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日记》书评

唐小兵：军阀阎锡山的精神世界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list_2.shtml军阀阎锡山的精神世界 作者 唐小兵 发表于2011-08-09 01:47阎锡山在这册日记中极少记载个人私事与公务，而是记录了大量的做人、做事的感悟与心得。 　　唐小兵 　　研究近代中国军阀史的权威陈志让曾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中郑重指出：“分析军阀史的人常常忽略军阀所代表的文化，认为军阀是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没有值得一谈的文化。诚然，军阀之中有好些连字也不认得几个的人，可是外号‘狗肉将军’的山东督军张宗昌还印行了一版《十三经》，粗知文墨的江苏督军孙传芳也提倡投壶古礼。忽略军阀文化等于否认军阀有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等于忽略他们之中也有些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等于忽视他们的幕府内有教育程度很高的幕僚。”揆诸近代中国史，陈志让此言不虚。近日在大陆首次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就是陈志让关于军阀文化之分析的一个绝佳注脚。阎锡山，人称“山西王”，盘踞经营山西数十年，连蒋介石都说过：“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以蒋介石责人责己之苛严，这段话透露了阎锡山在民国时期的政治精英中的形象与地位，这种地位绝非仅仅是阎锡山的事功之反映，同时也是阎锡山的精神世界的广度与厚度之折射。　　阎锡山在这册日记中极少记载个人私事与公务，而是记录了大量的做人、做事的感悟与心得。晚年阎锡山曾这样解释为何日记变成了不重在记事而在记事之理的感想录，他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这确实是一册弥漫着阎锡山的智慧与经验的语录体。从日记来看，阎锡山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与人物有着强烈的批判态度，如1933年1月4日的日记条：“谋国者，事前不可不未雨绸缪，临时不敢与敌以隙，二者有一足以致亡。今日欲御外侮，非有三十年之准备不可，自前清以至于民国当局皆醉生梦死，非特无未雨之绸缪，反江河之日下，而当局者又排除异己，党内分裂，与敌人以莫大之隙，前者既无，而后者又犯，国家危矣。”在阎锡山看来，民国就是一个“文官以政权害国，法官以法权害国，武官以枪杆害国，学者以笔杆害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世界，阎锡山认为政治人物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在日记里讨论最多的是政治人的责任与使命，这些言论都是他在治理山西的长期过程里悟出来的，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术语，而是经验的抽象。　　正是因为对当时世道与人心的忧心忡忡，阎锡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促生进取精神和谦卑情怀，它来源于儒家文化的忧患感。比如他在1932年2月23日的日记写道：“做事当天天预备坏，做官当天天预备去，做人当天天预备死。”1934年6月5日的日记写道：“学问与事功，家道与世道，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人生不可一时不努力。”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生态度，并未将阎锡山导向一种瞻前顾后畏葸不前的低迷与徊徨，反而通过一种对人性与世运的幽暗面相的体察，开拓出一种光明磊落直面人生的大格局。当然，从阎锡山的日记的字里行间亦可见，他这种对人生的坦然与悚然相纠结而不冲突的态度，有着更深刻的义理基础。他说：“陷在烂泥滩中，拔不出，不算健者。陷在贪嗔痴中，突不出，不算豪杰。”这种道中庸而极高明的中道原则，在阎锡山的这册日记中随处可见。比如1937年5月21日的日记：“读书防迷，做事防浮，前进防颠，后退防馁。”佛祖慧能曾言所谓“禅定”即：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这些都是“修身养性、明心见道”的日常功夫，对阎锡山而言，在一个乱世想有一番作为，就必须“拿上等于死了的心，做活人的事，能减少许多的痴粘”。　　人世间建功立业的人不少，而建功立业之际却仍旧对德性有着一份深刻的思虑的人就相对较少了。阎锡山的人生，从世俗标准来看不可谓不成功，但他却并未据此自雄，沾沾自喜于个人之政治经验，反而对于人性、人际、文化等议题有着长久而深入的思考。他说：“能见人眉之尘，不见己面之垢，讥笑人时，当回思自身有无。”在隔日的日记中，他从人我关系之思考拓展到对政治之思考：“只知人错，不知己错，不可以处人。能自不错，不能使人不错，不足以为政。”这种反求诸己、检省自我的态度，才能造就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的提升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必须在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行起居中随时体认，要有戒慎恐惧如履深渊的敬畏心。阎锡山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的负累，反而觉得是一种德性的磨砺与人格的淬炼。无论是传统儒家文化，还是现代大学教育，容易造成夸夸其谈而疏阔于事的读书人，这种人往往有理论而乏经验，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作为督治山西的地方大员，阎锡山特别强调做事的重要性。他在1932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指出：“中国学问偏于做人，欧美学问偏于做事。做人做事均为人生两要，惟应于做事中求做人，不可撂了做事求做人，因富强文明皆由做事中求得也。”正是据于这种个人之经验与观感，阎锡山认为儒道之衰的根由就在于“轻事功，重语录”，政治是众人之事，没有对人性、人心、人际的深度理解，没有对社会各种机制的深刻把握，就不太可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作出切实的选择。仅以笔者随手掇录的这些日记片段，就可见阎锡山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军阀”，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调整对民国军阀的刻板印象。

标题党

开篇应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记载，还有阎锡山被曹锟完爆的记载，凭本人经验，应是与袁世凯木有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转接革命党势力，不过话说话来，能够那么早起事还是很有胆魄的，包括后来与冯玉祥的联手。不过本书所谓的日记体，啰啰嗦嗦一大堆，如果不对照完整北洋军阀-国民党执政历史，就没什么花头可看了。

从私人日记看阎百川的一生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他们留下的言行和固化在旧物上的思想遗迹，不但应验了他们的真实存在性，也应验了这些人物当年对未来的判断。历史人物也正因为其复杂性而注定了后世对其重新审视的必然发生。阎百川就是这样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作为一个晋人，赶上了阎先生及其时代留下的旧风物尚未被拆迁殆尽、其人其行包括各种留传还在民间时常被提及的年月，对于百川先生，对于他的日记，笔者未免心情复杂如斯，——幸好还是复杂，而不是茫然和陌生。《阎锡山日记（1931-1950）》整理自《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原稿由后人整理于台湾刊行，现在经过去粗取精，在大陆出版。2010年《南方人物周刊》编辑“军阀系列”专题，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特殊人群，重新打量中国现代史，首位便是阎锡山。当时是否唤起阅读界对阎重新审视的热情，现在已无从考察。虽已免去了“战犯”的身份，但“军阀”一说仍带有深重的历史烙印，但就其言其行，特别是以现下这部稍有局限的《日记》中的阎本人，则更像一位旧时文官，随时记录自己处世行政的得失，或以自警，或以为家训留传而准备。故从内容上来说，日记早期多为箴言式的片段，且具有中国旧文人同类记录惯有的排比句式。除了箴言，无论是训诫下属、子女、答客问、复函复电于政府及党内同僚，如书前所述均易形成“论语体”，最见其人主要的家教与行政思想。从风格上来说，日记在跨越19年的岁月当中，有过两次大的变化：早期平和冲淡，使人有壮年老成之感；篇幅小而语言精练，偶尔有对早年辛亥光复、中原大战、日俄边界倾轧等故事的简短回忆，重在整理思想、“记事之理”；日军侵华前后，日记突然变成了五言、七言叙事诗。诗歌往往是中国传统文人表达极端情绪的不二选择，显示了日记主人此时心情之剧烈起伏。抗战开始后，关于行政的内容越来越多，反映出其在军事不利后，戮力治省以图存的心理，表现在朝会训话的增多；1948年底到1949年蒋政权全面崩溃前后，日记风格又是一变：通篇叙事，此时日记的形制已和同时代历史人物的日记相近，且由于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写作，故价值极大。1949年四月中，阎锡山飞赴南京参会，预订五日返回太原，未作不返的准备。期间蒋介石和李宗仁皆和他说，太原是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劝他多留南京，作团结工作。不要再抱晋省自守的念头。阎回答说，对中央太生疏。蒋说：中央你生疏，才无成见，你的话大家容易接受。（参见本书228页，四月二十日日记）阎当时虽有所感，但仍计划返晋。然而至四月十九日太原飞机场即不能降落，当时太原代主席梁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四月二十一日，太原攻城战役打响，晋府代职留守人员及家属阎慧卿等均电称，将与城共成仁云云。二十三日十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二十四日，太原解放。经常说要“未雨绸缪”的“山西王”从此离开治理三十八载之故乡，再没有回来。1949年六月十三日，蒋政权发表阎百川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等于说在国民党党魁之下，长行政与军事专权。这一史实之演进，究其内涵，实在是蒋与桂系李宗仁等冲突激化到了极点；在早年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各大军阀逐一离开历史舞台，民主党派皆参加新政协的前提之下，国民党内有资历且态度持中的“外人”中，阎百川自是不二人选，故成为过渡时期的“中央政权”主持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阎百川在形式上的最高政治舞台的九个月中，陷入了蒋、李无休止的纷争，“在两大夹缝中处事”而望持中，接手的又是一副全面瘫痪、人心惶惶的行政班底，新来台岛民情风土之不适应，其实苦不堪言。如六月十八日日记载：“（李）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了财政，财政累倒了金融，金融减低了收入，财政又影响了军事，及一切庶政，中央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部署，整理无法执行，总裁未来，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六月二十四日记又云：“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五百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争起来无理由地说人坏，无理由地说己好。不说事怎么做，只说人怎么用。……国家毫无纲纪，个人毫无忌惮。部分高级人员保命护财，早接新朝以冀幸免，成了乐其所以亡的局面，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参见本书232页）1950年一月十五日有报纸以“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以三期肺病责医不治”的评价安慰阎“内阁”者，阎当时说：此系宽恕之辞，人言之可，自处则不应如此想以逃避责任。（参见本书252页）过渡时期很快结束：李宗仁最终出走美国。1950年三月十五日：阎交卸“行政院”。三月十六日即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可见心中早有定见。1950年八月：阎移居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初时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引用山泉，建石屋数间（即经过改良建设之窑洞）。从此告别政界，开始了人生最后十年“菁山草庐”的著述生涯。（参见本书270页）《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从山西武备学堂学军，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后被推为山西军政府都督；一度成为袁世凯同党，袁死后又依附于段祺瑞，国民政府成立后改悬青天白日旗。1929年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藩，开空头支票，与蒋关系恶化。张学良倒戈，南北夹击之下遂在中原大战中大败；坚决抗战，支持“牺盟会”的工作；积极内战，对蒋越来越倚重，终成“战犯”；1949年在“行政院院长”任实现形式上的“总理中央”，达到一生自命的行政事业的顶峰，最后飘零海岛，客死异乡。这是阎百川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和结局，固然可观也可叹，但追究起人生的意义这或许并不重要：1918年山西晋北非常严重的肺疫。在那样的年代里，遇到这样的无妄之灾是可怕的。就在这样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社会，当时的山西政府以处置迅速，调动军队、地方警力和医疗系统，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事后，阎百川组织编写了《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做总结。此书后来留传下来。谢泳先生曾经对此感叹：“一个传统社会在灾难面前，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山西一度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和政令试点成功的典范，1930年的《时代》周刊说，在各军阀的包围之中，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当年访晋的国民政府官员说，三民主义的真精神可以说是在山西，别的地方说的多做的太少，山西知而即行……或许谈论这些的时候，人们会想起阎百川？2011-6-16

不为人知的阎锡山——《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一向以苛刻著称的美国《时代》周刊，在 1930年曾这样毫无保留地颂扬一位中国内陆省份的督军，实在使人惊奇。而整个民国时代的山西，在阎锡山的全盘掌控下，于疮痍满目的神州大地上保持相对富庶、平静，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囿于单向度的历史叙述，阎锡山已固化为修窄轨铁路、肥水怕流外人田的守财奴吝啬鬼形象。时至今日，当许多远逊色于阎的民国人物被大众舆论与媒体合谋重塑成“类英雄”的高大形象，有所作为如阎者，却仍在时间的烟尘里寂寞向隅，这也算历史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好在以长期的眼光看，任何人物的评价总要趋于公平。而最新面世的《阎锡山日记》就给大众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你能够接近 1931～1950年间阎锡山的内心世界，并重新认识他。在这本日记中，阎锡山也确乎展现出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的三副面相。自持自律，真雅士或是曾国藩的流风所及，晚清以来杰出人物多有“立言”的传统，阎锡山自记自省的言语也多有令人深思回味之处。“处世非浑厚不可，精明亦是要浑厚的精明，不可成刻薄的精明”“家产不清，每至妯娌成仇，弟兄争讼，为父母者当预为之计”都足以让人思虑良久。而与言行不一的名人不同，阎是信奉力行陈寅恪所言的“吾国文化所寄托”的纲常礼教。对于父母，他极尽人子的孝道，阎父逝世当日，阎锡山痛感为平生“心晦莫如今”可见其哀毁之深切。对于子女的教育，阎也算极为成功，后代皆能学有所成且能自立。阎对于两性婚姻，尤有自己独到平实的看法，曾云“结婚以选与自己志向相同，以互相成就其志者为第一义。敦厚醇朴以得善嗣者为第二义。温和巧能以整理家务者为第三义。徒尚美貌者则无意义之可百矣。”民国时期，上层人士多身陷征歌逐色、广蓄姬妾的风潮，以阎锡山这样的地位，抱持这样严肃的私生活道德标准，真算稀有。一手秤杆，一手算盘《阎锡山日记》揭示的更为让人惊讶的事实，乃是阎锡山居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对于就业与货币都有自己独特而切实的理念。稍微夸张点儿讲，这位一向被认为是土老冒的阎老西儿，俨然成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供应学派两大经济学名门在中国的最早代言人。纵观阎三十年治晋历程，其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视与市场调节的拿捏在其时代无人能比，诸如以下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金句：“支出每易超过预算，收入每易少于预算时，当注意及之”； “钱欲愈花愈多，须办实业。”从中不难想像阎锡山“一手提秤杆，一手拿算盘”的顾盼雄姿。同样，阎锡山对于日本军事入侵给中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如抗战爆发前一年一则日记所言，“东四省日本夺去四年，在人民上说增加五倍负担，在其财政上说增加五倍收入，也就是增加五倍力量。即此一端说，将来亡中国者不需日本，满洲亦足矣”。可谓字字泣血，将日本对东北残酷剥削的实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当今治理经济史者为一叶障目侈言日本如何全力经营东北，反显得不值一驳。夫子不言，言必中阎锡山活跃民国政坛近四十年，对于政治的策划运作几近炉火纯青。比如对于行政机构划分，阎的意见是：“国家的行政统系，应分三部：一、管情之部，人伦是也。二、管物之部，生活是也。三、管力之部，防卫是也。”此理念与近几十年来行政机构改革的大部制目标极为类似。同代中人，阎锡山的敏锐可谓独步民国政坛，他平素话不多，予外界的印象不外乎城府很深，但日记中的政治言论，足以证明他是位“夫子不言，言必中”的大政治家。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所完整呈现的阎任国民政府末代阁揆的前后情状，其在风雨飘摇之时独木难支的窘态跃然于纸上，也为民国最后身影留下写实的一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相互缠斗曾伴随民国始终，直到最后时刻才给阎一试身手的机会，而彼时国事已不可为，阎锡山无力回天，只能与他的民国一起黯然萧瑟地退出历史舞台。

雪堂：“山西王”阎锡山如何屹立38年不倒？

“山西王”阎锡山如何屹立38年不倒？<查看评论>大洋新闻 时间: 2011-07-16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雪堂 　　阎锡山日记　　阎锡山 著　　九州出版社　　2011年7月 　　人物　　在那样一个社会，当时的山西政府处置迅速，调动军队、地方警力和医疗系统，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 雪堂　　《阎锡山日记（1931～1950）》整理自《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原稿由后人整理于台湾刊行，现在经过去粗取精，在大陆出版。就其言其行，特别是以现下这部《日记》中的阎锡山，更像一位旧时文官，随时记录自己处世行政的得失，或以自警，或以为家训留传而准备。日记早期多为箴言式的片段，从风格上来说，日记在跨越19年的岁月当中，有过两次大的变化：早期平和冲淡，使人有壮年老成之感；篇幅小而语言精练，重在整理思想、“记事之理”；日军侵华前后，日记突然变成了五言、七言叙事诗。抗战开始后，关于行政的内容越来越多，反映出其在军事不利后，戮力治省以图存的心理，表现在朝会训话的增多；1948年底到1949年蒋政权全面崩溃前后，日记风格又是一变：通篇叙事，此时日记的形制已和同时代历史人物的日记相近，且由于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写作，故价值极大。　　1949年4月中，阎锡山飞赴南京参会，预订五日返回太原。其间蒋介石和李宗仁皆和他说，太原是一隅，若政府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劝他多留南京，作团结工作。不要再抱晋省自守的念头。阎回答说，对中央太生疏。蒋说：中央你生疏，才无成见，你的话大家容易接受。阎当时虽有所感，但仍计划返晋。然而至4月19日太原飞机场即不能降落，当时太原代主席梁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4月21日，太原攻城战役打响，晋府代职留守人员及家属阎慧卿等均电称，将与城共成仁云云。23日10时后，与太原联络中断，24日，太原解放。经常说要“未雨绸缪”的“山西王”从此离开治理三十八载之故乡，再没有回来。　　1949年6月13日，蒋政权发表阎锡山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这实在是蒋与桂系李宗仁等冲突激化到了极点；在早年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各大军阀逐一离开历史舞台，民主党派皆参加新政协的前提下，国民党内有资历且态度持中的“外人”中，阎锡山自是不二人选，故成为过渡时期的“中央政权”主持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阎锡山在形式上的最高政治舞台的九个月中，陷入了蒋、李无休止的纷争，“在两大夹缝中处事”而望持中，接手的又是一副全面瘫痪、人心惶惶的行政班底，新来台岛民情风土之不适应，其实苦不堪言。　　过渡时期很快结束：李宗仁最终出走美国。1950年3月15日：阎交卸“行政院”。3月16日即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可见心中早有定见。1950年8月：阎移居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初时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引用山泉，建石屋数间。从此告别政界，开始了人生最后十年“菁山草庐”的著述生涯。《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阎锡山从山西武备学堂学军，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后被推为山西军政府都督；一度成为袁世凯同党，袁死后又依附于段祺瑞，国民政府成立后改悬青天白日旗。1929年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藩，开空头支票，遂与蒋关系恶化。张学良倒戈后，阎在中原大战中大败；坚决抗战也积极内战，终成“战犯”；1949年在“行政院院长”任实现形式上的“总理中央”，最后飘零海岛，客死异乡。阎锡山的一生和结局，可观也可叹，但追究起人生的意义这或许并不重要：1918年山西晋北非常严重的肺疫。在那样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社会，当时的山西政府处置迅速，调动军队、地方警力和医疗系统，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谢泳先生曾对此感叹：“一个传统社会在灾难面前，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山西一度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和政令试点成功的典范，1930年的《时代》周刊说，在各军阀的包围之中，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或许谈论这些时，人们会想起阎锡山？

微博控阎锡山

在书店略翻了一会儿阎老西的日记，惊叹怹老人家是个微博控啊！而且绝对的每日原创，持续到了去台湾也未间断，天下无双勋章轻松到手啊。以他在山西的威势，肯定是认证+V，当然，是禁止评论回复的。有的篇章甚至不属于微博，仅仅四个字，类似于QQ签名档，记录小心情。

日记里的阎锡山

对于民国的历史，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很多，其实，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看法而已，到底民国对当今社会产生的影响何在？在历史研究中，有很多内容是缺失的，但那不是误读的问题。我想，这归根结底在于我们阅读的历史，有很多是缺失的，而那些动人的细节掩藏了起来，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数目字，是关键词，却与那段历史是无关的。 　　这样说，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但在不同的历史观中，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镜象不同，加之选择性的遗忘，以至于在历史中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认识的历史就变得模糊，那些推动历史的人，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贴上不同的标签（从当时的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比如对国民党的要人，比如对抗日战争中、国共的军队投入，凡此等等，在以往的历史评论中，基本上被冠以军阀、反动派的头衔，至于抗战中的种种，随着大量的史料挖掘，得以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这其中，就有关于山西王阎锡山，在以往的历史中，他是军阀，对共产党多方打压，在山西执掌政权多达38年，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该如何评价？在我接触的山西学人的眼里，阎锡山固然形象不佳，但还没坏到让山西人赶下台的地步，否则，凭着民国人的品性，一个贪污腐败、恶名累累的官员，是最为学者所不齿的，会通过各种行动逼迫其下台而后快，但阎锡山并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原因何在？这至少说明，他在执掌山西的这些年，多少还是为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的。或许知名学者谢泳的话更具有代表性：关于阎锡山这个人，因为过去的宣传，人们有两个较深的印象，一是“土皇帝”，一是“窄铁轨”，其实这都是不对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都不符合事实。一个地方的政治领袖，统治山西那么长时间，如果他是一个“土皇帝”，这也不符合常识，如果一个统治者主要是做坏事，山西人民早就不干了。连蒋介石都有评语：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最近，九州出版社推出的《阎锡山日记》，是从1931年到1950年，基本上涵盖了他执政山西及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后任行政院长的思想言行，而非个人记事。他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原对人类有所贡献。固然这话也可能被人认为他是自我标榜，一个军阀有这样的思想，大家都会成圣人的吧。不过，这话说的真假不妨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去对照他的言行，去观察，比较，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在山西执政期间，阎锡山亦多方设法富民强省，“他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电子，而且事必躬亲，务求实效，较少官僚主义。”1917年，在山西推行“用民政治”，其主要内容是“民德”、“民智”、“民财”。第二年，他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1932年，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1944年，研究在晋西各县普遍推行“兵农合一”的问题，第二年大理推行，并提出“平民经济”的观点。由此可见，阎锡山在山西所作所为，至少是跟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所认识的那个“阎锡山”有很大的差异。　　读《阎锡山日记》，固然是做人、处事、为学、为教、为政的心得感想。给人的印象是，他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但他既非是只知炫耀兵力的赳赳武夫，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老爷。更多的时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性情中人，亦多方为地方谋划的官员。这样的一个人，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瑕疵，但他一生服膺儒学，留给我们的是思考，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是将他还原到当时的现场，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呢。这显然是有必要的，毕竟历史是延续的，是需要认知并传承下来的，无疑，断裂的历史，对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