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纪录》书评

Anyway

夜雨中，投宿灵隐山麓。从三楼走廊小站，扶栏下看，平台下，重重树影下，就是夜的边际了。雨声沙沙，翻书沙沙，沙沙独对沙沙。直到天明起看，原来夜雨早停，沙沙的一直是树下的溪水，夜的边际。其实这书高二时就见过，蹲在人家的书架下翻；却没想过在这青旅的小书柜上，又顺手摸着，带上床看。高二也已在十年前了吧，真是重重的回看。虽然感慨不宜多，投进别人生命里的一瞥，再深，也只是读者自己的视野上再加一层底色。感慨不重要，重要的是悟到。十年前看这些“民间”，觉得那是散落，是泯没；如今只觉得其实自己和他们也没什么分别。不是感慨。是心安吧。反正都活过了。一样继续有天明，有夜。“东北军军官家书（1943―1944）”“一位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在关内颠沛转辗，给儿子写下的信中，把其有家不能归的心情和对家事的牵挂表达得细致入微。”天亮了，处处闻啼鸟。洗漱早饭后，坐走廊上，腿搭上栏杆，继续看这一章。可感的是，夜里看时，就担心信尾的编者后记会说，作者情况不详；文字提供者XX，编辑。可感的是，信件提供者就是收信人，就是军官的长子。至少编书时，也还在吧。1944年时，父亲还说，抗战前景未明，不见得是三两年就能结束的事；至于我，颠沛流离，唯愿儿女陆续长大，能正直的为社会做事，坦然的抚育孩子，他的一生便就如愿，“希望将来抗战能胜利，并且东北能够恢复”，——那时的念想如此。胜利未必如今日所看的一雪前耻，胜利而外还要“并且”。是苦战中年。一如写信者。可是终于胜利了，军官却未能再往前迈进。“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途中于沈阳车祸离世”。是司机也都喝醉了吧，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回来学校，还是忍不住搜了下军官长子的名字，果然也是当年过来的。找出两篇，放在后面吧：【父亲刘黑枷的最后时光】刘嘉陵 2011/4/1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老人家同那个置他于死地的恶疾苦斗了差不多一年。刚刚确诊时，医学界的权威们曾断言：“顶多三个月。”但是父亲在这个世界还没呆够呢，虽然他总是引用赵朴初的话说：“生也无悔，死也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但他暗中憋着一股劲，决不肯轻易败下阵来，这我们都看得出来。　　父亲真是好样的，他调动了全部的、积攒了多年的生命能量，同一堆长起没完的恶性肿瘤斗上几百个回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兵器铿锵碰撞，古战场上杀声震天，原野，山冈，沟壑里血流成河，阴风四起，父亲遍体鳞伤，踉踉跄跄，但他还没有倒下。他不断地治疗、服药，不断地起来活动，站起，坐下，拄着拐杖在屋里一圈一圈走，甚至打算像从前那样做做金鸡独立。刚刚给他买来轮椅时，老人不快活了，沉默良久。后来他说：“好吧，好吧，我就先坐一坐，等好了，马上送给老干办。”直到他再也坐不起来以至昏迷不醒前，他还随时渴望从轮椅里站起来，再走上几圈。死神老是在父亲身前身后转悠，可是它一露头父亲便把它顶回去。差不多一年啊，好几个“三个月”了。父亲超额完成了任务，将那道门槛最大限度地向后推去。　　严肃了一生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幽默起来。喝牛奶时羹匙掉入碗中，他说这个勺子“淹死了”。由于脑瘤越来越重的压迫，他的双腿越发不灵便了，时常跌坐在地，那时他总要笑道：“和尚的脑壳，——没得发(法)喽！”有时他正要跌下去，我们疾速上前扶住他，他又笑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我们问他正在服的一种药有没有不良的反应，他就说：“没有不良的反应，也没有良的反应。”为了瞒父亲，我们一直说他得的是脑血栓。也许他真的信了这个说法，一来友人探望，他便对人家讲：“上帝对我说你这人还不错，那么现在，我可以让你在三种病中间选一种。心脏病行不行？不行。癌症行不行？也不行。那么好吧，你就得最轻的一种，脑血栓吧。”父亲每说到这里，都要哈哈大笑。　　一辈子不喜欢唱歌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时常引吭高歌。有一次，我们刚刚为他换好衬裤，让他在床头坐好别动。他双手扶住床沿忽然高声唱道：“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歌声憨顽任性，俨若少年。我扶着他在屋里运动时，走几步他就要坐下来，屋子里到处是他的中转站，那时他又唱起来：“萧天佐摆天门两国交战，老娘亲押粮草来到北番。”家里请来个圆头圆脑的小伙子，照料父亲。小伙子是复员军人，后来进了国营工厂，再后来就下岗了，在家政服务公司登了记。他非常的勤快，为父亲端屎端尿，洗洗涮涮，陪父亲聊天，为父亲读报，同父亲切磋中国旧历年煎炒烹炸的各种方法，多少个昼夜不曾有些微懈怠。他和司机李鸣是父亲最后时光比我们还要亲近的“儿子”。小伙子姓刁，父亲卧在病榻上，时不时唱一句京剧《沙家浜》的著名唱词：“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笑着，伸出食指。　　病中的父亲渐渐混淆了时间的概念，天刚黑，他打个盹醒来便说：“天怎么还不亮？”我们为他端来热水让他烫脚，他又说：“不是刚烫过吗？”听力也一天天下降，夜里睡觉前我们为他安顿好了，问他：“得劲儿吗？”他偏说：“一粒儿(安定片)”。我们大声重复道：“得劲儿吗？”他答：“一粒儿就得劲了。”但老人家对我们的生日仍记得清清楚楚，一会儿祝这个生日快乐，一会儿又祝那个。我的生日过去整整一个月后，父亲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这已经要靠病榻前的姐姐代为拨号了。父亲在电话里的话语不再如雷贯耳，断断续续的声音十分微弱：“今天是……十七号……爸爸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爸爸……谢谢爸爸……”我这里声音也断断续续，并已泪流满面。　　父亲是被一串串灭了又长的恶性肿瘤夺去生命的，或者不如说，他是同那些罪恶的杀手同归于尽的。我们对它们恨之入骨，却又有些感谢它们。是它们让父亲在最后的阶段沉睡不醒，几乎没什么疼痛。父亲就那样睡去了，但我们还无法证实他始终毫无知觉。1920年出生的父亲少年丧母，老年丧子，一个妹妹得过天花(还差点丢失在逃难途中)，他的父亲(一名东北军的军官)死于车祸时父子俩刚刚在战后团聚。他穿过长衫，吃过发霉的配给玉米面。“九一八事变”后，他随父母往关内逃难，从奉天到北平在火车上坐了四天。他还读过流亡大学，参加过进步学生剧社，出过墙报，请过愿，参加过新四军，然后就当报人，看版，写文章。当年的父亲个子高大，面孔黧黑，声音洪亮，步履如风。他曾迷恋过演剧生活，流亡大学时代，他演过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曾老太爷，据他自己讲，一登场便是满堂彩。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办报，刚建国时他别着组织上发的手枪，天天夜里去报社看四块版，一趟趟地往印刷车间跑，和排字师傅商量来商量去。师傅们后来都说，只要报纸还没开印，黑枷同志就总是要改。这正是他一生中不断说起的“有美皆备，无丽不臻”。浸泡了多少心血的报纸一出来，父亲便激动。当然那都是在他熬了一夜，面色苍白的时候。许多年前他写的一首诗透露了那样的情形：　　机鸣积雪颤，(印报机)　　相呼贴耳旁。　　拭目看首页，　　满纸尽曙光。　　散发着墨香的报纸上曙光尽染，头发蓬乱、打着呵欠的父亲身上也曙光尽染，天地间一片橙红。　　此后的日子里父亲当然也历尽坎坷，也像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文化人一样，做过荷锄农夫，这是免不了的。再后来又重操旧业，成了闻名遐迩的“办报迷”，力主“带露的鲜花”新闻风格……这些经历怎么可能在他的弥留之际一点痕迹不留呢？　　我父一生著述近二十种，最后一部散文集面世时，他已昏迷不醒。是书题为《告别一个时代》，我们刚听到这个书名时，心里都格登一下，但他坚持要叫这个。看来他已做好了准备。　　我父终于飞向另一个世界，我母已在那厢等候多时。一对结发夫妻又团圆了，嘘寒问暖，卿卿我我，想想真让人高兴。我父同阳间告别的葬礼十分隆重，那么多人前来送行。在他身上放着一份当日的《沈阳日报》，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但哀乐过于悲切却绝非我父本意。若依老爷子的心思，他一定更想在自己的葬礼上听一听《渔光曲》、《毕业歌》。　　我父的肉体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但他一时一刻也不曾离开我们。他还在大声说笑，说勺子掉进碗里淹死了，说上帝提供的三种病里他只选择了脑血栓……“萧天佐摆天门两国交战，老娘亲押粮草来到北番……”他是个老英雄，老战士，老小伙，老顽童，却永远不是一个老天巴地的干巴老头，永远不是。　　作者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痛哭着的刘黑枷】 　　 赵立军 2008/06/24　　我从未见过一位老人如此放声地嚎啕大哭，哭得那样悲痛欲绝，哭得那样惊天动地，这哭声自心底涌出，随情感律动，不压抑，不做作，不矫情，不控制……哭声足足持续了五六分钟。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真情、最放纵的痛哭。这痛哭来自一位76岁的老人对亡妻的怀念，来自我素来尊敬的刘黑枷先生。于是我也开始哭，同样哭得昏天黑地。黑枷先生的这场痛哭发生于1996年11月下旬，是在送别他的夫人闻树老师不久后的一个下午，地点是在二经街附近的一幢居民楼，是在黑枷先生的大女儿刘宁大姐的家里。　　1996年11月16日，与黑枷先生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闻树老师去世了。闻树老师是在1947年1月11日与黑枷先生结婚的，两人的婚姻离金婚之日，仅有56天。黑枷先生与闻树老师结婚时，沈阳还没解放，请来的证婚人是他在东北大学时的老师，国学大师陆侃如先生。婚后，闻树老师就随着做地下工作的黑枷先生冒着敌人的炮火辗转于东北各地。“文革”期间，黑枷先生成为沈阳最著名的“三反分子”，是闻树老师的陪伴、支持与保护，才使黑枷先生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后来，她又陪伴着黑枷先生插队走“五七”。晚年，夫妻二人相依为命，伉俪情深。二人原来居住在沈阳日报院里的一幢小楼里的二层，每天他们都在这里进进出出，家里的每件家具、每个地方都留有闻树老师的气息。子女们怕老人睹物思人，悲伤过度，便让他搬到了刘宁大姐的家里，一方面想以这种方式缓解一下他的亡妻之痛，一方面也便于照顾他的起居。但此时，黑枷先生已离休多年，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可以为他分担痛苦，因而当白天女儿及家人上班后，只留他一个人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时，孤独悲伤之情不减反增，便邀我去聊天。于是便有了这场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痛哭。　　其实，那场痛哭是从笑引起的。当我应黑枷先生之邀，赶到他的临时住所时，他已经把水都烧开了，并细心地告诉我茶叶和茶碗在哪里，任由我自己泡茶喝。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冬日的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的。那天我和黑枷先生的聊天内容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聊新闻，聊时政，聊文学，聊新书，聊着聊着，就将话题转到了身边的人和事。当我们谈起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终于在情场上志得意满，黑枷先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就在我窃喜终于成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时，黑枷先生突然停止了他那开怀爽朗的笑声，眼睛盯着我，说：“为什么你闻老师那么快就走了，还有两个月，我们就是金婚了，我们就是金婚了。”说完，便双手捂脸，失声痛哭起来。涕泪横流之中，花白的头发随着哭声在颤抖……黑枷先生在情感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开始还试着劝阻，后来竟也陪着他大哭起来。哭罢，他又有些为一个老人在后辈面前失态而感到不好意思，用那哭得已经沙哑的嗓音对我说：“哭出来就好多了，我当他们也没这么哭过。”其后我又去了一个下午，再一次陪黑枷先生聊天，但他未再哭过。　　黑枷先生是一个身上带有浓重的文人气的老干部，一生热爱办报，将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在了沈阳日报上，对仕途毫不用心，热爱写作却难以全身心投入。否则以他的才气、经历、资历和能力，在这两方面都可能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在后一次的聊天里，他同我聊起了他一生的经历，聊起了他青少年时代随着东北中学、东北大学流浪求学的往事，聊起了我们一同去过的湖南邵阳桃花坪。更多的是聊起了他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看法。当谈起他对存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及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时，他表现出了一个老党员对此类现象的深恶痛绝和义愤填膺。黑枷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便投身革命，参加新四军五师，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七七日报》任编辑。我问他，你对一生追随共产党后不后悔？如果有来生能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共产党吗？他沉吟了一会儿，对我坚定的说：“不后悔！如果让我再一次选择，我依然会选择共产党。”　　12年前的那两个下午，使我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刘黑枷，不再是不苟言笑，在报纸上将一篇文章的大部分用红笔圈上，然后写上：“此文可删去三分之二”的刘黑枷；不再是一个喜欢背着手在院子里散步，发言讲话永远不用讲稿，在评报会上慷慨陈词的刘黑枷，而是一个如此富有人情味，一个如此敢爱敢恨，且又是一个如此脆弱、如此坚强的刘黑枷。　　黑枷先生的这次痛哭让我永生难忘。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悲痛欲绝，什么叫孤鸿哀鸣，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感天动地……　　黑枷先生的子女大概也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经在12年前在一个后辈面前为他们的母亲的去世这样泣血痛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