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時代群像
出版社:立緒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061113
ISBN:9789867416568
作者:漢娜．鄂蘭 (Arendt, Hannah
页数:224页
内容概要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早年跟隨海德格、雅斯培。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任教。她的著作如《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類的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心智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皆是社會、政治哲學的扛鼎之著。鄂蘭於1975年去世後，美國學界出現「鄂蘭研究」，對於研究她的學者則稱為「鄂蘭派」，儼然成為一個學派之勢。
■譯者簡介
鄧伯宸
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報社編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附設胡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獎，現為《新觀光》雜誌專欄作者，譯作有《影子大地》、《族群》、《綠色全球宣言》、《邱吉爾的黑狗》、《生活之道》等。
作者简介
【95 年11月誠品選書】在紀念漢娜．鄂蘭這位20世紀最具原創性思想家百年冥誕的今年，本書中文版的面世無寧具有特別的意義。她將充滿政治災難、道德淪喪20 世紀前半葉命名為「黑暗時代」，以獨到而精闢的見解，論及在這段期間諸多知識份子的人生經歷及其思想活動，也談時代之於他們人生與哲學理念的影響。全書勾勒萊辛、盧森堡、布萊希特、班雅明等十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家群像，精準的描繪令人拍案叫絕。例如她形容班雅明是徘徊前衛古典之間，心靈矛盾；而盧森堡在公共領域裡展現出卓越的言行，透過理性辯論與他人連結開創新局，被鄂蘭認為是「黑暗時代的偉大心靈」。但鄂蘭並不視他們為時代精神的代表，而是透過論述袞袞諸公的理論與觀念，指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有這些思想家的螢螢光芒，人類的未來仍有希望。
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
鄂蘭有幸與這些精采的人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本書是20世紀重要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於20世紀70年代完成的著作。這位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她在這裡所論的都是20世紀前半葉的知識份子，都是她身邊熟識的人。處在上一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學術文化中心，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鄂蘭有幸與這些精采的人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鄂蘭在這裡談他們的人生經歷，談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活動，也談大時代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對人物與時代的熟識，鄂蘭信手拈來，侃侃而談，一個時代的輪廓，躍然眼前。這些人各有不同的才華與信念，各人的專業與環境也大異其趣，唯一的共同點只有他們全都互不相識，而且他們全都走過了一個共同的時代（萊辛例外），一個政治大災難、道德大淪喪，藝術與科學卻突飛猛進的時代，這個時代鄂蘭稱之為「黑暗時代」一個動盪、飢餓、大屠殺、絕望、不公不義的時代。
人類的經驗與歷史，其實是不斷在重寫，與重演的，今天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已經走到一半，我們面對的世界，似乎還可以在鄂蘭的這些篇章中看到影子。
鄂蘭在這本書中評論了11位知識份子，包含了萊辛（1729-1781）、羅莎‧盧森堡（1871-1919）、安捷羅‧朱塞佩‧隆加尤里（1958- 1963）、卡爾‧雅斯培（1883-1969）、伊薩‧迪內森（1885-1963）、賀曼‧布羅赫（1886-1951）、華特‧班雅明（1892- 1940）、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898-1956）、華特馬爾‧居里安（1903-1954）、藍道‧賈雷爾（1914-1965）。
鄂蘭在她的寫作中，並不把他們視為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時代精神的代言人、或是歷史的詮釋者。對‧鄂蘭而言本書的寫作有些是感時之作，有些則是適逢其會。鄂蘭以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乃有了這組群像的勾勒。
发布书评
精彩短评 (总计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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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这本书我在北大借过，没怎么看又还掉了。。。 -
书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有共产主义情结，或者是左翼倾向。汉娜个人的观点和主张我还不了解，但不论怎样，做为他们的朋友或是熟识者，做为通过人物传记性的文章来反映一个时代面貌，她的描述是合格的。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也应该是最易读的是应该是第一篇莱辛和倒数第三篇布莱希特的。而赫尔曼·布洛赫，通过汉娜的介绍，我认为他的思想不具备跨越时代的价值，依现在的观点来看，他的思想和观点无疑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也是反市场的。
而在瓦金尔特·本雅明这一章，汉娜是故意的么？她是在玩文字游戏么？作者用晦涩的长句漫无边际地介绍着传主的思想、观点，实在让人无法耐心细读，通篇看下来，除了知道本雅明是个文学批评家之外，其他的一无所知，如果看作是人物传记，无疑是失败的。绕了很长的圏子，汉娜最终也没能把本雅明介绍清楚，我在读的时候，只是希望赶紧结束这一章，逃离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文字。
但有一点，汉娜是用心的。在本书的介绍里有一句话写得比较好：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通过这本书中几个时代标志性知识分子的描述，我有一个印象：他们的思想观点有许多乌托邦的色彩，虚无飘渺，不切实际，甚至是幼稚的。他们太一厢情愿，他们太沉迷于自我，而一旦他们与实际想结合，就变得了无新意且缺乏建设性。不过有一点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的坚持与深入。 -
不谙政治？太宽容了吧。 -
谁在借书条上画了图、、YH
“只有德国女人才有那种经由德国男性熏陶出的严密的逻辑训练”（墙角…… -
Trial and error, 改变现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况且这也算是为后来者铺路。此外，相对集权而言，民主是一种太过保守的自由。 -
喜欢这书评 -
黑暗时代的启明
——评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1964年，阿伦特接受了德国一个电视节目的访谈，当采访者介绍她是一位“哲学家”的时候，她很有礼貌的打断了采访者的介绍：“恐怕我要对此提出抗议。我确实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到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我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相信哲学圈子已接受我。”这确实是一个事实，虽然阿伦特曾经跟随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这些当时一流的哲学家学习过哲学，但是经过了20世纪“具有最黑暗的混乱、最黑暗的野蛮、最黑暗的残酷”的时代后，她意识到，哲学与政治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所以，她希望能“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审视政治。
阿伦特极力区分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做法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如果能对她在那个时代的经历有所了解的话，一切存在的疑问就会瞬间烟消云散。她的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的随笔集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明”的作用。阿伦特在这本书中无数次提到了这个词汇：启明。如果联系到“黑暗时代”这个借自布莱希特的诗歌《致后人》中的词汇的话，就会恍然的理解“启明”一词在当时的阿伦特的人生当中有多么的重要。“黑暗时代”这个看似含混的词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状态的时代？阿伦特说，这样的时代中到处充斥着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马克斯&;#183;韦伯所言的通往真实的存在之路、通往真实的自然之路、通往真实的上帝之路、通往真实的幸福之路一一变幻为时代幻象的时候，我们期待着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亮射到他们爱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不同职业的人进行的对话和思考。《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涉及很多的人物，或者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涉及到很多的职业，有政治家（卢森堡）、基督徒（龙卡利）、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文人/“德国文学唯一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本雅明）、诗人（布莱希特）等等。作为政治家的阿伦特是在和他们对话，同样也是向他们致敬，因为在她看来，正是这些人代表了在那个无比黑暗的时代中最耀眼的“启明”之光。
阿伦特是作为政治家的身份是我一再反复的说明强调的。把政治从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最初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的实际教训。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或者两者都被败坏。因此唯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最大的激情去沉思冥想，但必须要把他们隔离起来以免造成伤害。这就是哲学难题和政治难题的解决之道。而具体在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她发表最具哲学抱负的著作《人的条件》，并把它献给她曾经精神上的父亲和情人、因为亲近纳粹战后遭到谴责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时候。阿伦特通过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事件的反思，用这部著作宣布了她的坚持与哲学方面的分离。她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沉思生活。阿伦特试图将纯粹哲学与政治思考区分开来，“后者需要自己的话语，遵循自己的原则。”明白这点你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她抗议别人把她再次称呼为“哲学家”。
也许谈到了海德格尔我们可以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作一个大胆的揣测。在书中，阿伦特唯一用了两篇文字来谈到了她的哲学老师雅斯贝尔斯。也许，她的潜在的意义就是和她另外的一位对她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老师海德格尔作出对比和抉择。时至如今，我们可以对海德格尔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那个黑暗时代中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事实。他不是作为黑暗时代的启明之光而存在的，而是作为陪同那个黑暗时代一起沦陷的黑暗之光而存在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组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他们曾经都是志同道合的友人，因为共同的对哲学的爱欲走到了一起，但是随着黑暗时代的来临，他们的人生道路面临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注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面临无比的尴尬和即将破碎的边缘。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于1933年4月离开了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于5月加入了纳粹党。现在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海德格尔的这一选择并不是像当时很多的人那样是被迫的。他曾经公开表示支持纳粹，校长的职位也是他努力争取的。在任职期间，他还陷害了自己的同事、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以及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他的这一做法不但让他的好友雅斯贝尔斯痛心的无法理解，也让他的学生和情人一直流亡在外的阿伦特同样无法相信。但是在战后，雅斯贝尔斯还是为老友的行为给予了宽容：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阿伦特也为自己的老师恢复哲学声誉四处奔走呼告。但是经过了那个最黑暗时代的考验，已经作出不同选择的三个人能回到最初的友谊之中么？
《黑暗时代的人们》对那些一直期待着“启明”之光照亮整个人性原野的人的书写和致敬，尤其对雅斯贝尔斯的赞誉和致敬，无益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潜在无声然而却是最为明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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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细读该书，写篇细评吗？只有述评，没有细评。 -
不像罗兰•巴尔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文人和士大夫的差别。 -
死去的人从来不能站起身；
甚至疲倦的河流也是如此
曲折而安然地流入大海 -
作者具有女性知识分子的特质：对事物不偏不倚的认知，试着超越偏见去理解真实的人，光明向上的世界观，在人性恶面前，除了力求准确，更多的是宽容与对话的可能。我们看到，这位成熟理性的女性认识世界的方法，是明察秋毫、力求公正，检验每一个人具有的真实品质。这大概并不需要她所赞美的莱辛式的“勇气”，只要多读点书、正常思考就行了。也就是说，她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并不罕见的常识。正如她所说，这种认识是一种人的“责任”，是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公共领域”的“更古老更恰当”的方式。
“公共空间也是一个精神性领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马人称为humanitas（人性）的东西才在其中显现出来。罗马人用这个词来表示人的独特不凡之处。 Humanitas无法在孤独中获得……只有当人把自己的生活和人格都置于‘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时，它才能被人获得。”这就是说，所有打算独善其身的想法，都不具人性，至少对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是如此，这和中国的入世观很一致。
书中谈到了下列人：
剧作家莱辛，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最终得到智慧的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诗人赫尔曼•布洛赫，哲学家本雅明、沃尔登玛•古里安、兰德尔•贾雷尔等等，这些人，一部分是作为人性的榜样，天才除外，作者考虑得很周到，认为天才具有另外的命运，可以不按常理要求，比如，能间接地影响到公共领域；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们拥有正确的观念而被提及。
其中，剧作家布莱希特是一个例外，作者谨慎地把他的政治错误和作为诗人的才能分开，在道德与不守道德的天才之间行走了一小会，然后指责他“过界”了，超出了作者认可的底线——“他越过了那条人们为他划出的可被容忍的界线”，因此，作者略带快意地判决道：“一个诗人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长的惩罚，除死亡之外，当然是他的天赋的丧失。”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必然是：如果艺术家服务于某一意识形态，将导致语言能力的完全丧失。作者引用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一个统治者的代言人来到一个‘学会了如何说不’的男人家中。代言人声称这个男人的家和食物都属于自己了，他还问这个男人‘你愿意伺候我吗？’男人把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毯子，守护着他的睡眠，而且在随后的七年中都对他惟命是从。便是，这个男人无论做什么，他都决不出声。七年结束了，代言人已经因吃喝和睡眠而肥胖起来，呈现出老态，随后，他死了。那个男人用旧毛毯把代言人裹起来，从屋里扔了出去。他清洗了床，粉刷了墙壁，轻松地叹了口气，回答说：‘不。’”
而后，她以女巫的口气写下这句并非预言的话：“一个诗人真正的罪过来自于诗歌神明的报复。”然而，可敬的阿伦娜努力在布莱希德的碎片中找寻着意义，宽恕了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所做做为，行为已受到诗歌神的惩罚。
看来，这本书是一本新《二十四孝》，作者否认这和“道德”有关，她采用的词是“人性”，她书写散发人性光环的智慧，容易让人热血倒流，从脚后跟冲到额头，对高血压患者们很不利。
“人性”，这难道不是更高更优先的道德标准吗？甚至可以说是道德的基础。
作者写道：“所有这些本来都不应该说出来，而最好是省略掉。”“接下来发生的事卑琐肮脏，根本不能作为素材放到故事中。”作者只对高尚感兴趣，貌似中国的“文以载道”。表面上，作者赞同事物的多种可能性，实际上，她为人类世界设定了极为严格的道德标准。
为什么有些人看到艳照门会生气？不正当性行为？欺骗公众？保持某种形象来迎合大众口味？给人带来坏榜样？明星不能成为道德楷模了？公共领域的可怕之处在于，如果它是好的，它就应该允许在不撒谎的情况下不受谴责，而公众偏偏如此难以伺候，一面要求不撒谎，一面又要承担不撒谎的后果，两方面都不能逃脱惩罚。撒谎更严重还是犯了道德错误更严重？人们到底不原谅什么？谁敢挑战公众呢？除了行为艺术家。说到底，是什么使他们撒了谎？难道是一个道德宽容的社会？
宣扬人性的榜样毫无益处，当一个社会在树立做人标准时，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都很危险。把一切人性简单化、把善与恶简单化、把真善美当作标准，都是一种蹈空行为，黑暗时代的人们可能需要这种空洞的语言，来作为希望之光：“像绝对正义这样的东西必定是存在的，从中产生出一种新的人权宣言。”汉娜·阿伦特如是说。
这种情境，由齐泽克的一个故事揭示出来：“你是一个小男孩，你父亲想让你去看祖母。你不愿意去。如果是传统的父亲，他会说，我才不管你怎么想呢，你必须好好地去看你祖母。这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在一个放纵的社会，这个父亲会怎么说呢？我猜他会这样说，你知道你的祖母是多么爱你吗，她在期待着你，除非你愿意去，否则你可以不去。每个小孩都可以听到父亲的用意——你是可以选择的，而实际上，他给你的命令比传统的父亲给你的命令更加强烈。他不是告诉你，你必须去看你祖母，而是告诉你，你必须“想去”看你祖母。”
看出两者的不同了吗？前者是一种暴力统治，而后者，是思想上的暴力统治，它不但强奸你，还有其极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同“真善美”统治，不赞同“人性”统治。
书中引康德的话：“一条小径，有一天毫无疑问会拓展为一条大道。”我想，还是不要有什么貌似笔直，实则扭曲的（社会主义或别的主义）大道的好。我更喜欢听到鲍勃迪伦说：“偏离大路的地方才有真实的力量。”
或许，是一种紧迫的责任感，使作者发出赞美，和批判，她盛赞一些人，宽恕另一些，像她推崇的哲学思想那样——“近和远便不再取决于我们与一位哲学家相距的年代，而只取决于自由选择的节点，我们从那里进入到精神领域之中”——她自由地选择节点，进入他们的生活之中。
作者写道：“当所有不实之词都被拆穿，所有歪曲都得到纠正，所有错误的判断都被抛弃，反感就会作为某种无可辩驳的东西保留下来。”也许她是对的，反感是我写这篇文章唯一的真正的原因。 -
对啊，没读懂还写那么大段，楼主公务员啊？ -
“黑暗时代”作为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的关键词，借自布莱希特的《致后人》一诗，在希莱希特的诗中，这个概念指的是混乱、饥饿、屠杀、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绝望；在这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
在这样的黑暗时代（在古老的东方这种时代已持续了数百年），知识分子何为？阿伦特写了莱辛、罗莎·卢森堡、龙卡利、雅斯贝尔斯、迪内森、布洛赫、本雅明、布莱希特、古里安、贾雷尔。他们每个人在黑暗时代有不同的反应与作为，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努力去改善现状，一种“行动”的力量。阿伦特说：“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人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于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从们，自然会被这样的时代所塑造，或者倾向于或者厌恶于公共领域，或者超越它或者跑到它背后，“以达成与他们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
显然，阿伦特更赞美一种在黑暗时代里努力参与公共领域，也就是政治的行为，所以对于左派的卢森堡，她抱着再多的同情，这位死于暗杀的马克思或多或少的信徒，在阿伦特的笔下获得了一种理解甚至光芒，“而罗莎，用她半天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也因为这种对行动能力的肯定，所以阿伦特这样为布莱希特开脱：“布莱希特的罪过比庞德要小，然而这罪他犯得比庞德更重，因为他是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虽然我一向主张知识分子更应该呆在书斋与思想里，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我仍然要感激于阿伦特对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能为力而犯错的开脱，她写道：“总有那么多麻烦围着诗人，他们自身经常显露出令人感叹的行为不端……一个诗人在行为过失的时候用不着承担起全部的罪过……他对他的女友们说，‘在我这里你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他知道得很清楚，女人在男人那里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安全感——而这是诗人们几乎无法给出的。他们给不了是因为她们高蹈的事业必须避开地球的重力。他们不能被拖垮，因此他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去承担那么多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当年布罗茨基被审讯时，审讯者问他：“你何以证明你是一个诗人？”布罗茨基回答：“我何以证明明我是一个人？”有位诗人感叹道：“这个回答可以说是救了所有诗人一命。”而阿伦特对布莱希特的开脱，在我看来也是为所有诗人卸下了为公众所加上去的那些不必要的担子。
请让我们记住这样的话，“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比为诗人的行为找出逻辑更愚蠢的事情了，虽然很多严肃和高尚的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当然，阿伦特开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包括中国当下这绝大多数为了取得“赦免权”而选择文字分行的诗歌麻将爱好者。像布莱希特这样真正的诗人，他们犯下的错不是日常道德上的，而是在一个大是大非大变动的时代里，判断时所犯下的错，这样的错也是一个时间的阴影变迁所致，所以他们不必要去承担这显示不属于他们应该承担的重担，但布莱希特选择了承担，这是阿伦特所愿意为他开脱的重要原因。
我个人一向禀持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呆在书斋里思想、写作，以思想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而不是走出书斋去行动，知识分子因为先天性的软弱，他们的行动必然会变形，最终会改变他们的思想，思想的力量与行动的力量均会丧失。阿伦特所写的这些人们，大部分都是有左派的思想与立场。与自由主义者不同，自由主义者更喜欢用思想说话，而左派知识分子更喜欢直接行动，结果，历史总是陷入一种吊诡之中：你因世界的不公正而去行动，你的行动却会带来更严重的不公正。所以左派在一百年来所犯下的罪恶，不在纳粹之下。而两者共同的“历史唯美主义”的愿望与原则正是差不多的，它们简直就是一对双生子。当然，雅斯贝尔斯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在他看来政治问题是如此严肃，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它交给那些政客。而有着某种左的立场的阿伦特也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她对左派一直抱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同情，虽然她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都看到左派天然地会通向极权主义。
阿伦特一直倡导“启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在随笔中的阿伦特比专著中折阿伦特多了几份柔软与宁静，所以，就让我们祝愿那些在黑暗时代经历过、爱过、死去的人们获得良心上的安宁，就象斯温伯恩的诗所写的那样：
死去的人从来不能站起身；
甚至疲倦的河流也是如此
曲折而安然地流入大海 -
罗莎卢森堡
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礼赞，
是一个思想家对另一个思想家的仰慕，
是一个在黑暗中有幸逃生者对另一个被黑暗扼杀的人的悼念。
汉纳阿伦特--罗莎卢森堡，同为欧洲犹太人和知识女性，都是对德意志怀有复杂情感的德语人士，对哲学和政治都有深刻研究的学者，显然，罗莎的故事只能由另一个女人来讲，一个德国女人来讲，就象很多年以后特罗塔拍摄的那部著名的传记影片，依然是一个女人，出自一个德国女人之手。
只有德国女人才有那种经由德国男性熏陶出的严密的逻辑训练，对哲理的酷爱和理解。即使在这样一本出自女性的人物传记里，扑面而来的少有女人的细腻与伤感，压抑与严酷的德国式的沉闷主宰了整部作品。
只有其中的罗莎卢森堡一章，才依稀透露出些许女性的温婉。
和大多数人们印象中的双枪老太婆式或者德伐石太太那样的“革命”形象不同，许多真正革命女性并非是出于自身的贫苦与不幸才走上反抗的道路，无论是列宁的情人伊尼斯，还是中国的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大多数都是出身良好，生活优越的知识女性，如同十月革命的领袖大都是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一样，罗莎也是一个家境富足，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
假如不是因为罗莎本人说言出于道德的需要，她更愿意去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所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贵族发动的，经由底层人完成的政治行动。而正如罗莎本人所说，对于道德的要求使她成为了一个革命者。
可以说，理想主义和对现实的不满是革命的动力，而只有在讲良心的地方才有革命。
革命的启蒙者正是这样的人。
文章深刻的剖析了罗莎的家庭环境与性格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
作为一个具有欧洲世界主义犹太人思想的家庭的女儿，她一生都没有背叛自己那个具有悠久犹太家族传统的背景，在动荡的政治活动中，每一次都是她的家族出面拯救了她。她也从未象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盲从批判宗教，将资本论奉为绝对的新圣经。在那个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欧洲的历史时刻，她反而很冷静的指出了她所信仰的那个学说中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对已经取得成功的俄国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历史证明，她的洞见是正确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她正是一个在整个世界处于狂乱中的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之一。
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她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某些主张是幼稚的，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所说，重要的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留下了什么。
她留下的是一个惊人的预言和对历史的思考，以及她这个人所具有的人性的光辉。
正是这样一个被政敌丑化为嗜血罗莎的女人，有着一个善良女人对生命的爱，她爱花朵，小动物，对美有着热烈的渴望，她绝对不是一个冷血的杀手，连狱卒都为这个女人的死落泪。
她不是人们想象中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有一个同样是革命者的情人，并且她喜欢列宁这样的富于行动的男人，甚至对她的一个反对派，德国保守党的领袖也深为敬佩，因为--他是一个具有男人气概的人。事实上她厌恶女权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象毛特岗和法拉奇那样的女人反而有男子汉情结，甘愿服从于一个和自己一样坚强的异性甚至被其所折服。革命女人不是乔治桑和伍尔夫的沙龙的女主人，而是对行动充满崇拜的人，一个女人对革命的向往，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男性行动能力的向往。
显然的罗莎对革命没有列宁那样的组织和运作能力，她更擅长的还是理论的研究与批判，当革命一旦成为现实，她所能做的只是信奉马列主义了。这是她的致命之处，也是她得以纯洁之处。她的革命理想接近于的是雨果那种知识分子的人道理想，而不是充满暴力与权术的实用政治，所以她可以犀利的指出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倾向，却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告败，她的悲剧与其说是一个女人的，不如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在残酷现实中的失败。
我想，当一个女人向往革命的时候，她是否会象屠格涅夫笔下那个贵族女郎那样出于一种对理想浪漫的憧憬，甚至是象罗莎这样博学思维敏锐的女性，也难免在冷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同于实践中的能力。革命对女性来讲是自我的解放还是另外一种压迫？
所以对那些在追求真理与正义中献出生命的女人，我总是怀着神圣之心，无论后世将它们附属于何种集团，归类于哪种政治流派，少女时代罗莎写给朋友的话都是她们的心声--
能够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象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且为之奋斗时，我才会憎恨。
比男人伟大的女人们。 -
我昨天刚读了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顺着《致后人》检索到这一篇。想不到都是您写的，真是奇妙~ -
昨天读汉娜·阿伦特的这本书一直到凌晨两点。好久没有这种不能放下一本书的感觉了。虽然即便这样连续不停的读了五个小时左右却还是没有把这本书读完。
最喜欢最开始那篇思考莱辛的文章，看到题目我还以为是多丽丝·莱辛，但后来一想这两个人似乎不是同时代的。不管怎样，我并不知道关于这个莱辛的种种，我所知全部来自于汉娜·阿伦特这本非比寻常的人物素描。莱辛关于黑暗时代人性友爱的赞誉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精神的侧面，关于人性的重点。在人生那老生常谈的三情（亲情、友情和爱情）中，友情似乎是最能够被割舍掉的。但是，在莱辛看来友爱才是最可期盼的人性，也是在抛弃种种教条主义和专业术语之后最能够被理解和永远留存的东西。一种友爱不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日耳曼人之间的友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这份友爱揭示了所有冲突和嫉妒、仇恨与战争。而在忽视友爱进而鼓吹差别和单一群体的优越性背后则是不可避免的种族主义和其他一些类似的狭隘民族主义。爱国还是爱人？这成了一个问题。
对于人的热爱似乎暗示了一种世界性的存在，而这种世界性却在现代被不断扭曲着。这本书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哲学家阿尔贝尔斯以及他关于世界公民的疑问。地球村这个名词的出现绝不是因为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单一种族的存在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相反，那股正在不断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力量是一种非人的技术，一些冷冰冰的电缆和卫星、毫无人性的电脑。这种近距离的可能产生了更多的冲突，同时伴随着互相理解的可能。令人诧异的是那个关于反对统一性的观点。倡导多样性和差异作为进步和创新的前提，它充分的预言到那个由于“世界大同”所产生的毫无刺激和进步的乏味世界。世界公民的出现也许应该有另一种诠释——他不是归属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个体，也不是拥有固定传统文化的生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够接受多元文化并企图利用技术便利和历史仇恨以及普遍性差异进行和解。
迪内森的文章让我重新思考身份的问题。关于“我再也不要做人”的豪言壮语我是不敢说的。甚至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度感觉到自己那对死亡的恐惧。当然，我不能让自己停留在这个至今无人可解的问题上。所以，我继续阅读，发现了那句“生活的首要陷阱乃是一个人所具有的身份”。摆脱身份羁绊的选择其实不是很多。如果不能够做到随心所欲的选择就只能用自我的毁灭去换取自由。当然，我相信很少人才会这样做。多数人会显露自己光鲜的身份，隐藏自己不为人知的身份。因为每一个身份都有着一个自己的定义，我们无法用自己那单薄的言辞和自我剖白去同生活、公众甚至历史进行辩论。也许只有在这个也许有点“鲁莽、愚蠢”的青年时期我们才能够承认或者至少是正视自己那令人尴尬的“身份”。也许正是因为自己面对着身份认同的困境我才会对这种愚蠢产生深刻的信任。我相信：在如此短暂的人生中这样的愚蠢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那些在黑暗时代的人们，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努力让他们的光芒不被黑暗的统治和愚昧所笼罩。虽然重提旧事也许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却是一种经验和学习的必须。而对于仍存在于黑暗时代以及不那么黑暗的时代的人们，记录并努力发出声音也许是避免被遮蔽和歪曲的最好选择。（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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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各斯回归迷索斯，故事使意义敞明，而政治并非总是肮脏，健康的精神生活可能导致健康的政治行动。
好文！ -
作为一个逻辑异常清晰的学者，芙蓉姐姐的存在显然是超乎性别的。然而芙蓉姐姐的女性特质却又是完全不能被忽略的部分，因为无论是她的热情或是敏锐都与其直接相关。几乎是源于一种直觉，芙蓉姐姐总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历史的脉动与矛盾，并从中找到人性的位置。
《YY时代的人们》便是这样一本关于时代与人性的书，或者说人性如何在YY的时代存活的书。这本集子大多收录芙蓉姐姐对于同时代的朋友们的评论，论及M.J（迈克尔·甲壳逊），艳照门，打酱油的朋友等等。她往往语出惊人，又暗留余香。她以一种细致独到却又渗透了美学真谛方式，观察着这些同时代且经历了苦难洗礼的人们。【仿·文子】 -
第一次看你的书评，想说你没看懂写什么书评，我看过之后，也想说，我没看懂。 -
——读《黑暗时代的人们》之“瓦尔特．本雅明”
“今天，文人给我们的印象毋宁说是无害的和边缘性的，仿佛他实际就等同于一个总是有点喜剧色彩的学者形象。本雅明，这个感到和法国如此亲近，以致其语言对他来说变成他存在的‘一种借口’的人，也许知道‘文人’在革命前的法国的诞生，以及他们在法国革命中的非凡作用。与后来的作家和文人——‘ecrivains et litterateurs’相反，拉鲁斯曾将文人定义为：尽管这些人生活在书写和印刷的文字世界里，并且首先被书所包围，却即不愿被迫也不乐意为了糊口而进行职业化写作和阅读。不像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或是作为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为政府服务，或是引导和指导社会，文人总是力图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理智态度则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所整合。在这一双重独立的基础上，他们才能提供一种超越的、蔑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曾赋予拉罗什福科对人类行为的洞见，赋予蒙田对人情世故的洞明，赋予帕斯卡思想警句般的犀利，并赋予孟德斯鸠在政治思想上大胆和开明。在这里，我不可能探讨18世纪把文人最终变成革命者的环境，也不可能探讨他们的后继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部分分化为‘文化人’阶层，一部分分化为职业革命家的方式。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历史背景，是因为在本雅明身上，文化人的因素与革命者、反抗者的因素以如此独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就好象文人这一形象在它消失前不久，注定要尽可能地再次表现自己，尽管它以如此悲剧性的方式失去了物质基础，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那曾经令这一形象如此可爱的纯粹的理智激情，才会在它最生动、最难忘的可能性中展现自身。（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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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
这个比喻有意思。 -
没读懂写什么评论，不知道沉默才是对大师的敬畏么。 -
建议读者在阅读此书前还是要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时代背景，尽管这样个人认为还是一本很艰涩的书。 -
谢谢(*^__^*) -
中文譯得甚古，疑似想模仿Arendt的德式英文斷句。論萊辛、Jasper、Benjamin四章特別動人。 記20世紀科學時代的歐洲人文主義者，漢娜以自身對朋友們的獨特生動理解，之為禮讚。此書中，漢娜獨特的譬喻式思考揮灑淋漓。 celebrated for my birthday -
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很容易让人想起苏珊•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来。
当然，俩人并无瓜葛，基本是两代人。当前者，在一九四○年代以来的“黑暗时代”作出自己的政治思考时，后者，还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思考着艺术和美学问题的学生，忙于“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后者既没有前者的犹太流亡者背景，也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极权时代感受不多，这决定了两者的差异。在一篇纪念罗兰•巴尔特的文章中，桑塔格曾谈到巴尔特与本雅明的不同——“巴尔特理解政治问题的平和态度驯化了政治。他绝对没有瓦尔特•本雅明一类的悲剧意识，后者认为文明的每一业绩也是野蛮的一项业绩。本雅明的伦理重负乃是一种殉道精神，他总情不自禁地要使它同政治挂钩。巴尔特则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对此必须以智克之。……他或许从未被那种对本雅明来说以及对一切真正现代主义来说十分重要的计划左右过，这就是去探索‘现代’的本性。巴尔特未曾被现代性的灾难所折磨过或被其革命性的幻想所诱惑过，他具有一种后悲剧时代的感觉。”这种不同，也不妨理解为是阿伦特和桑塔格之间的。
《黑暗时代的人们》和《在土星的标志下》，作为两部品评人物的集子，一个出版于一九六八年，一个出版于一九八○年，所处时代不同，所评对象不同，评论旨趣也大不同，一个重在政治和时代，一个重在艺术和主体。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共同点话，那么就是她们都谈到了瓦尔特•本雅明。在桑塔格笔下，本雅明是“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中的土星英雄”，带着悲剧性气质，至死都捍卫精神生活。而阿伦特，更看重的则是本雅明作为一个 “文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所遭的厄运以及所作出的“行动”。本雅明是阿伦特的同代人，也是她的朋友，俩人都是犹太流亡者。这使得阿伦特的笔触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洞见和情感。阿伦特专门提到了本雅明的“收藏”。在她看来，“收藏”是本雅明面对历史和语言废墟时的一个积极“行动”。“收藏是对物的拯救，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正是在这里，阿伦特形象地把本雅明比喻为“潜水采珠人”。
《黑暗时代的人们》作为一部回忆性的人物论集，同样具有“收藏”人物、为“黑暗时代”立此存照的意味。学者崔卫平曾指出，“对阿伦特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渗入了太多美学因素；这些文章尤其表明，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阿伦特是如何敏锐、犀利并充满人情味。”《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文风，有一种阿伦特评价布洛赫写作时所说的“晚年风格”：一种节制、干净的文体，伴随着清洁的美和活力。然而不仅如此，书中提到的卢森堡、雅斯贝尔斯、迪内森、布洛赫、本雅明以及布莱希特等等，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也即“那个政治大灾难、道德大沦丧、艺术与科学却突飞猛进的时代”的人物，阿伦特首先强调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故事”的“启明”意义，也就是说，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难得地充当了一回“讲故事的人”。
本雅明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在一个经验趋于贫乏的时代——即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讲故事”是保存、交流和传播经验的最有效的形式。对这一点，阿伦特在她的哲学著作《人的境况》中，曾有过更深入的阐述，《黑暗时代的人们》，算是对“讲故事的哲学”的一个形象诠释。阿伦特认为故事帮助人发现意义。一个故事向许多人显现，而不仅仅是向故事中行动者显现。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行动和言论，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曾以《走出非洲》作者以萨克•迪内森为例谈到过，故事拯救了她的生活，“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如若不然，它们仍将是纯粹事件的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序列”。实际上，从书中提到的十个人物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存的光亮。这些人的故事显示了实现人性的种种可能性，即使在缄默的“黑暗时代”。
和本雅明一样，阿伦特也有一种“殉道精神”，她的思想总是不免和政治挂钩起来。不像罗兰•巴尔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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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时候，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读得懂的书，请你读下去；读不懂的书，请你硬着头皮读下去。当时突然觉得有点道理，就记住了。只不过之后很久也没有机会印证这句话，只因为我这人惫懒，读到不合胃口的书，往往是三分钟热乎气，读不到一半就丢到一旁了。
想读这本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已经很久了，终于在这新年的第一周，花了一个多星期，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在摇晃的地铁车厢里把这本书啃完了。读得很坚决，读得也很刻苦，只是读完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没有读懂。
其实在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很可能读不懂这本书，里面有太多我不熟悉的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里面有太多我根本不了解的概念与论述。我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很认真地读完这本书，我所能理解的部分恐怕也不会超过30%。这让我很有一种莫名的挫败感。
本来是想就此放弃的，可是我突然想起了上面那句话，心想也许让我用实际行动来印证这句话的时候到了。所以我没放弃，而是每天四五十页，每天四五十页地读了下来。果不出我所料，在我合上这本书时，慢慢回想起来，所能想起的内容果然没有多少。
也许可以说这本书我是白读了，不过细想起来，还是有一些收获的，虽然我无法理解书中涉及到的大部分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这本以论述哲学家和诗人为主的书还是让我知道了一些人名，也让我了解一些人物。这也许就是文章开头那句话的意义所在，只要你能坚持，总是会有收获的。不骗你！
我给这书打了四颗星，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没有读懂这本书，不敢给它打最高分，更不敢给它打个低分，以免自己露怯。所以，请看看到这篇评论的人，不要在意那个分数，它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它来自一个没有读懂这本书的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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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犯了个错误。我爱诗，您这文里其实含了两篇：一篇布莱希特的《致后人》；一篇斯温伯恩的！
额，我找到不后者的。厚着脸皮做回伸手党，请问您有没有全篇？ -
“广义地说这里所说的黑暗时代，指的并不是这个世纪才突然冒出来的庞然巨兽，相反的，黑暗时代不仅一点都不新，而且在历史上绝非少见。美国历史上或许闻所未闻，但无论过去与今天，其中也不乏类似的罪恶与灾难。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希望光明的权力，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地位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隐隐微光。在他们的起居作息之中，这微光虽然摇曳不定，但却照亮东方，并且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游隙于大地之上。正是基于这种信念，虽然难登大雅，没有的贵族群像的勾勒，以我们的眼睛来说，早已经习惯与黑暗。能不能分辨他们的光，是烛光还是灿烂的阳光，其实大有问题。但是，这类客观地评价对我来说已属其次，大可放心交给后世了。” -
书是一个朋友复印下来给我的，快递到办公室，朴素又沉重。 -
被男神老师强推的，还行吧，只是繁体字和竖版看的很吃力，里面讲的几个人也不是很熟悉 -
我赞同人性的暴力统治 -
笔者个人以为阿伦特的左派倾向达到何种程度？ -
收藏是我们出于我们对持久物的渴望，我们用自己铸就的小世界来抵御消费社会对这个世界的侵蚀。 -
——记录的价值。 -
作为一个逻辑异常清晰的学者，汉娜•阿伦特的存在显然是超乎性别的。然而阿伦特的女性特质却又是完全不能被忽略的部分，因为无论是她的热情或是敏锐都与其直接相关。几乎是源于一种直觉，阿伦特总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历史的脉动与矛盾，并从中找到人性的位置。
《黑暗时代的人们》便是这样一本关于时代与人性的书，或者说人性如何在黑暗的时代存活的书。这本集子大多收录阿伦特对于同时代的朋友们的评论，论及卡尔．雅斯贝尔斯，瓦尔特．本雅明，海尔曼．布洛赫等等。她往往语出惊人，又暗留余香。她以一种细致独到却又渗透了美学真谛方式，观察着这些同时代且经历了苦难洗礼的人们。【文•周鸣之】 -
在那篇为雅斯贝尔斯所作的赞词中，汉娜·阿伦特替她老师的全部著作寻找到了一个一以贯之的隐喻：明彻（clarity），它由人类的理性之光带来，并且照亮了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在阿伦特笔下，光就是公共领域的隐喻，就是启明（illumination），它是人们言说、交往和行动的显现空间；相反，黑暗则成为极权政治、现代社会“原子个体”的隐喻，它使得人们陷于孤独、封闭、沉沦的时代悲剧。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寄望于世界开端之初上帝的言说——“要有光”，人类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肩膀承负起黑暗的重量。对阿伦特来说，让光洒进文字，并将那份明彻的希望传递给更多她的读者，就是她思考与写作的理由。
记得王元化先生曾在一九九二年冬天的日记中写道：读熊氏（指熊十力）的书能使人产生一种精神力量。那么我想说读阿伦特的书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当然不仅是一根蜡烛的温度，还有继续共同生活的信心、勇气和智慧。
从专业领域来说，阿伦特对政治哲学的贡献或许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言：“汉娜·阿伦特为当代哲学发现了公共生活空间的世界性。……如若今日我们可以一种哲学上可证明的意义上谈论‘政治世界’，那就要归功于阿伦特。虽然阿伦特并不自以为现象学家，但人们却应该将她发现政治之世界性这一点视为现象学百年运动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三联书店，2003年，第219页。）
2012.8.2 -
对阿伦特来说，“启明”是大众在最黑暗时代也有权利去期待的东西。它并不一定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在政治灾难或道德解体中退守到孤独状态，一个时代的知识份子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用生命和艺术与这个时代抗衡并烛照着后来者。启明，孕育于黑暗又照亮黑暗；黑暗不仅是混乱和饥饿、不义和绝望，更是“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变得昏暗了”这一讽刺性的、悖理的陈述成为事实的时刻。本雅明、雅斯贝尔斯等思想者和行动者正是20世纪上半页使这种现实澄明的启明力量。
所以，与其说启明是一个学术概念，不如说是一种学者应有的学术立场和姿态。阿伦特以纪念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方式，提出一个严肃深刻的伦理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撕裂混乱的世界中，在浮躁、娱乐的氛围下，“启明”提醒知识分子还要对自身身份和信念进而坚定不移的考察和追问。
<中国图书评论>已发 -
当一个女人向往革命的时候，她是否会象屠格涅夫笔下那个贵族女郎那样出于一种对理想浪漫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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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有同感，屠格涅夫笔下确实有过很多这样不安于室向往革命的贵族女子，这样女性文学形象想必也只有俄罗斯文学中才会出现。只不过她们的理想流于浅薄和浪漫，而且往往是由男性点燃内心的火种，而非主动直接的向往。《前夜》里尤为明显！ -
嘿嘿，有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