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传（上下册）》书评

专访：博伊德 对纳博科夫的热爱和想象

博伊德 对纳博科夫的热爱和想象 访谈者：蝴蝶 米卡《新京报》4/7/2009纳博科夫诞辰110周年，最权威传记引进出版，本报专访作者布赖恩·博伊德出于对纳博科夫的无限热爱，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教授披荆斩棘，以卓越的才情撰就堪与纳博科夫的成就匹配的两卷本传记（《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为读者走进纳博科夫的奇妙世界铺就了一条虽崎岖遍布却也美不胜收的通道。博伊德教授从此与纳博科夫“形影不离，相得益彰”，被誉为最优秀的“纳博科夫爱好者”，最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作者。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990年甫一出版即入选《纽约时报书评》年度选书，2001年在俄罗斯一经推出也是艳惊四座，热议纷纷，今年是纳博科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文版虽说有些姗姗来迟，却也躬逢其盛。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俄罗斯文学学者米卡和蝴蝶与博伊德教授对话，一起回顾关于纳博科夫的种种。 　　■ 《纳博科夫传》纳博科夫式的开头 　　“纳博科夫个人戏剧的每一幕都是在无法逆料的不同背景下上演的。最初是帝俄的小小一角，那是彼得堡独具魅力的地区，革命前的文化给它披上了绮丽的晚霞；从那里驱车两小时，则是一座庄园，一片杉树林，一条河，纳博科夫魂牵梦绕的故园。接着是俄侨阶段，一个‘物质贫困，知识丰饶’的时期，到处是幽闭恐怖症和勾心斗角，还有不可避免的离散。又一个20年，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在那里，他们每逢寒假就得从一个教授家搬到另一个教授家；夏天则是彻底的游牧生活，他们开着汽车，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寻觅着蝴蝶的栖息地，寻觅着《洛丽塔》等小说的灵感。最后重返欧洲，15年里，站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的高处，他俯视着日内瓦湖上的水鸟。 　　随着每一幅背景的改变，那些配角也在发生变化。在彼得堡的一个街角，一个小男孩停了下来，他的父亲正在跟老托尔斯泰聊天；在巴黎，一个瘦瘦的俄国作家正在乔伊斯和匈牙利足球队面前读自己的法语作品。在流亡欧洲时期……” 　　与纳博科夫较量 　　新京报：纳博科夫相信，“一个好的读者势必要同难对付的作家较量一番。不过较量之后会有所收获的。”您与纳博科夫较量的时候感觉如何？较量之后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 　　博伊德：实际上我是在16岁时发现纳博科夫的，此后与他的较量就成了我倍感兴奋的智力活动，只有莎士比亚才这样难以对付。 　　新京报：能否告诉我们，您是怎么被纳博科夫吸引的（或者说，怎么爱上纳博科夫的）？您是否还记得与他初次相逢时“那美妙的一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曾问，“我的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能从纳博科夫译著密密麻麻的针脚中欣喜地看到答案。能否向您提个相似的问题：“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对您意味着什么？ 　　博伊德：曾经出现过一次假的曙光。我父母并不喜欢读书（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辍学了，当时都才14岁），但买下了一个书店，附带一个租借图书室，以维持生计，并让他们唯一爱读书的儿子有书看。我13岁的时候在图书室书架上看到了《洛丽塔》，可能当时正在将顾客归还的图书上架。我知道那本书很“热”，于是偷偷带走读了起来，并把它藏在我的枕头底下（我父母是北爱尔兰长老会教徒，那时是1966年）。我记得，读着读着，我的激动就逐渐消失了，《洛丽塔》不是色情作品。 　　后来才是阳光朗照。我负责处理书店订购的杂志，每周要为固定客户将杂志分类归档，因此其中许多都读过。1969年3月初，我16岁，高中已经到了最后一年，我在整理《时代》杂志，封面故事介绍的是纳博科夫，其时《阿达》刚出版。加框的访谈文字吸引了我，标题是红色的字体：“我从未遇到比我更孤独、更清醒、更疯狂的心灵。”我读着那篇文章，被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切迷住了，我迷恋他说的内容，迷恋他说的方式。因为《阿达》还要几个月才能在新西兰上市，我就跑到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查到纳博科夫最近的小说《微暗的火》，贪婪地读了起来，手不释卷。我根据“前言”中所有相互参照的内容，在几页里就明白金波特自以为他是什么人，他看待赞巴拉多么滑稽古怪。我照每个相互参照阅读下去，读到结尾时，我发现我已经把小说读了三遍，真是陶醉。 　　纳博科夫当然在我心志形成方面有所帮助，因此我也会让那些对纳博科夫来说毫无意义的人来影响我：卡尔·波普尔，弗兰克·扎帕，葛饰北斋，谭盾，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 　　他比博尔赫斯更迷人 　　新京报：请谈谈纳博科夫作为文学老师的独特之处。学生如何评价他？ 　　博伊德：纳博科夫把他的学生训练成读者，他的许多学生都深情地跟我说：“他教会我如何阅读。”许多学者都教育学生成为学究式的文学评论家，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百分之几的人会从事学术批评。但如果作为读者，对文学有某些觉悟，那他将终身受益。 　　新京报：纳博科夫在访谈录中有几次赞许地提到博尔赫斯，认为他是自己所喜欢的同时代作家。日本小说家高桥源一郎曾为他们做过专题比较。不知您是否也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相通之处？ 　　博伊德：纳博科夫一开始阅读博尔赫斯时很兴奋，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正如他那让人难忘的评价所说，门廊很壮观，却没有房屋。两人都是书卷气、哲理化的作家，但我认为，比之于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还创造了更为迷人的人物和故事。他会眺望无限，但他知道我们并不生活在那里。在我看来，最接近纳博科夫的拉美作家是马查多·德·阿西斯。9月份我要在巴西文学院就纳博科夫与马查多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马查多是该学院的首任主席。 　　新京报：正如《文学讲稿》不只是一卷讲稿，《纳博科夫传》也不只是一部传记。它们本身就是出色的艺术品。您是否也从事文学创作呢？诗歌、小说、戏剧？我们可有幸拜读？ 　　博伊德：不，我喜欢传记和批评的写作方式，不过如果我要从事纯粹创造性的工作，我会做一个画家。 　　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 　　新京报：《纳博科夫传》堪称“纳博科夫百科全书”，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么？ 　　博伊德：纳博科夫每个时期的生平都有其特殊的问题。1917年，他家从彼得格勒逃往克里米亚，1919年再次从克里米亚逃往伦敦，必须把几乎所有俄罗斯时期的东西都丢掉。有关纳博科夫头二十年的生活文献，除了他在《说吧，记忆》中提供的以外，都非常难搜集。尤为困难的是，我在苏联做调查研究时，那个国家还没有开放，纳博科夫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作家。我必须要去维拉，纳博科夫的庄园，那就会超出列宁格勒的范围，我这样做是非法的。 　　新京报：可否请您讲一两件作传过程中值得记忆的事情？ 　　博伊德：我记得第一次见薇拉·纳博科夫时，她告诉我，她认为我的博士论文是纳博科夫研究中最出色的成果。批评家们谈论纳博科夫已经差不多六十年了，而我当时才26岁，听到这样的话当然很开心了。六年后，我把传记中的一章《作家纳博科夫》寄给她，她说她一直希望有人能够把他的创作说清楚，现在我把她想说的都说出来了。我的一些阐释也曾引起我们之间愉快的争执。生命的暮年，1991年，她始终将传记第一卷放在床头，每天都要重温，尽管她视力下降，捧书都很吃力。 　　新京报：假使有天时光的流动出现了奇迹，您遇见了纳博科夫，“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您会对他说些什么？ 　　博伊德：我首先会问他别来无恙否，接着会问：“您后来又写过什么吗？读过我关于您的论述么？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附注：因版面篇幅限制，此为删节本）

非典型流亡者纳博科夫

很多作家都不喜欢别人为他作传。奥威尔就在遗嘱中反对其他人为他立传，那是出于一种谨小慎微的自卑感，他总认为自己的一生是一连串失败经历的组合体，不值得后来者书写。而托尔斯泰算是另一个极端例子，他生前就很讨厌别人为他作传，那是一种渗透在骨子里的傲慢，他认为传记作者无法圆满地诠释他高贵的一生，除非他写自传。但自传呢，正如博尔赫斯所言，任何自传都是侧重心理上的，一个作家不谈某些细节甚至比谈论某些细节更具代表性。我掂量着手头的这两本纳博科夫的传记：一本自传性质的《说吧，记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版），另一本由新西兰的著名学者纳博科夫研究权威布赖恩·博伊德著的《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想着博尔赫斯的话，心中觉得妙不可言。熟知纳博科夫的人都知道，他也是讨厌文学传记的，但他的《说吧，记忆》却是一本典型的文学传记，散文大于纪实，抒情大于叙事。纳博科夫对记忆的重构和变形，让这本自传弥漫着一种浓浓的乡愁，深深烙上了他小说书写的独特印记。这个时候读博伊德《纳博科夫传》反而觉得这种平实厚重的风格正好弥补了自传中那部分欲言又止的隐秘的激情。纳博科夫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正如他评价喜欢的诗人普希金，“他实际的身世就像他笔下的一部杰作，时而抒情，时而讽刺，时而悲惨，而他的创作则仿佛是生命的注脚”。《纳博科夫传》把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分为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我们现在先看到的是前者的中文版。当然，严格来说，博伊德的这种区分也是很粗疏的，所谓俄罗斯时期也不过是指的是他的青年时期。纳博科夫1899年生于俄罗斯传统的贵族式家庭，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纳博科夫全家搬离俄国踏上流亡之路的时候，他不过才十八岁。1917年之前，他在俄罗斯的生活无忧无虑，这种快乐的童年也无数次成为他以后写作中明亮的源泉。但在此之后这种生活只能在回忆中逐次展现。因此，确切来说，博伊德传记中的“俄罗斯时期”大多数时候指的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柏林、捷克的布拉格和法国的巴黎等这些异国他乡的生活。1966年，已经名满天下的纳博科夫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这个时期的流亡生活，他说自己是一个“非典型流亡者”。这是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语词。我们不妨从博伊德对纳博科夫早期生活经历的爬梳中慢慢寻找它的蛛丝马迹。1917年他们全家搬到克里米亚，他第一次具有了切实的流亡体验，那是一种与文学性描述无关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与以前的生活一分为二，与之前的恋人切断联系，第一次领受到流亡中的思念之苦。那是一种失去之痛，是一种被过去放逐的绝望之痛。那种流亡的体验已经脱离了普希金诗歌描述中的流亡之痛——他曾称普希金是“永恒流亡者最光辉的榜样”——而是属于纳博科夫自身的独有的体验，“这是在他的艺术构思和不可逆料的生活动荡之间不断展开的和谐：无法预料的革命未来，无法重返的维拉往日，个体生命在时间中的诗性和谐”。1925年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完成，他在后来的英译本前言中说这是“一部流亡生活的小说”。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从这本书的内容看显然是一本回忆过去情人的小说，怎么会和流亡生活产生联系？小说中又是如何诠释这种不一样的流亡生活？答案是通过回忆，或者说通过对以往情人生活的回忆。纳博科夫甚至说过《玛丽》是他挥之不去的怀乡梦。主人公对情人的回忆和渴望是流亡者之梦的形象化，是对重新回归记忆中幸福的俄罗斯的向往。而在这种愈是回忆愈是美好的生活的背后却是当时纳博科夫新婚夫妇困窘不堪的生活现状。博伊德在《流亡生活场景》这一章的开篇即说：“对纳博科夫夫妇来说，流亡就是不停地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在我看来，这就是纳博科夫所说的“非典型流亡者”的真实情境：一种具体的、真实的、不停歇的、无奈的、困窘的生活现状与在回忆中明亮的、色彩斑斓的、幸福的、丰满的、清晰的记忆对照。这种生活的体验在纳博科夫以后的写作中无数次的呈现，并最终形成他独特的文体特征。他的小说善于运用抒情的笔法、明亮的句子书写一个个阴郁、幽暗、孤独和疯狂的人物，那种怪异的精致，邪异的优雅，让人觉察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美。博伊德概括说，在一个极简主义艺术勃兴的时代，纳博科夫是一个极繁主义者。这种“繁”不是单纯的杂乱无序，而是丝丝入扣，密不透风。那是一种假装的繁乱，一种绵密紧致的繁乱，一种艰难制造出的繁乱，是用智慧方能达到的繁乱，归根结底是一种“繁乱之美”。回到流亡的问题。既然纳博科夫自称是一个非典型流亡者，那怎么才算是典型的流亡者？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因为俄国国内的革命，大批俄国难民开始流亡，大多数流亡者都聚集在巴黎、柏林和布拉格等地。那时候的柏林和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几乎每个有名的俄罗斯作家，流亡者和非流亡者都曾在这些地方逗留或生活过。纳博科夫本来也是流亡作家中的一员，但他自小接受的那种对集体或政治生活的不信任，让他远离了这个中心。他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派系就是孤独，远离流亡者组织的文学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流亡评论家”的批评。他们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对形式过于关注，反而无视了内容，缺乏深度，而且缺少一种“流亡生活的绝望，现代灵魂的苦痛”。在他们看来，典型的流亡者要摒弃自我的生活，进入更高层次的书写，或者说融入一种集体的对流亡苦痛的诉说，甚至上升至对国内混乱政治的控诉。而纳博科夫却只是关注一个个句子，迷恋一个个细节的营造，痴迷于时间和回忆的变形，只是关心自我意识领域的开拓，从没有考虑过流亡的观念问题，也无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而纳博科夫对这种所谓的专注于概念化和形而上的“典型流亡者”作出的反驳和答复就是称自己是一个“非典型流亡者”：“我对有关‘当今时代’、‘焦虑’、‘宗教复兴’的论调或带有‘战后’一词的任何句子都无法忍受……在这种观念中，我感到的只是同样的群居本能。”因此，成为一个非典型流亡者，即是说：“我在写我的小说。我不看报。”也许，该是我对博伊德的这部传记表示敬意的时刻了。对纳博科夫这样的总是专注于自我内心的作家而言，给他作传意味着更大的难度：你不仅仅要小心翼翼地处理好现实生活的世界和他文学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同样细腻敏感的心灵，才能体味出纳博科夫那个独特的文学世界与背后隐秘的流亡生活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说，博伊德的这部著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传记书写。它是一部美妙的作品，甚至可以达到与纳博科夫一生同样精彩的程度。思郁2009-8-30书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上、下），【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66.00元

挺棒的一本书

＜纳博科夫传＞无疑是一把进入纳博科夫幽灵的钥匙。对深入纳氏伟大的俄罗斯人格以及镶嵌（对了，还是用融入两个字吧）了伟大的的俄罗斯人格的具有上帝光芒的文字提供了一条光线微弱的道路。纳氏的文字在无限的透明的背后或者侧面有着无数的命运、分歧以及患难，太多的头绪与线索让纳氏的文字更加蒙胧、模糊、不着边际；但进行深入的工作之后，你能看出那个命运飘零的“流亡者”以及他所承载的具有伟大母性的国度在时间与空间的断裂中显现的深刻和悲戕。他不愧是“上帝本人的作家”。

爱与艺术：走近纳博科夫

“洛丽塔”号飓风席卷全美的那一年，众人皆知“洛丽塔的创造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由于此前寂寂无名，许多人以为56岁的纳博科夫是个大器晚成的异国作家；又因题材出位的《洛丽塔》被误认作“色情文学”，在另外许多人看来，他必然是个老不正经的色情狂。两年后，他借《普宁》向美国读者重新介绍了自己：一位有着流亡伤痛的俄罗斯老作家。《微暗之火》横空出世，一众专家学者大呼头痛，作家、批评家纷纷致以崇高敬意，“色情作家”的误认就此平息。让人扼腕的是，这个倔老头投入了一桩令众多粉丝百思不得其解的浩大工程——耗时14年，将薄薄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注成四卷本英文巨作——因为这个堂吉诃德式的疯狂举动，他与挚友埃德蒙•威尔逊分道扬镳，一段文坛佳话就此终止。回过头来看看流亡欧洲的纳博科夫：侨居柏林15年，声称不曾读过卡夫卡，德语水平只限于在超市买香肠。对一个能够用俄英法三种语言自由写作的语言天才来说，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以置信的，说到底，就是纳博科夫对自己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的身份的坚持。他在《说吧，记忆》里说，为了保证自己从俄国抢救出来的最后财富——俄语——不流失，在剑桥，他如教徒抄经一般每天抄写俄语词典；在柏林，他拒绝学习德语——那种“难听的语言”。60年代，旅居瑞士的纳博科夫陆续将前半生的俄语作品译成英文，将后半生的英文作品译成俄语。直到他辞世后，俄罗斯才首次出版了他的作品，那些指责他“毫无俄罗斯骨血”的批评家们开始用“浸透着俄罗斯骨血的一生”为他定名。在欧美，这位“谜一般的后现代作家”的俄语著作也陆续受到重视，人们纷纷向他的流亡岁月投去目光，希图从中寻找一个“真实”的纳博科夫。“谁能想到全世界最杰出的纳博科夫专家会是个新西兰人（Kiwi）？”一位Nabokovian 代表所有纳迷发出惊叹。1990至1991年，两卷本纳氏评传《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与《纳博科夫：美国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American Years）重磅出击（的确卷帙浩繁），新西兰学者Brain Boyd让人惊艳。熟悉纳博科夫的读者都知道，纳博科夫本人很看重“传记文学”，对这个文类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最好的俄语小说《天资》，其中就包含主人公为自己的父亲和叱咤苏俄文坛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的传记；首部英文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专门戏拟传记文学，对头脑平庸、自作聪明的传记作家大加嘲讽；1947年，他写了传记作品《果戈里》，以果戈里的死开始，以果戈里的出生结束，不落俗套；《洛丽塔》，望文生义，应为洛丽塔别传，实乃亨伯特恶人自辩；《微暗之火》看似他传，实则填充着金波特的自传；《阿达》的副标题就是“一部家族编年史”；《看那些小丑！》又是对自传的滑稽模仿；自传式回忆录《说吧，记忆》标新立异，对传统的“自传”这种以账目表形式进行自我塑造的文类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坊间流传一种说法：自传不妨看作他传，他传往往就是自传，屡试不爽。但对纳博科夫这样一个自觉意识异常强大的作家来说，这种倾向只出现在他的小说当中，作为讽刺对象存在。现实中，美国人Andrew Field不幸成了反面教材。他的纳氏传记《纳博科夫的生活与艺术》前后耗时十余年，却充斥着大量知识与材料错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的心理分析，最终只赚得读者的声讨和作家的绝交。给纳博科夫作传，容易吗？Boyd是个骨灰级的Nabokovian，也是个聪明的传记作家。且看他的《俄罗斯时期》怎么开场：“纳博科夫个人戏剧的每一幕都是在无法逆料的不同背景下上演的。最初是帝俄的小小一角，那是圣彼得堡独具魅力的地区，革命前的文化给它披上了绮丽的晚霞；从那里驱车两小时，则是一座庄园，一片杉树林，一条河，纳博科夫魂牵梦绕的故园。接着是俄侨阶段，一个‘物质贫困，知识丰饶’的时期，到处是幽闭恐怖症和勾心斗角，还有不可避免的离散。又一个20年，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在那里，他们每逢寒假就得从一个教授家搬到另一个教授家；夏天则是彻底的游牧生活，他们开着汽车，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寻觅着蝴蝶的栖息地，寻觅着《洛丽塔》等小说的灵感。最后重返欧洲，15年里，站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的高处，他俯视着日内瓦湖上的水鸟。随着每一幅背景的改变，那些配角也在发生变化。在彼得堡的一个街角，一个小男孩停了下来，他的父亲正在跟老托尔斯泰聊天；在巴黎，一个瘦瘦的俄国作家正在乔伊斯和匈牙利足球队面前读自己的法语作品。在流亡欧洲时期……”乌拉！纳迷们有福了！如果纳博科夫为自己写一部传记的话，兴许也会这样开头吧。往下看，谈到《天资》，作者这样说：“它是一则温柔的爱情故事，一幅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一本关于社会环境的精确记录，一趟想象生动的旅行，半书架的传记、乡愁、颂文、悲剧、辩论。《天资》是所有这一切，又不止是这一切。”同样，Boyd这部书也是所有这一切。纳迷们从中看出一位大师的成长史，一部纳氏宝典；历史爱好者从中读出一部二十世纪战争史和风俗史；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读到的是流亡文学圈中实况，各路大师剪影；蝶类爱好者读出欧亚大陆上的鳞翅目昆虫报告；至于文坛八卦爱好者，一定可以从中搜寻到不少风流韵事，小三插足，一个纠结的丈夫，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终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对于Boyd本人，这又是半书架的传记；他深入传主灵魂，诉说他的乡愁，写出大师的颂文，刻写他个人命运的悲剧；对大师的崇奉并未对他的独立判断造成伤害，纳博科夫锻炼了他的心智，丰富了他的感知，他在假想中，与之辩论……然而又不止是这一切。纳博科夫的流亡人生本身，就是整个二十世纪风云变迁的真实写照和详细注脚，Boyd刻画一幕幕流亡生活场景，却无意渲染挖掘历史跌宕对其人其文的影响，而是将功夫用在了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所一再强调的文本细读上，这也是此书被称为“你能想象到的最理想的传记”的原因。纳博科夫一生都在流亡，又兼具鳞翅目昆虫学家的身份，足迹遍及全球。Boyd追随作家足迹，几乎走遍了纳氏所有的居住地——要知道，纳博科夫可是个一辈子提着旅行箱和折叠浴缸走天下的人。身为异邦人，Boyd对世界文学了如指掌，对俄罗斯文学与流亡文学耳熟能详。学者的深邃与严谨，丰盈详实的资料，加上精致透辟的细读，将所有悬而未决的阅读谜题一一化解。二十年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传记”这样一个别扭的文类，成为一部Nabokovian们无法绕行的“纳博科夫全功略”。然而又不止于此。“在故事的每一步进展下，不是水泥一样厚厚的事实，而是这里那里布满一颗颗尖利的石子，灵魂在上面颠簸不止。”纳博科夫对传记作者的告诫，Boyd记在心头。在他笔下，纳博科夫的一生变成一部“花样”（patent）叠现的小说，一场精心设计的棋局。作为一名非典型性学者，Boyd对掉书袋和玩弄花哨名词不感兴趣，其行文运思深得纳博科夫神髓，两卷本板砖样大部头一气啃完，唇齿间流溢的是活色生香，只恨无法餍足，饕餮有罪。要为心中的大师作传，即使热爱到极致，也无法改变头脑的愚顽。马克思•勃罗德为卡夫卡写作的传记就是佳例——“一个人可以如此爱一个人，却又如此不懂他！”（昆德拉语）在《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纳博科夫告诉我们，除了热爱，仅仅懂得也是不够的。要为作家立传，首先得找到作家独有的风格——思维的风格，看世界的方式，构型的风格，行文的风格，修辞的风格。你得径直走进他的灵魂，成为他本身。之后，你用他的方式去写作。至此，“真实”的传记方才成为可能。不单传记如此，这也是一切写作艺术的前提。Boyd显然深谙此道，难怪此书一出，八面玲珑，无论口味刁钻的纳迷，还是潜心多年的俄罗斯学者、美国论家，亦或对纳博科夫一知半解的普通读者，都对Boyd大为叹服。就连强势又挑剔的纳氏妻小，也因作者的惊艳表现而对其对纳氏家庭隐私的泄露抱以大度的微笑。纳博科夫自称是个非典型性流亡者。他从来不是典型的俄罗斯作家，在流亡文学圈中，始终是只骄傲的孤鹰。除了霍达谢维奇等极少数知音，以及作品朗诵会上“成千名妇女”（纳氏年轻时是个健壮高挑的帅哥，还在刚刚兴起的电影中客串过演员），他独辟蹊径的写作方式和对道德宗教的疏离，总是让他倍受指责。他被阿达莫维奇及其同党指责为“没有灵魂的写作机器”，玩弄的不过是法国人玩剩下的花招。前辈蒲宁虽然承认年轻的西林以一部《防守》将包括他在内的老一辈“全部干掉”，仍然不满他背叛俄罗斯传统，预言他“会在孤独和绝望中痛苦地死去”。女诗人吉皮乌斯厌恶纳博科夫，从他15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起，便坚守“纳博科夫是个毫无文学前途的平庸之辈”的论断。在美国，年过半百的纳博科夫声名鹊起，他说自己是个“美国作家”，因为只有在美国，他才找到了与之比肩的谈话对手，遇到了最理解他的人。而美国人却认为他是个古怪的俄罗斯作家，他的英语文体极端繁复，是美国人前所未见。谈及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是“一片大西洋上空的羽毛”，不属于任何一个界限分明的大洲。时至今日，人们称纳博科夫为“世界作家”。的确，伟大的作家是没有国籍的，最理解莎士比亚的人也许是一名伊斯兰木匠。像Boyd这样一位新西兰学者，写出迄今最权威的一部纳氏评传，实在不是意外。众所周知，纳博科夫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生活被现代历史严重扭曲，背井离乡，阮囊空空，父母弟妹惨死，却声称对政治、思想、道德一概不感兴趣，惟有审美狂喜才值得追求，风格与结构才是精华。纳博科夫是个唯美主义者吗？Boyd对这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他笔下的纳博科夫，非但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残酷审美家，而是个“为生活而艺术”的乐观者。纳博科夫的文体风格和他的思维风格一样，极端繁复，是极简主义时代中的极繁主义者。在他，艺术需要的是“好奇”，是对世间一切脆弱生灵的温柔和对事物基本的善的信任。他善于越过那些陈词滥调的劣币，抓取被常人忽视的“微小不言之物”，细节之上再加上细节，色彩之上再加上色彩，涂抹出一个奇异的世界，并提醒我们，世界之外还有世界。对纳博科夫来说，自然的缔造者是个最伟大的艺术家，是所有值得艺术家效仿的唯一对象，他的毕生作品都旨在发现自然与命运的密码，用想象力创造一个可与之抗衡的新世界。对于灵魂的孤独，他找到了爱来克服；对于不可挽回的时间的流逝，他找到了穿越时空的艺术。爱与艺术，是纳博科夫生命的关键词，两厢结合，就是最伟大的天资。在写作《天资》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他明白了，惨淡的命运不过是伟大的天资向生活索要的高昂价码。他因此原谅了一切，并感到无上幸福。时间之狱和自我之局限，这是纳博科夫所有小说想要揭示给我们的。他借小说人物发出忠告：“哦，请对我起誓，将信任带到梦里头，仅仅相信幻想，决不要让你的灵魂在牢房里生锈，也不要伸开手臂说：一堵石墙。” Boyd紧扣这一点，对纳博科夫所有长中短篇小说、诗剧、长诗、书信、笔记和未完成的作品一一做出解读。当我们读到“想象推动着世界，当厚底靴试图踩灭心灵的自由游戏时，他将他们脚下那坚固的地板变成了光滑的魔毯”这样的语句时，已经分不清说话的人是Boyd还是纳博科夫。纳博科夫虽声言对政治不感兴趣，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他比任何一个流亡作家更能反映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的磨难。为什么他总是说些惊世骇俗的“坚决的意见 ”，惹人生厌，却不像其他流亡作家将伤口示人？Boyd说，纳博科夫始终是个孤独的人，幼年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方式让他拥有无以伦比的自信，他的性格中有种坚定不移的个性主义。“他不容许他的鉴赏趣味或坚决的意见受到时代的调和，他讨厌集团、一般化和各种陈规惯习，讨厌独特和独立之外的一切东西。”父亲被暗杀，对纳博科夫的打击如五雷轰顶。然而，从父亲那里习得的对悲哀的克制和天性的从容乐观让他很快释然。对他来说，公开展示的痛苦是庸俗的，独自咀嚼的心头之痛才是无欺的情感。他写了一部诗剧，叫做《死》。结尾处，死去的父亲留在了光线中，他不曾消失，而是得到了永生。他写《斩首的邀请》，反讽死刑制度，并让主人公撕开了荒谬的现实，逃到一个更真实更温柔的世界。他写《毁灭的暴君》，用小丑的笑声击败暴虐的独裁者。多年后，它变成了《庶出的标志》，以更加复杂的形式鞭挞暴政的残酷。《云，城堡，湖》的主人公甚至请求死神把他带走，因为“他无力属于人类”这个残暴的种族；《普宁》中，他让主人公回忆被纳粹注射毒剂而死的初恋情人，深情地记取“那双眼睛，那个微笑”，读之令人心碎。他喜欢让笔下人物去玩味审美的极乐，去写作，然而所有疯人艺术家，都因其对他人意志的凌虐和对他人痛苦的无察，受到了作者最严酷的惩罚。对纳博科夫来说，政治的残酷归根到底是人类愚蠢本性中的残酷，对于残酷造成的恶果，过度的悲伤是另一种恶，对痛苦的公开展示则要么是不真实的，要么是示弱的表现。对于残酷与道德，他只认可一种高贵的表达方式：将其深埋在艺术美的纹理深处，淡到几不可见。即使冲淡至此，Boyd还是看得清楚。在《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的中译本序言中，Boyd转述了赫鲁晓娃 在中国的见闻：纳博科夫“在北京和上海享有通俗文化明星一般的地位”，颇为惊讶。事实上，中国的Nabokovian对纳博科夫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在《天资》中，纳博科夫让主人公的父亲踏遍天山、戈壁、长江上游、拉萨、阿尔金山和塔克拉玛干，寻找蝴蝶的踪迹。我相信，随着Boyd的到来，中国 Nabokovian定会豁然开朗，将追随那只俄罗斯蝴蝶的脚步踏向更深远处。2009/5/25《文景》2009，7、8月合刊

好书

对纳博科夫欧洲时期的生活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对纳博科夫前期作品的评析也很到位。对理解纳博科夫的作品很有帮助。看过《说吧，记忆》后，发现很多情节都是从其中来的。

捕捉一只叫做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蝴蝶

在我想象中，如果纳博科夫在生时读到布莱恩·博伊德所撰的这本传记，大概他会在之后的某本小说序言里，轻缓又俏皮的拿这本书开个玩笑。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厌恶诠释，拒绝精神分析，对陈腐的考据学白眼以对（所以《微暗的火》，他最好的小说，就是对神经过敏考据家的一次完美反讽）。他的小说中，那些似曾相识的段落，其实都属陷阱：你发现了一只似曾相识的蝴蝶，走近端详，却发现似是而非。这是纳博科夫的喜好之一：他的世界里，生活和小说的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着，但却百转千回。他在这两者之间设置了一组棱镜，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之余，却又让你无从一一去推延考证。因此，用卢仁、亨伯特或是费奥多尔，无论任何一个主角去推量纳博科夫自己，都会被他回以恶作剧般的微笑吧。但是布莱恩·博伊德，还是决定伸手去捕捉这只翻飞不定的蝴蝶了。博伊德在某几点上态度明确：他没有在纳博科夫的文字世界里偷懒酣睡；他了解蝴蝶翩舞的个性，于是回溯到更远之前的往昔——那些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偶尔模糊、有时简略的记忆，博伊德却去做了一一的翻检。纳博科夫厌恶牵强附会异想天开的考证，但他自己又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至少在两种场合：翻译《叶夫盖尼·奥涅金》时，研究蝴蝶时。博伊德的精神类似：他追溯、堆积了足够多的事实，以至于会让人感觉枯燥——如果你不是纳博科夫的忠实读者的话。读这本书，尤其是上卷，会给人一种快感，类似于读小说的前传。随便一部系列小说，读前传都比读续集有趣。因为续集无非承延，前传则是对原作真相的扩延。你会在某些断点获取快乐，比如“噢，原来他后来如此如此是因为他曾经有这般这般的经历”，或者“嗯，这里似乎隐藏了一个很深的伏笔，在原作中哪个段落会发挥作用”。博伊德，在他的上卷中很少做结论，只是大量陈列事实。而作为读者的你，会很自然的感觉到“噢，这一段似乎暗示着纳博科夫某小说的某场景哟”之类。博伊德的细致与谨慎，使这本书像一张抖开缓慢但网眼极细的捕蝶网，一点点的逼近纳博科夫幻影迷离的小说世界。读这本书，有时会让你觉得幻影重重。《洛丽塔》、《天赋》和《防守》似乎在交替出现。如你所知，纳博科夫的许多小说都是从小开始叙述，半真半假掩映着少年学校生活、象棋、蝴蝶、诗歌、彩色铅笔、橙汁这些意象。而这本传记中多出来的，是一些宏观背景。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童年是由主角眼睛所窥见的世界，而传记则提了更多的东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旁白提及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以及纳博科夫的父亲。一个大师如何逐渐成长（这个词不很合适）到某种状态？库切《彼得堡的大师》将陀斯妥耶夫斯基推到了那苦涩的结尾。纳博科夫自己，时常半戏噱的描写某个主角的制造指南——他们大多拥有斑斓又舒适的童年，好静内向的个性，以及流亡生活。《防守》里，父亲的形象很迂腐；《洛丽塔》中，父亲的形象几乎虚无。他也很少谈到勃洛克及其引领的抒情诗时代，对他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在这本传记中，他父亲的经历之详细，足以让人理解纳博科夫对政治、宣言和俄罗斯大地的情感。有些科学家信奉大量数据说明真理；如果数据得出的结论与事实相违背，那么就是数据还不够丰足或公式有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博伊德是个合格的传记作者，虽然不够浪漫但有科学精神。当纳博科夫那些或明晰或模糊的历史被博伊德考证列举之后，他的一切都似乎更好理解了：他对诗歌的矛盾态度，他对陀斯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他的自负，他对文体的看法，他小说中出现的海滩、安娜贝尔、长途火车、初恋、柏林侨民、费奥多尔和蝴蝶，一切都似乎有了因果。最后，你也可以更好的理解《洛丽塔》结尾处对俄语的评价，以及他《天赋》开头那句引言——以及，写完《天赋》之后，他便与俄语与欧洲挥别时的感情：玫瑰是一种花，橡树是一种树，鹿是一种野兽，麻雀是一种鸟。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俄罗斯语文教科书》

一曲桃花水 ——我看《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的译笔

稼轩的高歌有桃花水相和；《毛传》有郑玄作注；纳博科夫不再孤独，当他等来了博伊德；纳博科夫和博伊德有福了，当他们遇见刘佳林这样的译者。新西兰学者博伊德的两本纳博科夫传是当代极具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他较为完整地研究了纳博科夫的生平、思想与创作。作者全面深入地研究甚至细致到了纳博科夫小说的“括号现象”。他如此表述：“在《天资》中，纳博科夫为费奥多尔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几乎每个蜿蜒的句子都会鼓出一些括号，仿佛一条蛇吞噬了过多胖乎乎、难以抗拒的老鼠后变得慵懒一样。句子伸展着去容纳它们那丰富的猎物，那是无穷世界的脱缰之马和零星之美。”表述不仅精确，而且很美。外国作者的文笔能够显现在我国读者眼前，这当然离不开译者的努力。不敢想象，这段名灿灿的文字若是落在平庸的译者手里，是否还能光彩依旧。如今蹩脚译文满天飞，带着非驴非马的怪味，对嗅觉灵敏的读者打击尤其严重，堪比战国时期的滚滚硝烟。而刘佳林老师的译文却像世外桃源，我们有幸逃了进去。翻开这本《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方块的“汉字”，更是地道的“中文”。 你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夏夜炎炎，星光闪烁，海上跳跃着点点粼光，沙滩酒会的气氛渐浓，姑娘们轻纱薄袖，步态款款，玉臂摇摇”；“仿佛关山阻隔又给了他诉说的权利。他体味着心头的潮起潮落，吟哦着田间的朝晖夕阴”；“与此同时，由诸殊相构成的独特复合体又成为稍纵即逝、吹弹得破的瞬间”；“花园里花翻柳笑让他感到舒畅”；“马丁完全淡入小说的风景之中，但他的消失标志着他儿时梦想的实现”……“轻纱薄袖，步态款款，玉臂摇摇”、“关山阻隔”、“吟哦”、“花翻柳笑”，还有一个“淡入”，是否会让你产生正在阅读古籍的错觉？“翻译腔”的指责离这样的译文自然非常遥远。如果你说单看母语功底还不够，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评估。传记里引用了不少纳博科夫的文字，给翻译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纳博科夫是有名的文体大师，文字游戏随处可见，这大大愉悦了能用原文阅读的读者，也无意中挑战了任重道远的译者。要成功地翻译文字游戏，传达出作者的每一寸微妙用心，精通原语和译语是前提，此外，还需要活跃的想象力和宝贵的“灵感的一击”。下面是传记中引用的一段纳博科夫小说《天资》的译文：那个地址你随手写了若干遍，丝毫不爽，可突然你有些犹豫，你仔细注视它，你发现无法肯定，它似乎不那么熟悉——真奇怪……你知道，就像看一个简单的单词，比如“天花板”，看着看着就像“干花板”或“天化板”，直到最后变得彻底陌生、野蛮，比如“大花阪”、“天笔返”。我想，总有一天整个生活也会这样的。英文版本里这几个词分别是，“ｃｅｉｌｉｎｇ”；“ｓｅａｉｎｇ”，“ｓｅａ－ｌｉｎｇ”；“ｉｃｅｌｉｎｇ”，“ｉｎｇｌｉｃｅ”，它们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普通词汇，是叙述者确实想表达的词；第二、第三是与第一形似的词，有着似是而非的意义，基本可以辨认；而最后两个则是彻底不存在的词。为了达到与原文等值的效果，译者需要制造这样的效果：使得第二、第三像是两眼昏花时看见的第一个词（不用说，第一个词可以直译），它们属于视觉上的细微偏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种虽然别扭却勉强可以形成的含义，而第四、第五个词就需要“变得彻底陌生、野蛮”、变成真正的天书，让人彻底不知所云。这个问题颇费思量。可译者办到了。再看一例。也是翻译传记里引用的《天资》。小说最后一段实际上是一首诗歌，由严整的“奥涅金诗节”写成。“奥涅金诗节”源自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每个诗节由十四行诗组成，包括三组四句诗和结尾的一组两句诗。在三组四句诗中，分别使用交叉韵、毗邻韵和环抱韵（即ａｂａｂ，ｃｃｄｄ，ｅｆｆｅ），最后一组两句诗押韵（ｇｇ）。我们一起来看，智慧的译者是怎样令人惊叹地展现作者的智慧：别了，我的书！像凡人的眼睛，想象之眼终有合上的那一天。奥涅金会起身——可他的创造者已走远。不过耳朵暂不能作别音乐，去听凭故事消逝；命运之弦将继续震颤；没有什么可以妨碍圣者存在，尽管我已收尾：我世界的影子会越过书页之外，如明晨的雾霭一般蔚蓝——这也不是收篇。译文的韵脚是：ｅｎ，ａｎ，ｅｎ，ａｎ；ｅｎｇ，ｉｎｇ，ａｎ，ａｎ；ａｉ，ｅｉ，ｕｉ，ａｉ；ａｎ，ａｎ。虽然有两对韵脚（ｅｎｇ，ｉｎｇ；ｅi，ｕｉ）不算严韵，但终归瑕不掩瑜。笔者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原因（熟知俄罗斯文学？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让译者留意到“奥涅金诗节”的特点，但无论哪个原因都好，它们之所以奏效的根源就只有一个——爱。苏联文论家巴赫金发现，只有当一个人怀着审美之爱去进行艺术创造，他才会在常人匆匆路过的地方放慢脚步，捕捉到别人视而不见的、那缕暗暗闪亮的微妙之光。刘佳林的“一曲桃花水”穿越时空，与纳博科夫和博伊德遥相应和。虽然纳博科夫说谁也别想窥见他的个人生活，并毫不客气地否定了他的传记作者，但相信有了博伊德与刘佳林这样的知音，他必是喜闻《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这曲高山流水的。恍闻老纳曰：一日忽逢刘佳林，翻译博伊德，中无杂物，文笔优美，妙语连珠。老朽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文。《深圳晚报》6/29

作为孩子的纳博科夫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评论狄更斯的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认为每个伟大作家的体内都生活着一个孩子，他们就是用小孩子的眼光来观看他们书写的世界的。纳博科夫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说吧，记忆》一书中写道：“童年饱含着成熟创造力的主要成分”。如果我们将他的童年与后来的作品相互观照，就会发现纳博科夫所言非虚。换一种说法，我们也许可以说作为孩子的纳博科夫一直没有死去，一直存活在他的作品中。在《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中，博伊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和时代。他以编年史家的方式搜罗非常详尽的资料，同时又以文学家的诗意笔法，记录、阐释了从沙皇回光返照的时代开始，到1940年纳博科夫搭船前往美国定居这段时间，纳博科夫的家族变迁，以及他的童年和流亡生涯。跟格林、纳博科夫一样，博伊德相信“成年所有的标志都可以透过童年的蛹看出来的”。在描述纳博科夫的童年时，他告诉我们不仅纳博科夫对语言的迷恋，通感、联想等想象的能力，记忆的天赋，而且在他后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观点和意象都可以在童年找到起点。纳博科夫的童年生活很有规律。冬天和早春在彼得堡，夏天在维拉，秋天为了躲避潮湿和雾气，则去南欧沿海。而对纳博科夫来说，夏天时最幸福的。在维拉的幸福生活，对纳博科夫影响巨大。纳博科夫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地用语言的魔法召唤着维拉。“《玛丽》、《防守》和《天赋》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维拉和周边地区的景色搬了小说，《阿达》虽然是透过反地球的想象的棱镜来看待一切，但它关注的是一年中的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点。”美好的维拉也因此成了一个无法触及但却历历在目的乡愁圣地。除了维拉，纳博科夫对蝴蝶也情有独钟。除了小说家、诗人之外，他的另一身份便是鳞翅目昆虫学家。在他早期的诗集封面上就有用墨汁画的蝴蝶，而在客厅、卧室里也到处可见蝴蝶插图和标本。但这种爱好在他早年就开始了。纳博科夫七岁发现了蝴蝶，到九岁时就完全掌握了欧洲所有鳞翅目昆虫。博伊德认为，对蝴蝶的发现以及发现的快乐也传给了他的小说创作，影响了他的创作观。“从蝴蝶他认识到不能把世界视为理所当然，它比看上去更为真实也更为神秘，因此他要使自己的世界能够与这个世界相媲美。”而他的作品也证明，他确实绘制了这样奇妙的天地，其间的一草一木都由他命名，并且同样深入到了事物的核心，唤醒了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神秘感知。流亡是纳博科夫青年时期生活的主题，他在流亡欧洲的途中写了8个长篇，50多个短篇。实际上，在之前的童年时代，纳博科夫已经体验到了流亡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愁滋味。1904年，纳博科夫才五岁，他父亲的政治活动在朋友亲戚之间激起了不满，于是一家人来到了阿巴齐亚，一个对纳博科夫来说很遥远的地方。当时他就常常趴在床上，用食指在枕头上胡乱画着维拉的房子，那难以言语的、乡愁中的“家”的形象。童年的消逝几乎是了无痕迹的，不过博伊德却抓住那个临界点。1910年秋冬，纳博科夫的童年慢慢接近尾声，“一个独特的成年人即将出现”。那时，纳博科夫正在柏林矫正牙齿，在寒冷的季节倾慕于一个在旱冰场溜冰的美国女孩，但发现她是舞女之后又大失所望。他开始每天光顾蝴蝶商店，订购蝴蝶标本，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并且隐约地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成为一个流亡者，思念着遥远、悲伤、挥之不去的俄罗斯。

小记一下

为什么纳博科夫那么讨厌佛洛依德的学说呢？那是因为他讨厌所谓的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数量繁多的就是阐释本身。阐释成为了人类最为极权的精致的玻璃装饰，成为了众多误读的改写。在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中说道：【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即马克思和佛洛依德的学说，实际上不外乎是精心谋划的阐释学体系，是侵犯性的，不虔敬的阐释理论。用佛洛依德的话说，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必须被推倒在一边，以求发现表面之下的真正意义——潜在的意义。………这些事件只不过看起来可以理解摆了。实际上，若不对它们进行阐释，它们就没有意义。去理解就是去阐释。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当然，阐释本身就是一个驳论。几乎是没有好的与坏的，对的与错的。而是阐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于文本表面内容的误读，深层的意义，可能作家是将其埋入文本深处，但这时作家本身对于文本接触产生出反应，这种反应是一种暂时的，不带有意向性的。因为小说的技巧，对于我来说，小说的种种细节都是为了小说本身而服务。不是作家生活注释了小说，不是小说注释了生活。传记作者通过注释作家生活，注释了作家的作品，再来互相反应。通过反应注释了自己本身。可能连纳博科夫也嘲笑起来“我不可能告诉你们真实，只告诉你们想要的。”纳博科夫传可能是阐释体系中对纳博科夫最为侵犯性的调戏。不过，纳博科夫早就预知到了这一永恒的审判。

寻找纳博科夫的正确方法

给大师立传，是个冒险的活儿。看看马克斯•勃罗德吧。对于他对卡夫卡大师做的一切，昆德拉代表作家向传记作者、评论家、普通读者喊出心声：天哪，一个人竟可以如此爱一个人，却又如此不懂他！！！又如：海明威的风格越是简约，他的评论者就越是罗嗦。“被背叛的遗嘱”这个血淋淋阴惨惨的控诉，就献给这些不受欢迎的好事者。关于书的书，后一个书总不如前一个好，正如林黛玉的扮演者总是各有各的丑。给大师画像？首先得是与之比肩的大师才行。是谁这么想不开？胆敢为纳博科夫立传？想想可怜的安德鲁•费尔德吧。为了向心中的大师致敬，费先生人生的好时光耗了大半，却不幸生得一副愚顽头脑，只赚得大师追着喊打。有个叫做布莱恩•博伊德的新西兰人，就做了这么一件冒险事儿。历时十年，循着纳博科夫跨越整个北半球的足迹，怀揣作家作品中所有的小细节小鬼魂小谜语，写了一部两卷本的大书：《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美国时期》。意外的是，几十年来，无论普通读者、学者论家，还是纳氏之妻之子，都对这部书称赞有加。它已经成为读者们绕不开的一部“纳博科夫全攻略”或“纳氏宝典”。从文体复杂莫测如万花筒的纳博科夫出版第一本诗集算起，纳氏评论史已经度过了近一个世纪。时至今日，“Nabokovian”（纳博科夫爱好者，或纳博科夫研究者）已经像“红学”“莎学”一般，成为一个固定词汇。而在中国，据Nabokovian之一、赫鲁晓夫的孙女赫鲁晓娃说，纳博科夫在“北京和上海享有通俗文化明星一般的地位”。资深点的读者知道他是玩弄戏法和读者的文体大师，陌生点的读者只知洛丽塔，但几乎所有没读过纳博科夫的人都晓得“小萝莉”是什么。在我国一部分读者还在用“情色大师”、“异色作家”来指称纳博科夫，另一部分读者还在为他小说中那些云遮雾罩的叙事罗网晕头转向的时候，西方的Nabokovian们已经在正襟危坐地交流纳博科夫教给他们的一切。厄普代克、格林、库切、帕慕克、大江健三郎、波德里亚……文坛巨匠群中，纳博科夫的感恩者和致敬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大师对大师的解读往往掺杂着误读和夫子自道，而学者们做算术题一般条分缕析的路数又让普通读者敬而远之，更何况，以一副愚顽头脑贻笑大方者，这个世界多的是。博伊德站在何处？《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的中译本终于姗姗来迟。它从纳氏的家族历史与完美的童年写起，到一家人踏上美利坚国土前一刻结束，在时间段上与纳氏唯一一部自传回忆录《说吧，记忆》刚好重合。纳博科夫虚实相间欲与还休的记忆不曾说出的，博伊德替他说了下去。纳博科夫的读者们不曾读懂的，博伊德替他们读了出来。在这部书中，他重拾纳氏抖落的回忆线头，通过无数次对纳氏亲人朋友的采访，对其所有居住地的实地考察，以及对迄今未公开的作家私人档案材料的查阅，精确复制了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克里米亚、柏林、巴黎的生活场景，并在文本细读上做足功夫，发掘其创作中包含的哲学、道德与美学内涵，带领读者一路蜿蜒而行，找到其生活与创作的奥秘与真谛。替人读书这样一个活儿，博伊德做到了极致。那么，这到底是讲故事讲八卦的作家传记，还是一本正经的文学评论？作为一名资深Nabokovian，博伊德有幸同时兼备学者的智慧、深刻与严谨，小说家的策略、技法与文体，散文家的幽默从容、活色生香，显然，他是个大受欢迎的才子型学者。更重要的是，除了对纳博科夫的热爱与懂得，他还与之共享了一种相近相惜的风格。他孜孜以求，终于找到纳氏思维的风格，看万事万物的风格，文笔的风格，并在自己的著作中继承了这种风格。这一点，正是纳氏本人在一本关于寻找作家踪迹、发现作家灵魂奥秘的仿传记体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一再强调的。也许，博伊德就是纳博科夫毕生期待的那个能够解开所有典雅谜题，接住所有刁钻发球，画出蝴蝶翅膀上所有彩色纹理，最终气喘吁吁爬到山顶并与他紧紧相拥的“优秀读者”，最适合也最有资格谈论纳博科夫的那个人。循着博伊德骑士开辟的道路，我们走遍罗网密布的文本丛林，沿途遇到了一个俄罗斯老贵族，一个少年风流的英俊男子，一个为生活而艺术、为艺术而生活的文艺青年，一个追求审美狂喜与个人幸福的天才，一个温柔敦厚的道德哲学家，一只流亡的孤鹰，一个大师。拨开重重雾霭，我们与博伊德一道，寻找着一个真实的纳博科夫。2009/5/22《深圳晚报》6/29（依然不知是否有删改，这是原始版本）

女儿来了

作为译者的女儿……虽然我由于资历不够无法读完我爸翻译的书，（当然我一直看不懂我爸译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我老爸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简直就是呕心沥血投入得让我和我妈都感动，连出去散步还要讲书里的故事，整个人被纳博科夫附身，每天简直一起床就开始了很纳博老科夫的共处，连吃饭还要问我们一个词这样用好不好，相当之烦。我爸投入了这么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都看看《纳博科夫传》，并且可以仔细研读，用我爸的话说就是他在书中埋了许多“小细节”……哈哈~当然我没说什么有点内涵的话，但是老爸在翻译的时候我是全程关注，作为一个译者，我爸相当认真（不否认其中有女儿的个人崇拜），但是就我爸在好不容易被我妈拖进超市还想着纳博科夫的精神来说，这没什么好怀疑的。最后再说一句，我爸现在在译《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还要请大家捧场！

欣赏与分析

纳博科夫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看学者如何分析解读他，自然有益有趣。要真正了解和欣赏一位外国作家，当然最好是读外语原文。但是，中文本身却是那么美妙的一种“图画”文字，能够瞬间传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象、色彩和场景，哪怕是翻译作品，也同样如此。遇上一位好译者，通过中文欣赏一位伟大作家，仔细欣赏，而且能够一目十行，那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外文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能够介绍到中国来，好坏应该早有定论，我们读者所要知道的不过是：1）这本书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口味，2）翻译是否到位。翻译讲究信达雅，对于不能随时参阅外文原文的读者来说，阅读文学译作，达与雅恐怕是最重要的（除非原作者自己存心动粗）。通常我们只有在读到莫名其妙的句式时，才会想要知道原文究竟是什么意思，才会怀疑一位译者的能力。至于中文版《纳博科夫传》，翻译的“信”如何，暂时无法评判，因为手头没有原文，但是至少译作可称“达雅”，读下来没有让人想要去“参阅原文”。译者自己的文笔才思如何，从“译者后记”中就能窥见一斑：“后记往往有点像影片的片尾，生动活泼的画面忽然间变成了单调的、机械滚动的字幕，尽管制片人对演职员、赞助商等种种信息详细交代，唯恐遗漏，但观众大多早已起身离场。那些依然能够安静地坐在池子里，听着与主题相关或无关的片尾曲，望着一排排滑过去的名字，直到“剧终”的字样在让人觉得晃眼的灯光照耀下消失于银幕才走开的人，要么是“利益攸关方”，要么是真正的影迷，要么就是果戈理笔下那对着马车轱辘发呆的农民。不过，照纳博科夫的说法，发呆是‘生存还是毁灭之沉思的原始形式’”。这次译文出版社集中翻译出版纳博科夫，译作大都相当不错，梅绍武、主万和王家湘这样的翻译大家自不待言，其他译作也比较流畅，读下来，只感觉一两部译得有些叫人“绝望”，估计纳博科夫再世，遇见这种情况，恐怕也要去学中文，自己动手再译一遍。发现纳博科夫的小说基本只有两个主题：第一就是像《普宁》和《微暗的火》这样的小说，描写心不在焉的教授或学者在学术界和大学校园的生活，并且穿插回忆往昔，同时展示纳博科夫自己的学识和才情。第二则是《洛丽塔》的主题，从各种角度反复讲述不幸爱上“洛丽塔”的中年男子的遭遇，包括《黑暗中的笑声》和《塞•奈特的真实生活》等。《阿达》则是自传性小说，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写贯穿一生的爱情，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爱情。在阿达身上同样能够见到洛丽塔的影子，不过这次爱者和被爱者是同龄人。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洛丽塔”其实也是纳博科夫回首往事，以中年人的心态再重新虚构体验一次青春时期曾经有过的对妙龄女孩的爱情。在纳博科夫几乎所有作品中还能找到两件事：1）对蝴蝶的爱好 2）对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的冷嘲热讽。纳博科夫自己是蝴蝶研究专家，反复提到蝴蝶，表明喜爱至深。但不忘嘲讽弗洛伊德却是为何呢？难道同这些心理学家有什么个人恩怨？另一种解释或许是，通过反复提到弗洛伊德，他恰好微妙地向读者暗示了他所有作品所呈现的“本我”（例如《洛丽塔》中的亨伯特）、“超我”（例如普宁）和自我（纳博科夫自己）。我最想拥有纳博科夫翻译评论普希金《欧根-奥涅金》的英文版著作（正如梅绍武指出，《微暗的火》其实就是纳博科夫以虚构的形式预先展示了他这部翻译作品），也想要知道，有谁有如此语言文学才华，敢动手翻译这部作品？现在精通英文的学者不少，但同时精通中文、俄文和英文的，不知还有谁？像纳博科夫这样精通并且熟练运用俄、法、英三门语言，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都成绩非凡的人，世上能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