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
出版社: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年
ISBN:9789577086198
作者:劉詠聰
页数:397頁页
作者简介
女性（主義）研究已成當代學術界的主流。過去數十餘年間，有關女性政經權力及身體欲望的論述，屢見不鮮，對兩性關係的認知，可謂貢獻卓著。但多數學者的焦點或集中於時新理論的分疏，或強調當前現象的辯證；相形之下，對婦女史的觀照，顯然仍有不足之處。
本書的作者認知現當代女性研究的迫切性，但更認為唯有透過對古典婦女史的整理，我們對女性命運的「前世」與「今生」，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全書以德、才、色、權四個方向入手，探討女性在道統、教化、情色，及政治各方面的得失經驗。德、才、色、權既是女性進入傳統社會論述的憑仗，也是女性遭受收編或壓抑的藉口。兩性關係的複雜因應消長，由此開始。
劉詠聰博士為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後起之秀，本書精選其近年論文多篇，合為一集。全書綜觀歷代女性問題，細審性別與知識、欲望、權力間的運作脈絡。見解獨到，考證周延，堪為近年難得一見的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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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論文九篇：（1）〈先秦時期之「女禍」〉觀；（2）〈漢代之婦人災異論〉；（3）〈漢代「婦人言色亡國」論之發展 ——「女禍」觀念形成的一個層面〉；（4）〈漢人對太后攝政之議論〉；（5）〈魏晉以還史家對后妃主政之負面評價〉；（6）〈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7）〈清代前期關於女性應否有「才」之討論〉；（8）〈清代前期女性才命觀管窺〉；（9）〈《奩史》初探 —— 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著者在〈自序〉中說，「德」、「才」、「色」、「權」四個字，基本上涵蓋了本書各文的幾個重點論題，主要包括古人對婦人才德、才命、才色諸問題持的不同意見，以及歷史上「女禍」觀念的緣起和發展。明代葉紹袁提出婦人三不朽的見解，「德」、「才」、「色」的先後本末關係，足以代表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著者在三不朽之後加上「權」，使居末席，因為傳統社會不提倡婦人追求「權」，按理應該放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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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以前及明代关于女性才、德问题的零散讨论 明以前的著作里，针对才、德关系问题尽管广大男性们有过非常多的争论，但多是针对男权社会的，且此处的“才”指的是广义上各方面的才能和智慧，包括治国、经世等。同时，关于女性“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或教育问题他们同早期儒家经典保持一致，一贯坚持传统，并不反对女性接受教育，并且接受教育的内容依然是学习为妇之道，而“不必才明绝异，不必辩口利辞”（班昭《女诫》），接受教育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学习扮演传统为她们定下的性别角色”而已。 而这个时期对女性“才”的定义狭窄化至诗词文赋，且对于才与德之关系大加讨论的著作并不多。即便有人发现女性有绝异的文思，也大多是将其与“淫行”拉上必然的因果关系，如唐代女诗人薛涛和李季兰幼年因吟诵“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和“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诗句而被长辈认定他日必为失节妇，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们的确未能“从一而终”，且行为风流放诞，这种不争的事实更加证实且坚定了儒士们“妇人识字，多致诲淫”（P234）的说法。 当然，唐宋时期也偶有在才与德的关系中陷入两难境地的女性，对自身的命运发出无奈的叹息，如鱼玄机就有过如此感叹：“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道出了古代有才女性的共同悲哀，难怪有人说她“志意激切，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了。宋代才女、著名词人朱淑真亦在《自责两首》中云：“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闷无消遣只看诗，又见诗中话别离。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分明是愤愤不平的控诉和几许无奈。所以，在古代社会，对于生活在严格的性别制度下且颇有才思的女性们来说，才思本身“是一种天赋，会令创造力勃发；同时又是一种天谴，令她们心灵备受煎熬”。 将视角后移到明代，尤其是在晚明理学松动、青楼文化大肆倡行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至少有三位代表性的人物开始参与了这场有关女性才与德的讨论，且表达了同前代人们相异的看法，他们分别是：李贽、叶绍袁和冯梦龙。李贽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一文中对“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看法大为不满，发出“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的反问。他特地举出元稹因仰慕薛涛而不远千里与之相见的例子，说明女子的文才的确有令男性倾慕且汗颜之处。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竟有“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尽皆德类也乎？”的惊人语，不能不说是对前代言论的大胆突破。最令女子振奋者乃是闺诗奇才叶小鸾之父叶绍袁的言论，他第一次将“德”、“才”、“色”三者并列为妇人“三不朽”，以试图将其与《左转》中所言丈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驾。然而，在宋明理学的导引下，以此三人为代表的发言虽为惊人语，功不可没，但声音终究是微弱的，且未能形成大气候，以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仍力排众难、无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清代前期有关女性才、德争论的两大分野 清代前期（指清初四朝，尤指乾嘉时期），由于女性识字能文者较从前大为增多，且女性创作意识渐趋自觉，所以当时对女性才、德问题的讨论也渐渐帜热起来，并变得更具时代色彩。总体来说，这个时期有关女性才、德的争论归纳起来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德贵于才”，并申发出“才多败德”之说；一是认为“才可助德”，进而认为“才德相成”。蓝鼎元在《女学》中说到： 无德而徒有才，其才不足称也。蔡文姬之诗，李易安之文，失节再醮，读者尤为齿冷，况于垝垣复关，兄弟咥笑者哉。古来奇才国色，接踵相望，一失其身，人所贱恶，虽有仙姿慧舌，妙技绝艺，由君子观之，不过名妓者流耳！ 类似这种欠缺同情的论调，随处可见。而认为“才可助德”“才德相成”的观点也间或有之，如《女范捷录》云：“古者后妃夫人，以逮庶妾匹妇，莫不知诗，岂皆无德者与？末世妒妇淫女，及乎悍妇泼媪，大悖于礼，岂尽有才者耶？”自诩为“风雅功臣，红裙知己”的李渔更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言论做了一针见血的反驳： “女子无才便是德”，言虽近理，却非无故而云然。因聪明女子失节者多，不若无才之为贵。盖前人愤激之词，与男子因官而德祸，遂以读书作宦为畏途，遗言戒子孙，使之勿读书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见噎废食之说，究竟书可竟弃，任可尽废乎？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妇，何尝历历知书？但须为之夫者，既有怜才之心，兼有驭才之术耳！ 以上言论颇为在理，且较为开明。有清一代，对女性学习并创作诗词文赋持肯定态度的还有钱谦益、毛奇龄、陈维崧、沈德潜、袁枚等人。 而乾嘉时期的袁枚和章学诚便是两大分野的代表人物，后人对这次争论关注很多，且褒贬不一。一方面，袁枚大声疾呼“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斯言！”又强调“女子之有文章，宜也！”他还广收女弟子，教习诗文，数逾四十人；即使到了晚年，他仍沉醉在“秦嘉与徐淑，才调俱超群。双双来执贽，宾宾拜起频”、“更有金闺女弟子，牵衣捧杖倍缠绵”的境地里。袁枚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乾隆间“影响所及，南至闽粤，北极燕鲁”，“一时红粉俱拜门墙”，“大江南北，名闺淑媛，亦莫不得其一言为荣。征刻诗稿，标榜声名，200年来，诗人享名之盛，未有逾于随园者，故有清乾嘉之际，妇女文坛稍露头脚者，莫不与随园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另一方面，大约是贞仪逝世前一年（1797），著名的道学家章学诚含沙射影攻击袁枚广收女弟子之“恶行”的战斗檄文——《妇学》刊世。章氏在另一篇《丙辰笞记》中云：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秀多为所诱，微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为之夫婿，不但不知禁约，而凡若喜之，呜呼！彼之所喜，正君子之忧也。 客观来看，以上文字至少透露出三点：一是当时在以袁枚等男性文人的倡导下，加上自觉书写意识的萌发，广大女性们握管创作的现象已到了难拘难管的地步；二是男性文人所提倡的女子创作到底带来多少收益的问题，章氏对此有所反思，他提出以“学识”驭“才”的看法是有可取性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此观点貌似“红裙知己”李渔的看法；三是作为人生伴侣的诸位“夫婿”们，也站在了支持女子创作这一边，于女性来说，可喜，于章氏之流的正统儒者则可忧。章氏在《妇学》和《妇学篇书后》两文中进一步道出了他撰写以上犀利言论的初衷乃是因为“妇人文字，非其职业，间有擅者，出于天性之优，非有争于风气，惊于声名者”。他认为“安常处顺，及以贞洁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静如止水；穆若清风，虽文藻出于天娴，而范思不逾阃外”。可见章氏并非反对女性作诗文，只是看不惯那些徒有诗才而急着追求声名却不研习传统女学的“才女”们，此语明显将“德”的重要地位凸显，且是针对袁枚而发。因为在袁枚看来，一个有学问的女性最高的成就是擅写诗，他尝说：“作诗如作史，才、学、识三者兼宜，而才为尤先。”这正好和章学诚的观点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