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女儿》章节试读

《东方的女儿》的笔记-第11页

刚看完这本书的序言，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他们可能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原来有这么多的人是我从来没有去关注过的，再看到《NATIONAL GEOGRAPHIC》中的《THE COMING STORM》他们脸上的斑驳，挣扎，苦痛，他们随时搬家，随时而来的水灾，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马斯洛的需要层析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社会实现，他们连生理需要都达到不了。

《东方的女儿》的笔记-全文 - 全文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当理想的状态不能达到时，我们必须面对丑恶的现实。

《东方的女儿》的笔记-第1页

一、前面：
1、政治迫害；
2、后期贪污。
——抱怀疑态度，怀疑是政治手腕不够，没有足够的合法形式的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因为关于幼年生活没有提到太多奢侈，字里行间没有对节俭或普通生活的不满，年幼时期的漫长拘禁生涯，也没有太多排斥、相反比较自律，但是很关注他人的自由、比如能否自由探访被拘禁的他们。
3、提到一点对越战的中立态度，包括会见中国领导人。不过为什么我觉得是假的、有可能是原文没有被附作的。
二、摘抄：
1、反对党得知我怀孕了，一下子炸开了锅。他们呼吁总统和军队把我赶下台，理由是巴基斯坦政府容不得一个休产假的孕妇总理。他们说我生孩子期间将不能履行职责，因而会使政府陷于无可挽回的瘫痪。按他们的说法，这是违反宪法的。他们向总统施压，要求军方支持，准备罢黜总理、成立过渡政府举行大选。我驳斥了反对派的说法，据理力争。有关职业女性的法律写有生育小孩的条款（当时是我父亲把职业妇女享有产假权写进法律）。我申辩说，这个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总理。我的政府阁员都和我站在一起，认为当一名男性领导人出现身体不适时，就不会引发宪法危机，同样，一名女性领导人稍有身体不便也不应该成为大肆攻击的靶子。反对派不肯罢休，他们策划罢工运动以便向总统施压，要求解散政府。这时我必须有所应对。父亲曾教导我，在政治上，时机非常重要。经过咨询医生，我知道孩子已经满期。经他同意，我决定剖腹产--时间就选在反对派要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晚上。我要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要让人们知道怀孕不会影响女人的工作。所以尽管身怀六甲，我还是照常拼命地工作，甚至比男总理更卖力。接近临产时，我在首都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直飞卡拉奇。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坐上一位朋友的小车向医院驶去。……我给女儿起名叫"巴哈特瓦"，意思是"带来好运"。真的很灵验，罢工不了了之，反对派的计划破产了。
2、那时的我非常瘦，没有人以为我就要生小孩。尽管体重下降--也许正因为体重下降，我感觉健康而精力充沛。我的力量被抗议号召再次激发。全国人民都纷纷响应，各地的大篷车已经就绪，准备向拉瓦尔品第进发，向当局展示人民的力量。运动的目标是恢复民主、停止神权和解决民生。……不知道是不是催泪瓦斯的关系，自从这次事件后，我的胆囊就开始疼痛。我服用顺势疗法的药物，但疼痛仍不见消减，而且经常疼得不堪忍受。如果采取手术治疗的话，我将冒失去孩子的风险，我不愿冒这么大的风险。后来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只好飞往伦敦求医。医生们的建议是尽快剖腹产生下胎儿，然后立即进行微创手术切除胆囊。1993年2月3日，我的小女儿阿西法降生在波特兰医院，我搂起可爱的小宝贝。当时我并不知道，随着小阿西法的降生，我们的家庭已经不能再扩大了。不久，人民党于1993年10月24日再度赢得大选。然而在巴基斯坦重复性的政治轮回中，我的第二届政府于1996年再次被非民主地解散，我的丈夫阿西夫随之被捕。令人伤心的是，当他2004年11月出狱时，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再要小孩了。
3、阿西夫的长期监禁是家庭的巨大痛楚。孩子们在童年时期没有爸爸在身边--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的囚禁也说明男性主义思想仍然主导社会。试想，一个家庭主妇会因为她丈夫的政治事业，在毫无证据和宣判的情况下被作为人质监禁八年吗？当然不会。但这种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必须面对。出狱不久，阿西夫心脏病严重发作，险些撒手人寰。
4、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十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5、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第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巴基斯坦总理，就这样离开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诞生就一直处在将军的独裁之下，是父亲第一次为国家带来了民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数百年来一直受控于部落头人和封建地主，是父亲实施了国家的第一部宪法，给人民带来法律保障和公民权利。过去人民只能通过暴力和流血来推翻将军们的暴政，是父亲建立了文人政府的议会制度，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
6、我的嗓子眼发紧，直到想把它撕开。但我不能让那些常在窗外说笑的卫兵听到我的叫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一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
7、我们悲痛万分，不忍看遗体的其他部位。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看，因为那样会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暴露出来。……他的头没有歪向一边，说明脖子没有断。但是在他的喉部有些奇怪的红黑色的血斑，就像是一个官印。
8、这则报道里还说，一名军官猛推了父亲一把，父亲跌倒了，头撞在牢房的墙上，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当局找来医生，给他进行心脏按摩，并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这种说法倒可以解释纳扎尔·穆罕默德看到的父亲脖子上的血色痕迹，但无从验证。……我摇了摇头，"历史会对他的一生作出评价，至于死亡的具体细节已经不重要了。"我说，"我不会再去惊动爸爸，他需要好好休息了。"……"听说你们痛不欲生，要寻短见。"萨米娅说。我们由此知道了当局散布的又一个谣言。
9、刻着"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律师"的铜制名匾依然挂在克里夫顿70号大门一侧。在这块铜牌的上方是另一块铜匾，因年代久远而退色，上面刻有祖父的名字"沙·纳瓦兹·布托爵士"。1953年我出生后没多久，祖母建造了这座两层平顶小楼。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因为距离阿拉伯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清凉的海风不时地吹来。谁会预想到悲剧和暴力竟会降临到这个平静的院落?
10、他们一看到我和已经过了守丧期的母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有想到我们母女俩还能从囚禁的折磨中，从父亲遇害的悲痛中坚强地挺过来。他们看到我们出现在眼前，似乎立即充满了新的希望。一批人群走出院门，另一批又紧接着进来。夜里，我就埋头于组织、政策性事务，处理控诉及政治拘捕的问题，并整理一些摘要给母亲看。我感到如果没有三位朋友的帮助，我是不会，大概也不可能处理好这么多的工作。她们是我的校友萨米娅和曾为反对父亲死刑而奔走呼号的两位年轻女士阿米娜和娅斯敏。西方媒体把萨米亚和娅斯敏称为"查理的天使"，而我确信，就算真正的"查理的天使"在这样大的工作量下也会不堪重负。一天晚上，我抱着一份报告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把牙刷、牙膏都拿到书房里去了。齐亚在下令杀害我父亲之前，为了安抚民众，再次许诺要举行选举，把国家从军事独裁恢复为文人政府。但他会坐视人民党赢得选举吗?他曾经公然宣称，"既然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就不会再送还给他们，"只有当选举有"积极结果"时，他才能接受。
11、我们将被监禁在这里整整六个月。我在奥-穆尔塔扎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自从两年前的军事政变以来，这已经是母亲第9次、我第7次被政治监禁，然而我还是无法适应这种强制性的隔绝。每被监禁一次，我的愤怒就增加一层。我26岁，是年轻鲁莽了点。但我相信不管我年龄多大，愤怒的感觉都会一样，被囚禁在奥-穆尔塔扎尤其如此。
12、齐亚想要使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忘掉有个叫布托的家族。在巴基斯坦，报纸几乎不再提我们的名字。1979年10月16日，齐亚第二次宣布取消大选并逮捕了我们母女俩，从那开始，他就不断增补军管条令，对媒体实行全面审查。根据第49号军管法令，任何出版物的编辑如果被认定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将被判处10记鞭刑和25年监禁。我们党的报纸《平等报》，在拉合尔一市的发行量就超过10万份，也被当局关闭了，印刷机器被查封。其他报纸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如果不与政府合作，就会被关闭查封，或者停供政府控制的新闻纸，禁止刊登广告等等。接下来的六年里，报纸极少刊登我父母和我的照片，也很少正面提到我们。如果军事审查官发现有对我们略显同情的文章，便把它们从送审的底稿上删去。有时候报上会出现整栏的空白，编辑用这个办法让读者们知道值得登载的新闻已经被审查官删除。面对人民党的强大力量，齐亚进一步收紧了政治上的限制。自1977年实行军法管制以来，参加政治运动的人都遭到监禁和鞭打。1979年10月6日，军管当局又颁布法令，说政党本身就是非法的，显然是准备彻底消灭人民对我父亲政策的支持。齐亚的第48号军法管制令说得更露骨："在巴基斯坦所有政党及其团组、支部和派别……都不得存在。"任何政党的任何党员，或任何在私下交谈中称自己是某党党员的人，将被判处14年监禁，没收全部财产，鞭打25下。从那时起，媒体只要提到人民党，总在前边加上"不再存在的"字样。因此，我和母亲就成了"不再存在的"民主社会中"不再存在的"政党的"不再存在的"领导人。
13、你曾祖父的朋友们绝望了，他们曾向古拉姆·穆尔塔扎保证过绝不让英国女士落入他手。他们不能忍受这种耻辱，让敌人把她抓走。就在英国人要抓到那个女人时，随从们万般无奈于是杀死了她。"听到这里，我们都睁大了眼睛，但是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曾祖父逃到了独立邦巴哈瓦普尔。但是当英国人威胁要攻占这个邦时，曾祖父谢过邦里的头人的热情招待，又再次横渡印度河到阿富汗王国寻求庇护，他在那里成了皇室的贵宾。英国人恼羞成怒，侵占了他所有的土地，拍卖了家族的房屋和所有家当，像丝织地毯，进口丝缎和天鹅绒做的沙发，纯金纯银做的盘子，在宗教节日里为上千名家人和门客做饭的大锅，盛典活动时用的刺绣帐篷等等。古拉姆·穆尔塔扎竟敢反抗英国人，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受到惩罚、严厉的惩罚。英国人跟上帝一样，在印度的部分地区，当地居民不能和英国人走在一条街上，不能跟英国人顶嘴，更别说打英国人了。家里最终还是同英国人达成了妥协，古拉姆·穆尔塔扎回到了拉卡纳。但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得了重病，一天天消瘦。乡医怀疑他中了毒，但没人能找出毒源在哪。你们的曾祖父有专门的品味师来检查他吃的饭和喝的水，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他还是中毒身亡，年仅27岁。后来查出来毒源是他的水烟斗，饭后他常常吸的水烟斗。
14、阿米尔还算幸运的，她至少还结了婚。而布托家族的好多女性终生未嫁，因为本家族内没有合适的堂表兄弟。我的姑妈们，也就是祖父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就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后来尽管家族内部强烈反对，祖父还是允许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女儿和族外人结婚，但那还也不是恋爱婚姻，而是严格的包办婚姻。一代人之后，我的妹妹萨娜姆成为布托家族女性中婚姻自由的第一人。没有想到的是，我自己倒是循规蹈矩，接受了家里的包办婚姻。我祖父被视为思想开明进步。他重视孩子的教育，甚至送女儿们去上学，这在其他地主看来简直是丢脸的事。很多封建地主根本不考虑送儿子们去接受教育："我的儿子们有地，他们的收入绝对有保障，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奴仆。我女儿也会继承土地，她们有丈夫和兄弟们的照料，为什么还要去自找麻烦去接受教育呢?"封建思想都这么认为。
15、当时布托家族的女性仍然封闭在面纱之下，几乎不能跨出深宅大院半步，偶尔出门也要用黑袍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而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则随意在卡拉奇大街上逛来逛去，从不戴面纱，还自己开车。她们是伊朗富商的女儿，上过大学，在巴基斯坦成立后，甚至当过妇女准军事部队--国家卫队的军官。这样的公开抛头露面对布托家的女性来说是不可能的。
16、母亲经常跟他一起外出，把孩子们留在家里让管家和我照看。父母总是对我说："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那时候才八岁，然而每当父母出远门，我便名义上成了一家之主。母亲发给我买食品和日用品的钱，我就藏在枕头下边。尽管我在学校才刚刚开始学习加法，但每天晚上我都站到厨房里的小板凳上，煞有其事地跟忠诚的大管家巴布一起核对账目。账目到底平不平，我现在记不得了。还好用钱数目不大，那时10个卢比大约合2个美元，就足够全家人一顿饭的开销了。我们家的传统是教育至上。就像祖父对他的要求一样，父亲也要我们成为榜样，成为有教养的、进步的新一代巴基斯坦人。三岁那年，我被送进詹宁斯女士幼儿园。到了五岁又被送进耶稣和玛利亚女修道院，那是卡拉奇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用英语授课。我们在家里也经常讲英语，很少讲父亲的信德语或母亲的波斯语，国语乌尔都语也讲得不多。在学校任教的爱尔兰修女们把学生分派到各个以崇高品质命名的教室，如"守纪"、"谦恭"、"努力"、"服务"等，但她们并不是要我们皈依基督教。学校是这些传教士们很可观的收入来源，因此她们不会在宗教信仰上开罪穆斯林家庭。这些家庭富裕而有远见，乐意送孩子们来接受先进的教育。
16、在我们家，我们姐妹俩跟弟弟们享有同等机会。其实伊斯兰教对妇女也没有歧视。我们很早就听说，是因为男性垄断了对宗教的解释才束缚了妇女的发展机遇，并非宗教本身对女性有所限制。实际上，伊斯兰教在女性问题上从最开始就非常开明。先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阿拉伯人经常杀掉女婴，先知于是严禁这种罪行。先知还要求给予妇女接受教育和继承财产的权利，这些要远远早于西方国家。
17、在穆斯林历史上，有许多女性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扮演公共角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伊斯兰教从来没有阻挠这些女性追求自己的事业，当然也不会阻挠我。"我发现有位女性统治着他们，她拥有一切，她握有强大的王权。"《古兰经》里的一章还说，"男人们的所得要被重新分配，女人们的所得归她们自己所有。"
18、"天堂在母亲的脚边。"阿訇给我们讲解《古兰经》，举述《古兰经》的这一训令，要我们孝敬父母、遵从父母。很自然，母亲也经常拿这一圣训来教导我们。阿訇还教导我们，现世的行为将决定来生的命运。"你们必须越过一个烈火熊熊的峡谷，上面的桥是一根头发丝，你们知道头发有多细吗?"阿訇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引人入胜，"谁犯有罪孽就将掉进火里烧死，而行善者将跨过火焰，进入天堂，那里到处是奶和蜜，像水一样流淌。"
19、父亲决心要把自己的祖国和孩子们带进新时代。"孩子们还要在家族内通婚吗?"一天我无意中听见母亲问父亲。我屏息凝神等待父亲的回答。"我不想让儿子们再去迎娶堂表姐妹，然后把她们深锁在我们家的院墙里；我也不忍心让女儿们被活活困在其他亲戚的院墙之内。"父亲的话让我长出一口气，"先让他们完成学业，然后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未来。"父亲后来对我第一次穿"布尔加"（穆斯林成年女子穿的一种罩着头的黑色长袍）的反应也着实让人高兴。那是在从卡拉奇去拉卡纳的火车上，母亲从包中拿出轻薄的黑色长袍，把它披在我身上。"你不再是个小孩子了。"她略带遗憾地说。对地主家的女儿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身份转换仪式。我从此告别了童年，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失望的世界啊：灿烂多彩的天空和花草都离我而去了，一切都没有了生气，天地灰暗下来，周围的事物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下了火车，从头蒙到脚的"布尔加"让我走路都很困难，而且一丝风也透不进来，脸上的汗珠开始不住地往下滴。
20、我当时只有10岁，只懵懂地听说过美国总统，父亲却把我拉起来坐到他身边，看他收阅有关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最新报道。父亲曾在白宫多次与他会见，对他自由开明的政治观点非常钦佩。父亲也时不时地带着我和弟妹们一起会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一天，他告诉我们要见"几位来自中国的重要人物"，我兴奋极了。父亲经常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是他带领军队爬雪山过草地推翻旧制度。我确信这些重要人物中会有毛泽东，他送给父亲的帽子--一件有关中国革命的个人礼物--还挂在父亲的衣帽间里。那天我还特意穿上平时不怎么穿的套装，都是父亲每年从纽约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公司店员保留有我们的尺码。但是结果令我有些失望，"重要人物"中没有毛泽东。好在我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还有陈毅和刘少奇，后来他在文革期间在狱中逝世。
21、"布托是谁?布托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说人人都去听他的演讲？他的演讲集会都是那些马车夫、人力车夫、搬运车夫才去参加。"阿尤布·汗的省督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如是说。作为理想主义者，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虽然自己过着富裕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我看到其他很多人没有鞋穿，没有衣服遮体，很多小女孩头发蓬乱，很多婴幼儿骨瘦如柴。难道穷人就不是人吗?根据《古兰经》，"真主眼里人人平等"。父母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人拜倒在我们的脚下，也不强令他们回避。
22、"我为你在综合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祈祷，"11月28日父亲从沙西瓦尔监狱写信给我说，"我很自豪有你样一个聪明的女儿，15岁就要考大学了，比我当时还小三岁。照这个趋势下去，你能当总统呢。"尽管身陷囹圄，但父亲还是让我确信，他最最关心的一直是我的学业。"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再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他在信里继续说道，"你需要读的书家里都有，读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完满的人。读一些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里德写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凯末尔、毛泽东的书，读一些印度古代史。此外，最重要的是要读读伊斯兰教的历史。"他在监狱用的表格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23、父亲获释不久，在拉卡纳举行了一场庆祝游行。我们乘坐的敞篷汽车在人群中缓慢行驶，人们高呼"布托万岁！"和"给朽墙最后一击！"这时，阿尤布的一个特务在近距离向父亲举起了枪。父亲对我和萨娜姆喊道："趴下！"真是谢天谢地，手枪卡了壳，但是群众是不会饶恕那个刺客的。我从父亲的大手下向外看去，只见有个年轻人简直就要被撕碎了。人们抓住他的脖子、头、胳膊和腿，朝不同的方向扯，他的嘴里不住地流血。"不要看！"父亲厉声说道，把我的头按下去。我蜷缩着身子蹲在车里，听到父亲向人群呼喊："给那人留条活路"。愤怒的人们很不情愿地住了手。这个场景一连几个月都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为继续抗议阿尤布的独裁统治和恣意滥捕，父亲开始进行绝食斗争，这一情景也令我久久难忘。从监狱获释后，他好多天都和人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坐在奥-穆尔塔扎的阳台上，面对着整条街道。整个拉卡纳的人民都看到父亲日渐消瘦，越来越为他担心害怕。"快让阿尤布向父亲让步吧。"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求着。然而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坐在父亲身边的那几个人看起来倒没什么事。"他们晚上回房间后就向我要东西吃。"一个家人向我透露，"别告诉你父亲。"
24、父亲赠给我一本精美的珍珠母装饰的《古兰经》，当作送我上路的礼物。"在美国，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令人惊奇的东西。有些事情甚至会让你震惊。"他说，"但我知道你有这个适应能力。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刻苦学习，在巴基斯坦极少有人有像你现在这样的机会，你要好好珍惜它。千万不要忘记，送你去上学的花费，来自这块土地，来自在这块土地上挥洒汗水、辛勤劳作的人民，你欠着他们的债。愿真主保佑，你能用你的所学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来报答他们。"
25、在巴基斯坦，我和弟妹们总在朋友、亲戚的小圈子里活动，每当我碰到陌生人，总感到很拘束。初到哈佛，我只认识彼得·加尔布雷思，而且也仅仅是开学前在他父母家里认识的。在我这个思想保守的人看来，彼得·加尔布雷思简直不可思议。他留着长发，穿着一身脏兮兮的旧衣服，在父母面前叼着烟。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高级外交官和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儿子，倒像这位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带回家的一个流浪汉。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后来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彼得，会在15年后为我重获自由帮上大忙。
26、我最开始想攻读心理学，但是一发现心理学专业要上医学和动物解剖的课程，就觉得恶心。于是我选了比较政治学。这下父亲可高兴坏了，他悄悄地给拉德克利夫校长玛丽·邦廷写信，请她多加引导，教我学好政治学课程。邦廷女士曾和蔼地问我，将来准备做什么。但她从没跟我提过父亲的信。后来的事实证明，攻读比较政治学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通过在哈佛的政治学学习，我对巴基斯坦的认识比我之前置身其中时还要深刻。"当一个警察在大街上举起手来对人们说'停'，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而当你或我对别人这样做时，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这是为什么?"约翰·沃马克教授在以"革命"为题的新生讨论会上向我们发问。"因为宪法和政府授予警察执行法律的权力。他有权对行人说'停'，这是合法的，而你我却没有这种权力。"
27、我自己对甘地夫人倒没有什么概念。6月30日，她为我们代表团举行小型工作晚宴，席间她不停地盯着我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对她的政治生涯一直很关注，敬佩她不屈不挠的精神。1966年她被选定为总理后，印度国会中的反对派议员认为选出了一个温顺的傀儡，并在背地里称她是"无声的玩具娃娃。"但是，这位外柔内刚的女性却远远超越了他们。在宴会上我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试图同她交谈，但她却寡言少语，显得有些冷淡，只有当她微笑时，气氛才稍有缓和。同样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身上穿的母亲借给我的真丝莎丽。尽管母亲教过我怎么把这几码长的布料安全地裹在身上，可我还是害怕莎丽会突然散开。我老是想起蒙塔兹婶婶的莎丽在德国的一家超市发生的故事：莎丽的折边忽然被滚梯夹住了，随即散了开来，直到有人关闭了滚梯。这个回忆无济于事，甘地夫人还是盯着我看。我心里想，她也许在回想以前陪同她自己的父亲参加外交活动的经历吧。她是不是从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影子，同样是一位政治家的女儿?她是不是在回忆一个女儿对父亲的爱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她看起来那么矮小、瘦弱，可她那闻名于世的冷酷性格是从何而来的呢?她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同一位拜火教徒政治家结婚。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后来两个人一直分居。现在她的父亲和丈夫都不在了，她会孤独吗?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出现在西姆拉激起了她的更多的历史回忆。就是在这里，她父亲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里亚卡特·阿里·汗举行会谈，从印度次大陆中划分出了新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如今，她自己也当了总理，可以让那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继续生存下去，也可以尽力把它摧毁掉。她将作何选择呢?四天后答案揭晓。"收拾行李，"7月2日，父亲突然对我说，"我们明天就回国。""没有达成协议就走?"我问。"对，"父亲说，"宁愿空手回去，也不能带着丧权辱国的协议回去。印度人以为，我不敢空着手回去，因而会向他们让步屈服，他们只是虚张声势。我宁可让巴基斯坦人民对我失望，也不能签订一个卖国协议。"
28、父亲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是人民选出的民主领导人，我们可以为本地区带来分治以来一直没能实现的和平。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个，则会使业已存在的伤痕更加痛楚。靠军事手段征服已经成为历史，影响长远的是政治家的风范。政治家的风范要求着眼未来，为长久的利益而作出暂时的让步；这次战争的胜利者是印度，不是巴基斯坦，但为了和平，胜者必须作出让步。"她同意了吗?"我激动地问父亲。"她没有回绝。"父亲边说边点燃一支雪茄，"她说她要和她的顾问们商量商量，等今晚的宴会上给我们答复。"
29、没有谈妥释放战俘就打道回国，父亲对此做出了艰难的抉择。可以想象，巴基斯坦政治反对派和战俘的家属很可能将举行激烈抗议。也许印度方面也想利用巴基斯坦国内不可避免的压力迫使父亲让步，但父亲没有让步。到后来，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93000名战俘全部被释放了。
30、与此相比不幸的是，同年由人民代表制定的巴基斯坦第一部民主宪法，却没有获得国民议会的一致通过。一年后，国民议会才一致通过了这部伊斯兰宪法，即1973年宪法。1973年8月14日，我们全家列席了议会会议，坐在总理包厢里，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宪法得到了全国一致支持，各地区领导人、各宗教领袖以及反对党都不例外。作为国民议会多数派的领袖，父亲成为巴基斯坦总理。
31、离从哈佛毕业越来越近了，想到就要离开坎布里奇，就要离开美国，我越来越伤感。我和几个朋友，包括彼得·加尔布雷思，都已经被牛津大学录取，但是我并不想去。我已经熟悉了坎布里奇和波士顿周围的道路，我对地铁路线也最终彻底搞明白了，我认识、理解了这里的人民。我曾请求父亲让我去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继续深造，但他不同意，坚持要我去牛津。他写信给我说，在一个地方呆四年足够了，如果你还在美国呆下去，你就会在那里扎根，再也不想离开了。你该换个地方了。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逼迫我。但我能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是他承担了我的所有学费和各项开支。我别无选择，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母亲赶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她和刚在哈佛念完一年级的弟弟米尔帮我收拾行装。我和室友约兰达·科杰茨基送掉了家具，取下了我们贴在墙上的画报。房间里空空荡荡，学校运动场和校园书店的书架上也空空荡荡--大概该是离开的时候了。飞机从洛根机场起飞，我从空中尽力看了最后一眼波士顿的轮廓。我在法林地下室购物，在德金公园的公共餐桌上吃东西，为了忘掉那场输给波士顿大学的曲棍球赛，去看电影《卡萨布兰卡》……
32、"哎唷!"我叫道，"你弄得很疼。""不要神经过敏，"他说，"我只朝你的耳朵里看了一下。"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枕头上有几滴血迹。"你把耳鼓膜捅穿了，肯定是用发夹弄的吧。"这位医生再来看我的时候说。发夹?我为什么要把发夹捅到耳朵里?他开了两种药，让我一天吃三次。但是所有这些药片的作用就是催眠，而且每次我醒来时总是头晕脑胀。到了第三天，我还是不能早起去花园，厌食犯困，甚至连刷牙的力气也没有了。母亲见了很害怕，把剩下的药全都扔掉了。以后许多天，耳痛时重时轻，但耳朵里的响声不断增大。"嗡嗡、嗡嗡……"弄得我无法入睡，得不到一丝安宁。是当局派来的医生故意戳破了我的耳鼓膜，还是医疗事故？"嗡嗡、嗡嗡……"，耳朵里感觉鼓鼓囊囊，听不清声音。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白天就在花园里拼命干活。汗水流进耳朵穿过耳膜上的孔，淋浴时水又渗进了我的耳朵。我当时并不知道，医生也没跟我说，应该保持耳部干燥，否则水进入穿孔的耳朵会造成化脓。"嗡嗡、嗡嗡……"晚上我无法入睡，便在阿尔-穆尔塔扎的院子里踱步。阿尔-穆尔塔扎跟克里夫顿70号一样，也被反复搜查过。这里的东西不是被挪走了就是不见了。曾祖父传下来的古董枪被当局查收后都封存在花园的储藏室里。军管当局的人每星期都到阿尔-穆尔塔扎来查看贮藏室的封条是否完好，好像我和母亲会用那些古董枪打开一条逃生之路似的。我经过空荡荡的藏枪室，这里曾经是我们家的餐厅。我来到墙壁上镶着木条的台球室，当年我弟弟曾在这里和从牛津来看我的朋友比试球技。台球室内的桌上放着一件陶瓷工艺品，它原来是摆在客厅里的，造型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国人，四周围着很多小孩。我把它拿起来，放回到原来的地方。父亲很喜欢这个陶瓷人像，他经常开玩笑说，他曾经打算养一群孩子，组成一个板球队，但是考虑到教育11个孩子的费用太高，所以他才决定只生我们四个。
33、我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有关巴基斯坦选举活动的新闻，不管是西方报纸，还是父母每周寄来的巴基斯坦报纸或其他亚洲刊物，我都不放过。此时的"巴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反对派大肆叫嚣："布托不可信，他要把每家每户的住房都收归国有，要把每个女人的黄金首饰都充公"。他们还讥讽地说，布托是一个富豪，不是一个为人民的人，他身上穿的是萨维尔·罗名牌西装，脚上踏的是意大利高档皮鞋，嘴里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酒。
34、宗教问题具有爆炸性，易放难收，因此避免继续扩大它。
35、他们的谎言越来越颠倒黑白。阿斯噶尔·汗说，布托是一个不忠的穆斯林，他到现在才开始学一天做五次礼拜。当我2月份在《远东经济评论》上看到这个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家里我经常和父母一起做礼拜。我也非常佩服父亲对这一污蔑的反击。当一位记者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为什么来见他，父亲机智地回答说："他来教我做礼拜。"
35、"巴盟"的领导人算不上是伟人，甚至连好人都算不上。他们多数比我父亲年长很多，都有自己的一段阅历。他们不像我父亲那样受过良好教育，也不像他那样在政府管理和国际事务中饱经历练。在巴基斯坦，父亲确实独一无二。在军人统治下，政治吸引不了精英人物，真正的权力在官僚机构、军队或工业部门。许多反对父亲的是影响甚微的各省的地方政治人物，他们的短视曾为巴基斯坦招致失败，今后还会如此。
36、有报道称，成群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卡拉奇横行，焚烧了电影院、银行、卖酒的商店和挂有人民党党旗的房屋。有一个13口之家，连房带人都被付之一炬，其中一人在痛苦中挣扎着要水喝时，暴徒们却向他的嘴里撒尿。一个人民党党员被私刑处死，遗体被吊在路灯柱上，后来还是警察把遗体解了下来。人民党的许多部长和议员都遭到了人身威胁，就连他们学校里的孩子也遭到绑架威胁。悲剧在卡拉奇上演。每天早晨，我都急忙冲进圣凯瑟琳学院的公共阅览室，拿上几份英国报纸，接着再去取回邮箱里的巴基斯坦报纸。我和米尔仔细地阅读，不敢相信报上的那些消息。我们见过美国和英国的民主，那里的政治反对派不会使用如此卑劣的恐怖主义手段和流氓行径，我们两人都觉得"巴盟"的手段骇人听闻，我们越来越怀疑他们的动机。很明显，"巴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对选举并不感兴趣，他们很可能想持续不断地煽动骚乱，好让某种势力有借口出来干涉，譬如说，军事接管。
37、虽说三个月之前吉米·卡特已就任美国总统，现在的国务卿也已经换成赛勒斯·万斯，而不是亨利·基辛格了，但我至今无法从大脑中抹去这番对话。美国政府的更迭并不意味着整个美国权力中心的变迁。我攻读政治学有七年之久，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常常独立行事，他们的既定政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不能说服父亲放弃"核再处理工厂协议"，便决定除掉他?难道父亲提前一年举行大选的决定，正中了他们下怀?我想象得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我父亲的整套档案：此人在越南战争期间强烈反对美国的政策；他推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在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支持阿拉伯人；他在第三世界国家会议上呼吁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他是不是越来越出格了?情报部门得到的另一份报告是两名美国驻伊斯兰堡外交官的对话录音。"这个党完蛋了！他也完蛋了！"其中一个说，指的是我父亲的政府。"先生们，我们的党没有垮掉。"父亲在一次国民议会的讲话中回应，"在为伟大祖国肩负的使命完成之前，这个党是不会垮掉的。"此时，逐渐消退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活动也回落到最低潮。"布托是个印度教徒，布托是个犹太教徒。"他们乱喊乱叫，好像这两种宗教是一回事。真主知道，我父亲只信伊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