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章节试读

《戴高乐》的笔记-第1页

1、祖父朱利安—菲列普•戴高乐是个史学家，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祖母若泽菲娜—安娜—马丽•马约则是一位更为杰出的文学家。在当时的法国上层社会，女子涉猎文艺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但也仅只限于“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思想活跃的若泽菲娜却担任了《家庭通讯》刊物的编辑，还写了十多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仍有读者。此外，在她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关于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和一部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她的孙子一生的志趣和成就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小夏尔毕生敬佩夏多勃里昂，而奥康内尔传记的主题则与戴高乐将军的毕生活动并行不悖。若泽菲娜在后一本传记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后来戴高乐曾多次借鉴。
2、在布朗热危机达到高潮的同时，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董事长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有贪污罪。此案揭露出党魁政客、政府官员、议员、报刊编辑广泛受贿，但在政府的庇护下，法院竟宣判受贿人“无罪释放”！……国耻和荣誉、爱国和祸国、宗教和信念，都是当时整个法国、更是戴高乐家人餐桌上交替谈论的话题。在这样的家庭道德氛围中，小夏尔•戴高乐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再塑军队形象的宏愿，也像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成型。
3、耐人寻味的是，那个与他肉搏的德国士兵救了他，并使他捱受了二年八个月凄惨的战俘生涯。但即使成了囚犯，他也从没逃避过自己的责任。起初他被关在弗里德贝格的战俘临时收容所，一恢复健康，他就开始挖地道，并且通过地道逃到了荒郊。由于他个子高大，躲不住，被逮住了。不久后的第二次越狱也功败垂成，因为他偷来的德军制服短得几乎连手肘和膝盖都遮不住。第三次逃跑也未成功，反而被转押到了因戈尔施塔特的惩罚营。对于戴高乐，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反而成了他攀上峰巅的一条捷径。在那里他结识了大批越狱未遂的优秀人物，这些人在他未来的奋斗中都发挥了各自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如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从舆论上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著作出版商；卡特鲁少校，1940年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是最早响应戴高乐“六一八”号召的高级官员。坐牢的绝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学习。他以德文报纸当材料，精通了德语。他又自告奋勇给难友们讲授战略学。从实战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坦克的出现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他在讲课中高度赞扬了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这为他以后所极力主张的建立装甲部队的观点构筑了原型）。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他渴望学习，增长见识，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他决意使自己的言行一贯正确，并且极力维护，即使冲撞了惩罚营的长官被罚坐禁闭也在所不惜。……他的难友雷米•鲁尔这样写道：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法国人的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4、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这些评委们绝对没想到，这个评语竟埋下了三年后全体受辱的祸根。因为这个评语，使戴高乐这位潜在的巨人分配不到理想的职位而动摇了当军官的信念，也因此引发了老贝当的夙怨。早在1900年，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官，贝当因为鼓吹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被提升为教授的过程中曾冒犯了当时的正统战术家们。那帮人迷信上刺刀冲锋，认为它优越无比；而贝当却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火力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还认为，德国人的火力会大大压倒法国人。他遭到了嘲笑。但在大战的头两年中他终于看到了战争的发展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回忆起从前，现在又看到了那帮军事教官一窍不通的新例证，便决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如今，贝当已经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法国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1925年10月，他下令调戴高乐上尉进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顾问团工作，并让他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戴高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贝当很满意。这时，军事学院院长已换成了与戴高乐观点相近的埃兰将军。贝当对他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然后，他干脆下命令了：“埃兰，你在学校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给他的评定简直太荒唐了。……一个小小的上尉，在校对不过是个二等生，竟然“应邀”回母校讲学，的确是闻所未闻。更何况他的讲题竟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这简直是对教授们的蓄意侮辱，至少也是有失礼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使整个场面打上了权威的印记。教授们满怀愤慨，但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开小差溜出会场，一个个如坐针毡，也只能硬着头皮听这个小上尉教训：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拨具有真才实学之士。戴高乐笔挺地站着，泰然自若，口若悬河。一些人为之倾倒，但更多的人则感到窝火。因为这段话听起来，既像为贝当元帅在1914年以前一直未能晋级鸣不平，更像是对三年前教授们给戴高乐的评语的直接回答。而且人们连还击的希望都没有！但这样的羞辱还有再，还有三！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戴高乐上尉又演讲了他的第二讲、第三讲。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一些话，许多人都认为是指桑骂槐。他赞颂了诸如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这样一些人物。前者在塞瓦斯波托尔包围战中，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塞进口袋里，虽然违抗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他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位和元帅的权杖；后者于1914年置上级指令于不顾，反而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第三讲的主题是“威望”，这是教授们最后一次受折磨。在这一讲里，他又一次提到领袖人物的品质。当时在场的人以为指的是贝当（元帅自己可能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他三次都饶有兴致地率领教授们坐在前排，并且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但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戴高乐是在夫子自道。他说：“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接着，他讲出了他的一段名言。这段名言后来一字未改地被收进了他的专著《剑刃》一书：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今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被教训的教授们都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一个个怒不可遏。他们多少是有点自做多情了。其实，戴高乐上尉不过是在通过这个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的讲台，向世人宣告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罢了。
5、使时刻关注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戴高乐预见到了法兰西面临的灾难。鉴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他还预见到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景：法兰西将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统治阶层的人们听不见或者干脆是不愿听见他的呼吁，他就想交结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迫人的外来危险。这样，每到星期一晚上，他就到一个叫迪梅尼尔的小酒家同朋友聚餐，以讨论如何唤起国民的国防意识。讨论的结果，是写一篇阐明观点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的《建立职业军》。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建一支10万人的职业化军队以便能迅速对事变进行反应的主张。……这本书的一开头戴高乐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战争中的薄弱环节。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防务法案修正案，但是左翼议员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则害怕左派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中间派则认为国家无力负担军费，结果这个修正案当即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了。……然而在德国，这本书的销路却要好得多！这年有位法国新闻记者与德国摩托化部队司令阿道夫•休亨林将军交换对机械化战争的看法，休亨林向法国记者打听道：“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看到法国记者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他根本不知道，这时的“戴高乐上校”（其实他还是中校）既无权又无势，只能凭他那令人吃惊的坚忍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不停地进行游说。年复一年，戴高乐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一步一步地实施他鼓吹的理论，国人却奇怪地以一些可笑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束之高阁，
6、他的基督教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这个家庭是戴高乐留给世人的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有人建议把这个残疾孩子送到收养所去，但两夫妇都拒绝了。戴高乐解释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世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只要有机会和女儿在一起，他就抛开了全部尊严。他常和女儿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地讲着她能理解的事。他常带着女儿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小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为了保护安娜不受外界打扰，他不许好打听的人和新闻记者接触他的女儿。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甚至禁止在他乡间住宅拍照的新闻记者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娜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和其他孩子的取笑。两夫妇更担心的是在他们身后没人保护安娜，因而用他们有限的收入设置了一笔“安娜•戴高乐基金”。他们还以自己微薄的财力，在尚贝尔附近的林地上建立了一所残疾儿童养育院。直到1947年，安娜在20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夫妇俩才泪流满面地离开已经“和别的孩子一样了”的女儿。
7、他们直到战争打响，都还不愿意相信德国庞大的坦克部队会像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里所预言的从马奇诺防线的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70年前的普鲁士人就是从这里南下打败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他们做梦也没想过历史竟会如此简单可笑地重复，因而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
8、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法国国内外一些不明真相或居心叵测的政客都纷纷指责戴高乐对他以前的上司们孤傲刻薄，不留一点情面
9、他和英国政府几经协商，想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救急办法：建立英法联盟，让英法两个民族合并为一体，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这样，法国的单独媾和就没有意义了。当天中午，他们草拟了《联盟宣言》，下午交英国战时内阁讨论批准，下午4点半钟，戴高乐打电话把这件大事告诉了正要主持内阁辩论会的雷诺总理。对不得不屈从阁僚压力的雷诺，不亚于一支强心剂。电话那端的伦敦事件头头丘吉尔兴奋的声音更是令人振奋：“喂！雷诺，戴高乐是对的！我们的建议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你要坚持住！”
10、英国外交部怕得罪贝当元帅而进行干预，使戴高乐6月19日以后好几天不能广播；他为激励波尔多的贝当政府振奋斗志的最后一次努力，换回的却是命令他立即回国的电报。他给魏刚将军去了封信，恳切地要求他出来领导抵抗运动。得到的却是法国大使馆转交的要他去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战争委员会审判的命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竟改为“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好向法国驻海外的殖民当局打电报，呼吁他们坚持抗战，邀请他们来伦敦共商抵抗大计，得到的却是一片嘲笑。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惟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次长而已”。就连决心打下去的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也认为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戴高乐毫不气馁。6月19日晚，他又利用英国广播大声疾呼：……但法国的军政首脑们依然不理睬戴高乐的警告，反而加快了投降的进程。6月21日中午，在巴黎市郊贡比涅森林，一战结束时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向投降的德意志帝国宣读34个条款的地方，这些在戴高乐面前高傲得不可一世的老爷们，在希特勒面前，却卑躬屈节地静听德国军官凯特尔向他们宣读德国提出的条款。……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弃不用。最后，希特勒给法国划定一片未占领区，在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并指定把首都设在维希市（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手段。它不仅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了法国，还可以让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并可以打消躲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
11、戴高乐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维希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当天，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帜即在海峡彼岸高高飘扬起来。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孤身一人——那没关系！我就承认你一个人！”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境地：在法国本土，存在着一个表面上“合法”并得到美、苏等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英国认为“不能再将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的“维希政府”；但在伦敦，他又打出了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号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到底应该由谁来代表法国？当时谁也无法作出权威的回答。但世界是只相信强权相信实力的。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说：“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12、“如果希特勒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的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
13、他在德国战俘营的难友卡特鲁上将特从西贡赶来听候当年的“大元帅”的指挥，并且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一些人希望他能取代级别和影响都较低的戴高乐准将的建议。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等大批后来成为得力干将的年轻军官也先后赶来报到。戴高乐的圣西尔军校老同学贝图阿尔重返摩洛哥时，一次给他留下了所部外籍军团的半个旅。虽然上述人全加到一起也不算太多，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不是数字所能计量的。
14、绝望之中的法国人民，立刻用了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是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法国男女伫立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照片上面还写了这么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
15、出于人力物力相差悬殊的现实，戴高乐不得不承认指挥任何联合行动的最高权力只能属于英国，但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拥有对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在这种方式下，一种纯民族的性质就建立起来了。在协议中，自由法国军队的开支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戴高乐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贷。所有开支将单独立账，以后予以偿还（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全部清偿），从而保持了法国的荣誉和独立自主。这一点，使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凡涉及到法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形象”。
16、戴高乐得到了一些杰出人物的支持。卡森教授作为他的助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许多协议和公文。安东尼负责管理初期的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拉比和爱斯加拉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普列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微薄的财源；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宾金则与同盟国妥善地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此外，年轻的德瓦弗兰上尉以“帕西”为化名，白手起家地创建了一张颇有能量的秘密情报网络。在处理军事问题方面，戴高乐还拥有了一批得力的参谋。就是这样一批被敌人诬蔑为叛徒、贪婪之辈和冒险家的人
17、丘吉尔先生所描绘的那幅美好图景已经注定不会出现。首先，是丘吉尔先生应诺的“上百艘舰艇”，到临行时，只剩下二艘旧式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此外，就是载着戴高乐两营海军陆战队的三艘运输舰，统共约二十来艘舰艇。另外，最大的失误就是泄了密。法国人各持己见、自由散漫的天性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机密乃是军事行动的生命。在准备远征的二十来天里，人们公开谈论，一些自由法国军官在酒店里大叫大嚷“为达喀尔干杯”、“为胜利干杯”，而此刻，轴心国的间谍却几乎无处不在。
18、“他的盟友和支持者们也纷纷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了理解、支持的手。丘吉尔先生在英国下院大声疾呼：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戴高乐这位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将军。德拉米纳上校和勒克莱尔少校则给他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而他的老朋友，印度支那总督卡鲁特上将，也即专程赶来和他会面，当众忠诚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领导”。10月8日，当戴高乐来到杜阿拉时，勒克莱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了对自由法国的巨大热忱。”——有点搞笑。
19、在华盛顿，被激怒了的罗斯福总统对戴高乐的特使大声叫道：“我当然要和达尔朗打交道，因为达尔朗给我阿尔及尔！如果赖伐尔明天给我巴黎，我也要和赖伐尔打交道！”不过，最后他还是做了愿意邀请戴高乐访问美国的表示。
在莫斯科，斯大林元帅却对戴高乐渴求支持的指望报以惯常的冷眼旁观的态度。他甚至还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说，他认为将达尔朗拉进盟国抗击希特勒的主流中来，“乃是一大成就”。
这样，戴高乐又陷入了政治上被孤立的危机之中。面对新的挑战，他及时调整了战略，依靠法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全力支持，采取了打击达尔朗，争取吉罗的正确方针。这当然会激起达尔朗的殊死反扑。达尔朗不仅不听劝告，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包括那些同纳粹德国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而且竟公然把在阿尔及尔的战斗法国人逮捕入狱，封禁了他们的《战斗报》。1942年12月23日，一名年仅20岁的年轻人毅然负起“为法国人民铲除一个声名狼藉的领导人”的责任，于达尔朗的公馆台阶上枪杀了这位倒行逆施的海军上将，为戴高乐除掉了奋斗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也为尴尬不已的美国人解除一个政治上的大包袱。
14、未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因亲临其境，不无遗憾地看出了罗斯福政策不切合法国实际的偏颇之处。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实际情况向总统汇报。1944年5月，他向罗斯福写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中说：“请总统放心，在同法兰西委员会的谈判中，我只涉及军事问题和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民政管理问题。我理解您焦虑的心情，我将不会做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影响未来法国政府性质的事情。但是，根据特工人员和逃跑的战俘向我提供的情报，我想告诉您，目前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另一个集团……只要我们解放一些地区，我们就可能发现人们普遍要求加入戴高乐集团……
15、国务部长莱尔•让纳内、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德芒东、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泰让、司法部长亨利•弗雷内，在咨询议会里都一一受到激烈的攻击，甚至遭到谩骂！戴高乐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情绪源于议员们对失去1940年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仅成为纯粹的咨询角色的不满。他决定对这种不满寸步不让！3月19日，一个由各个政治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谒见戴高乐，要求他今后作出任何决定均不得违背咨询议会所陈述的观点。戴高乐以高傲的神情答复说：“只有人民才拥有最高权力。在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前，我有责任去领导他们。”代表们争辩说，他们是代表抗战运动的。因此，在合法政权产生之前，他们有资格表达人民的意志。对此，戴高乐耐心地，然而是义正辞严凛不可犯地答复道：你们受抗战运动各组织和党派的委托，当然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设立了咨询议会并指定你们为它的成员。你们向政府提问题，政府向你们作解释；你们并向政府提出建议，通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政府工作。但是，我不同意超过这个范围。另外，请你们考虑，法国抗战运动大于各团体，而法国又大于抗战运动。所以我是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个派别的名义，不论这个派别多么重要。在下届大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但这时，他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伙人内心并不认为，只有他戴高乐才能“对国家负责”了。……5月20日，前总理莱昂•勃鲁姆在演说中公开宣布：“谁也无权要求执政，但我们自己却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这里的“任何人”显然包括戴高乐，而需要“感恩戴德”的，无非是指他艰苦抗战五年挽救了法国。这真是一种比较奇怪的逻辑，按我们东方民族的口语翻译，就是“谁叫你救国的？”而表现在当对法兰西的现实生活中，则是戴高乐率领他的政府在竭尽全力对付光复之初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而那些仗着光复而复活的政党，政治派别和政治家们，则肆意利用这些困难谋取自己的私利。
16、而读书的兴趣，却使人感到他是要把被战争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他再次读完了柏格森的著作和他敬佩的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重读了圣西门、佩居伊、埃皮克特蒂斯、巴雷斯和拉罗什•富科的作品。俾斯麦的作品使他着了迷，所有法国作家论战争和政治艺术的作品也把他吸引住了。但他也没有忽视萨特和自己的追随者马尔罗和莫里亚卡等人的作品。他一口气读完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且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比作那位老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读了园艺手册、气体力学、控制论以及制造马鞍的教科书！这样超负荷的阅读和写作，使他的视力衰退很快。为了能恢复点视力，他这位吸烟成癖的人说戒就戒了烟，可惜对视力帮助并不大。由于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场合他尽量不戴眼镜。
19、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频繁遇上的危机，每次都证实他对这种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每次都又缓过气来，尽管是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断气，徒增将军的意外和失望。……历史演变中的逻辑力量就是这么可怕！18年前，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不相信戴高乐关于外敌的无情的预言，结果几乎使民族陷于毁灭；12年前，第四共和国的诸公也不相信戴高乐那关于内政的几乎是讨厌的预言，结果，法兰西民族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而且，这两次大危机，都说明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多党政体，确是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但不到大祸临头，它又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仿佛它本身就是专为戴高乐而生，不如此就烘托不出戴高乐的高大伟岸似的。现在，第四共和国终于走到它的尽头了。据历史学家们分析，当时想推翻第四共和国者并非都是希望戴高乐东山再起的人。他们按一般分法可以分为四大类：戴高乐分子，极右分子，将军们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通常称“黑脚”）。他们的动机各种各样，甚至互相矛盾，但有个大的共同点：都反对政党制度。其中最明智的当然是戴派人物，他们通过说服或计谋，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
20、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不同于后两人，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没向第四共和国低过头让过步。他是个犹太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能干律师。他在历次内阁危机中（第四共和国共更换过24届内阁），都大声疾呼要求戴高乐出来执政。在越来越少的戴高乐的忠实的追随者中，最坚定的就数他了。他曾写过一些辛辣有力的小册子。这次，他写了一本名叫《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对政客们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份火气十足的期刊叫《愤怒的来鸿》，大肆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克服危机捍卫法国。后来，他在将军开创的第五共和国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21、军人派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但他们的动机倒不是想自己执政，而是出于对政客们的积怨。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几乎立即就被卷入了长达7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由于政客们的拆台，他们遭到了越南奠边府战役的惨败；而半年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又把军人们拖入了另一场又长又臭的战争的泥淖，并且因镇压革命者而使法国军人名声狼藉。他们认为政客们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军人荣誉的出卖，现在他们感到另一次出卖就要来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他们在经过几乎连续作战12年的严峻考验之后，现在已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儒奥将军，他本人也是个黑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精锐伞兵师顽强的司令官马絮将军。
22、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之中。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她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23、“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我做过这样的事吗？”老人惊讶地反问道。“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了自由时，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这话当然不可信。其实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戴派人物已经制止了一次老战士行动委员会一些极端分子策划的暴力行动。这已经让人相信，惟有戴高乐才能防止暴乱，才能防止合法政府被暴力推翻。无数的法国妇女也在为埋葬多党政治出力。法国解放战役中她们曾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送进戴高乐的部队，这次轮到她们自己上阵了。她们收集了部长们的私人电话号码，时常打警告电话给他们；另一些妇女则从全国各地寄发了成千上万张明信片，要求政客们滚蛋，把权力交给戴高乐！吵得部长们都不敢住在家里，只好跑到朋友家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早被塑料炸弹炸坏，他只能呆在办公室，靠服用大量的兴奋剂使自己不至于躺倒。
24、与此同时，他小心地做了非殖民化的第一步尝试：和摩洛哥、突尼斯两国首脑签订了从两国领土上撤军的协议，仅保留了五个战略军事要塞。6月9日，他委任萨朗将军为总司令和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过了几天，又分别任命阿拉尔将军和马絮将军为阿尔及尔最高行政长官和行政长官。
25、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戴高乐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进程。回法国后，他立即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特别敏感的地区——中国。
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试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富尔的中国之行，对共产党制度在这个东方大国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汇报，使戴高乐对那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后来他告诫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有好处。通过后来的政府之间的交往，戴高乐还对与他同时代的仅比他小三岁的那位东方巨人——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知音之情，只是由于死神的破坏，这两位巨人才失去了促膝谈心的机会，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26、作为国家和共和政权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退职。我受到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我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的英勇才智和团结精神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他接着宣布他要推迟拟议中的公民投票。如果全体法国人民没有被那些为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而早就组成的团体和一个“专搞极权主义的党派”剥夺了言论自由的话，他就要根据宪法规定进行立法选举。接着他又讲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话：各地公民的行动必须立即组织起来。组织公民行动的目的首先必须是支持政府，其次是支持各地那些将成为或已再次成为共和国委员的省长的工作，其中包括尽可能确保人民的利益，以及随时随地防止任何颠覆活动。法国确实已受到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的独裁（这只能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独裁）的威胁……那么，好！共和国决不退却。
27、这一次，将军的口才和个人魅力真的发挥了作用，当然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发挥了作用。在波旁宫里，代表们自发地唱起了雄壮的马塞曲。在协和广场，开始聚集了自危机爆发以来人数最多的群众。到下午6点钟人数已超过了百万，至少是最浩大的示威活动的两倍。这是一次戴高乐派显示力量的集会，也是一个过去害怕而现在有了勇气的老百姓的集会。他们中有巴黎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有前法属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有印度支那或朝鲜战场的老战士，有在北非及一战中打过仗的老兵和解放运动的战友，还有不少原来不敢明确表态的学生。此外，还有工人、非洲人，人群有如一股洪流，很快就完全淹没了巴黎的一些主要街道。事后一些专家对将军的突然出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戴高乐的真正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事件的重演。因为国家和合法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还有最后一招是他代表国家，也代表合法的政权，他到了哪里，合法的政权也到了哪里。如果他不在时爱丽舍宫遭到占领，他就可以以强大的法国军队作后盾，在东部边境建立政府；否则就回来粉碎革命运动。
28、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列宁主义则是要把群众组织成为一个有纪律并有最终革命目标的组织，这就必须严加防范了。经过苦心研究，他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他声称自己找到了回答马克思所提问题的答案和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这就是“劳资结合”。在1968年6月7日接受电视台采访和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他的“劳资结合”解释为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并参与企业管理。
29、一场新的社会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位老人改革社会的信心。3月11日，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使全国许多地方陷入了瘫痪。部长们愁眉苦脸，要求总统立即放弃他的全部计划。接着，《费加罗报》发表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异常精确地预示出：53％的选民打算反对，只有47％的人准备投赞成票！结局已经非常明显，等待将军的将是一场惨败。这时候，如果将军只图使计划成功的话，他可以通过利用戴派占压倒多数的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没必要再搞全民表决使自己面临难堪的人民的公开拒绝。但是，将军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里说：他把公民投票当作“正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的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悲壮的。……晚上11点钟，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给在科龙贝的将军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的回答是简洁的两个字：可以。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就像他的答复一样简洁：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将军骄傲地永远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这主要是对法国人痛感失望。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是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弱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经常重复这么一句话：“啊！如果上帝假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