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香港人》书评

有社会学味道的杂文集

花了七十RMB在淘宝上代购的港版，所谓的增订版让我大失所望，竟然是拿毫不相关的文章充页数，夹带了很多陈冠中的影评私货。陈冠中是港大社会学本科，波士顿大学新闻系（或者是传播系？）硕士，《我这一代香港人》有点类似于林语堂《吾国吾民》，是本带有陈氏社会学，传播学烙印的杂文集。开篇的《我这一代香港人》我觉得最为亮眼，首先满足了我们这代被区隔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的猎奇，再者，陈冠中文笔很棒，观点犀利，真如一个战后香港婴儿潮一代坐在你对面，有诚意得忏悔。从《我这一代香港人》，由人推己，真心觉得是当下80后一代大陆人的镜子啊，尤其是那句“是的，我们爱钱。”当然，80后不及他们幸运的，尤其是像我这般85后。香港今天的很多问题，是否真的如陈所说“成也我们这一代，有问题的也是我们这一代”，恐怕有些牵强，硬扛上身了。问题根源恐不在世代矛盾，而是贫富差距。

《我这一代香港人》：顾左右而言他

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广州人，我一直对香港这个曾经看似遥远的邻居抱有好感。小学时候就看武侠剧录像带，听四大天王的流行歌；自从广州能收到香港电视台，我们家一看就二十几年；到自由行开放，赶紧联系亲戚过去玩一转，逛维多利亚港和金紫荆广场；工作之后接触了好多个香港人，感叹他们在外籍老板和内地员工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看他们在饭店甫一坐定就开谈股市和楼市，听说他们请假去参加游行；香港茶餐厅早就在广州遍地开花，现在满记甜品和正牌的许留山也陆续到来；每个长假甚至周末总有同事朋友稀松平常地说要到香港购物去…… 香港离广州越来越近。而今天的广州人和《我这一代香港人》描述的港人又是多么的相似：没什么原则性的思考、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人生态度就是要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想象力被绑架，很甘心地收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科技。成功所在，也正是问题所在。《我这一代香港人》是陈冠中先生对香港“来自何处，往何处去”的反思和想象，命题其实相当的宏大繁杂，因为牵涉到一个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未来，角色定位，它的故事、经验和文化；然而，我读着一直觉得温暖和亲切，也许是因为粤港长期以来共用的文化和紧密的联系使我非常容易理解书中的各种话题；更重要的，大概是因为在几乎所有宏大的命题中，陈冠中先生都没有忘记从小处和从居民的福祉着眼，例如在谈及建设创意城区的时候，他关心大企业之外数目更多的小公司、小工作坊和自由职业者，在高薪管理者之外，他关心一个年轻的、只能承受低租金、低成本生活的创意工作者；还有阅读时总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对香港深厚的热爱，这种感情没有一次是外露张扬的，而是藏在呼吁对香港人接受和珍惜现有历史、建筑、文化积累和社区，告诉人们这个混杂的拥挤的半唐番的城市的魅力所在，为她分析规划未来之路的理性思考过程中。基于对香港的“百看不厌”，作者提出了不少城市发展思路：“中价值，中就业”针对香港目前地产金融独大的局面提倡多样化的产业类型，鼓励发展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产业以保障足够的就业机会；“文化发展的附加法（add-on）”强调新的城市发展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之上，要“扎堆”，要“孔透”给更多的人参与；“移动的边界”谈及香港跳出自己身份和政治经济想象的框框看风景，思考香港和深圳、广州地区发挥各自优势更紧密合作的长期趋势；他把香港唤作“杂种城市”，提出“杂种世界主义”，说香港体现着无边界的本地主义，见证着殖民和去殖民，去中国和再中国，这个超级复杂多样的地方既重视身份认同，也欢迎沟通交杂；城市发展过程中，香港并非没有东西可以向别的伟大城市学习，“不过香港的其中一个重点学习对象应该是：香港。”香港作为香港的方法，说的是学会做自己，保留正宗港味。在城市发展话题之外，陈冠中先生作为香港学者对世界思潮的关心和呼应，还有感受与联结中国大陆的努力也让人印象深刻。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点像一场探险，你会看到源源不断的文化词汇和思想理念，有些枯燥不好懂，有些新鲜趣怪，有些复杂深刻。“坎普”，“垃圾”和“刻奇”作为有趣精妙的现代感觉词汇，是揉合严肃和幽默而代批判性的反讽感觉力，这种文化的力量有助于我们自觉而有创意地活着，从不断学习和对美的体验中得到乐趣和自我完善；“淑世谜米”讲的则是话语和主意如同基因般改变世界的深邃潜力，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教育和建设、实现更好未来的坚毅情怀；韦伯的统治形态分类理论很特别，难以被收编到任何意识形态阵营（他把普选领袖的当代民主制度归类为魅力领袖统治！而不是想当然的法律理性统治），复杂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 好吧，我承认自己并不全懂，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源还有待下一轮的咀嚼。陈冠中先生说自己每每谈到香港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许是因为深厚的感情和对香港复杂性的深刻认知让轻易的简单解答变得不可能；而我对《我这一代香港人》这本书，以及阅读过程中对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不断冒出的想法和理解恐怕也要用“顾左右而言他”来形容，因为它们同样复杂丰富千头万绪，在这儿正面的说法和动听的言辞都显得无力，需要的是认真的研习和反思。

摘抄_我这一代香港人

《我这一代香港人》陈冠中OXFORD UNIVERSITY PRESS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学校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们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觉悟到没有必然关联。连人口结构都偏帮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有人。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难道公共空间不也就是有限公众资源，故此是主权在民是由公众委托了政府或公共机构代管并应受到公众监督，特别是应该监督某些公共空间应否或如何由公共转给私人，即变成私家重地，非请勿进的私人空间，既是空间拥有者或使用者的有隐私权的空间，也是地产拥有者或使用者的商业空间，必然此长彼消的侵蚀了公共空间，以致有购物商场是否公共空间之议，才会有香港的外劳家佣只坐在露天的皇后广场而不坐进置地广场因为后者虽有广场之名实为私人空间——它的公共性是有选择性的。我并不是说香港没有东西向曼哈顿——另一个伟大的城市——学习，作为无边界的本地主义者，香港永远应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开放的社会，不过香港的其中一个重点学习对象应该是：香港。反面说，香港自己还没学会做香港，整天只想拿来别人的想法往自己头上套，并不断向自己重复自己编出来的过时广告宣传。正面的说，是让香港作为香港的方法。香港作为方法——或许每个稍有传统的地方都应兼顾自己的方法——不同于之前日本学者提出的亚洲作为方法和中国作为方法，或两者是思想史学界要摆脱西方定义下的现代，但我这里说的香港作为方法完全是指属于全球化时代一种进行中的现代，但却以强顽的本地性——这个本地本身又是个多元的中心——丰富了大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做了一次长达50年的示范：连香港也能一边拥抱全球化一边闹哄哄的玩本地化，大家还用怕什么全球化：事到如今全球和本地别无选择必须择善固执的并行，而哪怕是不理想的现状却是仅有的起步点。混杂是从外看的，在里面生活的人看到的是有序的、有用的和有意义的——对长久在其中生活的人，更有社区的和历史忧伤或怀旧的意义，这是她们曾参与协作的空间，并是构造她们现在身份的空间。“城市容许你成为公民，虽然你不是国民。”（Salman Rushdie）……现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备“根与翼”，根是指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土文化传统，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自闭传统与无根世界的对立，而是既保留继承下来的根——所谓可以携带的根（portable root），同时拥抱世界，并各自做出混合以超越自己原来想象得自己。曾经好一阵子，大家谈到的多元文化，只注重了不同文化在一个国家内的并列共存，强调了不同文化的存在权利和承载者的身份归属性，即加拿大学者泰勒(Charles Taylor)说的“承认的政治”…………因为这些都只谈身份、风土习俗与原味，假设了先存的国族或族群身份，并带决定论色彩，单向设定了文化只是这些身份的表达而已。当然，也有启蒙思想家对世界主义存疑，如卢梭就问如果你爱所有人，不就是什么人都不爱？“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中国性使得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拥抱西方现代性而不必畏惧被殖民化。”这两篇文章是纽约知识份子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和美国影评人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垃圾，艺术和电影》(Trash, Art, and Movies)。两条路径当前，我曾作选择，也和众人一样，选过较幽的径，每每只是看不透，起了步，及知道是难行道也回不了头，或舍不得，当初何曾故意要成就后来的自圆其说？舍不得的理由因人而异，我的是停停走走、兜兜转转后的晕，是嵌入某个想象小共同体后、脑中释出的分泌造成的一种感觉，像微醉。晕的日子里，想象中的小共同体（走幽径也要有同路）比世界真实，甚至迷人，似泛黄纸印上糊掉的蓝山咖啡渍——我忍不住胡说张腔。我就是不慎看了几本书，被罚走了三十年的幽径。“一CC派克墨水的蓝色，可以灌溉，好几个不毛的中世纪”……北京让我决心住下的是其他住在北京的人，是因为人有意思。……市场也看不到自己的外部效果如环境污染和长远问题，市场分不出什么可以市场化什么不可以（譬如说雏妓）……新的综合说法是：全球化思考加上本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动加上本地化行动——缺一不可。这说法拓展了民间人士的思考和行动领域，有助于建立国族公民社会以外的全球公民社会。不要小看一句话、一个主意的改变世界的深远潜力。“谜米”一词是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1976年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里首次提出的，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gene），相应而言，道金斯说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可以叫谜米（meme）。据牛津词典，谜米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特别是模仿的方式而得到传递。……然而他(Saul Alinsky)在1969年的书《激进派的守则》里，劝大学生要做有现实感的激进派，不要做修辞派的激进派。他（Ralph Nader）还注意跨国问题，如在1970年，发觉输入美国的日本汽车的安全标准，远高于在日本国内销售的日本汽车，这发现公布后，日本政府和汽车业觉得很没面子，立即承诺以后国内外划一标准。对很多人来说，人类要吃肉、要用动物来做救人的医药实验，动物歧视是必须保留的，人有特权去用动物，动物无权说不。当然，我们要自觉这样的思维在逻辑上与奴役非我族类的种族主义是相似的，而歧视者往往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重提韦伯和博兰尼，因为他们都不是理论理想主义者，而是实证现实主义者，不轻易提供简单的解答和无痛的出路，难以被收编到任何意识形态阵营，切断了很多非此即彼的左右成见，复杂化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只有复杂“鸡尾酒式”的现代观和全球观，才较能说明今天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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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一代香港人

陈冠中，香港著名学者，评论家，作家……。身份很多重，关注的事物也很多元，从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到影视文化，一一都有涉足。对各地文化也颇有了解。生于香港，出国游学，旅居港、台、内地之间。总是会让我想到另一个人——梁文道，也是一个学识很广，见地独特的人，并且对于东西方文化都有所知晓。而《我这一代香港人》便是从他的读书节目里听说到的一本书。这是一本理性的书。集合了陈冠中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文字，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香港城市的一些见地，第二部分是他对于电影与文化的思考，最后是一些关注社会状态的文章。每篇文章都不会过于冗长，也没有华丽艰涩的语调，平实的叙述他的知识见解。会选择这本书还是因为对于香港的喜爱，可是那篇《我这一代香港人》却是对他们那些香港人的批判。爱之深，责之切。也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才能看的出自己的问题。一直也都觉得梁文道是一个平静对待一切的香港文化人，却见他在讲述某个香港历史事件时情绪有些波动过。都是我这些只是钟情，却无法靠近香港的人不能深刻体会的。香港的确是个能够吸引人们目光的地方。因为她确实的特殊。在东方与西方的夹击下，那座城里的人会看到更多，也会想的更多。他们比西方人更懂得中国，比中国人更了解海外。或者这就是陈冠中笔下的香港人——要去加拿大定居，又要到大陆赚钱——想要把哪边的好处都占上，却也经历了一些惨痛时期。历史造就各类人的各异心态，曾经他们隔海观望着热闹的大陆，对他们来说很多事情却没有太多影响，一切都是无关痛痒的喧嚣。于是发展也就没有阻隔。可是他们心底仍是有对未知事物的惶恐，大多做了两手的准备。这一代婴儿潮出生的香港人，是香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他们前面没有别人，所以他们如鱼得水，做任何事情也都很难失败。虽然陈冠中先生认为他们大多臆想了自己的功绩，但他们毕竟是成就香港繁荣的一代。那些时候，处处都能见到人们对于香港的艳羡。好像还是梁文道，曾经评说过香港如今的衰退，想起往日那些香港明星，虽然可能很少能够前来内地，但发生任何新闻却也能被大陆朋友们津津乐道，而如今的新闻主角，有时却让大陆人有些印象模糊。其实看看现在的香港电影，很少再有纯正意义上的香港电影了吧。现今发展好的香港明星却是能够走向大陆的了。或许不是香港在衰退，只是大陆在往前走。谁都有鼎盛时期，过了那个潮流，人潮也就随之退去了。但香港还是有她的优势与特点在的，她的吸引度并没有消失。在这个历史阶段，可能是需要一些新的道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杂种城市的概念。多元社会是指一个社会中允许有各样的文化形态，但你的文化依旧是你的，我还是拥有我自己的。而杂种社会是各类文化共存的社会，人们互相学习彼此的文化。但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做的到。因为外来者或者少数人的文化并不那样容易能被接受，需要主流的一些大度与舍弃。全球化一点点的加剧，这是人们需要慢慢学习的新课题。对于中国电影，陈冠中先生还是持着鼓励态度的。但我觉得，如果电影外在的限制还是持续不断的话，中国电影发展空间仍旧不大。这是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事情，因为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件享受的事，如果看的是自己喜欢的电影的话。可是现在影院里放的，只是一些能放的电影而已，很多好电影，却不知去哪里支持。艺术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包袱的，当然中国有包袱的绝对不仅仅是电影。这是个过于艰难的问题。《动物的权利》这篇文章也是让我关注的，虽然太多人把动物放在低一个层次看待，我却没有把人类看的多么高级。转为吃素也多是因为找不到比它们更优越强势的理由。但这也很难改写那些动物的命运。更需要做的是用法律规定去争取动物的权利。或许这让有些人发笑了。人的权利都还不健全呢。可这也不应该是杀戮动物的理由吧。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我却是坚定不移的，一切都会平衡，那些带给别人的痛苦，终究会再回来，那个时候，才明白自己的恐怖。绿色资本主义似乎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但这是作者1989年讨论的问题。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原始的经济积累后，早已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绿色环保事业。减少工业废气排放，限制私家车出行，推广公共交通，各类环保组织的涌现，这些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已经很普遍。也有很多福利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朝着社会主义行进，他们走的是一条顺道。而很多事情现在还未被国人所接受，我们还在积累，还有太多矛盾解不开。只是记得今年回去北京两个月，真正意义上的蓝天，我只见到了一回。而陈冠中先生还是舍弃了香港、台北以及温哥华，选择住在了北京。因为北京还是有独特魅力在的。这就是历史的循回。或许未来还是要往这边看。只是不要光局限的看自己了，从这些书里面学习一些香港的发展，香港需要新路，我们也需要，相互的参照比较，总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