法律的姿态。然而，在一个只有杀人规则的世界，在罪恶的天空下，萨德以犯罪的本性的名义，实际只服从无穷尽的欲望的法律。然而，无限制地渴求他物，意味着被他人无限制地渴求。允许毁灭意味着自己可以被毁灭。因而必须斗争与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律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力量的法律，其动力就是权力意志。　　与罪恶为友，仅仅真正地尊重两种权力，一种是在社会中可以见到的基于出生偶然性的权力，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而捞到的权力，他们玩弄卑鄙的手段，终于和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以这类人物来塑造其出身寒贱的英雄。这一小撮有权势者，这些被接纳入权力阶层的人，知道自己拥有一切权力。有谁若怀疑这令人生畏的特权，即使是须臾间，也会立即被贬斥，重新成为受害者。人们于是在道德上信奉布朗基主义，一小撮男人和女人由于掌握一种离奇的知识而坚定地自居于奴隶阶层之上。对他们说来，惟一的问题就是自己组织起来，完全地行使权力，以满足其惊人的欲望。　　……

内容概要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书籍目录

引言反抗者形而上的反抗  该隐的儿女们  绝对的否定  拒绝得救  绝对的肯定  反抗的诗歌  虚无主义与历史历史上的反抗  弑君者  消灭神明  个人的恐怖行动  国家恐怖主义与无理的恐怖  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  反抗与革命反抗与艺术  小说与反抗  反抗和风格  创造与革命南方思想  反抗与杀人  节制和过度  超越虚无主义

编辑推荐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本书收录他的随笔散文作品。

作者简介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如果说加缪一生创作和思考的两大主题就是“荒诞”和“反抗”，如果说哲理随笔《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对于荒诞哲理最集中的阐释，那么《反抗者》就是全面阐释他反抗思想的理论力作。笛卡儿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是的，既然世界本就是荒诞的，对人的理想、人的愿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与恶意的敌对，那么，人如果没有反抗，又何以为人？又与蠕虫何异？既然人生而荒诞，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了在荒诞和绝望中寻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进行反抗。也唯有通过反抗这一条出路，才能最终体现出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反抗者》体现出来的精神和勇气，足以与《西西弗神话》前后辉映，足以为加缪“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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