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林旅行记》书评

萨哈林与契诃夫何干？

如何才能摆脱自我中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呢？他人的痛苦与我何干？这是写作者早晚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既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远大目的。我们的灵魂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1890年的契诃夫和他所在时代的知识分子遇到了同样的困境。于是身体本已十分虚弱的他只身去往萨哈林，在那个人间地狱呆了三个月。然后用了三年时间写出了这本书。他称这本书为自己小说衣橱里一件“粗硬的囚衣”。我听到很多人谈起这本书，说起契诃夫的伟大，说这部作品不是用笔写成的，而是用生命写成的。我也能想象三个月的萨哈林生活或者说田野调查意味着什么，在三年的记者生涯里，我最辛苦的一次采访不过是在21世纪的中国高原山区待了一个礼拜，走访了四个村庄，访谈数十人，就已经接近体力和耐心的极限。看到有人评论说契诃夫“不过是”在萨哈林待了三个月……要知道，萨哈林对人的折磨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灵魂上的。它时刻挑战着一个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的认知极限，它是安静的格子间中疯子的凄厉叫喊。如今，经验匮乏的作者们同样在寻找着不属于自己的经验。他们去工厂里找，去农村找，去小偷那里找，去黑帮和妓女那里找，去邪教组织那里找，去原始文化里找，然后，他们用聪明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他们寻找这些经验，但没有人像契诃夫那样单纯，仅仅出于良心上的不安，仅仅听从灵魂的痛苦。也没有人像契诃夫那样真诚，他变成一个人类学家，完全抛弃掉一个小说家的身份，留下这本沉甸甸的非虚构作品。他并没有让萨哈林之旅进入他的小说，却承受着它不断进出于他的噩梦。契诃夫的寻找，早已超越了一个作家对经验的寻找，完全是一种近乎苦行的赎罪。一件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萨哈林之旅似乎并没有帮助到契诃夫的虚构写作（就像尼采抱着一匹被鞭打的马失声痛哭并没有帮助到他的哲学那样）。相反，写作在萨哈林之旅的经验面前，在萨哈林的存在面前，变得不重要了。萨哈林也没有填满契诃夫灵魂里的空洞。相反，它加剧了他的痛苦，只是让那痛苦更具体，更重，更无药可医。在萨哈林，一生都在描写绝望的契诃夫找到了最彻底的绝望。但这绝望的见闻几乎压倒了他。不仅他的身体无法承受萨哈林的酷刑，他的笔和灵魂亦无法承受。萨哈林与契诃夫何干？我不知道。写作的需要并非产生于快乐的盈满，而是来自无从弥补的空虚。总有一种写作者会厌倦于自己灵魂里过于精细的神经末梢，走出家门，用生命去制作粗硬的囚衣。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可怜的，无能的，软弱的。对某些作家来说，优雅的衣橱里需要悬挂这样一件衣服，唯有它不时唤起的痛苦，才能让人安心。而对像契诃夫这样的作家来说，这件衣服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自己和自己身后的人类继续痛苦下去，永不安心。

出门，去医治我风雪中的祖国

《萨哈林旅行记》是文学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灰暗游记之一，也恰如当时恶名昭彰的灰色流放地萨哈林岛本身，耳闻者众多，亲眼见过的就寥寥了。契科夫是其中之一。正因为他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勇气亲自在地狱般的流放地生活了三个多月，才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超乎我们有限想象力的萨哈林岛。说起来，《萨哈林旅行记》本质上更接近一部大型社会学著作（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个学科），却被评价为契科夫生平最高水平的文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错位：有一些作家用笔写作，还有一些作家用生命写作。真正的文学不是光用笔就能写出来的；真正的作家，如波拉尼奥所言，是冒了生命危险的。契科夫只活了44年，动身去萨哈林岛的时候，已经30岁了。朋友们都反对他的这次远行，而他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出现疑似肺结核的咳血症状。但他坚持说去往那“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是“有必要的”——他说：“唉，朋友，多么苦闷啊！如果说我是医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医院；如果说我是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即使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即使是一点点也是好的。可是现在这种生活，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不健康，食欲不振──简直不是生活！”其实当契科夫真正启程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任何官方证件，自己也怀疑是否成功踏上萨哈林，幸运或不幸的是，当地官员在仔细盘问他后，不仅允许他在岛上的存在，还为之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唯有当地居民时而投向他的疑惑不解的目光和他隔三差五的频死经历在提醒我们：这趟旅行是多么的疯狂。如果说凯鲁亚克横穿北美大陆是一种不惜挥霍的纵情燃烧，契科夫却像一小股冰凉的溪流执拗地要淌过萨哈林岛每一寸粗粝的土地。读者恐怕难免要惊讶契科夫在此展现的文字风格：没有任何渲染、抒情、反讽，在每一个值得停下来给特写、落热泪、大发议论的地方，契科夫只会留下几个最简单的几个形容词，然后绝决地走下去讲其他事了。接着读者还会惊叹，契科夫对于记录完整性几乎偏执地追求，各种有关（或看似无关的）统计数据肆无忌惮地在行文里抛头露面。我怀疑有读者会怀念起巴尔扎克和他笔下“典型场景里的典型人物”，因为契科夫竟然如此野蛮地呈现给读者一切场景和一切人物。这不是一本好读的书，不管从写法还是内容上来讲。由于契科夫本人基本不提供任何评论，面对一桩接一桩扑面而来的人间惨剧，我们不禁迷惘纳闷：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我们仅仅把它作为沙俄暴政的记录和控诉，我们大概是无法忍受阅读的煎熬的。相反，我们不应该期望有某个简单的结论使这种煎熬早点结束，我们要像契科夫一样，把自己勇敢地深埋在这种煎熬里。契科夫用了4年才写完这本游记，而我们也应该慢慢地来读。我们的慢镜头里，将清晰地呈现出大写的苦难和大写的文学。一百多年以前，身心备受折磨的契科夫毅然出门，去医治他风雪中的祖国。一百多年以后，我们为什么再翻开这本书呢？也许任何一次上路与任何一次阅读都有个最简单的理由：因为世界，就在那儿。而且一直在那儿。

同情之书

《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笔下呈现的流放与苦役的俄罗斯之岛。不得不说，整本书的冷静记录风格，偶尔在文字里表露的有节制的感伤之情，交织在一起，非常动人。既然俄国的知识分子都说流放制度野蛮、不人道，为何不亲自去到岛上看看再发表看法？那时的萨哈林岛就算是人间地狱，契诃夫也要去亲自看看。一直以行医、写作为生的契诃夫，把外科医生拿手术刀时的冷静、细致、慎重与文学家深刻入微的观察、体会、理解结合在一起，走遍了狭长的萨哈林岛，写出了这个流放之岛的地理、风土、居民、气候、监牢、疾病、垦殖、原住民、与周边国家关系种种，并没有太多愤慨的道义上的抨击，而是把批判的态度融入冷峻、同情的描写与记录当中，文字读来硬朗真实。书出版后，契诃夫自己说”我很高兴在我散文的衣橱里挂上这件粗硬的囚衣。” 就是编织这件粗硬的囚衣，使他写作中的人道主义信念得到了充分的提升和淬炼。萨哈林岛上有许多苦役犯，看守犯人的士兵、官长，也有少数自由居民，苦役期满后的犯人可以转为自由民。但无论是哪个群体，朝思暮想的都是逃离这个多雾、寒冷的岛屿。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令苦役犯与他们的看守成为同一类人——萨哈林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囚徒。自由民也好不到哪里去，名义上的自由不过是苦役转为强制殖民而已，帝国的统治可以强迫这些人留下，从事恶劣自然条件下难以发展的农业或畜牧业，代价却是这些需要有心经营的事业永远奄奄一息、毫无起色，三五年后便人去楼空，回转大陆的自由民也带走了成熟的农耕畜牧技术，新的自由民需要从头摸索新的生存方式，开始一种毫无希望的轮回。人们对帝国加诸头顶的暴政（苦役犯制度和殖民政策的双重约束），就是以这样消极、懒怠、毫无建设的方式进行不自觉的反抗。这样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低劣的毫无尊严的生存，随意组合的家庭，绝望的精神状态，没有物质更没有温暖的情感，没有活力也没有追求生活的动力，凑合着活下去。这些都看在契诃夫的眼睛里，成为人类以统治的名义粗暴裁决、惩罚他人的流放制度的极端恶果。我在想，写这本书的契诃夫，他的心会不会一直隐隐作痛？然而，即使契诃夫看到了这一切丑陋、贫乏、暗淡，看到了数不清的人间暴行（这些暴戾恶行在俄罗斯本土并非存在，只是在萨哈林，它们被放大了许多倍。），他也没有变得激愤，丧失理智和最宝贵的同情心，他还是在细致地观察、解读，发现一点一滴的美好——整饬优美的阿尔科伊河谷开垦区、靠着主人勤奋与知识种出来的蔬菜瓜果、虽然进步缓慢却也逐步改善的苦役犯居住条件、苦役犯组合家庭中也有罕见的爱情、孩子是维系流放者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 他也看到了岛屿上古老的爱奴人（即阿依努人）的善良和不幸，就这样，他在笼罩在这个岛屿上的阴霾苦难中始终保持清醒与温暖的心怀，如此他看到了这些微弱但不灭的人性之光。在很多章节，面对岛上各种复杂问题，他都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尤其是最后一章，他以一个医生的专业见解给出的萨哈林流放犯疾病卫生报告，详尽、清晰，极高的专业水准，特别感动人心。在前面的章节，作为一个作家，他关心人的精神、尊严、群体社会组织对个人的影响（比如流放犯的家庭、自由民的村屯状况），关心气候、土壤、出产、渔业、矿业、大自然的一切变化。他目睹、思索、分析、理解，他一定太累了—— 面对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苦役制度与现状，他难道没有生出“人力无可回天”的感慨吗？也许，他最后只能悄悄返回他最初的职业生涯，关心人本身，关心这个上帝赋予的造物的精密肉身，解除它最切身的病痛。这是对每一个理应活在世上的人的最低限度但也是最有必要的关怀。从萨哈林返回后，契诃夫写出杰作《第六病室》，那里面复杂的人道观念已在这旅行记中初现端倪。这就是契诃夫，他从不大声激烈地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他深入现实，接受、分析、了解，进而去理解，以发自内心的真诚、理智去爱这个背负着帝国雄图大略、官僚桎锢、奴役与麻木的苦难深重的祖国。这是一本苦涩忧郁的旅行记，但因为契诃夫对人性、尊严的深刻理解，它成为一本透着温暖的同情之书。读着它，真的象在大雨滂沱天，触摸到一件粗麻衣裳，贫乏、困顿中总有一点点的暖意从指尖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