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的时光》书评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我一直认为，自己这辈子遇上的最大幸事之一，就是经由童年、少年时代的传记阅读而爱上了阅读本身，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读书遂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我看来，一个人要是能在适合开启阅读旅程的年纪遇上难易程度适宜的好书，借以拓展自己生命的宽广度，该是何等有意思的一件事。 　　 　　比如我面前的这套人物传记系列“文明人格丛书”，就是一套适合teenagers的读物。煌煌十多册中外人物传记，一律蓝色封面，在书架上一字排开，看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气势。丛书由著名语言学家、沈从文连襟、107岁高龄的周有光教授担纲主编——老先生是当真提供了不少编写意见的，不仅仅是挂名当“顾问”。而这套书的作者又皆为一时之选：弘一法师的作者瓦当，沃尔特·李普曼传的作者宋石南，梁启超传的作者叶曙明；费孝通传的作者是其学术助手张冠生，为丘吉尔立传的刘婉媛，曾是外交官、美国国务院访问学者，为奥威尔作传的押沙龙，梁漱溟传作者则是著名语文教师梁卫星……几乎个个都是近年来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网络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作家。 　　 　　读这套书，首先是被序言所吸引。现代化带来的人的异化，虽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议题，却总在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思潮冲击下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幸而近年来，整个社会似乎对此有所领悟。环顾四周，多少人在试图寻找心灵的寄托：从宗教中获得安慰者有之，信奉茶道、养生术者有之，主动选择逃离城市生活，避居乡野者亦不在少数。这套书的编著者们，则因相信“个体人格之于文明社会的意义”而聚集到一起，试图“诚实地向社会介绍人格的可能性”。在我的理解里，“人格的可能性”，首先是指个体以坚实而丰盈的人格力量，抵挡将每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同质化的倾向；如有余力，则还可以试着与同伴一起为群体突围——突破这种“日常生活之围”——寻找解药。 　　 　　但，力量从何而来？编著者们用各自的作品作了回答：这力量就来自于“人”，每一个充满了无穷可能性的个体生命本身。 　　 　　在这方面，丘吉尔显然不失为最好的例子。全书以“最美好的时光”为题，在先便给人以极佳的阅读体验。而作者同时也毫无保留地将这位个性丰满、才华横溢的伟大人物生命中所遭遇的困顿、失败乃至绝望透露给了读者。多次的下野、致命的失误、时运的不济都曾经无数次地几乎断送了丘吉尔的从政之路，但每一次，他都能起死回生，直到登上个人生涯的顶峰，也成就了二战中英国的最终胜利。这样的一个人，即使按照今天流行的标准看，也无疑是最佳的“励志”标本。而丘吉尔与今日那些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者的不同却恰恰在于，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生命的意义”本身拥有无可替代的至高地位，无论从政、写作还是绘画，都是为了开拓这“意义”的疆域，也就是扩展“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他的自我才显得如此丰富强大，足以抵抗迎面而来任何的风暴，就像他自承的那样，“永不言败”。 　　 　　若是将丘吉尔的生命样式视为一端，杜尚和李叔同则可算作是另一端——另一种不凡的存在形态。人说无欲则刚。常人做不到纯然无欲，而姻缘聚会，他们做到了。其洒脱和自由，大概总会令一般人心向往之。殊不知要达致此种境界，即使对慧根极佳者如弘一法师而言，亦须经过多少苦痛的历练。由是可知，人格完善之路绝非一蹴而就，但也惟其如此，才更显出追求个体人格美善的价值与意义。 　　 　　李叔同以出世之身做济世之事，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则更愿意选择以入世的姿态介入中国社会的转型。费孝通是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典型。毕业于燕京吴文藻先生门下，留洋期间再次幸运地受业于名校名师，回国后一面做田野调查、写学术文章，在为中国人类学奠基的同时，也使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一面又不甘寂寞，给《观察》写稿，为政治改良鼓与呼，成为当时年轻一代中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1957年落入“阳谋”陷阱，一去二十余年，1980年代复出，成为学术界标杆人物。也许是为了顾及与整套书的立意达成统一，作者对曾朝夕相处的费老完整经历的描写略显缺失，这多少是一种遗憾。好在作者凭借对传主思想的透彻领悟，挖掘出“为文化找出路”的命题，其卓见远超一般人所理解的“志在富民”，此乃全书的最大亮点。费晚年因事遭人诟病，坊间有“晚节不保”议论，对此作者也并未完全回避，从书中私下谈话可以窥见，费孝通内心仍是有所期待的。终其一生，他一直坚信，凭借人的文化自觉，文明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战胜野蛮。 　　 　　文明是什么？说到底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代又一代先贤与普通人创造和努力的结果。倘若没有人的守护，文明的薪火无疑将渐渐式微而终至熄灭。这绝非耸人听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佛洛依德是对的：文明就像一个脆弱的玻璃瓶，随时都有跌落、粉碎的可能。此刻，透过这些文明之子的经历，我们似乎真的可以瞥见一丝光芒，对“人”这种唯一拥有“位格”的上帝的造物保持恒久的信心，也不能不对自己有所期待——巨人可以成为巨人，我，则可以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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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领悟人格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出版的用意，是想告诉读者：人格要比“成功”更重要　　本刊记者/黄艾禾（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套叫做“现代文明人格”的丛书已经面世。这是一套人物传记，第一批有11本，传主包括爱因斯坦、丘吉尔、荣格、杜尚、李普曼、梁启超、李叔同、蔡锷、丁文江、梁漱溟、费孝通等。这是一批掷地有声的名字。　　当下在图书市场上，关于人物传记的书已经够多了。观察各种图书排行榜，最不缺的就是人物传记。“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编者们为什么还要来凑这个热闹?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执行编委之一、曾经的中国IT业著名研究者王俊秀说：“现在社会上的人物传记书，通常都是教给大家如何成功的励志书。但我们这套书与‘成功学’一点不沾边。我们觉得，教人从名人身上学如何成功，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误导。”　　丛书的另一位执行编委余世存，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这样表达他们的观念：“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可以不著书立说，他只需活出一至善至美的人生，其人生的完成即在于塑造一完美人格。君子大人之道即人格的养成。人格不仅是道德常识，不仅是心理性情，而且是义理层面、认知层面的。”　　在当下社会，人们更注重成功、地位和金钱，而“现代文明人格”的编委们力图想告诉大家，人格要比所谓的“成功”更重要，而我们从伟大人物的人生中，更值得吸取的是他们的人格力量。“我们希望回向文明史上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各类建设性服务的人物……温习他们的创造性人生，关注他们人格上的成就，将有益于我们获得生存的背景知识，有助于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余世存写道。　　年已107岁的学界耆宿周有光先生慨然应允，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85岁的著名律师张思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他把“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立意向周有光先生说明后，周有光非常赞同。周老说，现在很多人都不懂人格教育的重要。我们小的时候，人格教育都是放到最重要的地位的。“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见到过爱因斯坦，没想到我们会谈得非常愉快。爱因斯坦也是和我大谈人格教育。这套书出得太及时了，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书了。”　　张思之认为，当下我们的社会缺乏人格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非常不重视这一点。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人格的教育，不告诉他怎样去做人，学了知识也只是空的。　　别具一格的写作　　一本人物传记，可以有很多种写法，而“现代文明人格”的这套人物传记很特别，首先它的篇幅不大，一册相当薄的书中，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传主的人生，大约只有六七万字;第二部分是传主的代表作选摘;第三部分最为特别：开放讨论。比如，在《丘吉尔传》这本书的开放讨论部分，共有三个议题：一、丘吉尔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二、作为一个政治家，丘吉尔是如何超脱于时代的?三、丘吉尔有一个怎样庞大的自我?　　编者的这种设计，实际是想让读者在阅读后能够参与到一种积极的思考与互动之中。　　篇幅的设计也是颇费考虑的。“我们想，这种篇幅，能够让读者花上三个小时，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余世存说，现在社会上的人物传记，如果不是商业味道很重的，充满娱乐色彩的书，就是另一类，学者的严谨学术著作。这后一种的学院派传记自有它们知识上的重要意义，但很难在普通读者中流传开来。我们想提倡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公民阅读”，是作为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公民的一种常识性阅读，一种通识教育。这种阅读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非常缺乏的。如果要举例子，比如房龙的著作，比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比如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都是很好的代表。　　篇幅虽然不长，但却对作者的要求颇高。为了统一丛书的写作风格，编者组织作者们一次又一次开会讨论。基本上，这是一种平实流畅的“新闻式写作”，娓娓的叙述中，讲述传主的人格成长与人格力量。作者要有自己的评价立场，但又不能将太强的主观色彩强加进去。总之，写得要通晓好读，这是最基础的要求，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达到共识，也就没法再合作下去。也确实有的作者已经写出了若干篇章，因为风格上的问题，被退回返工。　　“收割一批新一代的读书种子”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作者，包括了近些年已经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和作家，如宋石男、十年砍柴、高超群、刘柠、顾则徐等，也有许多是尚未露出头角的年轻人。对于丛书传主的选择和传记作者的选择，实际是一个相当繁复的互动过程，用丛书的执行编委之一，来自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小伙子李黎明的话说，这个过程“非常细琐麻烦”，或许是他编过的最麻烦的书之一。　　选择哪些人作为传主?这里的原则可以很抽象，在丛书的总序中说：“文明史上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各类建设性服务的人物，他们提供的大到现代宇宙观念、时空观念、人类目的观念，生老病死的人性制度发明发现，小到衣食住行的现代样式设计，以及慈善、公益、计算机、娱乐产品，等等，都如此神奇地充实了我们的当代。”编者们提供出一个一两百人的名单，古今中外职业行当不限，然后作者们可以从中挑选出自己心仪的，有感觉有研究积累的传主，也可以自己提出新的传主人选。　　有了人选，便进入讨论阶段。王俊秀说，“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项目管理要素，我把它称为‘2.0模式’，就是开放式讨论。我们召集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每次有两个人来主讲，每人20分钟，讲自己对这个传主是怎么理解的，他准备怎么写。讲完后大家提问题，这个互动过程，把这本书的后面部分也解决了，即这本书的重心在哪，与现当代发生关系的点在哪。下一次，就换两个人主讲，其他的人就是听众兼提问人。”　　或许，现在的图书编辑们在考虑选题时，首要的因素就是这书好不好卖。而“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编辑们考虑得更远，他们看重的是发现和培养作者。上世纪80年代，有三种丛书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它们是：“走向未来丛书”“20世纪文库”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三大丛书”的出版也集中推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青年知识分子。“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编者们，也是在向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者们致敬。　　“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把新一代的读书种子进行收割，”余世存说。上世纪80年代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新的知识分子一代代也在成长。通过写作丛书的方式，让那些优秀的读书人与思考者——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名声的年轻人——在公众前亮相，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选择写传记这样一种方式来发掘年轻人?　　“因为这是入门——即入学问之门的一种最方便的方式”。余世存说。　　“其实写作的过程，也是作者本人的升华过程，”王俊秀说。他通读了已经出版的11种传记，觉得相当受教。“我们理解所谓传主的人格，并非是说仅仅是一种道德力量，我觉得最给人启发的是，传主们通过心灵的痛苦磨练，最终找到了与这个世界相处、或者发生关联的一种方式。比如爱因斯坦，是通过宇宙;荣格，是通过心理学。一旦找到了这个方式，所有的什么个人命运，痛苦啊，反而是次要的，甚至是成就他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机缘。”　　为什么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阅读各种人物传记?有些人或许是为了从中找到成功之道，但更多的人，是为了从中发现自己。从他人的人生中发现自己，理解人生，这才是传记图书的魅力所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作者和编者们，会在写作和编辑的过程中感受到对自己的升华，他们希望也能给丛书的读者们带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