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章节试读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82页 - 第六章 神、鬼、人

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5页 - 译者序

《武则天正传》的序里，林语堂说：“我不是把本书当做小说写的。。。书中的任务、时间、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唐书写的。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好可怕的“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暗示得全然不觉的客观了。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65页

我总觉得，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就复活了，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着衰微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84页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候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这段话写的好。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32页 - 太后恩宠

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极胖，苏东坡到时，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防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个大瓦岗里背长绿毛的乌龟。
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
“在后唐庄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只乌龟。皇帝问他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六眼乌龟午睡时，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

《苏东坡传》的笔记-拗相公 - 拗相公

……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極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都是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古有“吊民伐罪”，今有“河蟹社會”；古有“富國強兵”，今有“鞏國國防”。民衆常常是政客手中的炮灰和棋子，或是他們點綴歌舞昇平的“盛世”的萬民歡騰的虛文僞飾。今日再看林語堂先生評論王安石變法“新政”的一段評述文字，心有戚戚然焉……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14页

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48页

为什么要写第几页呢 愁人~
记的这章是写王安石就行了啊~
林语堂对王安石极度不满，几个“暴跳如雷”形容王安石易怒，我真是笑死了，极具漫画的喜感。书里还写到，王安石因为专心读书，乃至吃饭只吃正前方的，有人换了菜色也不知道，好不容易洗个澡被别人换了一身新衣服也不知道。据说王安石面目可憎，一心向学，经常不洗脸换衣。
彻夜读书，以致第二天去公堂上班时蓬头垢面，上司以为他是夜里买欢，就委婉的对他说，年轻人还是专心读书的好。王安石也不反驳。多年以后王安石以才学闻名，以前的上司才知错怪了他，想重修旧好，但王安石在当时的日记里写，此人除面目姣好外无甚优点~看到这里我就笑了~以后神宗和他也发生过小冲突。
这个小冲突也非常好玩，朝中要大臣自己钓鱼自己做晚宴，发给各大臣一些鱼饵，但王安石竟然因为不喜钓鱼，把那些鱼饵都吃掉了。神宗说，如果只吃一个我可以原谅但竟然全吃了，可见是沽名钓誉之徒！神宗说此话的背景是王安石多次不奉诏入京为官。王安石对此事也颇为对神宗不满。看到此处，不禁佩服王安石
有几个人敢公然对皇帝不满，而且原因在常人看来像是自己的无理取闹。只能说王安石的人格非常强大了。林语堂对他的评价是，此人除了自己和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极难相处。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写道苏洵对王安石的极度不满。王安石母亲逝世，朝中大臣收到帖子的只有苏洵一人拒不吊唁并写下闻名的辨奸论
《辨奸论》中，苏洵说，王安石为人既奸诈又善变，希望不要得到中用，不然将祸及国家，还说王安石长的非常邋遢。好吧，虽然林语堂对王安石颇多讥讽，但就是在这些讥讽中，我觉得王安石其实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倒不是说他的不修边幅而是他力排众议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
林语堂非常鄙视王安石认为王安石连给苏东坡提鞋都不配
个人的主观感情很是明显。
好玩的是 林语堂写王安石语音方面的鄙陋。纯从个人主观出发而不尊重造字法来拆解汉字 比如“波” 解释为水之皮也 旁人讥之 “滑”岂不是水之骨么 王安石哑然。

《苏东坡传》的笔记-东坡 - 东坡

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
　　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懊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矙，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纔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纔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纔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岛、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质量，但对私人质量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
　　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橕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它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象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
　　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响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凹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纔”，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纔”。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纔，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
　　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响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爱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纔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纔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纔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49页 - 谦退之道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00页

谢谢苏轼和林语堂，给我带来的安详和快乐。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段文字林语堂是直接用英译的，译者翻成中文时也直接当个事件来叙述了。可是，这篇散文是虚实结合的，对不起，应该说文学作品都是虚实结合的，如果一句一句翻译下来，一句一句坐实，不仅是不合事实而且也没有那样的意蕴了，虽然，翻译的人翻得很好。
在黄州的生活，农人隐士，极好。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4页 - 文忠公

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35页

这一章叫 两兄弟。
林语堂说，苏东坡和弟弟子冉的感情很深。几乎写思念子冉的诗都写得很好。
摘录一首我自己喜欢的。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这年子瞻和子冉欢度中秋，弟弟送哥哥直欧阳修处，又在欧阳修处留了半个月，但终究是要离别。此后6年，兄弟二人再无见面。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39页

风雨对床 ><嫌我笔记短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8页

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88页

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9页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34页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

《苏东坡传》的笔记-1~13章 - 1~13章

苏东坡的一个短处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明哲保身的人身本分（苏轼常遭遇的矛盾）
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鹭、柳荫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不复存在。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中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更又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格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要求。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固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地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予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人生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苏东坡这个人快乐的时候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的时候也难做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酬唱。这时刘恕和李常都在九们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以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王安石当时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韩琦和欧阳修已死。辅弼和范镇退隐林下，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东坡之弟子由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不是疯狂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62页

在杭州。
苏轼留下他最为优美的诗章。
恣意。雨后初霁。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165。
通达如陶潜。 嘻嘻。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微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瑀瑀亦非狂。
褰衣竹风下，穆然濯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中含幽香。
榴花开一极，桑枣沃以光。
鸣鸠得美荫，因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已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166。
望云楼。
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自由飘逸。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9页 - 原序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58页

君子如麟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26页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72页

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谊深信不疑，谁也不需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02页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此詞之精髓，當在前一聯。警世之妙句也。
世溷濁而不清，惟有“江海寄餘生”的這份曠遠之情，纔能在渾濁的世道中秉正直行。隱逸林泉、江海，非是逃遁，實乃情不得已……可能祇有在大江大河的廣袤天地之中暢遊無拘，纔更能抒發人的胸襟寬廣和詩情畫意。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页 - 笔记

佛教否定人生，儒家正视人生，道家简化人生~~~
钳口不言（qian 缄口不言）
王雱（pang）
几百缗钱（min绳）
耒（农具）
沮洳之地（低湿之地）
章惇（dun）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于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
--------- 皆摘之林语堂
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时常提醒我们要以前车为鉴，书中展现的王安石与上学时看到的王安石从认知上颇有不同。现在看来，历史事件只有还原到历史事件中去看待其本来面貌，历史人物也只有还原到历史事件中才能去做评论。
还是小记一下，12.01--1.19，333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47页 - 应试

第二次读，以下这段为我对林语堂的扣分项。
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须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多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的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十八岁也罢，五十八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废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4页

写文章对苏东坡来说是件非常高兴的事 而他的文章也总是给人带来愉悦之情。
据说 皇帝在宫中每有不快 一读苏轼的文章 即眉目清爽了。
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99页

我總以爲，不管何處，祇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興；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隨之腐爛了。(林語堂)
我以爲， 將行文中“宗教” 改爲“國家”二字，亦無不可。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页 - 1

读苏东坡像是在读大宋朝整个社会。看着它从百姓殷实走向衰落，而当朝者竟丝毫没有察觉。
在经济方面，细想王安石的改革，是能寻到的最早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了，可是当时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社会并未有许多融资需求，也无大力经商的念头，所以，变法失败了，我们大可以说是历史的阻拦，是现实的不允，再加上王安石的性格，一力排除异己，不广纳良谏，没落个好下场。
在政治方面，宋朝的政治机构及其民主形式竟有些像当今三权分立的国家，朋党之争，得势一方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待得势后再回京，当时的有名宰相都经过流放后东山再起的。一派当权一派退避，而皇帝掌握平衡之权。广开言路，良臣颇多。到后来的衰败也是因为奸人越来越多且当权，而皇帝不自觉。
在文化方面，江南歌妓空前发达。宋词是一朵情花，有着永远明媚的忧伤，露在历史的肩头。上至皇宫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口口相传脍炙人口的小词。当今有许多穿越剧，要是我，会选择自由文艺的宋朝，对女子也是前所未有的尊敬，而不去苛政猛于虎的秦或清。俗话说“温饱思淫欲”宋朝诗词的发达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繁荣。
再说苏东坡，生在这样一个年代实则他的荣幸，不知他是否知晓。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页 - 1

没有东坡的才情，也要学子瞻的风骨！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页

P333
人的生活也就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P22
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能口舌论贵贱也。“
P23
作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苏轼《答谢民师书》
P24
"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P70
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P72
速成的交情靠不住。
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需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P80
”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
P84
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
P101
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
P126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
P126
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和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的糟粕发挥作用。
P150
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憔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
P166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P192
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苏东坡传》的笔记-童年与青年 - 童年与青年

这种中国人用英文写了再翻译回中文的书果然读起来很别扭啊……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70页

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02页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只有人能嘲笑自己。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244页

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且其变化丰富无限。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52页

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60页

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收到桎梏镣铐的夹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7页 - 译者序

本书翻译，时作时辍，综计前后，行将两年。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树叶萧疏，已见秋雨。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为最。今日寄居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
——我很欣赏的人生状态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60页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
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
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
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
好丰富的想象力啊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14页 - 拗相公

看到一句写王安石变法中：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林语堂这本书写于1945年，若是今人写的，此句当不存。

《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96页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吾儿蠢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