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的治理》书评

个体化的失序时代，治理何为？——读狄金华《被困的治理》一书札记

很多时候，读者与书，以及书的作者之间，总是会有某种奇妙的缘分存在。蓑翁之于这本《被困的治理》同样如此。最早认识本书作者狄金华老师，是在周晓虹老师的周门读书会上。那天，作为南大社会学院访问学者的狄老师，在读书会上作关于基层多重治理的学术报告，其思维的敏捷和表述逻辑的严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过几天，我去南图借书。按照规定，每次在南图只能借四本书，而当时我已经挑好了其中三本，随即在社会学门类的书架边徘徊，这本《被困的治理》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该书出自国内我最喜欢的出版社——三联书店，又属于“田野深描”系列，而这个系列里，谭同学的《桥村有道》和萧楼的《夏村社会》我之前都读过，受益良多，于是便决定借这本书前来阅读。抽出该书一看，发现作者一栏写的正是“狄金华”的名字，一时间非常惊喜。书借回来，我大概花了十天时间阅读完毕。这本书里扎实充分的田野调查素材、详尽丰富的各类征引文献，以及作者治学的严谨、朴实、认真的态度，都带给我非常多的启发。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未来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范本。经过几天酝酿，现将自己阅读这本书的心得感受，向狄老师和各位书友汇报如下，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被困的治理》采取的是类似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那样的个案研究方法，而具体调查过程中，则秉承田野实地调查的方式，因此，这样一本书，也可以称为是用社会学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完成的著作。河镇是作者爱人的老家，跟作者自己的老家也仅仅只是一河之隔；尽管如此，作者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还是努力地做到了“我者的他者化”（范可老师语），尽可能规避自身的熟悉感对调查研究的干扰，把河镇的发展变迁，置于整个中国基层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加以考量。作者的核心观点是：经过中共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里的变迁，中国的基层乡镇，既深受国家法律和规则的制约，也仍然受到包括宗族、传统伦理、潜规则等在内的地方性规范的重要影响，因此对于基层的治理，不能单方面强调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项维度，而应该把国家规则和地方性规范综合起来加以考量。这也就是所谓的“复合治理”。应该来说，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复合治理”界定，是符合实际状况的。建国之初，出于保证政权对基层控制力量的考虑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中共将原本主导乡村治理的宗族和士绅力量消灭殆尽，代之以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如果说这样的制度变迁在毛泽东时代，还能确保政权对于村民的组织调动的话，那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始，由于集体耕种的不复存在，广大村民已经面临着“原子化”的境遇。这种个体的“原子化”跟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同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不从事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扰。这种趋势，在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正如狄金华在书中引用经济学里的“委托—代理”理论论述的那样：农业税取消的初衷只是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它的一个意外后果就是：随着政府跟农民之间这种经济契约关系的不复存在，国家和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在场”感被进一步削弱，这种“在场”感的削弱，也让中国村民的“原子化”倾向更加严重。如果社会中仍然有共通的主导性信仰和意识形态，那么民众的“原子化”，可以说仅仅只是针对基层范围内而言的，就整个中国来说，主导性信仰与意识形态，仍然能让民众有一种集体感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感。问题恰恰在于如上所说：民众的“原子化”跟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是同步进行的。中国民众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状况，早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发展态势，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官方口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社会主义的名与实之间，已经存在着很大的落差；而当今中共统治的所谓合法性，与其说是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如说是来自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生活改善。在“原子化”和“去政治化”的共同作用之下，正如狄金华在书中所说，“农民行为中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开始膨胀”，“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语）。民众对私利的普遍追逐和对国家、政府认同的日渐淡漠，给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尽管官方意识形态在普通民众当中的认同感已经明显淡漠，但在各种成文法和官方口径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不可动摇的主导性位置。正基于此，当普通民众摆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消解法律和地方性规范的正当性时，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就会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官方层面，仍然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在很多普通民众眼中，仅仅只是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大帽子”，或者所谓工具理性。这种名实分离的落差，进一步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度。正是在这样一种治理困境面前，宗族力量在部分地区的复兴，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的初步兴起，就变得完全具备逻辑自洽性，因为如果任由民众的“原子化”状况蔓延，政府单独面对这成千上万、而且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的个体博弈，显然是力不从心。基层民众的再组织化，就成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出路之一。然而“再组织化”之后，政府和社会自组织之间，如何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民众个体面对政府和社会自组织，会采取什么样的新的博弈策略，都非常值得玩味。最后，谈一谈我对狄金华这本书的两点小小的建议。第一，书中多次引用基层政府的官方宣传材料作为论证素材，然而细读这些材料的具体论述，会发现官样文章色彩比较严重，其中对当事人的直接引语，有明显修饰化、宣传化、套路化的感觉，不排除材料撰写人在写作过程中，有歪曲和美化事实的嫌疑。这样的材料，个人认为可靠程度，比不上作者直接面向当事人的访谈素材，以及通过亲身参与获得的鲜活田野资料。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学者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往往是以史料作为基础，问题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是否能跟当时的现实状况一一对应？这一点还需要考证。第二，狄金华在书中将“复合治理”界定为当下中国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新态势。但实际上，国家法律与地方性规范之间的博弈，早在中国前现代社会里就普遍存在。孔飞力先生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经把税收掮客的普遍存在，视为晚清时期，国家与控制基层乡村的地方士绅力量博弈的重要矛盾所在点。如果说在晚清时期，国家与地方力量的博弈，主要还在于税收这样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博弈就从单纯的经济利益，扩大到政治与文化层面。这一点，在关于民国时期保甲制度推行状况的诸多文献中，均有详细论述。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将地方上这样一种倡导自治、主张地方财政和治理独立化的力量，称之为“乡团”。他甚至认为，中国应该以各地的“乡团”为主导力量，构建一个联邦制的自治性共和国。而历史后来的发展，人们一目了然。富强目标带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建立，跟自治驱动主导下的地方力量的兴起，在孔飞力眼中，是构成中国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三大主导性矛盾之一，而这一矛盾的演化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由此可见，指望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就能解决中国基层治理的困境，是不切实际的。如何找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基层治理方略，还需要各级决策者的反复探索。就此搁笔。2016.7.7晚作于竹林斋本人原创公号二维码，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