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个犹太人》章节试读

《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个犹太人》的笔记-第10页

“我已经是个要死的人了，当死神来临时，不需要任何医疗，只要遵守我心灵的意愿:像烟筒一样吸烟，像水獭一样工作，不假思考地选择饮食，按照自己的习惯走路，或者如睡觉无规律等。”
似乎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都只应该配有一个性格顢预的妻子，如苏格拉底。或者如尼采所说，哲学家本不该结婚，“结了婚的哲学家，坦白地讲，是最荒唐可笑的人物。”
“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提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果。它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
“没有理性，只适宜于天才。是一种哲学需求、强大的物理直觉，以及深奥的数学知识的混合体。”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犹太教不是一个可以加人或退出的宗教，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在爱因斯坦的内心深处，他认为扰太人想忘掉自己是犹太人是一厢情愿的蠢事，与其积极追求被同化，屈己受辱，莫如堂堂皇皇做一个自稼的犹太人，有可能的话，成立自己的家园。
当我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时，我首先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是否会用这种方式来安排这个世界。
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的身躯，但却没有人性。它不能领导，而只能服务，而且它挑选它的领导人是马马虎虎的。这种特征反映在它的祭司即知识分子的品质中。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
爱因斯坦认为，“改善世界的根本性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因此我认为，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作到的。”
“我们的犹太祖先即先知者，以及中国古代圣贤了解到并宣告:使我们人类生活定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树立并使人民接受一个目标。这个且标就是自由幸福的人民公社，它要求人们通过内心不断的努力奋斗，把自己从反社会性的和破坏性的本能的遗传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努力中，理智能够成为最有力的辅助，理智努力的结果，加上这种奋斗本身，同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结合起来，就给生活提供了内容和意义。”
理性不能排斥信仰的价值;信仰可以使人变得更加美好和祟高，理性不能。理性人的快乐是浅薄的、平庸的，哲学必须为信仰和道德预留下位置。
神也给人指出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要真正认识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
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僧恨的
弗洛伊德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过多打经济算盘，此即:健康、教育和旅游。
无论是犹太先知抽象的上帝，还是柏拉图的抽象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古罗马人的法典、笛卡儿的精神和物质、康德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命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绝对精神，还是牛顿、 达尔文的科学规律，等等，所有这一切，人们都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某种共同点，即其中共同存在的某种永恒不变的从而显示出一定绝对性的东西。这种“绝对性”的精神贯穿了西方人类的全部思想史
死亡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是绝对的，是无论如何无法用死亡的相对性原理来加以避免或聊以自我安慰的。
爱因斯坦设定光速不变本身也是一种绝对性。
按照美国伦理学.家LJ.宾克莱的说法，20世纪是人类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这些主义都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属性)大行其道的时代，特别可以称之为相对主义的时代。
只要对价值观作一点小小的必要调整，个人就完全可以无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和不安。
所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原本的自然科学在实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相对主义的，后者是绝对主义的。
相对主义价值观还可以在现代荒诞派戏剧艺术中找到更好的注脚。
荒诞派戏剧不仅反映人们的一般活动的无益和无用，而且反映由于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的丧失而产生的人 们心灵的空虚。
完全的相对主义不只是否定了绝对性，其实是取消了一切人类的共性，尤其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希望、共同的精神向往、共同的理想。相对主义最后是彻底败坏了西方理性主义自身。
在盲目的相对主义中不关心任何永恒、终极性的问题，而只顾及时行乐，在没完没了的本能欲望的满足的追求中永醉不醒
现代西方人向古希伯来人的信仰精神的复归，以及同时向东方中国人的仁爱摘神的靠摸戈，将应是21世纪全人类文化的主潮流

哲学家的目的不只在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改变世界。
这种惰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引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荣格(1875-1961)用人类行为的目的论来补充导致弗洛伊德的悲观倾向的严格的生理因果性的决定论。他认为，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的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对于人性的完善的过程来说同样都是重要的。
荣格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他的关于人类的集体潜意识的理论思想。他认为，人的潜意识不仅包括个人过去经历中的一切经验，而且包括祖先，甚至更久远的人类尚处于原生物、植物、动物的进化阶段和过程中的集体经验。用荣格的话说，它是无法明言的数百万年来祖先经验的沉积，是史前事件的远古的回声，每一世纪都使它产生极徽小的变化和差异。
阿德勒(1870--1937)抛弃了老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性心理分析为主的偏向，而把分析的主题指向了社会生活和文化，他认为，人类的社会动机，其中又特别是权力动机和自卑情结，是人格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动机的潜在能量不获得发挥，就将造成人生的不幸。
阿德勒社会动机为如下三大方面:其一，是职业问题，通过创造性的工作以有助于发展社会，也有助于人们自我的精神的健康;其二，是社会关系问题，解决与其他人的伙伴合作问题，促进精神的成长;其三，是恋爱和婚姻问题，使爱的精神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永久的“家园”。阿德勒MIJ指出，母亲对一个人的社会动机，进而一个人的精神一健康的决定性影响。
霍妮((1885--1952)与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的态度相反，她认为:“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主义来源于他的对人类本性和成长的错误观念，他坚持人注定要受难或毁灭……我自己的信念是人有希望并有能力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相当完善的人……我相信只要是活着，人就能改变自己。”
霍妮与阿德勒一样，重视社会文化问题，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
弗洛姆坚信，人类的精神病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病。他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指出:“工业上的进步使我们更为坚信，生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消费是无止境的，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侠我们无所不知。于是，我们都成了神，成了能创造第二世界的人……”
一无限制地去满足所有的愿望并不会带来欢乐和极大的享受，而且也不会使人生活得愉快;
—想独立地主宰我们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因为我们认识到，大家都变成了官僚机器的齿轮;
—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工业一国家机器操纵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趣味;
—不断发展的经济进步仅限于一些富有的国家，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十九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二十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一般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
西方社会正迅速地走向赫资黎的《美好的新世界》，东方社会在令天则是奥威尔《一九八四年》的情形。
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正在逐渐地趋于同一。
施维策(1875---1965)的话说:“我们应该勇于正视现实。人已经变成一位超人……。他具有超人的力量，但却没有相应的超人的理性。结果，我们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事情终于暴露无遗了。超人随着其力量不断增强，他也日益成为一个灵魂空虚的人。我们已经从超人变成了非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而且早就该认识到了。”
“也许这是我们社会的弊病。我们所崇尚的所谓人的优秀品格:仁慈位慨、心胸坦荡、忠厚老实、为他人作想等等往往会导致一个人一事无成。与此相反，很多狡猾敏锐、贪得无厌、自私自利、获得欲强、对他人残酷无情的人却偏偏做出了大事业。使人迷惑的是，人们往往推祟前者的精神，但羡慕后者的成就。”
“纯粹的美德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美德的热爱只是一种幻想，它只不过是一种扭曲了的欲望，受到社会（他人）对我们要求的左右。然而纯粹的欲望是可能实现”。“这种不受关于美德的思想约束的纯粹欲望在于自然状态中。它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哲学思想的童大转折，它使人类从试图用美德驯化、修炼和完善人欲中解脱出来，转而去找寻什么是人的欲望，并顺应这种欲望去生活。
21世纪留给人类的可能是人类原精神的彻底的丧失。人类在精神上将是一片空白。人类生活着就只有自然本性的无厌的满足和社会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永远没完没了的虚情假意的互相欺骗任何人都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冷冰冰的孤独的原子。人类被自己的狂妄的理性凝结成了只有物欲和尽量满足物欲的肉机器，一切追求真诚、善良、美好的人类的精神的萌芽都被冷冰冰的相对的理性彻底冻死了。
“男性嫉妒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特点，这不仅仅可以从直接观察者的记录中得以推知，而且还可以从惩戒通奸的风俗和法律中得到证明。”
20世纪人类性科学的源头在法国，真正从理论上获得重大进展则是在德国(或或洲德语区)，广泛社会化的技术应用却是在美国。
在面临死亡的拐迫的人类的总的意识中，人类中再顽固的惰性也是终归会有可能被克服的。 死亡才是最革命的力量。
指导人们价值取向的权利从教会的教士到大学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再转移到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们自身。
无情的金钱促使人们加速回归人类自身的本性—原欲与原恶。
把全部人类当作一个整体而言，真正属于有文化创造意识的人类却是少数。
如果全人类是一座冰山的话，真正有文化创造意识的人类却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极小的一角，而大部分人类则不过是为了眼前的生存而只知道生存着的一大群缺乏文化创造意识的潜在水下的冰山的自然本体。
痛苦的只有极少数的智者，他们继承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对人类悲剧历史的洞察，他们看到了这艘飞船正在临近危险的轨道。
儿童健康成长发育的社会教育环境的彻底被破坏
这种性泛滥不仅扰乱了人类儿童成长教育的环境，而且破坏了儿童赖以健康成长的人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本能发育的顺序(食欲一知欲一性欲)，儿童过早的性欲的觉醒更是实际上相当 于染上了精神的吸毒。
大自然斌予生物的性快感原本是大自然亿万年来引诱生物家殖后代而给予生命在面临死亡之前的安慰和报偿。人类的性革命把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繁衍后代和面临死亡的这种安慰和报偿无限扩大为人生的享乐本身，甚至变成了“幸福’的惟一的模式和惟一的价值。这种偏于极端的结果是近代西 方的以科学为核心的
理性主义的文化无限探人发展的必然产物。
现代科学可以否定神话，可以否定虚假的上帝强加于人类的“原罪说”，但不可能否定中国人的“孝亲敬祖”。西方人对上帝的爱植根于乌有的恐惧和盲目的“感恩”，中国人对父母对祖先的爱植根于实有的感恩和真诚的回报。西方人可以有理由抛弃对上帝的信仰，中国人却毫无理由抛弃对父母的孝心。
中国近代一些文人用“封建主义道德”来否弃中国传统的孝亲敬祖的道称基础，只能说明他们盲目追随西方而对本民族历史的无知，或者因急功近利而一叶障目，故意信口雌黄。不管怎么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道德传统的衰落是事实
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基础是经得起科学主义的敲打的，科学可以摧毁基督教神话的传统信仰的道德基础，，但决不可能动摇中国人孝亲敬祖的植根于爱的道德基础。在西方，上帝的虚假的恩爱淹没了父母的真正的恩爱，儿女对父母的后天的文化之爱完全被神爱和金钱的冰冷的河水冲淡甚至使之完全丧失。在中国则不然，儿女对父母的后天的文化之爱也即“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梢粹。
家庭的存在是人类数万年文明的几乎惟一的标志。只有家庭才是人类可能达到自组织、自再生、自创造、自发展的最重要的文明细胞。在家庭面前，国家、社会、教会等等都只不过是更深一层次的产物。有传统
道德的存在才有家庭，反之亦然，有家庭的稳定存在，才有传统道德延续的可能。
家庭的产生俏弥了人类因没完没了的性竞争所导致的人间战争，这是千万年来人类从无数的痛苦中吸取教训而逐渐形成的伟大的文明的创造。只有家庭的稳定然后才有儿意发育成长的健康的稳定，才有永远生生不息并有所进步的人类未来的稳定，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理论，而是经过了千万年人类历史证明的人类常识。
从前以一家人融合和美的天伦之乐为家庭幸福的模式，今天完全变成了以个人的性快感满足为宗旨的随机模式。
上帝之爱和爱上帝，这在西方的基督教徒心中是最崇高的爱，是超越一切的爱，然而这种爱却是最经不起科学的洞察的。
所以究竟什么爱，今天中国人有了定论：第一是爱性交，第二是爱权力，第三是爱金钱
爱朋友的人或许多一点，但是在金钱和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中，朋友多数是相互利用的代名词。说得透彻一点，多数有用即朋友，或者说，朋友多数是锦上添花的人，而极少是雪中送炭的人。世上人们的友谊多数是虑假
西方人在他们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和近代市场化杜会的习俗之中基本上沿袭了哺乳动物的习惯，儿女成人进人市场，在经济上即与父母完全隔离，从此独自谋生，不再依a父母(这一点比牢中国人强)，但离开父母的儿女也基本上不承担扶养老年父母的义务。西方人的爱父母与哺乳动物的爱父母实际上有同样的含义。他们爱父母是因为他们需要父母，当他们长大成人在经济上可以完全独立了，他们可以不猫要父母的帮助了，他们爱父母的愈义也就不再存在了。
中国古人把孝敬父母做到颐养父母至天年，这在主张基督教传统之下的个人主义的西方人看来，既不科学也不经济，但这却最有文化。
在爱人的意义上，西方人无疑正在愈来愈变得缺乏文化。
西方人在漫长的中世纪只是靠了对上帝的一丝丝内心的真诚才使自己的精神不至于在生活的重压下坍塌，而中国人在提长的中世纪，却是靠了对父母兄弟家庭的一丝丝真诚才坚持住了生活中的最后一点意义价值。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的人决不会懂得爱任何人。这种人惟一的前途便是成为只知爱金钱爱自己的欲望满足的人形畜生
在今天的中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一些自称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往往不过是一些迁腐酸臭的文人，他们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之中多的是见风使舵的变色龙，而真诚执著的耿介之士却几乎没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只有梁漱溟先生还有一点骨头，自然，另有一些人因泰山压顶之势而在寂寞中被淹没，但多数所谓“俊杰之士”则为识时务而登上了意识形态的顺风船。
爱父母，也即孝，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宗教。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宗教，但有孝的宗教，也即爱父母和由爱父母而推演而来的祭祀祖先的宗教。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同样用优胜劣汰的理论来看待不同的人类种族和民族的社会。
中国传统道德的孝梯忠怒，以孝为起点。只有从小养成真诚地热爱父母的人(孝)，将来才会真诚地热爱兄弟姐妹(佛)，才会真诚地热爱乡土(忠)，才会真诚地热爱朋友，并真正达到对人类的博爱(怒)。
愈是过去的西方哲学家往往也愈是更显示其某种道德精神性，从而也更显示出他们对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关切，而愈是靠近今现代的哲学家则往往相反，他们更显示出对人类情感的冷漠，甚至冷酷，变得似乎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甚至变成一味只知寻求符号精密运算的怪物，变成冷漠的语言、语句、语义的分析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