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书生》书评

谁游戏谁？

实际上书生被利用或被打倒往往都是不能自主，未必是主动谋划、主动帮凶的，更多的是一种要生存的本能而已。我倒是觉得陈寅恪先生50-60对周一良的斥责是重了，太看重他了，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他那标准，世上有几人能达到？周一良能达到，也就不会屁颠屁颠的回来了。老太爷周馥总督做着大官，却忙着置产业；老子周主席，做着商人，却忙着收集珍本书籍，忽而又成为建国大业的重要参与者；周教授为了生存游戏一下也是有家学渊源的，况且在那时代，书生生存确是不容易，况且党国不需要学术，周教授也不必太当真，涂鸦一下，混口饭吃，实际上学术界当时大家都差不多吧，殉道者也就寥寥几人，还是被成圣人，主动殉道的，没有事后自吹自擂的那么多人。所以，陈先生即时要斥责，骂一句也够了，毕竟您老自身难保，周先生没饭吃，您老也没余力供他撑起傲骨。毕竟，党国对您和对他是有不同的利益判别和针对措施的，您老也多谅解。本来是一件很容易让人理解的事，不能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厌恶，我们就不以常人心揣度周教授。原以为，周教授在书中，对过去的事就是呵呵一乐，一句书生荒唐，就能说明一切，体现出大家的气派。可是，这本书里，周教授又是哭哭啼啼，又是痛心疾首，对过去悔恨不已，对陈先生检讨不已，似乎因为这个新时代让他幡然悔悟，恢复学术的生命，树立学术权威，暗暗地又歌颂了一把新时代。靠，老奸巨猾啊，呵呵呵，又在书生游戏了。忽然感到，让书生游戏一辈子的社会也她妈的游戏书生一辈子了吧，不知道谁游戏了谁。

言不由衷的遗风

1、两天读完这本早就在list里放置的小书，却出乎意料地失望。2、或许周先生有好的学问，或许周先生有好的著作，但我总是很难将他划归到一个正统的学人范畴，因为他太社会化了。人一旦社会化严重，他将迎合别人的态度，很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学人不可能做到的。3、周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尊重充斥着整本书。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对陈先生及他的治学做人有敬意的，但周先生的描述中无不带着遗憾，比如说说陈先生的学问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相及的。但是细想来也不尽如此，周先生想说的并不是陈先生学问这一个特例，而似乎是在说这种学人的生涯他企及不到。4、周先生是聪明人，也唯有聪明人才会被聪明误。周先生思想几度大变，建国一变，文化革命一变，结束时又一变。虽是为了苟活一世，却也有失其心骨之嫌。最受人诟病的梁效经历，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无怪乎周先生寄慨不多。5、毕竟书生这一叹，周先生用出来或许有些气量狭小了。观周先生一生，却是想投身政治的；但甫一接近便头破血流，立即慌了手脚，换了初衷。我个人觉得，既然没有扶邦国于板荡的雄心，便请不要如此给自己脸上贴金了罢。6、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还是旧式的可爱一些，总是觉得那些古人的精神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传承。可惜是人心不古。7、我觉得周先生虽然可能会有曲隐之笔，而不会有失实之叙。但他在书中对于自己的情感，每每讳而不提；这大约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挣扎吧。8、历史已逝，周先生的功过是非已经不重要。但如果我们亲处这段历史，又如何保证自己做得比较周先生要好呢？或者说，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书生的悲剧。抑或是，只有书生才会感到那个时代的悲剧。9、这是一本复杂的书，但可能我也不会再来翻了。

最是堪笑书生气

读罢周一良先生的自传《毕竟是书生》，照例是颇有一番感慨的，书生这个词，透着多少善意的无奈与可爱，岁月荏苒，已入老境，便一如白头宫女一般，闲说往事，对于自己的种种不堪，先生也并不讳言，对于自己种种的闪光，只是几句平淡的言说，却少了分善意的沉默与坚韧的坚持。 　　 　　先生出生于有“南张北周”之称的周氏家族，俨然望族，自幼受到了极严极佳的家庭教育，旧学功底远愈常人，进入大学以后，先是师从洪业先生，再后来得入大师之大师的陈寅恪门中，在一九四九以前，一直都被视为陈先生衣钵的最佳传人，而周一良本人也“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史语所一年，哈佛七年，一路春风。在爱情婚姻上也是颇为得意，自称一个终日穿着旧式棉袄的青年学究，竟能战胜西装革履细心温顺的翩翩公子，获得京津名媛邓懿的芳心，相守一生。四九年建政之后，周一良先生满心欢喜的欢迎新政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先是大肆攻击自己的恩师陈寅恪，被逐出师门，后来又加入作为江青喉舌的“梁效”写作组，人生的荒诞剧至此达到高潮。但他的内心是真诚的，他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期间他还写了份大字报，揭发邓懿是潜伏下来的特务。 　　可堪回首，先生在四九年之前，为人为学都是可圈可点，一个大师的产生似乎就毫无悬念，可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判若两人，学术的黄金期也成蹉跎，晚年的反省与努力弥补，成就也称斐然，只是前后比照，天地悬隔，无怪先生要一声叹息。先生是做政治史的，对历朝历代政治风云中的种种机巧，在文字间总能发人之未发了，了然于心，可是当亲身卷入政治漩涡之时，却不知所已，沦为工具，书生最无奈的地方，也莫过于此。 　　 　　正是因为坦诚，使我依然喜欢先生，先生一生，说有两句话对自己影响极大，一句是父亲少时对他的告诫：“人能笃实，自有辉光”，另一句便是后来的体悟，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细细思量，自己一路走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周一良与邓懿也是学林的一段佳话，邓懿的家室、志趣、爱好与先生都颇为相投，为人极为独立，父亲早逝，上供老母，下面还要照料两个弟弟，很是难得。至于先生对邓懿的承诺，也说明先生的人格，一生奉养邓懿罹患疯病且半身瘫痪的母亲，全然看不出富公子的虚骄之气。先生自幼便被告知要谦逊，这些都是极难得的。常说民国时的官二代、富二代最不显眼的，至此也可见一斑。 　　 　　学术的自由，在老一辈的学人口中总被反复叨念，并不是老生长谈，周一良在中研院史语所，从来没有硬性的学术指标，每天的事就是看书做文章，有成果了，自然会提升。这样在今日看来极不靠谱的体制，学术精品却不断涌现。大师之后，眼看着就要再出大师，可惜这一切最后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罢了。民国的大学，学术交汇，学生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四九年后学习苏联的专门化，大学教育格局为之一变，只是后来这也没有坚持。 　　书生毕竟可爱，前半生周一良年少得志，心中还是谦虚纯善，学术、生活皆勤勤恳恳，中年迷失自我，还是谦虚纯善，他总以为自己有着知识分子的原罪，要虚心接受改造，到晚年，反思过往，不讳言恶，心中还是谦逊纯善，只是多了一份悲凉罢了。至此，一代才子的生命也已入暮年。

乱世书生最堪怜

下面要说到的两个人是：周一良，洪承畴。不感兴趣的避之可也。周一良，宦门之后，曾祖周馥做到两江总督，后调任两广总督，《清史稿》中有传；其父周叔弢做过天津市市长。周家出的学人名人太多了，不赘述。周一良是史学家，也是被陈寅恪逐出师门的陈门高弟。洪承畴，著名贰臣，明清之际的李陵，不过算是比李陵幸运些——原因是匈奴没得江山，满族得了江山。教我们文献学的傅夫子绝嗜收藏古书。夫子少时师从北大李致忠先生，版本学国内一流，常能淘到宝贝，每次课前都把新货拿来给我们三人传观（我这个专业只有三个人，颇符钱锺书“二三素心人”之说）。赖夫子赐，我这双凡眼有幸见识了元版书，见识了四色套印极精致的明刻本，见识了“绛云楼藏书”（钱谦益）和“人境庐藏书”（黄遵宪），甚至见到了明黄缎面、满汉双文的乾隆御书。前数日，课上傅夫子又以一书示我等。他什么也不说，只让我们先辨认书后印文。书的题签是《御授摄政王洪大经略奏对日钞笔记》，翻了翻，找到了讳字“玄”可知是清刻。而书后的印文竟有十几种，一整页盖得密密麻麻，印文是篆字，有的还经过变形，认不全，我只认全了一枚三个字的：“墙外香”，暗忖：收藏这书的难道是个开饭馆儿的？傅夫子始终微笑，最后才道：这是周一良先生的藏书。那些印文，是周一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回顾。如“周氏子弟”言家门，“燕山情侣”言夫妻之情，“贪读彼岸书”（周喜学佛）和“墙外香”（原来香到墙外去的不是饭菜，是学术著作）言读书治学。但最震撼的莫过于他对文革经历的反思：“劳改大院双院士”，“祸由上宠”，还有：“毕竟是书生所读之书”。还有一枚竟是：“书生上了毛泽东当”。文革中，周一良曾大肆攻击过他的恩师陈寅恪，以致陈怒而将他逐出陈门。后来周又加入了梁效班子（为江青制造舆论的写作组），还干得津津有味。在《毕竟是书生》中，他说：“梁效后期，....我常常想，....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毕竟是书生”源自某人挽魏建功的一副挽联：“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周与魏同在梁效班子，被舒芜讥为“四皓”（另外二“皓”是冯友兰和林庚），可想当时一见此语，顿觉诛心。此后就以此自嘲。书生是个善意的贬义词。毕竟是书生——这一句细细想来，多少苦涩在其中。翻覆历史的从来不是书生，鼎革易代之时，书生顶多只能摇旗呐喊，拟诏草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写得漂亮，不过是孔融和骆宾王的下场，“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最会喊口号的李岩也终成一缕冤魂；不写？那就去跟方孝孺作伴吧。最会做的莫过于柳亚子，与上唱和，歌颂大好形势，乐何如之。书生永远只是政治家掌中之物。书生周一良为何把这么多的印钤在这一本书的后页？看看书的内容便知：清帝虚席，洪卿奏对，问答的都是定边安民的治国大方略，问妥帖了，就授计给摄政王多尔衮，照章打仗。鞑子不大晓得中原事，虽然大明已经是个烂摊子，但烂船还有三斤钉，怎么让这座江山姓了爱新觉罗，心里还是敲小鼓。所以清太宗成功招降了大明的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洪承畴，喜得好像曹操得了关羽，“赏贲无算，置酒陈百戏”，所喜的就是“今获一导者”（《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果然鞑子皇帝嫖完女人骂婊子、念完经就不要和尚，乾隆年间御制一部《贰臣传》，洪承畴被钦点进了甲编，《清史稿》中他的地位排在孔有德、尚可喜甚至祖大寿之后。虽然乾隆自己也说“于洪承畴等又何深讥焉”，但洪大节已亏，在青史之上永远是尴尬的地位了。周一良对此，若有异代相怜之意：“书生上了毛泽东当”。——祸由上宠。上宠隆隆而至，有几个人真的能立得定脚跟？有几个人真有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坛之上轻蔑他人？乱世书生最堪怜。P.S.我们的傅夫子，足迹遍布伟大祖国，到处搜宝。家宅简直是藏宝窟，有的还是国内孤本。他拿李致忠先生嫡传的版本学知识对付中学文化的书店老板，每次买回书都是五百、一千，然后说：这书，起码值五六万。我们问他：老师您走过眼没有？他得意，莞尔：我走眼了，还怎么教你们啊？！再P.S.回来我翻了翻案头几乎从来木有动过的《四库全书总目》，居然没有查到“洪大经略奏对”这本书。

书生原罪

( 一)1974年初，周先生被组织上调进“梁效”，不久就接到一个特殊任务：逐页检查毛家湾林彪住宅里的藏书，看看有什么反动批注之类可供批判。周先生负责历史书籍。检查下来发现林彪不学无术，书上白花花的，啥都没有，只有《资治通鉴》上有两处，被隆重加以密圈，表示心领神会。一处是《魏纪》司马懿装病赚曹爽，在人前喝粥喝得抖抖索索，汤流满襟，待曹爽出城不备，一举夺取政权。还有一处是《隋纪》：“上与后尝幸其第，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上见之，以为不好声色，还宫，以语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称庆，由是爱之特异诸子。”后来隋文帝就废掉了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当时批判林彪的重点是“克己复礼”，因为这一句话，“批林”牵出了“批孔”，酿成运动，声势浩大。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明白，林彪是哪根筋搭错了，把这句话写在墙上？还到处写给党羽？他本来是什么意思呢？此前我当然大致也猜得出来，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杨广同学的重大提示之下，如此敞亮透底地了解接班人的心曲：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不要引起疑忌——“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是一句隐语，捧着《论语》读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孔老夫子是“吾无隐乎尔”，林副统帅却是“读书处处有个我字，行事桩桩少对人言”，了不起！杨广是顺守，司马懿是逆取。大概林彪本来是打算走杨广路线的，后来时蹙势迫，不得已改学司马懿了。但主席是何许人也，又岂是曹爽之比？周一良先生说林彪不学无术，我看是不学有术，但和《通鉴》读过十七遍的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据说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曾托人带话给陈诚（当时陈是蒋介石的“副总统”），送他八个字：只可顺守，不可逆取。总理可谓是有学有术，也正因为如此，主席对他怎么都不放心。上层的斗争波诡云谲，底下的人如在梦中，不过像棋子被拨弄来拨弄去而已。周先生发现林彪的“罪证”以后，建议以此为材料写批判文章，当然是不蒙采纳。(二)对大多数人来说，“四人帮”倒台，十年浩劫就结束了。周一良先生却因为文革后期参与梁效的经历，延长了两年的政治审查。其间经过，用他的话说，是“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只有不搞喷气式和不挨拳打脚踢，胜于‘文革’”。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效注释组的老先生们曾奉命把《论语·乡党》篇译成白话文。其中有一句“趋进，翼如也”颇费思量，魏建功先生建议译成“端着两个胳膊向前急走”，并现身说法，站起来依样走了两步。大家都说好，就定了稿。审查时却有人指出这一段是在影射周总理，极其恶毒，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弯曲总像端着。工作组勒令交代，大家都说这句译文确是出自魏老不错，但他实在没有影射总理的意思呀！想象力这么丰富周至的，大概也是知识分子吧？这种深文周纳法和文革期间有多少区别呢？很多人的义愤，多多少少带有“站错队了吧？哥们我可是翻过身来了”的味道。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扭曲的物种，历经运动，更是“拳曲拥肿，盘坳反复”（毛晚年爱诵的庾子山《枯树赋》）。我觉得周先生很好，但远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好友丁则良在北大含冤自杀，我因须开会不能送葬，在他停灵处绕棺一周，以示告别。作为北大民盟支部负责人，我主持批判他的大会。丁则良到苏联开会，根本未参加整风鸣放，毫无可抓辫子的言论，是原单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党集团’。我在大会上只能批判他‘辜负党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以后都在全系大会上受到‘温情’与‘立场不坚定’的批评。只有翦老（翦伯赞先生——引者），在会上听到我绕棺一周的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对丁则良是真有感情啊!’当时心想翦老还有人情味。”董卓事败，蔡邕惜之，可以说他不识大体，但到底还有人情味。时代是在不断进步，到了近代，“不识大体”的人就几乎绝迹了，个个立场坚定斗志强。一旦倒台马上反戈一击，“铁帚一扫光”， 宁不愧杀蔡中郎！蔡邕下狱以后，有人为他求情：“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王允不许，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周一良先生在书中屡次谈到自己解放后的“原罪感”，我觉得大可以不必，知识分子唯一的原罪，就是他的无知。何以自赎？唯有作品。我最近恭读主席著作，深受教益：“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在主席看来，“运动”你正是为了成就你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千万不要去“另当别论”。吃了那么多苦头，至今却不见一部“谤书”流传，真乃辜负明王。只做得几卷“伤痕文学”，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良史不文过

良史不文过——读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徐强周一良先生说，他自觉“一生平平凡凡，没有什么特立独行值得记述”，之所以提笔写自传，只是希望为后人编写历史“提供一点资料”。历史著述以真实为生命，为编写历史而提供的“资料”，自然也不例外。在旁人认为有损“清誉”的地方，周一良先生不文过，不饰非，身为历史学家的他，看来是下了一定的决心，要把自传写成“良史”的。1931年夏天，周一良在北京报考辅仁大学历史系，报考的时候，学校要检验高中文凭，但他没有高中文凭，怎么办？周先生写道：“当时北平流行制造假文凭，琉璃厂的刻字铺兼营这个生意。我家乡秋浦县有一所周氏家族办的宏毅中学，我就假借此名，并未与学校打任何招呼，请刻字铺伪造一张私立宏毅中学高中毕业的假证书。”文凭蒙混过关后，接着是入学考试，其中一门是考数学，而他的数学一团糟，因此这一关成了他“不可逾越的鸿沟”。怎么办？周先生写道：“北平学界又有绝招儿：找人替考。照相馆可以把准考证上的相片修版，使它看来既像是甲，又像是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辨认不出捉刀人。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请当时在清华大学主持发电厂的工程师表兄孙师白替我进了数学考场，当然以高分及格。”这样，他又蒙混过了一关，如愿考入辅仁大学。伪造文凭和请“枪手”代考，都是为人所不齿的劣行，周先生自揭其丑，颇得“良史”要义。“文革”后期，“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成立，在“文革”前期因触怒“北大老佛爷”聂元梓而饱受摧残的周一良，突然否极泰来，被调进“梁效”，成了“御用文人”。“梁效”分为若干写作组和一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周一良在研究组，主要任务是为写作组炮制“宏文”时引用的文献、典故把关，对指定的诗词文章作简明注解，或将其译成白话。“四人帮”垮台后，“梁效”成员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接受政治审查，周一良最终通过了审查，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周先生扪心自问，觉得在“梁效”期间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更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龌龊行径，但不明内情的人对他有很多误解。比如舒芜就把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林庚等“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戏称为“四皓”，写了《四皓新咏》，大加谴责与挞伐。一位老朋友还给周一良寄来了一封信，内容只有用毛笔写的“无耻之尤”四个大字。周先生对这些误解均“淡然处之”，“付诸一笑”，还把“无耻之尤”四个字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以资警惕”。他认为朋友的“炮轰”是正义感的体现，因而对他们“勇于表达的激情”始终表示敬佩。“梁效”臭名昭著，已经成为耻辱的代名词，周先生不讳言他与“梁效”的关系，把可以“不入档案”的这段经历公之于众，接受世人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这是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愿意做或者没有勇气做的事情。《毕竟是书生》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据周先生自己说，“大陆一般反映是说了真心话，而海外的人认为其中尚多违心之谈，思想及社会背景不同，原不足为怪”。他对旁人的月旦，仍是“淡然处之”，从中也让人体察到了他的自信，大概，这就是他所说的“书生”秉性吧。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北大季羡林先生离世，痛惜扼腕之余，突然想起周一良。 大概因为二人共同的北大背景，以及同陈寅恪的师徒渊源，让人每每提起季羡林，总会不自觉的想到周一良。相比于季羡林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显赫声名，周一良的知名度要小的多。这位同季羡林年纪相仿，经历也相仿的历史学者，生于安徽出生于建德（今安徽至德）周家。曾祖父周馥（1837—1921）由李鸿章幕府起家，仕至两广总督，谥悫慎，《清史稿》有传，是清末地方干练大吏的代表。周一良曾言陈寅恪《寒柳堂记梦》中关于清末官场“清流”、“浊流”的分析，其曾祖父同袁世凯、徐世昌同属“浊流人物”。父周叔弢（1891—1984）是民国实业界“南张北周”中周氏系统的重要人物。出身名门，自小接受一流的传统教育，令周一良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之初便被公认为前途不可限量，先师从著名学者洪业，后拜于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大儒”陈寅恪门下，少年盛名、风光无限。1946年从哈佛偕妻挈子刚刚返国，傅斯年就邀周一良到史语所任历史组组长，并写信给胡适，说“周一良恐怕要给他教授，给教授也值得”。在整个1949年之前，周一良是“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陈氏得意弟子，而周一良本人也“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如果没有1949年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周一良会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方面作出成就，然而知识分子的春天在1949年后戛然而止，迎来解放的周一良却迎来了精神的桎梏。周一良在政治运动开始后可以用判若两人来形容，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不仅令正值学术壮年的周一良遭受“许多侮辱与坎坷“，周一良本人也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积极希望同新时代靠拢。甚至对于恩师陈寅恪，周一良的态度几近无情。1949年之前陈寅恪某种程度将周一良当作自己最亲近的晚辈，陈周两家是世交，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铭，陈的大哥陈衡恪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也是周的同学，几代人的交往渊源使得陈寅恪对周一良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呵护和期待也超出陈寅恪对待其他弟子的感情。然而正是陈寅恪最钟意的弟子，在政治运动开始后，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他的老师。他忘掉了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写下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忘记了作为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群体，思想独立才能不失掉灵魂。以至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也丝毫不为所动，愈行愈远。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世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这大概都是那个疯狂年代里的知识分子缩影，后人多认为周一良文革期间“德行有亏”。我倒愿意更宽容对待周一良或者“周一良们”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行为。在一种人云亦云、以无限上纲为荣的时代，价值评判标准已经扭曲，作为知识分子的周一良必定反思过自己在1949年之前的经历是否同新时代的标准相契合。而当愈演愈烈的运动形式终于达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程度时，周一良再也不怀疑自己的前半生，因为他逐渐认同并确信政治运动的标准是正确的标准，自己不过是落后者和需要改造的对象。因此周一良说在“梁效”工作组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应该是发自肺腑的。在同为“梁效”写作组成员魏建功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其中缘由，或许正如周一良自传中屡屡提及自己“循规蹈矩的性格”引发了他“毕竟是书生”的感慨。古往今来，书生气在政治斗争中不过是一种工具，从老友的回忆，晚辈的怀念中不难看出周一良天性中隐藏的某种纯善，一如周一良自传中说“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使得这种纯善在阶级斗争中被利用为一种无知和愚昧的武器，可悲的不止是周一良本人，还有许许多多在政治高压下丧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们。九十年代，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出版，书中不乏周一良先生对于过往岁月直接深刻的反思，尤其是文革一段，周一良的回忆是极具价值的，《毕竟是书生》同季羡林《牛棚杂忆》构成经历文革的顶尖学者们反思回忆的代表作。而对于恩师陈寅恪，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周一良一定不再是言不由衷了，这位已届米寿之年的老人人生可谓精彩，少年盛名，中年“原罪”，晚年反思，每个阶段同时代又是那样的契合，甚至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透过周一良记忆中的那些模糊影像去解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许是一条捷径。

瑕不掩瑜

历史是由一代一代学者著述薪火传承下来的。在太初先生的书中，很多史实和观点都不先见于其他的书籍，更何况，他的身份和经历的特殊性，都是让这本书的价值超出同类的。研究历史，史实比观点的历史正确性更重要。对文艺书籍也不妨这样对待，所以当你看到书中多次出现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还有“辩证”等词语时，不妨本着关注史实的思想来看，而先放下是非之论，这样，你的阅读过程便可能轻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