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美术史

章节摘录

书摘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接青海，西邻新疆，是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千百年来，从敦煌至玉门和阳关的这条西风古道，以丝绸贸易为主，商旅滚滚如流，驼马络绎不绝，相望于道。随着东方海上通商的发展，敦煌的丝绸之路日受冷落，衰败直至湮没。    清朝末年，湖北麻城有一年轻的道士王圆篆，逃荒来到敦煌莫高窟，自封为当家道士。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王圆篆率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发现甬道旁边有两壁宋代人画的菩萨行列图，他有意无意地用旱烟管在裂了缝的壁上敲打几下，发现里面竟是空的!当他打开封闭的墙壁，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了。打开小门，里面是一个黝黑的高约1．6米、宽约2．7米略显长方形的复室，室内堆满了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大批古代文物。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被无意中发现了。    据初步统计，藏经洞珍藏着自5～11世纪的各类文物达5．4万余件，计有八个方面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佛教文献道教文献，摩尼教、景教文献，儒家典籍，文学资料，社会经济资料历史地理资料以及科学技术资料。由于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经历，在这些遗书中，除大量的汉文写本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本。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宗教的绘画、纺织品、木雕等工艺美术晶。无论是文物价值还是文献价值，它们都是公认的稀世珍宝，举世为之瞩目。因此，藏经洞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    1939年春，从河南安阳武官村吴氏田地里的—座古墓中挖掘出一只方鼎，为斗形长方腹，器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鼎的宽边竖有两个直立的槽耳，鼎腹下有圆柱形四足，从鼎足底至槽耳顶高度为133厘米，总重量达875千克。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计量科学院对该鼎重新作秤量，在剔除了鼎足残留的泥心土后，得出的重量是832．84千克。鼎腹以雷纹为地，每面上下边饰有几何形的龙纹，四角则为两面合成的饕餮纹。鼎足上端也以翅为中心，饰以两面合成的饕餮纹。鼎的两耳外侧作有双虎，虎头在耳的上部，相对张口，势欲吞噬中间的一个瞠目张口的人头。整座方鼎既显得狰狞神秘，又庄重大方。因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故称“司母戊大方鼎”。    据传司母戊大方鼎是商王文丁(公元前1112一前1102年)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作。为对该鼎进行年代考证，1984年对曾出土司母戊方鼎的古墓又重新进行了发掘，经过全面分析，认为其埋葬的时间约于商王武丁后期至祖庚、祖甲时期(公元前1191年—前1148年)，由此推定所葬死者很可能是武丁的配偶，也就是祖庚、祖甲之母妣戊。    出土司母戊大方鼎的武官村曾是殷墟遗址，在商代后期是都城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中心。鼎，是商代最常见的一种青铜器，常作祭祀用。商代的鼎，其形制为方形四足两耳，造型及纹饰具有一种端庄稳重、屹立不拔的气质。至西周、春秋时期，鼎的器形发生了变化，为圆腹、三足、两耳，“三足鼎立”一词便由此而来。鼎的纹饰也逐渐变为精巧、简练，手法渐趋写实。    1971年春天，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社员们在村子北面的山岗上植树造林，偶然从地表50—60厘米的深处挖出了一件大型龙形玉器，随即捐献给了当地的文化馆，它的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    这件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体形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菱形，眼尾细长上翘，额上及腭底均刻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须及背脊上雕刻有长鬃，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龙背钻有一个圆孔，经试验，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件大型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运用平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滑圆润，龙体曲伸刚劲有力，长鬃高扬飘举，显得极有生气。据考古人员推测，三星他拉村发现的这件玉龙，应属于红山文化的遗物，距今约有五千年的历史。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自古以来，龙这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神异动物，跨越历史的时空以它独有的奥秘，在中华民族文明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给人们以神秘、深沉、尊严和荣耀感。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把龙描绘成具有神秘色彩的一种灵兽，可大，可小，能飞上天，也能潜入水。    位于陕西省乾县境内梁山上的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在许多游客心中，它已与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齐名。1971年7月2日，陕西省博物馆和乾县文教局在位于乾陵东南约3公里的乾陵公社红星大队杨家窪生产队北面的高地上发现了唐代章怀太子的墓，该墓为乾陵的陪葬墓之一，于是开始发掘，直至1972年2月下旬才基本完成。    章怀太子名李贤(653—684年)，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的第二子。他先后被封为潞王、雍王，曾立为太子。在太子监国期间，曾召集一些著名学者注解《后汉书》，注解中出现抨击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的文字。后来被武则天以私藏武器，阴谋政变为由贬为庶人。永淳元年(682年)被流放至巴州(今四川巴中县)。他31岁那年被逼自杀，后葬于巴州华城。中李显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将其棺柩由巴州迁至乾陵陪葬。睿宗李旦于景云二年(711年)追封他为“章怀太子”。    章怀太子墓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全长71米。出土的随葬晶达600多件，绝大多数为陶器。其中兰彩骆驼、牵驼俑、马、牵马桶以及镇墓兽等，颇具特色，为研究唐三彩的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章怀太子墓最负盛名的是其精美的壁画，这些壁画分别绘制在墓道、甬道和墓室的壁面上，共有50余组。从所绘题材和内容看，除青龙、白虎、日月星辰这些祥瑞图案外，其余的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其中尤以《客使图》、《出行图》、《马毽图》最引人注目。    绘制在墓道东壁的《客使图》，反映的是唐代与少数民族和外国友好交往的情景。画面上3位身着黄袍黑领宽袖、头戴笼纱高冠的唐朝鸿胪寺官员，相互顾盼，似在商议着什么重要问题。他们身后是3位客使，走在前面的客使高鼻深目，光秃头顶，身穿翻领紫褐色长袍，束腰带，脚穿黑色统靴，躬身俯首，神态里充满对唐王朝的敬畏之情。第二位客使头戴羽毛帽，身穿红领宽袖白袍，束白色腰带，着黄靴，恭谨谦诚，拱手侍立。从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可能是来自高丽或日本的客使。最后一位头戴护耳皮帽，身穿厚实的黄皮袍，外罩灰色大氅，双手笼在袖子中，当是来自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客使。此图生动描绘了3个不同地域和种族的客使在唐朝官员陪同下，等候接见的场面。气氛庄重而和谐，人物的面目神态和装束打扮各有特色，栩栩如生。线条精妙优美，色彩典雅明丽，是一幅颇见功力和水平的人物画。    墓道东壁的《出行图》，由40多个骑马人物、2只骆驼、5棵树和青山组成。先以4匹奔驰的骏马为先导，随后又有数十骑骑者分为左右排列，中间有位骑手持一猴旗走在前面。在这众多的骑者中间，簇拥着一位圆脸微带胡须的人，身着蓝色长袍，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双目前视，神态自若，显得格外的神气和与众不同，当为出行图中的主人。之后，又是十数骑奔马紧紧跟随其后，再后面便是奔驰在古树参天的林荫大道上的马队和骆驼队。马上侍从头戴幞头，身着短袍，背弓搭箭，有的左手持马缰，右手举大旗，数十面大旗迎风招展，好不气派。后面跟随的驼队，驮有铁锅、木柴、食品等物，显然是准备在野外饮炊之用。整幅画面布局疏密有致，前后照应，场面宏伟，人物、动物刻画得淋漓尽致，色彩以重彩和淡彩相结合，显示了唐代绘画的民族特色。    《马毽图》绘制在墓道西壁，与东壁的《出行图》相对。此画表现了20多个挥月牙形鞠杖的骑士，身穿各色窄袖袍，足蹬黑靴，头戴幞头，在山间一个空旷的场地，纵马争击毬的情形。画上的骑士姿态各异，他们有的在马上做回身反击毽状，有的回头看毬，还有的作驱马抢毯之态。整幅画气氛紧张、活跃，人物动静结合，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打马毬的游戏，据说是从波斯(今伊朗)传人中国的，后经唐太宗的提倡，在宫廷和王公贵族中习以成风，盛极一时。这幅马毽图是研究唐代马毽活动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与波斯等国人民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唐代的壁画非常兴盛，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时期长安、洛阳两京的宫殿、寺观都有壁画，其中有不少大师手笔，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都曾在宫殿、寺观的墙上创作过大量的壁画。据说吴道子在两京寺观画壁多达300多面。当时，许多民间画工也曾创作了大量动人心魄的壁画杰作。遗憾的是，这些无比丰富的宫殿壁画和寺观壁画已随着建筑物毁灭，现所能见到的是保存下来的石窟壁画和考古发掘的墓室壁画。据《旧唐书·高宗纪》载：乾陵有17座陪葬墓。1960—1972年先后发掘了5座陪葬墓，除章怀太子墓外，其余墓主人分别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永泰公主李仙蕙、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子懿德太子李重润、中书令薛元超、左卫将军李瑾行。在这些陪葬墓的墓道两侧及墓室内均有壁画，内容多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写照，尤其是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三座陪葬墓，其壁画内容之丰富，布局之严谨，构图之生动，色彩之绚烂，堪称唐代绘画艺术的珍品，展现了唐代中国绘画走向成熟时期的发展面貌。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清晨，在西北偏远的敦煌莫高窟，一位姓王的道士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封闭千年的暗窟，出土了一大批古代写本、文物。这暗窟便是后来蜚声世界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藏经洞发现之初，虽遭到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的劫掠，但也使人们对敦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世界上掀起了敦煌热。敦煌莫高窟是集中国古代建筑、绘画、雕塑为一体的艺术宝库，被誉为“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因此，敦煌莫高窟的出现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掀开了20世纪美术研究和考古的新篇章。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西方现代考古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我们有幸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地下考古发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在长江南北、黄河上下广袤的土地上，所发掘的古代墓室壁画、帛画、雕塑、彩陶、青铜器、漆器、玉器等，以及所调查的全国各地的古代岩画、石窟寺遗址等，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许多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空白，同时也正逐步改变着我们对中国美术史的传统认识。    时间回溯到1921年，当时有一位叫安特生的瑞典学者率领着一批中国学者，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了一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后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成了中国近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也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和绘画艺术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至今，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已达7000多处，遍及各省区。这些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新石器时代在工艺领域的突出成就是发明了陶器，由于各种陶器出现的时间不同，流行的地域也不一样，所以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呈现出十分丰富多姿的面貌，各具特色。如1955年陕西西安出上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盆，1978年河南临汝出土庙底沟类型的鹳鱼石斧图陶缸；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上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以及山东日照出土龙山文化黑陶蛋壳高柄杯等，都是这时期陶器艺术的代表作。    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朱漆木碗，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髹漆制品，它说明至迟在距今约七千年前的时候，漆器已经在中国出现。朱漆木碗的出上，对研究中国漆器的起源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在中国漆器工艺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艺术几乎与制陶工艺同步产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都曾发现过陶塑作品。1982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发现一批小型陶塑孕妇像；  1983年又在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发现一件与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头像，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重要的美术考古新发现之一，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除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外，1982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幅居址地画，以及1976年对内蒙古阴山岩画的调查和1980年对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的调查，丰富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的认识。    中国史前的玉雕作品也已发现不少，尤其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碧玉龙，1986年在浙江佘杭反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的大玉琮，表现了原始社会时期出色的艺术创造才能。    中国先秦时代包括夏、商、周三代，这时期的美术，其中以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故有青铜时代之称。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对于夏文化的探索，一直是人们的关心的问题，1959年以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型的宫殿遗址，它的时代早于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的时代，因而引起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爵，是中国早期青铜工艺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

内容概要

朱国荣，1947年12月生，浙江鄞县人。美术史论家。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现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城市雕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事理、中国雕塑学会会员。出版个人著作有：《中国美术之最》、《中国美艺菁华》、《雕塑——空间的艺术》、《中国狮子雕塑艺术》、《“上帝”的手艺——中外雕塑精品欣赏》、《罗丹》、《城市的眼睛——世界观雕塑漫谈》和《蒙娜丽莎大观》。

胡知凡，1952年10月出生，197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美术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美术和美术教育理论。

书籍目录

前言 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雕版珍品“说法图”——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中国年代最早的木刻版画《祗树给孤独园》 精妙绝伦《四美图》——1909年俄国人柯基洛夫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两幅木版年画 原始社会的艺术明珠——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彩陶的发现 体现时代精神的青铜器——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青铜莲鹤方壶的发现 龙山文化的黑陶——1928年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 宁懋石室的石刻线画——1931年河南洛阳宁懋石宝的发现 腥风血雨陶俑泪——1936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早期陶俑 商代青铜艺术的典范——1938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四羊方尊出土 煌煌中华第一鼎——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商代司母戊大方鼎 蜀王陵中的石雕——1942年四川成都王建陵墓石雕的发现 楚墓帛画重见天——1949、1973年湖南长沙分别出土战国帛画《龙凤仕女图》和《人物御龙图》 等等 

作者简介

《改写美术史》对20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对中国美术史最有影响的墓室壁画、帛画、岩画、画像石、雕塑、彩陶、青铜器、、漆器、玉器、瓷器等70多件作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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