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掌控:军机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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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掌权者乾隆牢牢把持军机处这一重要机构，通过军机处施政的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使得和珅的权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嘉庆二年（1797），随着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的去世，能够暗中反对和珅的重臣只剩下刘墉和董诰。但他们尚且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只能是一个卖老，一个装傻，与和珅暗中进行一些周旋而已。实际上，和珅最为忌惮的也只是阿桂，对于董诰他们则完全不会放在眼里。眼看机会来临，和珅便借助一切机会，在中央各部衙门及地方安插亲信，甚至皇宫之中的太监、宫女等，都会成为和珅的耳目。随着乾隆一步步进入垂暮之年，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的代言人。由于只有和珅才能听明白太上皇在说些什么，乾隆每上朝时便命令和珅站在他和嘉庆的旁边。其实，垂老的乾隆到底说了些什么，和珅也已不能完全听懂，但他必须装作能够听懂。每天上朝，满朝文武三跪九叩之后，便开始陈奏政情，随后就要等着乾隆这位太上皇说话，而和珅则认真“听取”太上皇的旨意。和珅连蒙带猜地能明白一些，随即便做出判断，宣布他的判断是太上皇的旨意，大家只能依照施行。这种情形，使得和珅几乎处于摄政地位，完全把持了朝政，所以当时人不少都称和珅为“二皇帝”。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都曾记录了这一现象。乾隆不肯放权，和珅肆意进逼，嗣皇帝嘉庆大权旁落，只能听从和珅和乾隆的摆布。和珅弄权的行为，甚至连当时的朝鲜在华使者郑东观都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曾经为我们留下这样一段话：“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 从朝鲜使者的相关记载来看，当时和珅弄权的情形已经非常露骨，至于他依靠卖官鬻爵等大肆聚敛财物的行为，也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王公大臣虽然非常不满，却只能暗自唾骂，并不能施展什么作为。由于太监、宫女中有不少都是和珅所安插，或被和珅所收买，先后充当起和珅的耳目，嘉庆皇帝，甚至乾隆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甚至连嘉庆的侍读吴省钦、吴省兰兄弟，都是和珅故意安插到嗣皇帝身边，名为侍读，实为监视。为此，嘉庆必须要处处小心，甚至对和珅采取退让措施。为麻痹和珅，嘉庆特地下令，和珅除了公开场合外，不需对其行三跪九叩之礼。为麻痹和珅，嘉庆动辄赏赐和珅良田美宅，奴仆婢女，迎合其贪婪本性。为麻痹和珅，嘉庆有时还故意将计就计，隐藏自己的心机。和珅曾赠送嘉庆玉如意，所以嘉庆就此写下数首《咏玉如意》，结果太监小德子很快便将这些诗作献给和珅，和珅看后便难掩自得之情地笑了：嘉庆不足以与我斗智谋！和珅气焰嚣张之时，连他手下的奴才都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有一次，和珅的家奴驾车外出，路人避让不及遭到鞭笞。御史谢振定正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不由得大怒。他随即命令手下人将和珅的家奴拉下车。面对御史，家奴自报家门之时，仍不免带有狂妄之气：这是和大人的车，看你们谁敢动？这种嚣张之气令御史谢振定更加愤怒，一怒之下便下令将车烧毁。此事自然会得罪和珅，不久之后，这位“烧车御史”便遭到解职。和珅抹去一位御史，如同拂尘一样简单，势力之大，可想而知。和珅利用乾隆年老昏聩之际攫取权势。阿桂病死之后，和珅利用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机会，擅自下令各部院衙门及各省督抚都需将呈送皇帝的奏折同时抄录两份，一份是正本，上奏皇帝，另一份是副本，送给他所掌控的军机处。这一新规定显然不利于奏折的保密，也将从前只能由皇帝一人行使的权力进行了瓜分。军机处，尤其是和珅，自此也能够迅速掌握各地政情，皇权不免会因此受到影响。这种行为如果放在乾隆执政初期和中期，一定为乾隆所不能容忍，和珅却利用乾隆衰老之际公然推行。嘉庆三年（1798），由于白莲教起义领袖被捕，乾隆以此为由，再次晋升和珅为公爵。细数下来，堆在和珅身上的职务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了。除了首席军机大臣之外，他所兼任的职务遍及政治、军事、经济，乃至京师治安等各个方面。和珅俨然已经取代乾隆，实现了对帝国的掌控。因为和珅地位极其显赫，不少官员都竞相依附，唯恐落在后面。他们甚至不惜以重贿来换取官位，和珅则趁机聚敛财物，令官场贪腐横行、一片污浊。和珅弄权手法非常高明，而且既狠又辣，但终究还是玩不过更加富有心计的嘉庆。到了嘉庆四年（1799）正月，和珅终于因为权术玩过头—所谓玩火自焚，被嘉庆就地正法。必杀和珅其实，和珅早早就意识到，乾隆年事已高，余日无多，如果想继续保持特权，就必须在嗣皇帝身上多下一些功夫。于是，和珅及时调转方向，把更多心思用在嗣皇帝身上。为了讨好嘉庆，和珅甚至赶在乾隆公布皇太子名单之前，先期向嘉庆跪进如意，提前透漏消息。当然，嘉庆对于和珅这种讨好行为不仅不领情，反倒由此对和珅多了几分成见。在处置和珅时，这种泄情行为成了最重要的一条罪状。和珅将亲信吴省兰等人以侍读的名义，悄悄地安插嘉庆皇帝身边，固然不排除有向嘉庆示好献媚之意，但也可以对嘉庆起到监视的作用。而嘉庆对于和珅的这种行为非常不满，本能地意识到这就是监控，所以只会对和珅怀恨在心，而不会有丝毫的感谢之情。当嘉庆受父亲乾隆禅位即帝位后，实际没有做皇帝的威权，朝政长期被太上皇控制，他仍然只能暂时居住在毓庆宫，事事听从太上皇的指示。嘉庆亲眼目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却无力去改变现状，心中自然窝火。眼看和珅弄权，仍是无法整肃纲纪，甚至只能是忍气吞声，心中会更加郁闷。嘉庆对于和珅一贯以来的各种行为都非常不满，但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他一直能够保持冷静，不动声色。为了稳住和珅，嘉庆甚至利用适当时机对和珅进行巴结，故意对左右放出话来说，自己只是倚靠和珅才能治理好天下：“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 显然，和珅被嘉庆放出的烟雾弹所麻痹，完全陶醉于自己的弄权之术而不能自拔，完全低估了嗣皇帝的政治头脑。和珅一直自信地以为，嘉庆的才干平庸，对自己又是如此尊重，所以乾隆死后自己的权力只会更加牢固，完全不必担心地位有所动摇。和珅甚至带着这种自信，等着被嘉庆奉为国老。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皇帝病危，但和珅的脸上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忧愁和伤心。“每觐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 。然而，一切都出乎和珅的预料，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在乾隆去世后不久，和珅就被嘉庆迅速处死。地位显赫、位极人臣的和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乾隆皇帝的殉葬品。而嘉庆皇帝除去和珅的手法，也如同拂尘般简洁明快，一如当年和珅扳倒“烧车御史”一样。原来，就在乾隆皇帝刚刚去世的那一刻，嘉庆已经布置好了诛杀和珅的一切准备。嘉庆先是以经理丧事为由，除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并且将其置于囚禁状态，规定士卒严加看管，任何时候都不得随意出入。接着，嘉庆颁发上谕，对和珅展开严厉声讨，同时策动御史大臣等立即对和珅进行弹劾。一时间，“诸劾和珅者比于操、莽” 。声讨和检举和珅成为朝臣的风尚，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正月初八，嘉庆皇帝正式下令将和珅及其同党福长安一起革职下狱，并派人查抄其家产。之后，嘉庆连续颁布多道谕旨，对其罪状加以揭露。十天之后，和珅被勒令自尽，福长安处斩监候。嘉庆除掉和珅之后，一度痛心于朝臣未能对和珅及时予以参劾。嘉庆说：内外诸臣，因为畏惧和珅，竟然钳口结舌，“无一人奏及” 。其实，在乾隆中后期，诸如曹锡宝、钱沣、尹壮图等人都先后揭发过和珅的问题，却都因为乾隆的庇护而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不仅如此，参劾官员反倒受到打压，和珅反而更受重用，这也部分导致乾隆晚年官员愈加依附和珅的现象出现。嘉庆也深知朝臣依附和珅现象严重，所以特地宣谕廷臣，不会进一步追究朝臣的责任，“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 。即使是有人密报和珅家产中尚且有隐匿，也不再追问。但是，嘉庆对和珅一党的核心成员还是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诸如苏凌阿、李光云、吴省兰等重要羽翼，都被降职或撤职，长期专权的和珅一党在政坛就此消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和珅遭革职下狱之时，京师尚有一千多名官兵正在忙于为其营建宅第，而一些消息不够灵通的外地官员，仍在源源不断地为和珅送来贿银。嘉庆在和珅家中所抄得白银数量巨大，难以计数，很好地验证了朝野内外对和珅贪婪敛财的各种传言。可叹这位敛财专家，大半辈子的辛苦最终都是为嘉庆忙活了。当然，究竟嘉庆从和珅家中抄得多少财产，一直说法不一。据一些史料记载，和珅的总财产达二十亿两白银，但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提供的数字则是二亿三千万两，二者差距甚远。此外，也有一个折中的说法，比如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估计和珅的资产不下八亿两。仅仅这个数字，也已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的收入，同时也足以支付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赔款。不管如何，和珅家大业大，富可敌国，所以才会有句话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走到台前的嘉庆和珅贪腐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乾隆末期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为。从山东到两广，从浙江到甘肃，到处都是腐败。不仅官员的级别很高，贪污财物的数量也非常巨大，而且是官官相护，连深入查办和严厉惩处都显得非常艰难。当时，各地官员对于贪腐行为已经非常麻木，而又习以为常。如果自己不贪，则无法打点上司，无法获得升迁，甚至无法在官场立足。可以说，大清帝国到了此时已经是危机四伏。就连老皇帝乾隆在打压贪腐的过程中也连连遇到挫折，反倒是借助于议罪银制度来大肆敛财，弥补内廷的经费开销。显然，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来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他不得不与和珅这样的大贪官周旋搏斗，一边惩治腐败，一边整顿吏治。和珅贪财，更善于敛财，所以很多人认为和珅的最大罪状就是贪污，其实不是这样。嘉庆为和珅开列的罪状有二十条之多，更多的罪状则是指向了和珅的专权和乱政。比如当初乾隆皇帝册封嘉庆为皇太子时，和珅先期呈给颙琰如意，以泄露机密来换取拥戴之功，比如骑马和乘轿都有僭越行为，比如隐瞒军情，任人唯亲，随意处置军机处人员等等。当然，也有不少罪状指向了和珅的贪腐，对和珅的奢侈和贪婪都进行了揭发。所以，和珅之死，更主要的还是政治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君权相权之间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因为和珅权力太大，直接威胁到了嘉庆的皇权，所以才让嘉庆最终动了杀心。嘉庆非常清楚，和珅之所以能够专权，完全是因为父皇的懈怠。在乾隆的设计中，军机处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皇帝有所懈怠，大权就会旁落，落到军机大臣手中。所以，嘉庆亲政之后，立即对军机处进行改组和整顿。嘉庆对军机处的整改嘉庆在将和珅治罪之后，立即任命成亲王永瑆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署刑部尚书董诰、兵部尚书庆桂等，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此外也对各部院衙门及各直省督抚进行大幅度人员调动，将和珅入值期间所做出的奏折副本关会军机处的规定等，也一律取消。在对军机处进行大规模改组之后，嘉庆将军机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只是永瑆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时间并没维持多久，大概嘉庆很快就意识到任命宗室成员担任这个敏感而重要的职务非常不利于自己掌控政局，所以立即做出反悔之举。当时，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建议嘉庆：“选派亲王、重臣威望素著者一员，授为大将军，节制诸军。” 这不仅没有得到嘉庆的批准，反而引起他的警觉。他本能地意识到这和首席军机大臣永瑆有着直接的联系，是永瑆有意攫取军权。不久之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径直上书永瑆，对嘉庆皇帝视朝过晚的现象进行批评，这更使得嘉庆皇帝极为不满，于是果断撤掉永瑆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同时也将洪亮吉革职。嘉庆削弱宗室权力的做法，和当年雍正、乾隆一样，都非常果断坚决，历史仿佛在这里又得到重演。除了永瑆之外，嘉庆还撤掉了仪亲王永璇总理吏部之任，包括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也一并革去。 连自己的同母弟庆郡王永璘，嘉庆也没有放过。由于永璘曾不经奏闻便私自向颖贵太妃送礼祝寿，嘉庆便揪住不放，指斥永璘“不知大体”，将其交宗人府议处。颖贵妃是乾隆的诸多嫔妃之一，故此嘉庆称其为颖贵太妃。永璘便一直由其抚养长大。嘉庆五年时，颖贵太妃迎来七十寿辰。本来无儿无女的她，一直寡居深宫，能够得到永璘送来寿礼，颖贵太妃自然十分高兴，却没想到会就此引起皇帝的不快。颖贵太妃由此开始忧惧成疾，并在不久之后死去。除了对军机大臣的任用更加谨慎之外，嘉庆还进一步完善了奏折传递过程中的保密规定，将和珅在军机处订立的旧规都一概废止。其中，奏折需抄副本关会军机处的规定尤其令嘉庆难以容忍，所以很快便予以废除。嘉庆发布上谕严令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及直省督抚将奏折副本关白军机处：“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俱不准另有副封关白军机处。” 不仅如此，各部院文武大臣在陈情之时，也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再次强调了这一规定。嘉庆指出，以前和珅意欲行使专擅之权，曾专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奏折副本，从而便于他自己掌握情况，任意处置。如今这一行为业经降旨禁止，如果还有重蹈前辙、不听劝告的，“必当重治其罪，绝不宽贷” 。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性，嘉庆一度规定部院衙门奏报政务之折，严禁太监经手。曾有太监冒昧接递奏折，遭到嘉庆严惩。与此同时，奏折的发回程序也变得更加严密，以防止辗转相传过程中产生失误。嘉庆更加强了对军机处的管理和控制。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他颁布特谕，规定军机大臣只得在军机处承写所奉上谕。至于军机重地，则严格加强管理。军机章京办事之处，尤其禁止闲人窥视，亲王、贝勒、贝子及文武大臣，都不允许到军机处和军机大臣谈说事情，“违者重处不赦” 。为了提高政务处理效率，嘉庆对奏折的形式进行简化，剔除其中不当内容和浮华成分。起初阶段，嘉庆不仅扩大具折官员的数量，规定各省道员也可使用奏折奏报政务，而且使得奏折奏报内容也得到扩展。但如此一来，势必会造成奏折纷繁，连篇累牍，极大影响政务处理的效率，所以，嘉庆十三年（1808）之后，又严令禁止具折官员滥用奏折，同时禁止官员违规擅自递呈奏折。喜欢简约的嘉庆和好大喜功的乾隆，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异。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嘉庆朝奏折更趋简练，浮华成分得到严格剔除。比如说，嘉庆严令禁止官员在奏折中使用骈体文，只需如实陈奏情况。另外，嘉庆还严禁官员具折时另行开具夹片的行为，规定除非遇有机密事件，否则不得另附夹片密陈。

军机处，无法想象的威严

以情报作为切入点研究军机处，视角非常新颖独到。写作语言雅俗共赏，不失轻松幽默。全书结构严整，脉络清楚。选用材料非常讲究，取舍剪裁，尤其可见作者所拥有的扎实的史学功力。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尽快推出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