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节摘录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一　　再过几天，园林局要来砍去前院的那棵四十年的高大的榕树了。其实，这树去年就枯死了，就应该砍了，只是我舍不得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这前院是一对榕树。1960年我随父母从东四八条的四合院搬进这个古老的四合院时刚刚二十五岁。那时前、后院的树木都是新栽的。后来，前院的榕树长得很快，两三年后就成荫了。再后来，榕树的粉红色、毛茸茸的花覆盖了一片树顶。这些花可以延续整整一个夏天，每天夕阳西下，它们就开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40年来，那幽香是“家”的芬芳，每当我跨进这四合院的门槛，不论那时我是喜悦还是沮丧，这芳香都会使我感到家的温馨。　　四合院的主人几经变迁，现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经常不在北京的女儿。四十年中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它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但是这一对榕树却永远忠贞不渝地年年开满一树粉红色的花，用它甜甜的幽香慰抚着主人的心灵。可是大约四年前，西边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是得了绝症，那“病”来得猛，发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园林局来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它原来生长的地方铺上了方砖，它就这样消失了。那时，我为此激动伤心了很久。我祈祷老天保佑那东边的、靠门洞的一棵。但是，厄运还是降落到失去伴侣的它的头上，就在西边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这东边的那棵就开始出现萎靡不振。再过一年，就不大开花了；去年，春天来临时，它还勉强长出了半树瘦瘦黄黄的叶子，但还未到夏天开花季节，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我舍不得让它离去，妄想着今年出现奇迹，它还会枯树逢春。但奇迹没有出现。它最终要离去了。　　因为这榕树要被砍去了，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后院散步时，常常踱步到前院来看看它，抚摸一下它那开始剥脱的树干。现在，这前后两个院里，只剩下北屋门前那棵足有四层楼房那样高的海棠树是四十年前我们迁进51号院时就已栽下的。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换过的。　　当我年岁渐长，真正爱上四合院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栽种这些树木的设计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专家。而我们在四十年中换栽的这些树真是毫无章法。当初，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气、庄重。它前后应是三个院落——前院、中院和后院，中院是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南北双朝向的这排房子是穿堂，历来的大官大概都用来作接待来客的前厅。后院是附院。当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这里住时，东边还有一个偏院。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偏院成了一个大杂院，与主院完全脱离了，那里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四合院是多么大的气派！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国务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这真是个极大的遗憾。　　当初搬进这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前院是那两棵榕树，它们高大而优雅，绿阴遮盖了整个小院。后院北屋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花的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别偏爱的一种树，在许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在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而当它们的花凋谢后，前院的榕花又给夏日的庭院带来了静静的花香。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绝妙的。在前后高大的榕树和海棠之间，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却张开枝叶，在两边直立的大树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可惜，当初苦心设计的标准四合院的构图，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主要是母亲对四合院一点没有好感，她总是怀念上海的花园洋房，甚至石库门房子。她从不关心院中的草木。这院子交给了做饭的保姆彭阿姨管理。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汤都往树根下倒。过了几年，西边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后来，这院子越变越不像个院子。60年代初，母亲被三年自然灾害吓怕了。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白糖、两斤黄豆。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亲生怕这种日子还会再来，于是异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变成了农家场院。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要打进来。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修了水泥石阶下去。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出、入口都十分简陋，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自从有了这两个防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二　　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史家胡同这所四合院才使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过的钱财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乐善好施，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上海住的两处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让出一部分给我们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无财富，但又从不缺钱。”而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去给比他更需要钱的人。解放后，许多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们来找父亲，父亲总是接济他们。为这事，母亲没有少唠叨、抱怨。有时，父亲实在没钱了，就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请政府解决。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知道父亲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54号去看望父亲。这时，总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们一家一直借住在父亲的老友、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黔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整整十年，父亲从未向政府开口要过住房。总理那次见到父亲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感到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对父亲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父亲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父亲找一个四合院住宅。本来，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其实，我当年和母亲一样并不大喜欢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更喜欢上海那些带花园的西式洋楼。我总觉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从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经过寒气袭人的院子。厨房那么远，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凉了一半。记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锅上海“全家福”—— 一只整鸡、一个蹄膀、一块火腿。在端着砂锅走过院子时，因为砂锅从火上刚取下，而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寒冷，这一冷一热，砂锅的底掉了，全鸡、蹄膀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这除夕夜很扫兴。　　但是这四合院毕竟是个家！尤其是在女儿妞妞出生之后，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无限的乐趣。我一生中给父母亲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小生命。搬进四合院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解放后，他的生活变得很简朴、单调，昔日在上海的那许多应酬都没有了，父亲除了出去开开会，偶尔会会友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写他的《柳文指要》。他在这大大的宽敞的四合院里很舒适、很满足，真是过着他一生从未享受过的安宁。而妞妞的出生又为他的平静生活增添了极大的快乐。他和母亲对妞妞远远胜过了在我幼年、童年时代对我的关怀，那几乎是一种惯宠。不论妞妞犯多大“错误”，他们都能容忍。　　对于我来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守着年迈、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欢满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时光停止，再不往前，让我永远忘却外面疯狂的世界，让我停留在这充满人情、人性的四合院里，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经做出过多少奉献，而如今却是充满敌意的校园。　　父亲在这个四合院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这四合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亲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三岁高龄时，远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专机送父亲前往。但是父亲毕竟高龄，到香港很不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在我送父亲到香港后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时，我已感到父亲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显得有点伤感，拉着我的手说：“回去报告总理，我已经开始会晤台湾方面的朋友了。我尽快做完这些事，回北京。你转告总理，早点派飞机来接我回去。”父亲去香港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惊人之举。九十三岁的“和平老人”（父亲1948年曾作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议和，未果。）以探亲名义去香港，中国政府却派出专机护送到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降落在启德机场的中国飞机。可惜，父亲没有能等到总理派专机接他的那一天。6月29日，我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说父亲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准备随周总理指派的医疗小组乘专机去香港，接父亲回北京。当时决定7月2日启程，外交部已根据总理指示，发了紧急照会给当时的英国代办处，申请专机降落及人员入港签证。但是，就在7月1日凌晨二时左右，冠华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接总理办公室电话，父亲已在香港病故。他终于没有能回到他眷恋的四合院。　　三　　51号院真正成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华搬进来之后。还记得我们的爱情所面临的最早一次考验就发生在这四合院前院的传达室里。那是1973年5月，父亲去香港之后，国务院管理局决定趁父亲在香港，对四合院进行一次大修，等父亲回京，可以住上新装修过的房子。我暂时在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我和冠华正在恋爱。他工作之余来看我，我们就在那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相互间超越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感情上达到了完全的融合。我至今还常常回忆起在那简朴、拥挤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纯真的时刻。就在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冠华从部里下班后急匆匆到我的传达室住处看我。他从来没有在中午来过，因为他一天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每天晚上有外交活动，所以回报房胡同家里吃完午饭都要休息片刻。这一天，冠华神情慌张地进了我的传达室，我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冠华说，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长）传达说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我第一次看到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而此时他却不知所措，问我怎么办。我几乎未加思索地对他说既然我承诺了对他的爱，我不会改变。他需要我，我会留在他身边。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我说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我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故作轻松地对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但是我们两人都笑不起来。后来，我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但我知道他不高兴。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动地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我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后来我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中没有你！”毛主席没有说他为什么生我的气，但我猜那是我违抗他的指示，没有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有时候，我想起这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时，心里也有些茫然。当初，我在这前院传达室做出不去出任女大使，留下来同冠华结婚这个不假思索的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也仍然没有后悔。但是，我又禁不住感叹命运的捉弄。我假若当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了加拿大，后来的命运肯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的。今天的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经历后来的那许许多多的磨难和痛苦。说不定冠华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惨烈！我隐隐约约地有种感觉，他后来的厄运，在庄严的人大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生前曾严厉批评他的指示，似乎多多少少和当年我们的叛逆是有点关系的。岁月流逝，二十五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如今只留下这前院传达室是那无言的证人，证实着又一幕人间演绎着的为了爱情付出沉重代价的故事。　　冠华是个极爱自然与空间的人，他对天、地、日、月、树木、花草，都会很动感情。他还特别喜爱月亮，尤其是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他如醉如痴。所以，从报房胡同的三楼单元房搬进我家宽宽大大的四合院，有了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花草树木，冠华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在院子里散步，抚摸着一棵棵的树，端详着一朵朵的花。他喜欢玫瑰和月季。我们在北屋房前，开出两块土地，种上月季花，西边那一块种了一枝“山东大白”。那是一种爬藤的大月季，越长越高，爬满了我们搭的架子。春天来临时，它开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东大白”正在冠华的书房外面，形成了一片花的围帘，遮住书房的玻璃窗，真的是很美。　　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在他所经历的无数外交场合，他都是那样亢奋，那样充满激情，那样豪放。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被认为是他性格的代表作，曾获国际新闻奖。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在冠华1982年癌症复发之后，他和我心里都非常清楚死神正一步步逼近。我时时可以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我们这个家的无限深情。我每次从家里取东西回病房，他总要问这院中的每一件事的细节。春天时，我把第一批盛开的那几朵月季花剪下来送到他病床前，他会久久地看着这些花，爱不释手。秋天，我又把我们窗前的并蒂柿送到他面前……　　1982年底，冠华虽然以其惊人的毅力暂时战胜了死神，但是我和他都清楚那只是短暂的抑制。这时候，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应当回到我们的四合院里去。我们都不说为什么要回去，但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是我们最后一段能够在自己的四合院中相依相伴的日子。于是，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51号院。冠华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除了下雨，我们天天夜晚在院中散步，要把这每一分、每一秒永恒地刻在我们心上。　　冠华一直在我们的四合院中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年的9月2日，他开始大口吐血。直到此时，我才陪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十九天后，他带着无限的未了之情离开了这个世界。

内容概要

章含之（1935-2008），中国外交官，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1970年代初，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章含之同她的丈夫乔冠华一起，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1973－1975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之一。

此外，她还参加了中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

章含之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四部著作。

80年代后，章含之积极投身于促进中国在农村发展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组织过多次国际性会议及国际研讨会。

书籍目录

序

一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二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三 十年风雨情

四 故乡行

五 谁说草木不通情

六 昨日旧事残梦

七 青桐、秋桐与孤桐

编辑推荐

　　翻阅《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新版），你看见的是浓重历史的风雾尘雨。在这本回忆录中，章士钊之女、乔冠华遗孀章含之，拨开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人生的起起伏伏，抒发了作者对丈夫乔冠华、父亲章士钊的深切怀念之情，同时也记录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作者简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除收集了章含之晚年的短篇回忆录，也将她早年的成名作《十年风雨情》收纳其中，是一本比较完整的章含之文集。这些回忆文章真实地描述了她的父亲章士钊、丈夫乔冠华的精神世界，记录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风云。

图书封面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下载 更多精彩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