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精神》书评

适合大众读者的一本好书

我是初次阅读这类图书，从装帧和设计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本用心打造的好书。关于民主制度，我没有太多的关注和学习过，但通过这本书，我能够很详实的了解到民主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收获颇丰，它很适合大众读者阅读学习。

对民主的“全景式”分析

民主一词，自诞生以来就是政治学者的宠儿。但是，对什么是民主，仍没有定论。民主或是以选举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或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民主的精神》则将两者结合到一起，对民主做了“全景式”分析。作者在第一章就开门见山的指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并用许多非西方社会民意调查数据作为立论依据。用数据来证明一种理念，或许不那么“科学”，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民主浪潮在非西方国家不可阻挡的影响力。作者在对“第三波”的兴起与回潮进行梳理后，提出威权政权民主转型的动力，其中，“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威权政府转型的一个动力“这一观点，似乎表达了作者对民主是一种按“字典式顺序”演进这一观点的认同。即，西方国家现有政治民主，再有经济发展；而许多非西方国家则是用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由于作者本身的经历，使他如阿尔蒙德等大家一样，将民主的研究聚焦于非西方国家。作者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关注，充实了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作者用亲身经历，比较地研究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进程，并对其未来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思考。这种历史的、实证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专业研究水平。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对民主的前景与对美国民主的反思，更显示其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担当。撇开内容不说，这本书的装帧精美，结构合理，足见出版社对读者的诚意，值得一买。

印度奇迹的背后

本书与《第三波》参照阅读，颇有启迪价值。两本书都采用了大量调查数据，从宏观角度对人类社会治理变迁进行了分析，《第三波》有较强的预言性质，而本书则直面了这样的驳难：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制度选择，对穷国来说，民主是“奢侈品”。有趣的是，从调查数据看，各国普通民众的民主的认同率区别不大，中东地区认同率尤高，超越了80%，可见，差异不是民众话语制造出来的，而是精英话语的产物。他们之所以见解不同，因为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虽然人们对民主高度认同，但在日常政治层面，则呈现出明显区别。比如男女平等、宗教宽容、道德紧张感等。一般来说，不认同男女平等，强调传统价值，喜欢用道德视角来解读一切的族群，往往会采取更保守、更封闭的体制，人们一方面向往民主，另一方面却又缺乏真正的宽容精神，结果亲手毁掉了走向民主的可能。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在民主的道路上，经常会看到摇摆的现象，既往的三“波”中，每次都有一些国家在形成民主制度后，又很快胎死腹中。魏玛共和国曾经是欧洲民主典范，可人民却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事实证明，仅有制度建设是不够的，民主同样要面对种种挑战，比如官僚的腐败，比如政府的执行能力，比如文化的耐受性。民主需要土壤，富裕是因素之一，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富国都未出现回潮，但其他因素也很重要，比如文化的多元性，平等、善意与宽容的传统等。毫无疑问，印度是一个奇迹，作为穷国，她的民主制度正常运转了50多年，中间只有9个月的挫折。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文化中原本就有多元、宽容、温和的传统，印度社会被种姓制度、不同信仰等割裂成上千个的单元，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了在不同文化中生存，而正是民主制度为人们建立起共同的自豪感，将这个似乎可能分裂的国家牢牢地粘合在一起。一般来说，民主的红利是不均等的，总会优先分配给精英分子，而印度奇迹的基础在于穷人对民主同样充满信心，他们能忍受缓慢的发展，能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长期没有改变，能忍受贪腐官吏暂时的作威作福，他们坚信，民主最终会克服这些缺点。正是印度文化造就了“非暴力不合作”精神，后来它成为马丁•路德•金的斗争工具，可见，民主并不只是富国向穷国输出，穷国也能给富国以启迪。本书对许多流行的“精英的偏见”予以了驳斥，展现出作者的自信：任何美好的事业，注定会在风雨中前行，但无论如何艰难，个性最终无法偏离共性，不同文化将百川汇海，融入到人类文明的大潮中。

民主，不是梦想，而是现实。

对于“民主”是否有普世的定义和内涵现在在还不好说，但对民主的追求却是全人类的。民主，总令人内心无限向往。《民主的精神》一书，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民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其实，关于民主，此书所述内容，不少都与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契合。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民主道路的发展认识还很欠缺，此书为我们提供的有关民主的信息还是很充分和有价值的。对民主政治尚需完善和成熟的中国来说，更是很有借鉴意义。 通读全书，作者是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来阐释他对“民主”的理解。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一章节——推动民主的力量：内部因素。 在“推动民主的力量：内部因素”一章节，作者主要从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威权政府的分裂、威权体制下的发展、自由价值观、公民社会的兴起。 他的不少观点都有一定开创性。 比如，他认为，过去三十年不少威权政权民主转型的一个辅助动力是威权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以中国台湾为例，认为其民主化起到特别推动作用的是“新涌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成长起来”。他还详细叙述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成为民主国家可能性之间存在强烈关联的观念，并对“经济发展”和“自由度”之间是否有正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 另外，在本章，他还谈到“自由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强调“后物质主义”时代人们对自由和环境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多的追求。此外，此书还涉及到一个当下中国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民主转型是主要是“以精英为中心“挑起来的，还是”体现了人民权利，而不仅仅是先知先觉的精英们的宪政抉择“。相信对这一话题有偏好的人应不在少数。 关于民主，我个人认为，不是梦想，而是现实。它关系到的是这个社会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人。读毕此书——《民主的精神》，或许你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民主的精神》——通往民主时代的的一本好书

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惊喜，书的装帧设计以及纸张的质量都十分令我满意，能和书的内容相匹配。书稿的内容分上、中、下篇，上篇《部分被改变的世界》、中篇《全球性民主的前景》、下篇《通往民主重生之路》通过层层阐释和论证，为任何怀疑民主理论的人提供了背景丰富的支持。现代社会应该多些这样的好书！

中产阶级是否一定能推动民主转型？

（一）民主领域中一个常见的争论就是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民主确实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但民主是否一定要高水平经济发展才能支撑呢？在之前的文章中，我粗略反驳了民主转型的经济决定论。但考虑到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因此，想再细说一下。上个世纪，威权统治下的台湾与韩国通过发展经济，人们生活水平急剧提升。在韩国1960年到1987年之间的两个不同的军人政府时期，人均收入增长了五倍以上，到1987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8500美金，韩国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台湾呢？台湾更高。而且1964年以后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令人吃惊地超过7%，经济增长率则平均在9%以上。拉丁美洲情况如何？拉美的民主转型也确实受到经济成就的推动。1985年，巴西民主转型时，人均收入接近7000美金，在20年的军人统治时期翻了一番；智利在1989年成为民主国家时人均收入较巴西稍低一点。1975年，当佛朗哥去世时，西班牙的人均收入（扣除通货膨胀）也比1960年翻了一番，在那时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就已达到13000美元，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那时都已经是民主国家。上述几个国家或地区确实是不同寻常的。威权国家通过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个人收入、教育水平、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以及不经意间塑造出认同民主的价值观，这些成为了启动民主化得途径。在《民主政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崩溃？》这篇文章中，我曾提及，“一般认为，民主政体的维系与一个社会城市化水平、教育发展程度、公民社会的发达、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的提高、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高度相关，而这些很难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达到。”台湾著名的政治学家郑敦仁也曾如此描述经济发展推动民主转型的作用：“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表现出了所有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有特征：识字率上升、大众交流增多、人均收入增加，并且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阶层——包括劳工、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有商业开拓精神的阶层。商业阶层具有引人注目的独立性。尽管各个企业规模小且没有组织，然而它们却不受党国的控制。”台湾独立的中产阶级推动民主转型确实作用巨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不过1990年以后，尤其是非洲民主国家的增多，存活率的提高驳斥了这种观点，而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存在也似乎证明了民主的奇迹。而且，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很多第三波案例中，民主的崩溃或动荡难以用经济水平来解释。刘瑜在最新的文章《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中如此说道，“比如，转型之初，俄罗斯的人均购买力GDP高于波兰、立陶宛、保加利亚等国，但是这几个国家都实现了民主的相对稳固，俄罗斯却没有。直到最近，委内瑞拉在拉美地区一直是经济上名列前茅，但是当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走向稳固时，委内瑞拉却走向了民主崩溃。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其民主也始终摇摇晃晃，但是从人均购买力GDP来看，尼日利亚明显高于赞比亚和加纳（以2010年为例，尼日利亚是5230美元，加纳和赞比亚分别是3430美元和3381美元）——两个民主相对稳固的非洲国家。哪怕是“阿拉伯之春”，从人均GDP来看，2011年突尼斯和利比亚非常接近，如果从经济水平预测，两个国家民主稳固的成功率应该是相似的，但结果却截然相反。”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更为富裕的国家里，这种正相关性还是无懈可击的。根据联合国的打分，在有着最高“人类发展水平”的25个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在40个最发达的国家中，只有科威特、巴林、文莱三个君主制的石油小国不是民主国家。毋庸置疑的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自由民主体制。因此，我们不难明白，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更高，但却不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当然，经济的良性发展确实可以更好地维系民主体制，国家越穷，民主体制的崩溃的可能性越高到却是事实。根据学术界的调查，在最贫穷的国家，民主体制每一年崩溃的概率达到12%，在下一个收入水平，预期的存活期就可提高到18年，当超过1975年阿根廷所达到的人均收入（大约9300美元）时，民主国家在40年中没有一个出现崩溃。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更高，是不是就等于说：只要发展经济，等达到一定水平后，比如1975年阿根廷人均收入水平线时，民主就一定会出现呢？当然不是，上面也说到了，目前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那就意味这还有极少数例外，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什么让一些人认为经济水平的发展就一定会出现民主转型呢？我在上面的文字提及，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的附加好处，比如社会城市化水平、教育发展程度、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的提高。但为什么新加坡为什么成了例外？（二）新加坡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实际上不是良性的，在《民主精神》一书中，拉里·戴梦德如此描述新加坡：“在其40年的历史上，该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威权统治体系，而这一体系又赋予其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外表……政府急于压制挑战者以及处罚不可靠的精英人士。压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通常是悄悄地进行，并且目标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此它基本上是在公众和国际社会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发挥控制力的。典型意义上的政治犯很少，更为通常的做法是职业机会受阻、被起诉乃至被某些人所宣称的制度化。一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几年的外国观察家说道：‘他们将人一直都关在精神的制度牢笼里。’‘当一个人被发现在建屋发展局办公楼的墙面上写反对李光耀的文字时，他就被带走了’……通过与政府有关联的公司，政府控制了所有的电视台和几乎所有的广播电台……所有合格公民都必须参与的投票没有保密性，因为每张选票上都有一张序列号……李光耀对新加坡制度的保护性态度揭示了新加坡政府的本性：政党和政府过于亲密地相互纠缠在一起，而且政府几乎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民行动dang无处可见，人民行动dang无所不在，这个dang就是体制本身。”为什么要引用这么长篇幅的对新加坡描述的文字，因为新加坡不是例外，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并不特殊，新加坡还未成为民主国家不是偶然的（当然它什么时候转型还真不好说），而是有内在的深层原因：公民社会建设缺乏张力。于是，这就回答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中产阶级的壮大能够推动民主转型吗？因为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的附带效果是中产的壮大，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帮助他们认同民主价值观，而且“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民主晴雨表”显示，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民众对民主持肯定态度，此国也不例外。新加坡基本都是中产阶级，为什么没能出现民主转型？民主转型还有哪些必要的硬性条件？对于民主转型的硬性条件，学界当然有很多观点，但没人能否定公民社会建设对民主转型的重要性。没有良好的公民社会建设，转型很难发生，即使发生可能也会极不顺畅。公民社会的作用在于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独立组织，包括独立媒体能够极大地改变权力的平衡，在一个威权政体中，它能够真正激活民间自组织力量，孕育内部丰富的弹性，使得社会转型充满弹性和活力，而不至于出现脆断，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它同样很好地训练了民间的组织力量，是民主精神的摇篮，使得民主转型后的社会运转不至于极端化。而在民主社会中，公民社会则同样重要，没有那个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公民社会不发达的。如果说水平的高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民主转型的可能性，那么公民社会建设则是良好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中产阶级不一定能够推动民主转型呢？原因是：很多人把对民主价值的认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同于行动本身。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当一个人充满怨愤，那么整个社会心态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压力会促使改革。然而，心态的怨愤与对民主的价值认同当然不能与实际行动划等号。意识并不等于行动的付出。很多中产壮大推动转型的国家之所以发生，关键点不在于中产的壮大，而是中产壮大借由公民社会发挥了作用。所以，犬儒就会格外流行，尤其在此国，由于很多中产阶级不是本身与体制瓜葛不清就是事不关己成为待宰的羔羊。所谓的中产阶级理论至少就目前来说，在这国是不适用的，功利至上主义耗尽了中产应有的责任。公民社会建设在这国基本阙如，民间独立组织的利益诉求遭到打压，力量发展几近窒息，正如我上一篇说的“对于威权政体来说，最为忌惮的就是：民间力量的组织化，没有之一。”让我们看看中亚的事实就知道，“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变化方向是巩固威权统治，或者就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而言，走向更严重的威权。他们不愿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的‘错误’在本国重演，所有这些国家都严厉镇压有任何迹象的有组织的政治挑战或者威胁。”老辣的威权政体向来如此。而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中产作用就会凸现出来，他们能够发动组织化力量施压。如拉里·戴梦德所说，“公民社会中独立组织的能力和数量的提升才是民主真正的本土根源。”比如，激励和推动台湾1980年代民主转型的是中产的壮大，并发起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等。泰国尽管政坛起伏不定，但1990年代社会运动的结果是宪法的修改和民主的深化，而“印度尼西亚反对派的成长则有助于该国开启民主进程。”《独裁者手册》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民主或者威权政体，只要收买对你至关重要的那一群致胜联盟，那么统治很大程度上是稳固的，只不过是民主政体中，这个致胜联盟比较大，讨好比较费力，因其如此才成为民主；而威权政体中，只需收买一小撮人，就可达到统治效果。所有尽管有时大众不满，能奈他何？掐准了社会反抗成本的问题，就可以各个击破，打压各种力量。所以有时威权政体比较长寿，但大势却是不可违的。因此，你应该明白：中产阶级不一定能够推动民主转型，即便如新加坡大面积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良好转型的发生需要公民社会和其他条件的配合，中产阶级充其量提高了民主转型的可能性，而它与真实发生的转型中间还有很多道坎。

被民主改变的世界

【被民主改变的世界】作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拉里·戴蒙德的《民主的精神》延续了亨廷顿的思想，通过对冷战以来发生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剖析，让人们了解是什么构成和维系了民主精神。从葡萄牙、波兰到智利、秘鲁、巴基斯坦、韩国、泰国、尼日利亚，作者将目光投向占世界大多数的中等国家，分析了这些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衍变。全书高屋建瓴，内容详实，张大军的翻译亦增色不少。

与全世界的人一起走上街头

以下是读书笔记（～后为评注）：引言：在民主时代的入口处P5民主体制的命运并不是单纯地由抽象的历史和结构性的力量所驱动，它是斗争、战略、技巧、愿景、勇气、信念、妥协和人们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从最好的意义上去理解政治这个词语的话，民主也就是政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谓民主精神所包含的一部分意义。P6我的工作常常被这样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所贬低：问题不是去解释为何民主体制会在一个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地方遭到失败，而是为什么民主体制应该在有着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犹太—基督文化传统的西方之外的任何其他地方存在。～读了好几遍这句话，把它转述成自己理解的样子：问题不是去讨论，民主体制为何会在尼日利亚这样贫穷的国家失败，而是它为什么应该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地方存在。作者受到这样的质疑，是由于他试图找出贫困国家中的民主培育维系因素。而质疑之声倾向于探讨民主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作者想追寻民主失败的教训和存在的方法。P13在70年代初期，世界上大部分的民主政体都是西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维系了民主体制，是因为它们的国民受教育水平高、个人收入高、以及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经济发展上的这些特征进一步在普通民众中培养起政治知识和参与、对异议和反对派的宽容、在政治上温和克制的倾向、对自由和责任的向往，以及组建和加入使民主成为可能的独立机构的习惯。这种广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构成民主精神的一个关键层面。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塞莫尔·马丁·李普赛特将这些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命名为民主的社会条件，而且尽管严格地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们是先决条件，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去理解他们的。一个国家为了成长为一个民主政体，首先要取得经济上的发展。上篇：部分被改变的世界＃1. 普世价值自由的两种观点：①表达普世权利和价值；「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被建立在人们中间，而其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②如果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生而平等的，他们却没有被赋予关于政府的同样的价值观和期望。自由和民主不是普世价值，而是西方的观念，文化限定了他们能够扩展的范围。李光耀[新]：告诉人们不要把他们的体制毫无分别地加到该体制不会有效运作的社会中。＊什么是民族价值观在最低层次上，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以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选出和更换他们的领导人，那么它就实现了选举型民主。～但这个简单的定义再加上十个复杂的特征才可以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否则，便成为虚假民主体制或者称为选举型威权体制。＃2. 民主的昌盛他将民主化的第一波长浪追溯到1828年，当时美国的民主选举权正在扩大。它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早期，当时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崛起，而且与第一波相反的浪潮出现。第二波更短的民主浪潮肇始于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获胜，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刚刚独立（主要是前英国）的殖民地纳入进来。可是到了1962年。第二波相反的浪潮开始，出现了普遍的军人统治和一党独裁，使得南美洲只剩下两个民主国家。随着葡萄牙独裁政权于1974年倒台，民主化第三波浪潮开始了。～塞缪尔•亨廷顿这样分类：第一波：1828~1920年代早期第二波：1945~1962第三波：两阶段：1974~1989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1989~1999 巴基斯坦政变＃3. 民主的衰退＊俄罗斯民主的倒退在获得选举合法性后，普京开始以灵活的手段和无情的效率将权力集中到克里姆林宫，他击溃严重分裂的自由派反对人士，并逐渐战胜所有独立的权力和职责部门。（～杜马议会下院拥有坚定的亲政府多数，上院联邦议会驱逐选举出的议长，自己任命人员）也开始逐个收拾那些不愿在新权力集团面前低头的商业寡头…2003年6月，最后一个独立电视台TVS被政府夺走…而且从那之后，俄罗斯所有国家电视台都被政府或者支持政府并一致称赞总统的经济利益集团所控制。到2004年之前，「自由之家」将俄罗斯列为威权国家，并将它从「局部自由」降格为「不自由」，这是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次。＊委内瑞拉的虚假民主保加利亚的著名的自由派人士伊凡•克拉斯蒂夫将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算作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专制者——一位是革命型的，另一位是反革命型的，两人都利用民主的语言和正式制度来统治一个专制国家。（～重写宪法，击败罢免努力，控制经济。）看来唯一能够阻止他的脚步的是这样的事实：即使石油收入在三年中翻了五倍，他的毫无顾忌的开支正使经济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中。＊特别的石油诅咒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他们看起来富有。或者换个方式说，他们在金钱上富有，但在人力资本上却不富有。石油国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投资不足，由于其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妨碍了人民实现通常会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高度个人自主性，所以这些国家没有经历有着「正常」发展模式的国家会拥有的文化转变或公民社会的繁荣景象。＊威权体制的反击～前面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泰国的问题，都是民主制度没有得以巩固，独权者借机上位后推行新的威权政策。这一部分讲的是白俄罗斯，亦如是。联想到现在的乌克兰局势，也是民主制度难以继续，威权政治下，亚莫科维奇、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政坛乱斗，国家经济和政治衰退，人民抗议。＃4. 推动民主的力量：内部因素所有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依赖合法性和强制力，即便是西方成熟的民主政府。…不管多么残暴和独裁，没有政府是完全依靠强制力而存活的。…即便大多数公民私下憎恶政府体制，就像在缅甸那样，总也存在着一些效忠政府并真正信任它的人士。一个威权政府的统治越是不具有全权性和恐怖性，以及它给予反对和异议的空间越大，那么它的存活就会愈发依赖公众某种程度的自愿认可。这样的认可可能部分是积极意义上的合法性，部分是实用主义式的共存或者合作，部分是屈从或冷漠。可是，威权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是，有大批组织好的自信公民积极地拒斥政府的合法性。民主制度的稳定要更多地依赖于合法性和自愿服从。＊威权政府的分裂～民主转型原因某种程度上在于威权政府失去合法性。①完成自我宣告的使命（如经济危机、社会分化、政治暴力等的解决），并成为多余时。或，②不能兑现承诺，没有绩效，失败。＊威权体制下的发展民主转型的一个辅助动力是威权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威权统治提高了个人收入、教育、获取信息以及认知世界的水平，这些成为了启动民主化的途径。（～即上面所说的①完成了自我宣告的使命，发挥了威权制度的长处。）＊自由价值观经济发展…首先，它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广泛地分散权力和资源。其次，它使态度和价值观朝着民主方向发生深刻的转移。亚伯拉罕•马洛斯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对安全和生存的「低层次」需要在它们被满足之前占有优先地位。在它们被满足后，人们将优先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隶属感、尊严感和自我表现。＊公民社会的兴起民主的本质是它体现了人民权利，而不仅仅是先知先觉的精英们的宪政选择。经济发展是这一（民主方向的）转移的强有力的动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动因。…残酷镇压的经验…一党制政府的承诺的空洞和失败的凄惨。（～类似前面提到的②）＃5. 推动民主的力量：外部因素国际干预有助于阻止推翻民主政府，施压要求恢复民主体制，并深化和巩固新生民主机制。＊扩散和演示效应传播效应也会长期存在，从而逐渐使人们的价值转向个人自由、多元主义、政治表达及对市场竞争的偏好。＊和平压力在冷战后期以及后冷战时期，西方要求威权政府进行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在有些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取决于施加压力的政府或者联盟的决心和它们的团结，而且也取决于西方民主国家对威权政府的影响力以及这些政府在社会上、文化上与经济上和西方联系的紧密程度。使威权政府受制于西方压力的联系包括传统的经济纽带、安全纽带以及社会纽带。强有力的联系形成文化纽带。…与此同时，国际联系可以使威权国家内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集团要么国家认同民主，要么对西方的压力更敏感。影响力也取决于威权国家的实力。要求民主化的和平压力一般采取三种有针对性的形式：外交、对援助附加条件和制裁。＊通过武力实现民主化当所有其他手段都失败时，国际力量所能使用的最后一招是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强加或者恢复民主体制。～1994年7月，海地军人政府掌权，民选总统流亡。联合国安理会12：0的投票结果授权成员国「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为军人领袖离开海地与合法当选的总统迅速回国提供便利」，这是联合国第一次为了恢复一个民选政府而授权使用武力。＃6. 推动民主的力量：地区性影响～各个区域性组织对加盟国的门槛式要求，其中关于民主体制的要求，让一些欲加盟的国家做出改变。（欧洲、美洲华和非洲）但地区性民主化规范的局限性也体现在阿拉伯地区和东南亚国家。＃7. 维系民主的力量～以印度为例中篇：全球性民主的前景#8. 拉丁美洲的进步来之不易＊拉丁美洲民主的缺陷中美洲有一种叫做圭亚那黄蜂的致命昆虫。…这个名词也用来称呼那些滥杀无辜的青年帮派。他们孕育于洛杉矶和其他美国城市中的贫民窟，并像传播快速的瘟疫一样传遍整个中美洲并且传到墨西哥和美国。…这些帮派不仅对民主构成直接的威胁，而且也成为了拉丁美洲法治缺失危机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最为严重的是，拉丁美洲的民主持续因法治的薄弱而退化和变形。…这类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失业和受教育程度不高。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力量显示，拉丁美洲民主以及可治理性的最大挑战不在于政府过于强大的权势，而是在于他们的无能以及无法有效的权威。…巴西的准军事帮派成员控制着里约热内卢约700个贫民窟的大部分。毒品老板可以决定电力公司是否要安装一根电线；他们决定预科学校何时放学以及谁能拜访神父。他们建立了一个平行的治理体系。贫困和不平等，就像暴力和犯罪，在恶性循环中复制，并且这两种循环互相强化。…贫困、法治缺失以及暴力犯…所有上述问题由于严重的腐败问题而更加恶化，因为腐败削弱了治理的所有方面。＊稳固美洲的民主体制在没有经济增长、社会自由和良好治理的情况下，民主体制是脆弱的。如果民主体制要在拉丁美洲获得巩固，它必须深化其制度，并实现广泛分享的物质进步。#9.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界线＊自由但是有麻烦的民主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东欧国家所实现的政治自由、多元化以及竞争程度是前苏联所难以想象的。不过，与该地区充满活力的民主相伴的是公众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怀疑态度…新的持续腐败和内部交易问题强化了这种怀疑态度，并在所谓市场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分歧。#10. 亚洲是例外吗？新加坡…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取得的。…不过，在令人印象深刻的表面现象之下，政府却急于压制挑战者以及处罚不可靠的精英人士。…新加坡成为了世界各地的专制者用来模仿的虚假民主的典范。李光耀对新加坡制度的保护性态度揭示了新加坡政府的本性：政党和政府过于亲密地相互纠缠在一起，而且政府几乎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新加坡被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然而事实上，与政府有关的公司却控制着很多经济活动。＊真正的亚洲例外…明显的现实是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分配似乎更加不公平，这削弱了新加坡的社群伦理。另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是政府缺乏透明度。虽然被视为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政府之一，新加坡政府同时也是其中透明度最差的政府之一。#11. 非洲：摆脱个人统治#12. 中东国家能实现民主化吗？＊君主制、民粹主义和伊斯兰除了伊拉克的暴力之外，阻止当下阿拉伯中东地区民主化前进步伐的另一种力量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主前景中东地区实现民主的障碍不是文化，不是伊斯兰宗教，也不是社会，而是政权本身以及该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形势。下篇：通往民主重生之路#13. 让民主体制运转起来＊为何新兴民主国家表现不佳长期来看，一个稳定和高质量的民主体制需要内置于一种路径开放的秩序之中，而这种秩序的特征是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存在着「制度性的竞争、准入和流动机制」。掠夺性社会是公民社群的反面。首先，那里不存在真正的社群，没有对公认的公共利益的共同承诺，也没有对法律的尊重。行为都是犬儒性的和机会主义的。＊战胜掠夺性政府首先，…平行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必须确立，…这就要求建立高强度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其次，…要建立垂直与水平问责的机制。…最好的垂直问责机制就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其他有效的垂直问责机制包括公众听证会、公民审计以及信息自由法。第三，表现不佳的民主国家需要更好、更强和更多的使公民相互联系并将他们与政治过程联在一起的民主机制。这主要指的是政党、议会和地方政府。最后，改革必须延续到经济领域，最主要的是能带来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所有治理不善的民主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问题：普遍的腐败、裙带主义、附庸关系以及滥用权力。#14. 美国，管好你自己吧虽然美国依旧是世界上自由程度最高、制度化程度最高以及最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但它的民主体制也有下述严重甚至日益恶化的问题：政治腐败、出售影响力、滥用自由、宪政主义的衰落以及党派政治的两极分化。

民主非西方观念，一本不错的书！

民主并非西方特有，亚洲许多思想家和专家发现，民主和政治自由的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亚洲也都“强有力的存在着”。在中国，孔子没有建议要盲目顺从政府。当子路问他”如何事君“时，孔子回答道：”勿欺也，而犯之。“由此可见，儒家还警告说要反对坏政府。这本书汇集了不少政治人的观点，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探索民主的本质、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可能性，是本不错的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