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替代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章节试读

《无可替代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笔记-俄语在哈萨克斯坦 - 俄语在哈萨克斯坦

在当代哈萨克斯坦面临的民族问题中，最大最复杂的莫过于哈萨克居民和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因地区不同和社团不同而表现不一，各自具有复杂的历史，但都没有潜在巨大冲突的危险，到访过哈萨克斯坦的人们都不难发现，俄罗斯居民在哈萨克斯坦享有的这种良好气氛，在原苏联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的。这从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地位也可见一斑。俄语不仅深入到哈萨克斯坦所有的国务活动领域，而且深入到民众生活领域，在20世纪取代了哈语地位。尽管部分哈萨克精英是在穆斯林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完成伊斯兰教的初中级教育后，希望继续留在开罗、巴格达、布哈拉、希瓦以及其他东方宗教中心，许多受过教育或希望接受教育的人大概更喜欢西方文化.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以掌握俄语为基础的。19世纪后半叶，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居民已开始增加.到20世纪初，大量俄罗斯农民涌入哈萨克斯坦。1917-1920年的革命动荡时期，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哈萨克知识阶层遭受了很大损失，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将20世纪20年代苏联时期形成的知识阶层消灭殆尽。这些知识分子既是哈萨克语言的承载者，也是哈萨克新文化的承载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萨克共和国成为流放和后方疏散地区，哈萨克语遭到巨大损害。数百万保其他民族语言的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和德意志人，临时或长期居住在这里。哈萨克语的地位遭到削弱，被边缘化，只有在哈萨克族群里保留了完整的哈萨克语。20世纪40年代，哈萨克语仅用于日常生活，几乎不被视作文化语言看待，其应用范围十分狭窄，采用的科技语言和其他术语都来自于外语。垦荒年代哈萨克语和哈萨克文化的损失愈加严重，在那些年代（1954-1960年）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将给哈萨克民族和哈萨克语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时，国内的语言状况十分复杂，特别是对哈萨克斯坦的标志民族——哈萨克族人而言尤其如此。国内形成了数个不平等的族群。首先，一些主要以哈萨克语作为交际语言的哈萨克人，都不会俄语或俄语掌握得不好.这些人主要是南部地区的农村居民，而且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人；其次是俄语和哈语水平都很好的哈萨克族人；还有就是俄语水平很高，却几乎不会讲哈萨克语的哈萨克人（数量众多）；另外，俄语族群也很庞大，他们的母语水平高，但哈语说得很差；还有少部分俄罗斯人，俄语和哈语都不错。不难发现，最近15年来，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公务和文化领域中，哈语和俄语水平都好的哈萨克人得到提拔的情况呈上升趋势，其次是哈语水平高的在哈俄罗斯人，会英语或阿拉伯语的哈萨克人更是无人能比。在2007年1月进行的新一轮干部大轮换中，不久前担任交通部长和总统助理的42岁的卡里姆·卡日姆卡诺维奇·马西莫夫，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媒体公布的马西莫夫的简历中强调，他“精通哈萨克语、俄语、英语、汉语和阿拉伯语”。马西莫夫学法律出身，不仅毕业于莫斯科的各国人民友谊大学，而且也是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1993年）中，哈萨克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和“民族交往语言”，而哈语的实际地位一直而且还会继续比较高，因为对哈萨克斯坦国内一半的民众而言，哈萨克语既是交际语言也是文化语言。在1995年的哈萨克斯坦宪法中，俄语的地位有所提高，在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俄语成为“具有与国语同等地位的官方语言”。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的在日常公文中转为使用哈萨克语的计划，实施十分缓慢。目前，只有哈南部几个州推行哈语公文，这些地区明显以哈语为主，俄语为次。早在1993年，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社会思想团结是哈萨克斯坦发展的前提条件》的纲要性文章中指出，一定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文化水平，不要将这个问题政治化，也不要将作为国语的哈萨克语与其他语言对立起来。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哈萨克语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应当成为团结全体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辅助因素。哈萨克语是各族人民了解哈萨克人民文化、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的基础。自觉地而不是强迫地学习哈萨克语，应当从儿童开始，要提供组织和方法保障。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民众，都应当清楚这种立场的必要性。同时，我们都应当明白，无论是我们的整个立法体系，还是具体的《语言法》，都要防止因一些人语言知识不一以及不懂国语和其他任何语言，而对其进行限制或迫害。要提高哈萨克语作为核心语言的地位，其紧迫性在于，最近几十年来，一部分哈萨克年轻人有与母语环境割裂的迹象，这是人为地压缩母语使用范围造成的。”纳扎尔巴耶夫在六年后举行的第五次哈萨克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对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做了分析。他强调：“要在为多民族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把有目的地发展哈萨克文化核心放在首要位置。尽管哈萨克人民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但对其他民族不怨天尤人，依然保持了民族宽容、信任和友谊。这是我国稳定的民族关系的基础。”纳扎尔巴耶夫在分析民族政策时，把实行“自觉的双语政策”放在了次要位置，这既涉及俄语，也关系到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到访过哈萨克斯坦对哈萨克斯坦的生活和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俄一哈双语或哈一俄双语共存的现象比比皆是。日常公文像司法审判一样，同时采用哈萨克语和俄语。总统就职誓词首先用哈萨克语宣读，然后用俄语。俄语同哈萨克语一起，同为政府、议会以及其他各种权力机构的工作语言。在各种大型国际或全国性的集会、代表大会和学术会议上，纳扎尔巴耶夫通常用俄语讲话，同时他一般都要在讲话前说明“这是与会人员通晓的语言”。在国内各地区考察讲话做报告时，他通常先用一种语言，然后再换另一种语言。是否都用一种语言，还是只用一种语言来做简要叙述，取决于不同的听众。国家货币上的面值既用数字表示，也用哈、俄两种文字表示。电视节目中哈、俄两种文字大约各占一半。实际上俄语居多的情况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俄罗斯的主要频道在哈萨克斯坦都可以收到。最权威的全国性日报是《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分别在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用哈、俄两种文字发行。这里还有很多报纸杂志（如《新一代》、《商队报》、《阿斯塔纳》、《尼瓦》、《大陆》、《哈萨克斯坦快报》、《欧亚世界》、《哈萨克信使报》等）只用俄语出版，也包括主要反对派的报纸（如《共和国》、《言论自由》、《时代》等）。同时，一些俄罗斯的畅销报刊也用哈语发行（如《论据与事实》、《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大量书籍用俄语出版，一些在俄罗斯出版的最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书籍也进入了哈萨克斯坦。上述事实证明，俄语在哈萨克斯坦具有十分稳固的地位。没有人打算放弃对俄语的使用和研究，因为掌握好俄语无论对从商、从政还是对其他领域，都有帮助。一些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时常发表的表示担忧和指责的言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2006年在阿斯塔纳举办的第八届国际俄语媒体竞赛就是明证。来自世界45个国家的各种出版物和电视频道的代表聚首哈萨克斯坦，讨论国际俄语新闻界的状况。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认可的世界主要语言中存在着一定的“竞争”，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英语占据首位，英语听众达到15亿人。俄语读者和观众在世界近80个国家中达到约3亿人口。国际俄语媒体联合会副主席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女儿达丽加·纳扎尔巴耶娃。达丽加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之所以同意担任这个职务，其原因在于，俄语媒体不仅在哈萨克斯坦占据首位，而且在整个前苏联地区都是如此。从各方面来说，对俄语媒体的良好态度是有益和务实的。”哈萨克语不是国际性语言，在当前市场环境、竞争和全球化的形势下，哈萨克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图书博览会上，哈萨克语书刊无法与俄语书刊竞争。近十年来，书店里哈萨克语书籍的销量大大下降。通常国际上最新出版的书刊都是先俄语后哈语，而且往往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因为哈萨克斯坦缺乏经验丰富的和优秀的欧洲语言翻译家，更不要说翻译汉语和日语了。这个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5年2月18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发出号召，哈萨克斯坦不仅要挖掘和恢复哈萨克民族草原和游牧文化的历史遗迹，不仅要扩大出版和传播所有组成哈萨克文学宝库的书籍、与哈萨克斯坦有关的文献档案，而且要保障将构成世界文学宝库的所有书籍翻译成哈萨克语出版。显然，要在哈萨克斯坦完成如此大规模和艰巨的任务，没有俄罗斯，没有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协助，是不可能的。18世纪末，大量欧洲语言文学译作和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开始在俄罗斯出版，19世纪和20世纪继续呈上升趋势。因此，现在俄罗斯拥有数千名高水准的才华横溢的翻译人才。这么多高水平的翻译家，无论在英国、美国、德国还是法国，都是没有的。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间比较封闭，解决类似问题用了一百多年时间。20世纪，日本也曾经努力将世界主要国家的主流文化作品翻译成日文，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作品。20世纪50～90年代，日本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占据首位。20世纪末．在大规樟译介世界文学成果方面，中国占据了首位。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新出版的最重要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及自然科学书籍，一年之内在中国就翻译出版了。如果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就以“参考文献”或其他名义出版。在中国，不仅是在首都，而且所有大型高校都在筛选和准备出版外国图书，由国内的数万名高素质的翻译来进行翻译。遗憾的是，哈萨克斯坦在实施大规模文化项目方面无法与别人相比，除了与俄罗斯合作外别无选择。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对语言的发展和功能作出规定。例如，在中国，标准书面语体与口语及各地的方言相比，得到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中国南部省份的口音与北方不同，但书写都相同。在格鲁吉亚和德国，不同的口语方言有很大差别。而在哈萨克斯坦就没有方言，口头语言却比书面语更早成为标准语，甚至现在的书面语很难反映哈萨克口头语言的丰富多彩。这是数百年来游牧生活遗传的结果。哈萨克语词汇丰富，但无力解决现代生活给世界主要语言带来的新问题。现在摩尔多瓦的年轻人对母语的掌握程度要好于20年前，格鲁吉亚年轻人掌握的母语，也好于20～30年前。这些地区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已经不懂俄语，也不会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这不能说是什么好事。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用哈萨克语授课的学校数量有了很大的扩张，这是正确的决定，但扩张的速度还是快于语言和文化发展进程。不可能迅速培养大量的必要的优秀哈语教师，而且科目很多，更不要说还受到负面历史因素的“压力”。19世纪，大部分哈萨克人没有受过教育，只是到了19世纪末才出现了少部分在奥伦堡、喀山、圣彼得堡等各种俄罗斯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其中主要是有钱人或地方贵族的子女，多数是在俄罗斯军校学习。这时也出现了第一批用阿拉伯一波斯语拼写的哈萨克语书籍，后来开始出版用基里尔字母拼写的哈萨克语书籍，编纂了第一批“吉尔吉斯语”和俄语一“吉尔吉斯语”语法词典。20世纪初开始建立俄罗斯一吉尔吉斯混合学校，出现了第一批哈语学校，但受俄语影响很大。在哈萨克斯坦发展各种教育体系的复杂性暂且不谈，需要指出的是，大规模的哈语学校是在加入苏联的几十年时间内建立的，但比俄语学校要慢得多。20世纪70—80年代，俄语学校的数量大大超过哈语学校。这种状况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强制。我并不认为这种趋势是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结果。哈萨克族的父母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俄语学校学习，甚至俄语幼儿园，结果招致了不仅仅是哈萨克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批评。早在1989年，即苏联解体之前，哈萨克语就被宣布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语，其他共和国也在同年宣布将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定为国语。这种情况在苏联解体后，对大多数独联体国家的俄语教育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哈萨克斯坦没有走极端，没有特别要求哈萨克斯坦大中学校的学生必须掌握哈萨克语，这些学生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各学科领域表现出很高的水平和能力，但俄语水平高于哈语，并经常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俄语。这种状况引起了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关切。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第12次哈萨克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谈到提高民族竞争力时，其大部分发言都用来论述国家语言政策。纳扎尔巴耶夫说：国家语言，是与爱国主义密切相关的具有国家意义的问题。国语的象征意义犹如国旗、国徽、国歌，是祖国的构成要素，肩负着团结全体国民的使命。独立以来，我们实行了在前苏联国家中最自由的语言政策。我们避免了将这个问题过度政治化，努力按照我国民众的语言需求以文明的方式解决语言问题。全国16个地区中只有少数地区要求在日常公文中使用国语。这不会损害哪一方，而是为使用俄语的人提供了转换语言的条件和自由。但直言不讳地说，以哈萨克语为国家语言的推行计划还有待改进。我到过一些地区，经常看到非哈萨克族的年轻人哈语也很好。这些地区应当得到全面支持，不要忽视。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哈萨克语幼儿园和学校，这难道不是正确对待国语的最有力的证明吗?我委托政府在一个月时间内，提出对会国语的非哈萨克族政府公务员认真进行物质激励的建议。而对于哈萨克族人，掌握国语应是一项必须的要求。一定要特别重视哈萨克语教师的培养和物质激励工作，重视教学法和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工作。
我们必须考虑到，学校里某些课程可以同时用哈萨克语和俄语授课。研究这项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新任务固然需要时间，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方面的问题。1991年入校上一年级的孩子，现在已经2l岁了。他们到现在基本都不会哈萨克语，学校是怎么教的?对掌握哈萨克语是怎么要求的?再过十年，我们将有一批被教育和语言壁垒割裂开的年青一代。我多次说过，不要强求老一代的人学习新语言，我的意见到现在还是没有变。但哈萨克斯坦的年轻人应当学会哈语，不懂国语的人无法在国家机关、服务领域、护法机构及司法系统工作。用国语提出的问题就必须用国语答复。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一步把国语发展为团结全体哈萨克斯坦人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哈萨克语言学者、语言学家，应当建立哈萨克语的科学术语和现代技术术语，更要打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哈萨克语。
第二是俄语的地位问题。我们要谴责在整个20世纪将俄语植入哈萨克斯坦的方法，这种方法导致数百万哈萨克人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但数百万哈萨克人掌握了像俄语这样的国际语言，是一个在当今世界扩大信息空间的积极因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语是我国保持竞争力的因素，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因此，在哈萨克斯坦，对俄语的掌握应是高水平的。对国语和俄语的掌握应当是双向的，这有助于相互尊重和巩固国家稳定。
第三，在当前世界形势下最好掌握英语，而未来则必须掌握英语。我曾经说过，哈萨克斯坦的新一代人应当至少会三种语言，熟练掌握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这是非常明智的政策和立场。因为科学和信息领域的进程以及语言领域的相应变化，通常是多方面的自然过程。无论是国家调控还是在教育领域采取的应对措施，都跟不上上述领域的变化速度。苏联解体和后苏联地区语言政策的变化，对作家的命运以及对以语言为主要工作和谋生手段的人带来的消极影响最大。著名作家的作品和创作对语言本身的影响有多重要，这一点无须赘言。所有民族的标准语言首先是由作家和诗人创造的，他们对母语的关系是最敏感最深刻的。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塔拉斯·舍甫琴科就是例证，而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最好的例子是阿拜·库南巴耶夫。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三个“共和国级作家”的命运就很有意义。对他们来说，苏联解体不仅让他们措手不及，而且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件。20世纪最著名的白俄罗斯作家之一瓦西里-贝科夫1991年后的命运最具戏剧化。他的小说是用白俄罗斯语写作的，然后自己再翻译成俄语或自己参与翻译过程。贝科夫最初的作品都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俄语版是他的作品得以在俄罗斯出版并被翻译成其他数十种语言的基础。作为苏联国家奖和列宁文学奖的获得者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瓦西里·贝科夫在1988～1989年间成为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鼓吹者和发起人，这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组织，要求白俄罗斯从俄罗斯分离出来，宣布白俄罗斯语是白俄罗斯唯一的国家语言，提出复兴白俄罗斯以及保证白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等主张。贝科夫对“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和苏联的消亡大声喝彩。他后来写道：“当时白俄罗斯的命运受到某种高级力量的左右，是上帝的力量还是魔鬼的力量——我也不知道。”但是，在白俄罗斯推行极端的“白俄罗斯化”政策，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极不现实，因为白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都与俄罗斯密切相关，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无法分离。经过数年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之后，由诗人和摄影家泽农·波兹尼亚克领导的白俄罗斯人民阵线，遭到了毁灭性失败。因偶然的际遇，在1991年形式上成为国家元首的核物理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舒什科维奇也遭到了失败。1994年，前历史教员、担任白俄罗斯一家国营农场场长不久的白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当选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民族政策十分简单，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白俄罗斯人，同样是俄罗斯人，是带有优质标志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语是我们的语言，俄语同样是我们的语言，俄语的名称早在立陶宛大公国时代就有了。”根据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白俄罗斯语和俄语都是国家语言。卢卡申科强调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要放弃俄语，只用白俄罗斯语。就让我们的俄语和我们的白俄罗斯语都保留着吧。我们将会平静地完善自己的国语，不要破坏，不要革命。人们自己会作出选择。当人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选择自己不同的人生之路时，这就是真正的自由。”白俄罗斯人民不会排斥作为文化语言和科学技术语言的俄语，不管俄语在白俄罗斯是否占主要地位。瓦西里·贝科夫是卢卡申科政策的坚决反对者。他的极端立场不仅针对卢卡申科，也针对自己在人民阵线里的大部分战友和反对白俄罗斯人民阵线顽固民族主义宗旨的白俄罗斯文学家。贝科夫与包括瓦列京·拉斯普京在内的大部分俄罗斯作家朋友断绝了联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贝科夫离开白俄罗斯，在德国生活了数年，但没有放弃白俄罗斯国籍。他在发表公开演说时，抨击“令人费解的白俄罗斯特性”，表示不能理解和接受“放弃自己的语言、放弃自我、放弃自己的精神本质的民族现象”。他甚至阻止俄罗斯与自俄罗斯建立国家联盟，仿佛克格勃和苏联政权又会卷土重来。贝科夫在最后一部小说《胡狼时代》中对卢卡申科和白俄罗斯人进行猛烈抨击。这是他1998年在国外用白俄罗斯语写作的，但直到他死后才得到发表。2003年，贝科夫抱病返回明斯克，在极度忧郁中死去，终年79岁。以文化部长为团长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官方代表团参加了这位白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的葬礼。然而，当作家的亲友在棺椁上覆盖的不是国旗而是人民阵线的白红白旗帜的时候，所有政府代表都退出了葬礼。2005年夏，明斯克文学之家举办了贝科夫白俄罗斯语作品全集发布会。举办者向与会代表展示了由“时代”出版社用白俄罗斯语和俄语两种文字发行的总共14卷全集的前三卷。全集作品的构成和发表方式系根据作家本人去世前不久口述的意愿确定的。第一卷收集了作家20世纪90年代移居国外时创作的尚未与读者见面的短篇小说、随笔和中篇小说。开卷作是艺术色彩很弱而且显然是立意不够充分的中篇小说《胡狼时代》。全集的出版在白俄罗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当代著名的吉尔吉斯作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的命运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他的作品有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原作用俄语写作，后来自己翻译成吉尔吉斯语（或自己参与翻译过程）。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通常也是由《新世界》发表，其作品也是从俄语文本翻译成其他几十种语言，引起了其他国家读者、评论家和作家的巨大反响。钦吉兹·艾特玛托夫对俄语的忠诚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引起了部分吉尔吉斯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但由于艾特玛托夫声誉日隆，他们不得不妥协。钦吉兹·艾特玛托夫是列宁文学奖和苏联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吉尔吉斯人民作家、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与贝科夫一样，1989年被选为吉尔吉斯苏联人民代表（我曾有幸跟两位作家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文化问题委员会共过事）。1990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曾推荐艾特玛托夫担任空缺的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被后者拒绝，改由光学专家、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担任。苏联解体后，钦吉兹·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生活和工作都十分艰难。他不愿在俄罗斯或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卷入激烈的政治论战。艾特玛托夫坚信，没有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成果，吉尔吉斯语和吉尔吉斯文学就不可能顺利发展。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双语观点并没有得到整个吉尔吉斯斯坦知识界的支持。对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中俄语和俄语居民公开施加的巨大压力，导致大批俄罗斯人和不少吉尔吉斯专家离开吉尔吉斯斯坦。此时，多数时间生活在莫斯科的艾特玛托夫，接到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总统的建议，希望他出任吉尔吉斯斯坦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大使（此前，吉尔吉斯斯坦在欧洲没有任何外交机构）。艾特玛托夫接受了这个提议，从那时起，他主要在布鲁塞尔生活和工作。他的外交工作并不太繁重，仍然可以写作（不久前他又创作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书名叫《永远的未婚妻》，取意俄罗斯象征派。根据作家本人的诠释，他试图反映全球化给一些人带来的影响）。2000年，钦吉兹·艾特玛托夫对俄语重新恢复国语地位，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国语之一表示祝贺，他认为，这将有助于提高吉尔吉斯斯坦的整体文化水平。他对2006年席卷吉尔吉斯斯坦全国的动乱感到极度担忧。“我是一个双语作家，但我不是世界主义者。我生活在欧洲，但我是吉尔吉斯人民的儿子，并用俄语写作。作为吉尔吉斯的儿子，我支持欧亚联合。历史注定俄罗斯与亚洲比邻而居，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变得更加富有活力，生活会更加美好，在世界上就不会遭受欺凌。一言以蔽之，我们共同融合，不会消失自我，而是形成合力。”毫无疑问，在俄罗斯和欧洲最著名的哈萨克斯坦当代作家是奥尔扎斯·奥马罗维奇·苏莱缅诺夫，他集诗人、政论作家、文学作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20世纪50年代末苏莱缅诺夫开始写作诗歌和随笔，并很快用俄语创作。按他的说法，他在苏联时期积累了丰富的俄语文学创作资源。他初期创作的诗歌和史诗都是典型的苏联题材（如《尤里·加加林之歌》等），大部分都没有翻译成哈萨克语。他的诗歌经常被一位来自卡拉干达的年轻政治家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讲话中引用。在苏莱缅诺夫的政论体作品中，哈萨克民族（更宽泛一点是整个东方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以及中亚游牧民族与东欧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主题。他的历史语文体论文《吾和我》对古罗斯长篇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创作题材、意义和历史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这引起了对作家本人、允许出版这样“恶毒作品”的“扎祖什”出版社的强烈论争和大量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批判他的作品是“非科学的”，“没有阶级立场”和流于“客观主义”，是对“突厥和斯拉夫部落的相互关系和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的歪曲”。但是，哈萨克知识界普遍支持苏莱缅诺夫，他在哈萨克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1984年，他当选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年，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我（作者）与苏莱缅诺夫同在反腐败委员会里工作，经常与他打交道。他积极独立地参加代表大会讨论，经常反对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与波罗的海地区代表进行的一次激烈辩论时，苏莱缅诺夫说：“你们可以退出苏联和俄罗斯，而我们，哈萨克人，无处可去。”他是取消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对哈萨克的经济问题很有研究。在苏莱缅诺夫看来，苏联的解体不是命运的礼物，而是对哈萨克斯坦的严峻考验。1991年10月，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党成立，苏莱缅诺夫成为该党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在第一届党代会上发表了开幕词。同年11月，苏莱缅诺夫主动取消了自己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竞选资格，让位给“唯一现实的国家元首候选人”。但1993～1994年间，苏莱缅诺夫和人民大会党成为总统的反对派，不过不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总统的观点不完全一致），而是在私有化、哈萨克斯坦与西方国家关系、外资收购哈萨克斯坦企业以及大量引进外资等问题上有分歧。多民族组成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党不是激进党派，而是一个温和的反对派。该党反对民族封闭，反对“格鲁吉亚式的”和“塔吉克斯坦式的”管理方式，在其他问题上没有与政府直接对立。苏莱缅诺夫说：“从宪法上讲，哈萨克斯坦是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祖国，不仅仅是哈萨克族人的国家。俄罗斯人在这里应当感受到自己是哈萨克斯坦人，哈萨克斯坦应当发展成为一个欧亚国家。既要提高草原地位，又不能压制高山的耸立。既要提高本民族的地位，又不能压制其他民族。这是我从1963年开始就立下的信念。”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与苏莱缅诺夫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并且没有演变为相互敌视或永久冲突。1995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议苏莱缅诺夫担任驻意大利大使。后者接受了任命。他在罗马生活和工作了十年，在这期间也经常往返莫斯科和阿拉木图。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哈萨克斯坦出现了新的反对派，要么代表亲西方势力，要么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在这种形势下，苏莱缅诺夫认为，要积极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竞选2005年总统。他说：“我是这些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我可以说，由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职业化的政治水平和反对派的理智，国家局势才得以控制。因为反对派明白，民主的火炬不能在‘火药桶里点燃’。当反对派与政府斗争的时候，无知者把它当成骑士的决斗，而成熟者善于听到钱币在叮当作响。今天与政府斗争的不再是无产阶级，在我们当前的过渡时期，政府的更迭应当十分慎重，只有在执政者明显丧失管理能力的时候，当政府既无经济成果，在社会、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都没有成果的时候才能改换。格鲁吉亚就是前车之鉴。谢瓦尔德纳泽就没有能力振兴自己被内讧分裂的贫瘠的祖国。阿塞拜疆在艾伊奇拜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只有盖达尔·阿利耶夫能够拯救这个国家。自发的广场领袖只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悲剧。”苏莱缅诺夫坚决反对反对派将所有日常公文改为哈萨克语的要求。“我们不能要求在马日里斯（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译者注）里只用哈萨克语演讲。不要‘二选其一’，而要‘相互共存’。哪种语言用得多，哪种少一些，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哈萨克语需要俄语的帮助。全世界有5000多种语言和方言，只有几种语言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其中包括俄语。哈萨克人不能将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掌握，这是一种不能放弃的财富，否则就不会算账。”当今的哈萨克斯坦总统也多次这样表达自己的立场。<原文开始>2005年底，苏莱缅诺夫出任哈萨克斯坦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现在在巴黎生活和工作。2006年5月，哈萨克斯坦隆重纪念他70岁寿辰。纳扎尔巴耶夫在《说说我的朋友奥尔扎斯》的长篇文章中称他是“当代伟大的诗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我的老朋友”。纳扎尔巴耶夫说：“奥尔扎斯·奥马罗维奇为自己的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在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贡献。他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从共青团员时期到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老战友。无论人们说什么，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好朋友、老战友。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尽管有时也难免发生激烈争论。我祝愿他万事如意、生活幸福，我认为，他的人生最美好的画卷还在未来。”

《无可替代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笔记-第241页

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евич Назарбаев）
俄式姓名结构：
имя：Нурсултан
отчество：Абишевич
фамилия：Назарбаев
俄化哈萨克姓名结构：
имя：Нұрсұлтан
отчество：Әбішұлы
фамилия：Назарбаев
如果按照传统本名+父称结构：
дедушка：Назарбай ?→ отец：Абиш Назарбаев → *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ов（Нұрсұлтан Әбішұлы）→ *Дарига Нурсултанова（Дариға Нұрсұлтанқызы）
那么问题来了，苏联的哈萨克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固定姓氏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