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书评

优雅地变老

很久以前读过的书了，因为章含之的一生写满了传奇。和数位名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使她也成了地道的名人。离世时，吊唁的人无不悲戚称赞，因此对这位老人一直很尊敬。后来看了洪晃父亲的一些文章，所言与之前章所述竟大相径庭。最近，乔冠华的女儿也出书纪念父母生前跌宕而恩爱的生活经历，未提章含之。然而，有什么关系呢，斯人已逝，很多事情是没有对错是非的。章含之，年轻的时候漂亮，老了依然美丽，每个女人都希望能这样优雅地变老吧。其实，最喜欢的是洪晃，嬉笑调侃间一语中的，如此异类，而这样的人生才有色彩。

书评：个人回忆录难当历史大任

这本书的名字倒是很有意境。尽管本人看本书的过程犹如坐过山车，先是激愤感动地不能自已，后则是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不喜欢，最后不得不推翻自己最初对它的盲目认同，有件事不得不承认，就是它虽然只可能是一面之词，但也毕竟是亲历历史的人所见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可读性是很强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有一下三点。一、 自怜自艾和菜头在谈张贤亮的时候说到过以一个问题，即有关文革的文学比较容易陷入某种自我怜悯的状态里面去，而且很难走出来。柴静在《看见》里也谈到过类似的情感代替理性的情况。她引了读者的话说，我们社会里发生的很多事，背后都是有指向相近的逻辑链条的，我们万万不可走到逻辑链条的中途便嚎啕大哭，因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之中。章含之说，她已经不太想出四合院的门了。她曾回忆道她与乔冠华两人手牵手走在夜里，定下“讨饭之约”之类的情节，这在在多篇文章里重复出现。她还有一篇提到自己如何睹物思人，流着泪在街上奔跑，而后蹲下来在街边泣不成声。这些情节固然非常动人，她的情感也完全合情合理，问题是，掩卷后我们记住的是蔓延字里行间的悲伤、无奈甚至颓废的情绪，对背后的逻辑链条一无所知。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满满的同情与命运不可控的悲哀，却既无任何避免这种悲哀的办法，甚至鼓不起去改变些什么的勇气或愤怒。我们自然没有任何权利去责怪这样一位作者，但把这本书当作对“黑幕”的揭露是有问题的。首先，历史最忌以偏概全，本书也仅仅是一面之词而已。其次，这种叙述方式我个人认为其实都算不上是“黑幕”，因为它其实不成系统，没有前因也少有后果，里面从人物到事件都是碎片化的片段式的，很多甚至没头没尾，有的几近作者碎片式回忆意识流一般的展现。而条例稍微分明些的外交出访等等部分也像一片片简报，作为一个翻译作者的观察似乎大多是表面的。而且，作者记忆最深的往往是那些与个人荣辱有关的部分（例如翻译不出越俎代庖等等），社会历史只是个人的氤氲背景。二、 少有思考其实从前文也看的出来，她的文章大多是没有融入个人思考的，换句话来说，她呈现的东西总有清醒不足导致的内涵不足。当然，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大概所有人都有些不清醒，对许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是一片混沌不清不楚，但总觉得太过了些。她的表达常给人以一种读青少年日记的错觉，她的很多东西都停留在即刻的感受里，无法归纳整理它们，更遑论思考每一件事背后的缘故。乔冠华爱的，可能也正是这样一份年轻和单纯吧。其实，“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也就罢了。我最害怕的，其实有两点。一点是，这种糊涂也许部分源于她是个女人，女人总是一不小心就把生活活成了表演，看得见自己却看不见周遭的世界，也看不清世界的运行规律（《第二性》这本书大概会躲在我脑后撕扯我神经一辈子，我不得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另一点则是，她活在梦里的最大原因也许是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她对现实的理解最大的来源是小说。她说的很清楚，她从小到大最爱看的是欧美戏剧和小说。她从小长在章士钊身边，对于传统文化和现实境况却不甚了了，大量精力全在英美文学和翻译上，最爱看爱情小说。这大概很容易使人与现实脱节。在这里，我非常害怕，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且在大学里主修英美文学。三、 永留遗憾前文我最痛苦的是写下“章士钊”这三个字的时候。其实文革总有人能写好，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章士钊这样一个精彩人物，在她笔下却着墨不多，大有隔靴搔痒之感。她对她父亲想教她的古文不感兴趣，最后读的是英语，在做翻译时翻不出越俎代庖被周恩来批评说父亲是此等学养，她却没能得到真传。这实在是命运的讽刺。无怪乎她虽抄下父亲的诗，却直白得表示乔冠华懂了，她却看不懂。悲乎！他乔冠华写的自然比父亲好些，既有日常生活片段又有一些历史性事件的还原，日常片段或似萧红写鲁迅，可以提供另一个照度，总的来说还是有些意义的。所以，如果想看类似时期或题材的作品，我推陆建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与本书相比，在还原事件、臧否人物、思考人生进退、抒发生命情感上，在逻辑上境界上气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本书能让人难过一星期，陆先生的书能改变人的一生。其实要写到这样才算真正的黑幕吧。若非天才，能把自己生活的时代写好的大概不多。旁观者清啊。2015.8.6

心酸

读了这本书，也看了洪君彥《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http://blackhole.cis.temple.edu/whe2/Reading/zhanghanzhilihun.htm婚姻家庭的复杂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得起的。

走进迷雾，才能穿透迷雾

走进迷雾，才能穿透迷雾名人写自己的情事，永远不会缺少读者。既然是名人，又要出书了，总是有点料的，不会仅限于油盐酱醋茶的平淡生活。何况是名媛章含之，身为民国遗老章士钊先生之养女，兼外交前部长乔冠华之夫人，曾被伟太（大字不能尽其极）领袖钦点为“英语老师”，又在共和国外交界叱咤过颇有一阵子。如斯丰富的经历，写一本回忆录是绰绰有余的。章老太太近几年笔耕不辍，出过四本书《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早就读过。写作的两条主线是，一回忆与乔冠华不离不弃的生死恋情；二为自己和乔在文革中的表现辩白一番。在回忆文章中或春秋笔法、或直抒胸臆，为自己在若干政治事件中的表现作一番解释、掩饰、自我平反，不始于章含之，也不会终于章含之。这种文章，总的来说是很宝贵的，可作官方正史的重要参考和补充。近几年，文革红人们纷纷写起了回忆录，我读过的就有陈伯达、王力、吴法宪、吴德、汪东兴、徐景贤等等。还不包括76年后又回到主席台就座的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回忆虽然经精心编辑，但仔细研读，也总有收获。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一些微妙的用词差别，细节差异，通常都内藏玄机。而且老革命们很喜欢在里面塞点私货，也许他们已到风烛残年，知道出这样的书是要面对历史，因而会偶尔吐几句和官方说法不同的真话。章含之今年过世了。又提起她，是因为前些时在书店看到两本书。一为《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是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网上有大部分章节。二为《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作者乔松都，为乔冠华之女。把这两本书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对照读，就非常有意思了。章在书中不太情愿写与前夫的婚姻。但故事总要有头有尾，她不得不有所交代。因而她巧妙地借伟太领袖来解了套。————————————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楞楞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_______P100，《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幕。在听总理等汇报日本首相访华情况时，伟太领袖关心起章含之的婚姻来，并且还知之颇深。要知道，彼时正值林彪事件一年，中美建交紧锣密鼓，革文化命如火如荼的形势下，日理万机的毛心中还装着这回事，只能说他对章是另眼相看、呵护有加了。得知离婚后，毛第一时间给章送去了一箱苹果，以金日成送他的国礼为贺。但毛不知道的是，章已和乔暗生情愫。一年后，毛欲派章出任驻加拿大大使，章请求不任，毛并未坚持。————————————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动地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我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后来我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中没有你！”我隐隐约约地有种感觉，他后来的厄运，在庄严的人大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生前曾严厉批评他的指示，似乎多多少少和当年我们的叛逆是有点关系的。__________ P10《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毛的心态，颇可玩味。然而，和前夫的婚姻，就这么几句话可以带过么？是前夫变心，导致感情破裂么？我不复多言，读洪君彦书，及书中附录几篇他们旧相知的回忆文章，可彼此印证。洪的文章，网上也有流传。真相只有一个，现象往往是罗生门。乔冠华和病故的前妻龚澎，育有乔宗淮、乔松都一子一女。章在书中未着一字。如何写起呢？婚后，后妈就把大乔小乔从史家胡同扫地出门了。（乔松都文写得非常详细）章含之和乔冠华当时关心的是什么？是在当时诡谲多变的仕途中，如何站稳脚跟，更上层楼。赤膊上阵地批周、向江表忠心（乔成为江未来组阁名单上外交部长的人选），与王、唐两位毛在外交线的亲信争宠。章在文中非常委屈地作了大篇的辩解、粉饰，饶是如此，笔底总还是露出几许苍白无力。历史不是一家之言，读多一点史料，当有自己的判断，不致为迷雾所惑。掩卷后的沉思，并不是要批判谁。风云人物、升斗小民，俱为过眼云烟矣；还在台上热闹着的，早晚也一样归宿。有另外一些思考。把人的个体，置于历史中审视，真的非常渺小。你可以说我带着虚无。在我看来，尽可以用怜悯、同情的眼光观察这活蹦乱跳的众生。在台上纠缠打斗，在台下勾心斗角，死后为盖多大的党旗、悼词多少字吵得天翻地覆（如丁玲）。翻翻文革中的大字报，有些披露的事实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如部分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好大家都忘记文革）；如果公开一些人的检举、检讨，扭曲、猥琐的灵魂们又如何再能扮作堂堂君子端坐人前？害过人，也被人害。被人害的如果再掌了权，他也要吃人。也可以换一种轻松的视角来娱乐一番。如，章含之在文中大费笔墨，讲乔冠华如何清廉质朴，读来不能不令人感动；然想起洪晃在电视上讲过，当年她家经常有一些百姓见都没见过的食品，如伊朗巴列维国王送来的黑海鱼子酱，是一整箱的。且晃姐远赴美国，也是党安排的嘛。既得益，又要得名，大可不必。天下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尽可以理直气壮。这么一转，不由得要噗哧一笑。这类回忆录中，我印象颇深，甚至颇有震撼的，有这么几本。早年有老鬼著《母亲杨沫》，前记云：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更难。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李锐之女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母亲范元甄是当年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变成了人见人厌的“永远革命”的极左老太太，她对人也怀着刻骨仇恨。试举一例：1994年，与漂流异国的女儿相隔六年后相见，见面竟以对女儿、外孙女的一顿暴打收场。以73岁的病弱之身，爆发出如斯的雷霆力量，是因为外孙女不能答好一个问题：毛泽东是谁？而女儿“竟敢”要求彼此“平等对话”。以女儿身份写这样的母亲，突破了传统的伦理，需要鼓起极大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即使是这样的母亲，字里行间，作者还是时常透露出女儿的渴望，虽然母爱不可得。这正印证了海灵格的学说：孩子对父母的忠诚，是天然的，永恒的。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庭档案》。点点起笔与众不同，回忆的第一个人，是家里的厨师老杨。笔触下满是细腻的情感。从父辈的遭遇中，有省思，进而有开悟，我认为点点就是这样的人。多少人还在迷雾中纠缠不清呢。1989年，点点因故被隔离审查。中秋之夜，收到母亲（郝冶平，老革命）亲绘的一幅小画，上面是一根弱竹和一轮晕月，旁写：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人。读史，鉴今，知未来，思考如果不能舍去所有的身份，时时回归到“人”，平等的人本身，都将误入歧途。人类，如何爱，如何自爱，如何捍卫自己高贵的灵魂？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香港《明报》编者按：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近代闻人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主政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本版今起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从中不难看到中共建政、反右、文革等时代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冲击和人格损伤。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我和前妻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二十三年（一九四九—一九七三）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自一九九三年至二ＯＯ三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我不再沉默 自一九九三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一九九五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自一九九三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一九九五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论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呵斥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著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著，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著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 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猁猁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一九六六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第三者出现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一九六四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著搂著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一九六七年三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一九六七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著，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著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著想。而她却背著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著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指她生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著，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十四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两情相悦时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一九五Ｏ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訏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两地书鱼雁传情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一九五Ｏ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一九五一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依据五Ｏ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一九五七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五二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一九六四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一九六六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门当户对定终身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一九五二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五三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一九五三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一九五二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五三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一九五三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九五三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章含之洒泪认生母一九五三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一九五三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停稿启事《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洪君彦原始出处： 香港明报

这本书没有说到的

章含之前夫说香港《明报》编者按：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近代闻人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主政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本版今起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从中不难看到中共建政、反右、文革等时代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冲击和人格损伤。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我和前妻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二十三年（一九四九—一九七三）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自一九九三年至二ＯＯ三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我不再沉默 自一句九三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一九九五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自一九九三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一九九五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论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呵斥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著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著，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著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 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 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猁猁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一九六六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第三者出现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一九六四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著搂著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一九六七年三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一九六七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著，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著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著想。而她却背著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著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指她生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著，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十四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两情相悦时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一九五Ｏ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两地书鱼雁传情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一九五Ｏ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一九五一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依据五Ｏ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一九五七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五二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一九六四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一九六六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门当户对定终身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一九五二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五三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一九五三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一九五二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五三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一九五三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九五三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章含之洒泪认生母一九五三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一九五三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停稿启事《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洪君彦原始出处： 香港明报

几则八卦

买这本书是因为好奇心作祟，看完之后的确得到几则八卦，记录在此。1，章含之并非章士钊的亲身女儿。2，养母贪恋麻将，养父事务繁忙，幼儿和青少年时期没有接受到章家良好的教育。3，洪晃原名洪冕，章士钊取的王冕的冕字，但是派出所误写成了晃。4，文革前期和文革中，章含之屡次上书毛泽东，告诉他外部种种冤假错案、知识分子的自杀等等，毛回复：“经风雨、见世面”。5，乔冠华临终前习仲勋（即习近平之父）到医院看望。6，书中种种行文让我感到毛对章含之有意思，同时感到章含之对于毛有一种超凡的崇拜。7，章含之曾经揭发自己的大哥，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害哥哥丢了官职，接受审讯。7，书中的章含之文笔非常一般，不要说和章诒和（父亲章伯钧）的文笔比了，就是和齐邦媛（父亲齐世英）的文笔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在书中多次描述热爱文学，因此读起来深感诧异。8，整本书只字未提与洪晃生父的事情。

沉埃的是历史,不变的是情怀

风雨飘摇的十年动荡打动人心的还是经久不变的那段跨年恋史家胡同里飘逸的糜荼之香........

对照阅读

有些资料也是不能忽略的。在读这本书之前，或是读完后建议读者对照阅读两篇文章：1.章含之前夫洪君彦写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据洪君彦称《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没有写完，是因女儿洪晃的要求而停笔。在比较章含之和洪君彦对离婚前后事实描述的差异，有助于加深对此书和作者的了解。2.张颖写的《外交奇才龚澎乔冠华夫妇的辉煌与陨落》，这是她创作的《外交风云》中摘出的内容。这篇文章有助于读书寻找龚澎和章含之在文革中表现对她们命运的影响，以及造成乔冠华死得寂寞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其中有两段文字很有趣：“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文革”，重点是谈江青。乔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张颖)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章含之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周秉德笔下的章含之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过73年那次“批周”会议，不点名地说了章含之：“...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摘自百度百科乔冠华词条

挺不错的书

原以为自己只能看现代的小说，却不知这样的书反而更精彩，其中有部分的小故事，可以说是以小见大吧，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些特点。也通过作者自己的一些经历让我们认识了历史和未来，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在门槛之间，也许就是历史与未来的分界点，很值得看一下，现在又看到的新的版本，重新印了封面，颜色更加亮了些，很不错

遭难者口中的回忆不会充满温情。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无法杜撰

从初中历史书上看到那张“乔的笑”，再到高三时看东方上那张章含之在美国的照片。谁又能想到竟然在初中的时候对乔冠华印象就那么深了呢？这件事关注好久，但至今没有个所以然，原因是我还没有完全看完所有人的说法。但是离看完之日懂得之日已不远了。外交部是我的梦。从前是现在是。在幼小的时候大言不惭地扬言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而如今，这个梦被我好好藏起来用不自量力来警告鞭策自己。世界上能够鞭策自我的东西太少。对我来说只有梦想和父母。至少现在就这些。所以我一直对那里怀着至高无上的情感。可能是当年看到“乔的笑”时就积淀已久的情感。就这本书而言，在我眼里，章还是个柔弱的女人。她始终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以及自己曾经的选择。她怀恨那个时代，把个人抉择归咎与时代的特殊性。不过谁又能坚强地不怪那个时代？谁又能不怯懦地完全不归咎于那个时代？可是不论事实如何，洪君彦那句“她只能与我同欢乐，无法共患难”足够说明了问题。这也是我为之胆怯，怀疑的一句。她讲了好多和乔冠华的事情，也补充了毛主席让她离婚的细节。对洪君彦轻描淡写到连名字都没提。她还是坚信自己“简爱”式的人格塑造，说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在乔老爷身上寻得。而她的文笔实在是太平淡。让我无法捕捉其中的愠火与欢乐。平淡到觉得洪君彦的言语更胜一筹。我一直深信，时局再怎么乱，人心最深处是无法被浸染的。于是章只归咎时代，这样看来极不稳妥。她极力抹去的过去，就像无法为乔冠华争取到最后的“盖棺定论”一样，在最在乎的“后人评说”里显得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相对那个时代，她又是相对没怎么遭受苦难的人。而她的书里被填满了温情。可是，遭难者口中的回忆是不会充满温情的。让人容易偏颇地认为她被胆怯吓昏了头于是做了现在都不敢承认的事。和章诒和相比，她遭受的实在不算什么，于是写出的遭遇也乏有色彩。支支吾吾地说着从前的故事。还要遮遮掩掩。人一辈子可能因为做的很多好事而风平浪静一生，也可能因为仅仅做的那么一两件亏心事而被后人评说，这是无奈与不公，这也是历史的不容分说。感觉章极力抵抗这样的不公而无果，也是一件没办法的事。不知道她是否寻到一生寻而不得的纯情，只是这路太长太冒险，而她便毫无准备地上了路。这路漫长又陡峭让人不寒而栗又不敢伸手去抓。

此书可读

此书文字平实，但从内容上讲，是亲历者讲述中国七十年代外交的情况，所以值得一读。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大笑，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乔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本书不值得一看

这本书不值得一看。当然作者已经作古，我们不应过分诋毁故人。但确实，整本书就是一个女人对于自己丈夫的思念，如果她爸爸不是那么有名，如果她老公不是新中国第一代有名的外交家，那这个女人本身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尊敬的，其文字和书籍更是如此，不过能帮我们了解一点“伟人”的密史罢了。其书中有许多不乏自夸、自我开脱和一种掩饰不住的炫耀。和杨绛的《我们三》没法比。作者简介中称她为“70年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未免不太谦虚，她老公倒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帽子，她自多是“活跃在70年代中国外交舞台上的翻译官之一”或者 “70年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之妻子”。

如果可以重来 我不选择爱你

我是在一个访谈里看到章含之的，她大方，优雅，从容，留给我太深的印象。更让我惊讶的是，洪晃，是她的女儿，完全是两个极端的性格。对章含之充满了好奇，遂买了这本书。书名为什么叫跨过，章含之这样解释，她原意是“跨进”厚厚的大红门，因为那个大四合院，盛满了她悲欢离合的百味人生，她仿佛被深藏在这红门之后，她想带大家去看看。但她最终改成了“跨过”，因为，人终是要走出过去的，“跨过”，有迈入之意，也有走出的决心。翻开这本书，仿佛推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书中浓重的，沉甸的气氛让我呼吸都不太畅快。如此一个美丽智慧的女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经历的东西是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的。与乔冠华的爱恋，她这样评价，如果可以重来，我不选择爱上你，这场爱带给她永远的痛，直到她离开人间。春节的时候，在sina上突然看到章含之离世的消息，心为之痛，也为之坦然，她终于可以追随乔老而去了。

杰出外交家乔冠华的爱与笑容

杰出外交家乔冠华的爱与笑容~~~ 也许章含之和乔冠华是聪明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身不由己，让自己麻痹麻醉在爱情里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真相又能怎么样呢，证明你坏我好，我坏你好，时代病了，我没能力救这个时代，还不如喝醉了好，你们说呢？ 这也是痛苦年代的一种生活方式。。。

优雅地转身－－写在章含之去世之日

鲁豫形容章含之“优雅地变老”已经成为经典，今天，她优雅地去世，没有预兆。我是上午坐车去车站的路上看手机报时得知的这一消息，第一个念头是找一个能上网的地方先把签名改了。为何对这样一位女性怀有强烈的情感，自己也无法解释。事实上，以我这个年纪好像不太应该也不太容易理解她的状态，知她所知，感她所感。可就有些事是无法说得清的，可能这就是缘分。说的好像和章含之很熟似的。当然不敢高攀，我的身份其实也就是一个读者，再往近里说，也只能是一个关心她的热心读者罢了。从零星听父亲说起那个时代的历史，再看到未改版的《鲁豫有约》，后来买她的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既有划线也有“旁批”还有记录。虽然那些历史我没有经历，也无从体会，却能为她流泪，我可以说成是“惺惺相吸”吗？后来是借到那期《鲁豫有约》的光碟，反复看了很多次，新版《鲁豫有约》也重新邀请章含之作过一次访谈。发展到爱屋及乌时，只要关于她的都会拿来关注：女儿洪晃自己写的书，编的刊物，到后来两人同时出演的电影《无穷动》，如果说这些举动已经划入了追星族队伍的话，好歹也算是理性追星吧？自嘲。章含之终究是个女人，无论被冠以各类名号，职务上的，性别上的，身份上的，却不足以完整展现她作为女人的柔性。外交场合里的女强人实际上是个特别容易触景生情的人，史家胡同的四合院，前院的榕树，后院的海棠，以及乔冠华喜爱的梧桐、杨柳、塔松，每一样事物都能牵动一段往事一份心情，眼泪就是这样流淌下来的，无论在书中还是节目里，章含之都不曾掩饰过这种悲痛，即使她知道压抑和沉重，觉得自己像院子里的出土文物，也有意多往外跑，却抵挡不住一个心结，即使孤独也是一种如释重负。心思细腻的极端便是沉重，章含之是一个沉重的人，这一点她自己也无法否认。怀揣心思却又无法在短时间内释然，在一个问题上过多的纠缠既多了刻骨铭心又陡增无限伤感，这样的往复伴随了她的一生。多少次想成为生活的强者，换来了多少宾客的欢笑，可又不自觉地要去看一看欢笑背后深埋的悲哀，到后来连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只好自我安慰一番：也许生活本身就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我又何必为此苦苦追求呢？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追求，对自己，对女儿。从不满意“名门痞女”这一称呼到和孩子们混在一起，聊天、拍电影，章含之从母亲变成了朋友，顺利完成角色转换，把自己融入年轻人的世界。她记着女儿形容章士钊时所用的“酷”“我行我素”，她也为女儿所说的“不讲继承要讲创新”而感慨，她试着按女儿所说的“不要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去实践……到后来，竟然学会了上网聊天，在病重无法顺利言谈时，年轻人的事物提供了她说话、抒发的机会。对一个人，从不排斥到认同再到欣赏，中间的转变很微妙，往往是有过了相似经历，产生过类似情感后才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当我看到她说“即使是过去的痛苦，当那一页成为历史时，覆盖了创伤的心才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我有幸经历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可歌可泣这四个普通的字，升华了心情，人生本来就是悲喜交加的一出戏，笑中带泪。那年我去看望姨婆，刚刚失去老伴的姨婆状态非常差，只要一开口就是老伴，一提到老伴便是汹涌的眼泪鼻涕。走到一处看到一样平时看来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东西也能勾起无限往事，心酸地述说着过去的点滴。每次我陪在她身旁，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我想她是不需要安慰的，她要的是时间，是静想，而不被打扰。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坐在她身边，我却想着章含之和乔冠华，或者是简爱和罗切斯特，多么的相似，人类情感总是不断地处于轮回，从文学作品到70年代的现实再到发生在身边触手可及。“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的手去要饭”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过。网上挂出的章含之大多是近照，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而当我们在艳羡和称赞“永葆青春”时却忽略了她的内心有多么悲凉。这样的容颜是精神在支撑，而精神的来源还是乔冠华，即使那一头银发。哦，这不是简简单单的银发，是Romantic Grey，是彼此约定好的一样颜色。可是，当章含之拥有了这一头Romantic Grey，和爱人留下的东西可以匹配时，乔冠华呢？却不在了。擅改乔冠华的诗为“明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而今日优雅一别，未尝不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从此没有了阴阳相隔。都称章含之“末代名媛”，不禁想要确认名媛的确切定义，才发现如今这个词的延伸意义宽泛了许多，即使没有足够的祖上背景和个人才华，只要华服、贵钻、名表、经典包也能混充名媛。每当一个事物脱离了精神层面的所指立马会显得单薄乏力和招人反感，如果名媛一词如我想象指的是“30年代旧上海那些热中于看好莱坞电影，去红房子吃西餐，用钢管烫卷发的女人”，便能认同，她们把最能体现女孩子美的一切都做了，把女人表达到了一种极致，这是符合名媛的传统概念的。要是如网上所言，毫无限定地把任何女人都吸收进来，不符责任地盲目扩大、解释和运用“名媛”这个词，我想我宁可让章含之和名媛脱掉干系，原本想来做标题的“渐行渐远的名媛时代”也在这个时候被自我否决。斯人已去，只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姑妄看之

年纪越大,越觉得历史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每个写字的人都大声或小声地表示要还历史本来面目.但最终仍旧是站在笔者自己的立场上讲话．

女人是没有原则的

章含之的文笔很好，确切地说是很会煽情。她并没有撒谎，但是她会选择性地记录，她写出来的每一句话我相信都是实话，她只是把美丽的东西写出来，或者把一个东西最美丽的部分，一件事情中最美丽的那一刹那写出来，至于丑陋的，肮脏的，她选择不写而已。而她前夫，非要言辞灼灼地证明章含之的红杏出墙，又何必呢。拙劣的文笔，拙劣的出版商，拙劣的排版，最拙劣的是还找了一堆的人来写旁证，太小家子气了。

满书娇嗔

不知道为什么会拿回这本书，许是大学时期在times读到的一期关于毛的文章，又或是近几年对于毛身边的女人的讨论。读之前又狗了一下章含之和妞妞，才知道洪晃是章与前夫的女儿，而面容极其相像。此段婚姻居然是毛的圣旨拆散，其后互相指责成为一段公案。与乔的婚姻似乎也违背了伟人的初衷，而不惜欲派张出去成为女大使来拆散，未果，后期的运动里，二人不能幸免。基于此，读书中便很愤愤与不屑。既便如此，书中的物质描述和泰然自若仍让我吃惊，即使当事人行文中已然尽力避免场面奢华。严格的等级制度，享乐欲望力透纸背，而曾经为毛身边的女人，文字里还是娇嗔连连。无论是埋怨还是夸耀。俱往矣，看现在的特权，嚣张，如一脉相传，非要说当今部分管理者丧失了传统，我第反对。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喜欢至极的一本书。透过这本书可以让你在枯燥的政治斗争中看到十年如一日的忠贞爱情。无数的桂冠和身份附坠后面深藏的是一个迟暮的优雅老人。她把自己坎坷的一生都埋藏心底。安安静静的在史家胡同的四合院中安享晚年。看到她我一点都不在害怕年龄的增长。因为我知道人可以优雅的老去。执意来北京是因为心中深藏着一个心愿。我想去史家胡同走走敲开她的门。希望像她一样的老去。可是我是个执行力很差的人。到现在也未能实现。她却已故。虽然无数人告诉我,书中的文字过于童话,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苦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回忆本就一场梦，何苦为难做梦者？

读到章乔恋爱的那段，觉得很突兀。一点前兆都没有，就这么爱上了。也许大人物的爱情和平常人不一样，那就是一种电光吧，眼神相交处就可以决定今生来世。只是再往后的描述让我觉得章乔夫妻之间不是幸福而是矫情，我不知道这样的倾诉有多少戏分是真实的所在。在阅读的间隙，我去找来洪的文章略读了一番，决定不再把这本书看完了，免得给我先入为主的错觉，让自己连一点看一个多面历史的空间都没有。然而，要看到被还原的历史何其难。我们只是通过每个人的回忆录，看到别人要呈现给我们的历史一角。一面之辞，哪一个更值得信任。又想，何苦计较这些来呢。写回忆录其实是件很难做的事，是以自己为中心，辐射他人。然而在历史的舞台上，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翩翩起舞，还有周围更多人的伴舞。他们的伴舞在你是伴奏的角色，然而在他却是另一个舞台。所以回忆录其实是个很尴尬的角色，要照顾很多人情世故。回忆者像一个裁缝，在想象与事实之间穿针引线，试图把历史缝合得天衣无缝。到最后，大概连亲历者都不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是自己的臆想。回忆本就一场梦，何苦为难做梦者？

优雅地变老

很久以前读过的书了，因为章含之的一生写满了传奇。和数位名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使她也成了地道的名人。离世时，吊唁的人无不悲戚称赞，因此对这位老人一直很尊敬。
　　后来看了洪晃父亲的一些文章，所言与之前章所述竟大相径庭。最近，乔冠华的女儿也出书纪念父母生前跌宕而恩爱的生活经历，未提章含之。
　　然而，有什么关系呢，斯人已逝，很多事情是没有对错是非的。章含之，年轻的时候漂亮，老了依然美丽，每个女人都希望能这样优雅地变老吧。
　　其实，最喜欢的是洪晃，嬉笑调侃间一语中的，如此异类，而这样的人生才有色彩。

绊在红门槛上

章含之的女儿洪晃，其前夫是陈凯歌。我备注一下，免得忘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是一本蛮耐读的作品，主要说了章含之的感情人生，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了里面，不乏一些主观的立场，但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是写自我感情的小说，自然要有主观的立场。但是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波，从一个直言不讳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对政治缄口不提的女人，在书里她也尽量不提政治，人变得随潮流了，最后的一些自我，也随着乔老爷的逝去而消失了.......政治呀～

第一, 二章比較精彩

這是2002年居住在杭州時買下的朋友說這本書可助了解中國外交的種種說得一點也沒錯！讀後 我知道有喬冠華這麼一位外交家 書的第一, 二章比較精彩後章內容有點重復

真感情、真性情

乔冠华，章含之，如果说以前对两人的名字只是表面的了解的话洪晃的书让我开始对共和国开国的这一辈人更多了份敬意而这本书则让我走进了章的内心想尊敬的叫一声章老师，但看完了书却觉得她就像个大姐姐，告诉你身边的故事。没有经历过那个年月，那个时代到底孰是孰非就像父亲说的，这也只是一面之词但至少看到了他们二人的真感情，那种相濡以沫，如今怕已是难找了吧！还有点小遗憾，如果没有乔的出现，也许你会是第一个共和国女外交家？但对一个传统中国女人来说，最大的幸福还是家庭，还是和爱的人在一起，对吧？能找到所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悼念章含之

刚才收拾卫生的时候，妈妈发来短信说：章含之逝世了。“怎么可能？？我前一阵在上海的时候还看到报纸上有刊登说她要来上海演讲。才小半年的工夫就这样撒手人寰了？！”说实话，我从心底是不相信的，我是那么笃定章含之不会死，我甚至没有考虑到她也会年老，也并不知道她已经73岁了。她的精神风貌已经深深扎根在我心里，以至于一提起她，我脑海中徘徊的永远是她最意气风发的那段岁月，最有历史厚重感的那些往事。没放假之前，我在上海的书店为母亲买了本章含之写的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因为共同经历了那一段动荡的岁月，父母辈儿的人都对她有所了解，对于我一个80后的孩子来说，她的女儿洪晃倒是更能吸引我的注意，那个“名门痞女”：外公是章士钊，母亲是章含之，继父是乔冠华，前夫是陈凯歌，她写的文章言辞犀利但又不乏幽默感，痞的颇有水平。我对她的崇拜度远远大于她的母亲章含之。妈妈总是说我没有看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乔冠华在联合国雄辩的风采，不了解出自名门的章含之的儒雅多才，她每次对他俩的赞誉都透着深深的崇敬之情，这让我印象深刻。于是，前阵儿母亲住院的8天时间里，我在陪床的同时仔仔细细的看完她写的这本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详细记叙了她的童年，她在外国语大学的学习和任教，文革时被批判，改革外国语大学后调进外交部，与乔冠华的相识相恋，“四人帮”复杂的中央斗争和外交事宜.她给毛主席当过英语老师；在文革那段没有人敢讲真话的时期，她上书毛主席，质疑实行文革的必要性；她为外国语大学教材编订的事情与反对派争论到周总理那里；她和乔冠华风雨十年的一段才子佳话；夫唱妇随的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勇做开荒牛；以及乔冠华去世后她内心的悲凉痛苦，和一心想要随他去的决心.......我跟随她的脚步重走了一次建国初期那段人心惶惶的岁月。章含之坎坷复杂的一生，也令我感慨万千。如今，逝者已斯，她也终于可以和乔冠华合葬在一起，长相厮守了。（这是她在书中总是在提的愿望）　　　　　　　　　　　　　　　　　---------0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