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书评

梳理

中世纪里，智识阶层主要在两种地方接受教育， 第一，是修道院学校； 第二， 是城市中的大学。 后者往往是在前者中发展并独立出来的， 虽然在名义上依然归属教会， 但一般相对独立。（实际上，在克吕尼运动之后， 修道院学校几乎不再接收俗世教徒了——当然上等阶层是除外的。） 本书关注的就是后者，中世纪的大学。而中世纪思想的活力也就来自这些城市里的大学。一般来说， 对于中世纪大学发展的梳理， 是可以沿着两条脉络来进行的：其一，是世俗上的； 其二，是学术上的。就世俗意义上而言，十一世纪的背景是西欧的复兴和教权的扩张。对于西欧的商业而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关键性的， 虽然这次东征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十字军王国并未能坚持很久，但它再一次为西欧夺回了对“我们的海”——地中海制海权的控制。 于是， 对东方世界的贸易再次兴起。 随着商业兴起的，是属于商人和自由手工业者的城市（参见《中世纪的城市》）。 而大范围商业贸易在城市的发展， 则需要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员来负责文书， 会计和法律方面的工作。 这是世俗学校在城市发展最明显的推动力。 而且，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并获得特许权利，城市里的大学，无论是在学校组织， 还是在所授课目和学位授予上， 甚至在大学人员的刑事审判和豁免权方面， 也都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这些自由大都产生于在教权和君权竞争的夹缝中。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儿童学校首先兴起于意大利， 但最活跃的学术中心却在法国（巴黎和沙特尔学派）和英国（牛津和爱尔兰）。 相对而言， 西班牙的大学主要开始于收复失地运动之后， 而德国的大学则起步更晚， 繁荣于中世纪之后。 虽然许多大学教员曾自称为靠脑力劳动来获取报酬的手工业者， 但我很难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 至少就中世纪的中后期而言，城市里手工业者间的等级都是非常明确的。作为渴望拥有政治主张和影响力， 但收入不高的大学教员们， 毕竟不是早期流浪和放纵的哥利亚德， 想必难以容忍这种等级观念对他们的划分。而且，一再直白地表达手工劳动只属于下等人的希腊文化，也会在中世纪后期影响到他们。从结果来看， 除了扬.胡斯之外， 很难说中世纪的大学对民众思想上产生过什么影响。 最后， 大学毕业后的大学生们， 除了成为神职人员外， 也大多成为法官， 律师和公证人。就学术而言， 中世纪是经院哲学的时代， 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中，除了少数异端外， 其主旨总是在于： 以理性彰显上帝。 虽然应该肯定中世纪大学对于（罗马）商业法律上的继承和发展， 对（希腊）逻辑与修辞的重新引入和研究， 但丝毫没有理由高估中世纪知识分子在被后世称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上的实际进展。 事实上，中世纪时期， 医学和数学上的发展几乎全部来自阿拉伯文明 （尤其是从西班牙）， 比如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和阿维森纳的《药典》。 虽然有着所谓的“七艺”， 也就是大学所设的七门课程， 分别是：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 但其中的天文， 或者更广义的物理，也只是亚里士多德的 《物理学》 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 而已， 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思辩哲学。 这一点正如《文艺复兴中的人和自然》一书中所说的， “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原著的纯洁， 而非科学真理”。中世纪大学早期的对手常常来自西多教团。 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的自我革新之一， 西多教团强调以苦修，也就是体力劳动来向上帝赎罪， 而轻视智力， 或者说理性。 而作为大学的成员， 阿贝拉尔则希望发展逻辑来验证神学， 这与明谷的圣伯尔纳针锋相对。 而在中世纪后期， 大学所面临的， 除了教皇对异端思想的控制之外， 则是以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为首的四大托钵修团的兴起。 强调恪守使徒式贫穷和布道， 以乞讨的方式修行的托钵修士们不断涌向城市。 作为一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 他们自然也会进入大学。 他们有着教皇的支持， 不收学费， 而且往往虔诚而显得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实际上，后来的许多知识分子， 从马丁.路德到哥白尼， 都出身于修士。 但这种出世的苦修， 是和中世纪城市里世俗的精神——比如《玫瑰传奇》所表现的那种对生命力和个人欲望的赞扬——相悖的， 自然会招致大学里俗世教员的抗议。 中世纪大学思想活动的衰落。 这一衰落与其说是和人文主义者的兴起有关， 不如说两者是同一原因的两个结果。 随着十字军东征的接连失败， “阿维农之囚”事件之后， 君权在和教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可逆转的胜利， 十五世纪正是君主集权制在西欧确立的世纪， 大学自由赖以生存的夹缝也因而渐渐失去。 更重要的是， 在集权制下， 君主聘用文职人员来管理政务， 而不是像中世纪早期那样分封给不用付薪水的贵族。 所以，无论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还是后来的人文主义者， 向君权和世俗政治的靠拢在所难免， 《中世纪的秋天》里所描述的布鲁日宫廷文化即为一例。 此外， 十四，十五世纪同样是民族主义萌芽的时代， 印刷术的大范围使用， 民族语言开始取代拉丁语， 整个欧洲的大学开始渐渐变成各个民族的大学， 大学的当地化自然会方便君权和贵族的进一步渗透。 就宗教层面而言， 随着教皇的影响渐渐只限于教皇国之内， 而自身变为意大利的诸侯国之一， 学术开始更加肆无忌惮的嘲笑教权， 并同时肯定现世。 随着一次次瘟疫的降临， 神秘主义， 和忧伤颓废的氛围再次兴起， 大学里对于思辩和神学的探讨也变得僵化而让人厌烦， 曾经那个生机勃勃的经院哲学时代结束了。衰落可能并不是合适的词，后世的许多著名学者依然出自大学， 在十五世纪也还有很多大学相继建立。真正失去的，是大学的独立。 在这一点上， 它也是城市自由对君权退让的表现之一。 巴黎大学参与了对圣女贞德的审判， 然后失掉了君权的信任。 同样的， 1358年的巴黎起义让巴黎在以后的近两百年里失去了法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另一个可能不那么恰当的例子， 是汉莎城市同盟同样在十五世纪中的式微。最后，中世纪大学知识分子的活动同样可以看作是理性精神在欧洲的复苏，虽然带着神学的面具。就像沙特尔学派所说的， “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新教运动的兴起，神学最终归于神秘主义，人文主义者继承了中世纪知识分子对希腊文化的热忱，而理性则从中解放出来。近代科学，也就是罗贝尔.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所先后提倡的实验科学，由此而始。 PS：以上内容并未核对史料，若有出入，概不负责，嗯那。

知识分子的困境

这是个太大太大的话题以至于无从说起，在复习《高等教育学》时翻来覆去的一道题，“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何时？答案：中世纪”。便对这个充满了宗教迷幻色彩的时代，及其大学与知识分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翻看雅克勒戈夫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对那个黑暗千年的特殊群体，期待有一些了解。大学的自主性。在大学能独立自主作科研与教学以前，他们都是从属于宗教，为当时的权力机构服务的，这虽然体现了文化的某种功能，但强权之下必有勇夫，而且知识将被共享的趋势，终究导致了中世纪大学的独立的要求，当然，这是付出了许多血的代价。 在巴黎，大学的自主权是在1229年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后终于获得的。一系列的流血事件，才为大学的独立自由扑救道路，大学的团结与坚定，威胁并采用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使得他们终于实现知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虽然大学在诸多革命分子的拼命下，获得了自由，然而，却不是想象中的自由，因为知识分子面临着，并且一直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经济来源。中世纪的教师们倾向于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这一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不能依赖世俗势力，即不依赖地方当局、封建王侯、教会以及自助者的长处。却没有摆脱知识分子不能实现经济独立的命运，所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不归路：倚靠经济强大的宗教教会势力，或许他们从内心鄙视自己，却“只有甘心情愿在物质上仰赖教会的人，才能够成为大学教授”。（p294）短暂的高潮。也许每个知识分子内心都暗藏一个指点江山的梦想，想象在自己的功劳下，实现人间天堂。在中世纪，他们的确实现了这样的梦想，短暂的，也是落入俗套的，就是将自己变身为权力的化身。即，当时的政教合一。权力转移到了知识分子的手中，过起了贵族的生活，自然不可避免的腐化。知识变成了财富的象征，拥有知识也就是拥有财富，拥有财富才能靠近权力。米诺·德·科勒说：“大家如此渴望对知识的占有，比占有其他的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它把穷人从卑贱中提拔起来，它使一般平民成为贵族，并给他带来巨大的名声，它还使贵族成为优秀分子，胜过一般平民。“ 可的确，知识在那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即便是权力的幻影，能被如此重视，也未尝不是一种欣慰。至少，屌丝有逆袭的可能。归结到最后，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无非是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信仰与理性的平衡以及理性与实践的平衡。因为，总是说到后来会说到知识分子的眼高手低问题，这因为语言文字能带给人无限遐想的副作用，比如一说到贵族，很多人想到那种奢华的生活、无上的荣誉、万人的景仰等等blingbling的画面，所以，在满足了这样的YY后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生活，必然是失望的，以至于对于赚钱这项体力活，能避免就避免，并且通过一些科研调查来证明这样的结局是有因果的。这或许是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最主要的困境，这大概是由于人们想不到对现在的时代来说，知识意味着什么，知识能够贡献什么，知识能转化为什么？而在中世纪，苦逼知识分子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人文信仰。因为”在人文学院里，实施的是基础教育，很大一部分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有成果的交流，都源自人文学院……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在那里给出了它全部的果实。“（P345）

错误百出，难以卒读

看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出版社2002第3版）……莫名其妙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严重影响了阅读速度。参校法文原版（Jacques Le Goff，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 Éditions du Seuil, 1985），发现误译、脱译、甚至乱译一气的地方比比皆是。随便举些例子吧：“弗赖辛的奥托接过圣奥古斯丁的两种国家（deux cités）的论点并解释说：‘由于不仅全体民众，而且帝王们，除个别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来，我写的不是两个国家（cités）的历史，而应该说是一个唯一国家的历史，我称这个国家为教会。’”（11页）按：“两个国家”当译“两座城”，看来译者不知道奥古斯丁写过《上帝之城》。“12世纪的知识分子…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 temporis）。”（11页）按：当译“（追求）真理——时代的女儿”。学者不是filia temporis，真理才是。译者坦言不懂拉丁文，只能请教别的副教授。“西方国家的人不再懂希腊文了——阿伯拉尔对于表示遗憾，他敦促侍奉圣灵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exhorte les religieuses du Paraclet à combler cette lacune），这样就可以在文化修养上胜过男人们。”（12页）按：当译“保惠师修院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Paraclet(παρακλητος)是“圣灵保惠师”之义，这里指彼得.阿伯拉尔创办的修道院的名字。阿伯拉尔于1121年卸任圣德尼修道院院长后来到Ferreux-Quincey隐居，随后创办了这个本笃修道院（一开始是学者村性质的）Oratory of the Paraclete。当他于1125 赴布列塔尼St. Gildas修道院任院长时，就把Paraclete修院转给了他的爱人哀洛伊斯Heloise，哀洛伊斯担任Paraclete修院的女院长，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142-1792阿尔伯特和哀洛伊斯并穴合窆于此。译者竟然不知道Oratory of the Paraclete，完全乱译。“有一个翻译小组非常有名，它是由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为翻译古兰经而组织起来的。”（13页）按：彼埃尔.维尼拉比利（Pierre le Vénérable）译作“可敬的彼得”也许比较合宜。“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批发商行和银行随着香槟酒交易会（foires de Champagne）纷纷开张的同一地区。”（17页）按：译者竟然不知道“香槟集会”，却翻译成了“香槟酒交易会”，令人叹绝。“他们漫步在圣于连.勒保弗雷（Saint-Julien-le-Pauvre）教堂周围，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尔兰特大街之间。”（17页）按：Saint-Julien-le-Pauvre似可译为“穷人”于连（尤利安）。“在《菲丽和芙洛拉之歌》中，两个女主人公，一个爱上了教士，一个爱上了骑士，她们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宫廷爱情课程的诗句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既符合科学，也同传统的看法一致，教士证明自己在作爱上，比骑士更为擅长（Le clerc se réveile à l’amour Plus apte que le chevalier）。’”（30页）按：当译作“教士证明自己在爱情上，比骑士更为擅长。”此翻译极端令人无语。“当阿伯拉尔指明…第一任巴黎大主教与圣保罗使之皈依的艾罗帕齐特（l’Areopagite）毫无关系时……”（38页）按：译者竟然把areopagite（雅典最高法院大法官，judge of the Areopagus）翻译成‘艾罗帕齐特’。看来译者不知道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Διονυσιος ο Αρεοπαγιτης)是谁。“就像谢纽修士极为恰当地指出的，‘神人同一’（Cur Deus homo）的争论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48页）按：“Cur Deus homo”应译为“为什么上帝化身为人”。“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liberal arts）。”（55页）按：liberal arts可译为“人文学科”。“‘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56页）按：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意思大约是“技艺是产品生产的正确方法”。“中世纪末期那种狂热（flamboyante）的经院哲学，它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伊拉斯谟、路德和拉伯雷的蔑视。巴曼克式(baroque)的经院哲学……”（85页）按：flamboyante 当译为“华而不实”，baroque“巴洛克”翻译为“巴曼克式”也令人匪夷所思。“由此教堂也从经济上把知识分子同自己绑在一起，因为知识分子不得不请求教皇赐予领地（bénéfices）。”（88页）按：bénéfices当译“教士俸禄”。下文将“圣俸”译为“领地”的不计其数。大学讲师都可以作封建主了…无语。“圣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对科学出名的，他认为科学与知识是守贫、禁欲和与穷人的兄弟情谊的障碍。”（89页）按：当译作“圣方济各反对阻碍守贫、简朴和与卑微者情谊的那种学识”。呜呼，被译得面目全非。……我不是搞西洋史的，对于西学可以说是外行。不知道“张弘”是何方神圣。他在《译者序》中说：“书中少数拉丁词语的翻译，得到了历史学博士王乃新副教授的帮助，译文经上海外语学院的卫茂平副教授的仔细校订，译著的问世还得到了商务编辑部始终如一的关怀，并此谨致谢忱。”啧啧，国内顶级出版社和大学西学教育的水平竟是这种程度吗？（卫茂平何许人也？by君告诉我说：“只知道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系主任。博士在海德堡念的。他现在到处参加中外德语各种会，还以为他很牛……当时想报海德堡的时候觉得既然他都垄断了赴海德堡中国学生的生源，就作罢……”）无由来想起杜维明在哈佛对唐德刚说：“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好东西已经学得差不多了，现在该轮到西方人来学学我们中国的好东西了。”唐德刚深韪此言。可叹也。比无知更可悲的是，对于自己的无知还沾沾自喜。

知識分子和大學

如本書作者在新版後記裏寫下的那樣，本書顯然並不是給專家們閲讀的。但這絲毫掩飾不了本書背後作者所付出的巨大的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本評論並不涉及知識分子在現代語境中的含義，而只關注“中世紀”的知識分子。本書介紹了中世紀知識分子的起源、盛期和消亡。引起我注意的有兩點。首先，是作者指出中世紀知識分子的興起與城市的關係。12世紀的知識分子是以一種手工業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也自認如此，並不與其他的勞動者做出區分。但隨著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變化，開始貴族化，並最終部分演化成人文主義者，或者被人文主義者淹沒。第二點，是大學的地位與作用。從書中所展現的大學建立的緣由和發展，及其作為一股政治勢力（無論是被一方用來反抗教廷，或是另一方用來反抗世俗權力），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提倡的西方大學在組織結構上，教授治校，“政羅教網無羈絆”的淵藪。這樣的發展，和憑空提倡某种相對于某种文化是橫空出世的理念，顯然並不相同。

甚至比不上中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作为新的社会学类型产生，以城市劳动分工为先决条件，正像大学设施的出现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前提一样，这一新的‘知识大教堂’在这个空间中才能涌现出来，走向繁荣，并自由地深进入研究。”乔万尼·桑蒂尼在《12世纪的大学与社会：医学自由和摩德纳学院》中曾如是指出过。关于知识分子的产生，法国人雅克·勒戈夫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其精彩之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虚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所以，知识分子真被得到理解只是在12世纪。不过，勒戈夫的兴趣不在于论述知识分子是怎么与城市一道兴起的，关于这个问题，也许需要一本书来考证。勒戈夫感兴趣味是从12世纪到15世纪，“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出现、演变与消亡的。“知识分子”一词的起源我们可以另有文章论述，它用于中世纪的“知识人”身上是否适合？当然也值得探讨，但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我们在此估且按照勒戈夫的说法，将这些中世纪的知识人仍然称为知识分子，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界就已将知识分子的概念引申到了古典时代。在城市兴起之后，最先出现的知识分子是“哥利亚德”，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先驱，什么是哥利亚德呢？当时的人们将他们咒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将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破坏和平与不守秩序的危险分子。但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是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敌，或者认为它源自“哥拉”，即“兽嘴”，以表明这些人是贪吃鬼或牛皮大王。哥利亚德们为了知识而浪游，或者学习知识，或者传授知识，他们不把当时的道德放在眼里，“玩乐、酒、爱情，是他们讴歌的三驾马车。”勒戈夫这样说。这是些天生的反对者，反对中世纪盛行的社会秩序的所有代表：僧侣、贵族、甚至农民。他们攻击那些高高在上的教皇、大主教、修士，支持帝王制度反对僧侣阶层，批判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这颇有基卜林派思潮的特色。但这并不意识着他们会站在帝王这一边，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们憎恨贵族、官吏和士兵。他们作为城市人，甚至看不起农村人，在他们的著名作品《乡巴佬变奏曲》中，就如此丑化农民：“这个卑鄙的家伙/这个笨蛋……这大废物。”因为体现了这个世界的粗野的农民让他们厌恶。对哥利亚德们来说，就荣誉而言，智力的争强好胜、论辩的高下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争斗和战争的伟绩。所以在当时节人们看来，这些脱离了固定社会结构的人是奇耻大辱。要知道中世纪的盛期曾致力于规定每个人的地位、使命、级别和等级，但是，哥利亚德偏偏是从中挣脱出来的野马。哥利亚德中的代表性人类是阿贝拉尔，他的一生是一部悲剧，勒戈夫认为：“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他不断地与当时的神学权威与知识权威们辩论，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他的声望极高的时候，爱上了大教堂执事弗尔贝的倒女爱洛依丝，他们相爱、私奔、结婚，但那是个妇女解放得离谱的年代，婚姻被看得一钱不值，结婚是被鄙视的，尤其是在以自由为使命的哥利亚德们身上。作为哥利亚德中的一员，阿贝拉尔左右为难，他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阿冈特修道院去，让流言平息下来时再议，结果弗贝尔认为他想甩掉自己的侄女，便让人在夜里进入阿贝尔的屋子中，将他阉掉了——解放者成了解放的牺牲品！阿贝尔与司马迁一样了不起，在被阉后他并没有停止战争，继续讲学、许多人聚居在他隐居地周围，甚至组成了村落。他用自己的知识与晚年主宰了基督教的圣伯纳德战斗、与当时的社会腐败、愚蠢战争，最后死于一次神学家与主教们针对他的阴谋会议之后。自始自终，他都是个热烈的、自由的对社会禀持不懈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这们的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也有一些民间异议人士，以革命或改革或艺术的名义在城市间出没、流窜，他们在文学界、思想界和艺术界也有几分名声，看起来颇像“哥利亚德”，但是，我并没有看见他们那无私的批判精神，看不见他们有着任何高深的知识和伟大的理想抱负。我看见的是只是一些地下政党的“党魁”，或者一些“艺术家”、“诗人”，他们以政治、艺术与诗歌作为幌子，在各个城市与圈子间骗吃骗喝、骗钱、骗女人，骗名声，他们的理想是成为“统治者”，成为“大师”，这些无耻的寄生虫们并没有为社会贡献一点新思想，更不曾为未来知识分子的发展身先士卒。所以，与中世纪的哥利亚德们相比，中国只有不学无术的骗子手而没有哥利亚德。到了13世纪，哥利亚德们消失了，他们变成了大学教师。勒戈夫说：“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这个世纪欧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大学，大学反对教会势力，反对世俗势力。通过与教会的数度交锋，大学从教权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对世俗势力的斗争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那个时代的大学表现出真正独立的精神。在巴黎，1229年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许多学生们卫队杀死，但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员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的时间巴黎几乎没有再开任何课程，到了1231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与今天中国的大学太不同了，与黑暗的中世纪相比，我们处于“文明的天空下”，但我们的大学却成了官僚部门、成了争权夺利的地方、成了致力于赢利的公司、成了培养奴才速成班。中国的大学没有独立精神，它养起来的教授与学生，谈何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谈何知识分子？但中国的大学与13世纪的大学有一点相同之处：都成了特权阶层。中世纪的大学在获得独立之后不久，迅速地蜕化成为教会下级部门，教授们成了贵族，授予博士成了新的造就贵族的行为，教学成了牟利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之下勒戈夫论述道：“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但人文主义者只是给他们衰落的前辈最后一击。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未遭到暗害，他们自己献身于这种死亡和这种转化。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绝在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解道路。”人文主义者显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他们将信仰与理性分离、局限于经验科学、反唯智主义，这些博学的无知者占领了大学，大学与他们一拍即合。什么是人文主义者呢？定义是：“人文主义者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这个定义用于描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恰当不过了。“人文主义者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这段话也正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立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沦为政党的传声筒、商业集团的吹鼓手、造星运动的帮闲，也了勒戈夫所言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是新型贵族，“新贵”是他们最好的身份称呼，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与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文主义者经常为王侯效力，但始终把领导社会的责任让给他们……他们强调的是空闲时间，用美文学来打发的‘闲散’以及古典时代的‘悠闲’。”但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比不是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至少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还是抨击着大学里的经院哲学，而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是大学陈腐制度、利益和课程的维护者。经历了哥利亚德、大学教师、人文主义者三个阶段，“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结于消亡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还能透过文学和历史的尘埃，看见哥利亚德们批判过、大学教师们独立过思考过，人文主义者们抨击过，而看看我们身边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识分子！

读书会提纲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想象与误解的中世纪彭小瑜：《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与修道生活》，载《历史研究》2006年01期；《轻慢西方历史和文化》,载关世杰主编：《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50页。原因：启蒙运动的影响；宗教改革背景扩展阅读：Marcus Graham Bull，Thinking Medieval，Palgrave Macmillan知识分子的起源与界定：intellegibilis“‘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群体迄今为止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它努力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称呼，以代替“教士”这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在这一点上，13世纪的西格尔·德·布拉邦是先驱，他提出了“哲人”（philosophus）这个名称；但我在这里不用这个词，因为哲学家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人。这个词源出于古典时代。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西格尔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不过在中世纪，哲学家是信基督教的，他表达的是12至15世纪学校的那种理想：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对我们来说，人文主义者是属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另一种学者类型，他们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正好是相对立的。”【p1】“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但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答复了知识分子的敌人，他把13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知识界人物置于天堂，并使他们在天堂和解。——他们就是圣托马斯，圣波纳梵杜拉，西格尔·德·布拉邦。”【p3】3、历程·12世纪城市的复兴；·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大翻译运动：可参见徐善伟著《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巴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最幸福的终生流放，就是永远生活在这地方”。“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精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p19】·“哥利亚德派”与社会、道德批判。“他们生动地描写了渴慕解放的氛围，他们为接下来的下一世纪提出了许多见解，如自然道德、伦理或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对宗教社会的批判。”·阿伯拉尔——【法】蒙克利夫：岳丽娟译，《圣殿下的私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德】施皮茨莱：李承言译，《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Cedric H·Whitman，Abel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圣安瑟姆（St. Anselm）"fides quaerens inellectum"·“沙特尔精神”:“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这些精神的手工劳动者，随着12世纪城市的繁荣而出现，而今将在大规模的社团运动中组织起来，这些社团运动在城镇基层运动中发展到顶峰。教师和学生的团体，将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们是13世纪的产物。”【p58】4、中世纪的大学·大学：大学的自治（反教会势力；反世俗政权；教廷的支持与利用）“由于它的成员是来自所有有可能的国家的教师和大学生，由于它活动的性质，是没有国界的科学，由于它的眼界开阔，主张普遍教学的自由（licentia ubique docendi），要求有到处进行教学的权利，规模宏大的大学的毕业生享有这种权利。它和其他社团组织相反，没有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权。它的领域是基督教世界。”【p65-66】13世纪末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爱尔兰的托马斯写道：“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入学仪式：宗教氛围、道德氛围、大纲、考试、研究、辩论·托钵修士与大学教师的争执5、从大学学者到人文主义者·学校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化；理性和信仰的分离（司各特、奥卡姆）·“在14和15世纪这两个世纪的进程里，大学也丧失了它的国际性特点。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大学的建立，它们越来越注重从本民族招生，甚至从本地区招生。”【p121】·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p138】（关于人文主义的界定与新认识，可参见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三章“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运动”，第37-62页。）“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文主义者则从一开始就置身在精神与天才的旗帜下，尽管他为著书立说而消瘦憔悴，或者他的语言艺术散发出通宵达旦的油灯气味。他为内行的人写作。……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大人物、官僚阶层和富豪们庇护的环境中。……人文主义者经常为王侯效力，但始终把领导社会的责任让给他们。人文主义者在清静中工作。此外他们还隐瞒他们的额外工作。他们强调的是空闲时间，用美文学来打发的“闲散”以及古典时代贵族的“悠闲”（otium）。克兰芒斯的尼古拉写信给蒙特勒伊的约翰说：“不要由于这高贵与光荣的闲散感到羞愧，伟大的思想家们始终从中得到乐趣。”【p140-143】·“人文主义者背离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职责：同大众的联系，以及科学与教学的结合。人类的文艺复兴肯定会长期地带来一种孤傲工作的成果。它的科学、观念和杰作，将为人类的进步提供给养，但在一开始那是个退步，是个倒退。甚至印刷术，在它普遍推广书写文化之前，一开始也是对思想传播的束缚。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优秀分子——独占了丰富的文化。”【p145】后续扩展参考：陈文海：《近代西方天主教会的角色困境——以亚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为视角》，《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约翰·赫伊津哈：《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何道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Stephen J.Harris and Bryon L.Grigaby,ed.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Middle Ages,Routledge 2008

读书笔记——重新分类

勒高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以时间为线索，围绕知识分子展开了多个主题。随着时间流淌，中世纪知识分子从萌芽至鼎盛再至消失，不过存在了短短三个世纪，但却伴随着文化与思想的改变。此书的涉及面不可谓不广泛，并非每一部分都和主题直接相关，但对于了解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状况有所帮助。书中涉及的主题过多，包括知识分子的生存保障、身份认同、思想沿革和大学的组织结构、变化趋势、与教廷的关系等，不一而足。在几乎可以称之为凌乱的材料中，笔者试图提炼出几个贯通全书的主题进行探究，以此理解知识分子发展的潮流。主题一、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从手工艺人到贵族12世纪时，知识分子仍将自己定位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工作者。“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 。“教授”这一专业也是逐渐兴起的。一开始，一些教授获取了以天主教名义颁布的“授课准许证”，在自家宅院开始授课。游学浪子经过沉淀也开始稳定的授课，比如阿贝拉尔讲授的哲学和神学课程就受到了好评，“由于其声誉，慕名而来者日众，小岛人满为患，师生们遂居住在连接小岛和塞纳河左岸的小桥上，以后逐渐向塞纳河左岸转移，形成了巴黎大学的拉丁区” 。就这样，个体营业的教授慢慢在中世纪的欧洲多起来。另一方面是团体性的教学组织，如沙特尔修道院。沙特尔修道院的知识分子们研习七艺：语法、诗歌、逻辑、修辞、数学、物理、哲学、伦理学，研究古代人的知识并试图形成自己的见解，通过教学的环节将知识继续传播。“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和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 沙特尔修道院将人类生活看做一个嘈杂的大工场，知识分子本身类似于手工工匠，学校是车间，研究和教学是工作，图书则是他们的工具。无论是通过巴黎知识界还是修道院团体，新的、先锋的知识传播开来，即使是温和派也开始吸收和消化革新派的一部分知识。总之，12世纪作为个体和团体的知识分子都仍以手艺人自居，传播“思想知识”并获得相应的报酬。进入13世纪后，大学兴起，知识分子传道授业有了相应的组织，发展愈发壮大。但此时出现了自我定位的困难。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教学的收入产生了分歧。一边仍然支持和上个世纪一样，教师授课，学生付钱，完全依靠学生的酬金，不依靠其他来源；另一边则支持担任教会职务，依靠教会的薪俸养活自己，不向学生收钱。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3世纪的大学从属于教会，大学中的教授属于世俗性修士，这样的特殊角色可以和牧师一样继承一份领地。教皇支持教学无偿的原则。“这样做的最合法的理由，是希望对那些穷苦学生敞开大学的大门。另一理由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并与那时狭义地说只有宗教课程的时代有关，它把只是看成是上帝的赐予，出卖只是就是买卖圣职罪。” 第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仍然属于专业人员，是一个生产劳动者，而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为了获取俸禄而从事教师的职业，这决定了社会地位：劳动者或者特权阶层。13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仍摇摆不定，到了下个世纪，终于作出了最后的抉择。14世纪的到来伴随着中世纪的衰落，增长的停滞和不断的战争使得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变化，而知识分子从此时开始，终于选择了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上的贵族化，加入了特权阶层。一方面，他们还是要求学生付钱，增加了关于赠礼的规定，使得穷苦大学生越来越难以支持一个学位。另一方面，大学教授主要依靠教会的领地，收取实物地租、利息和贷金，很好的抵御了通货膨胀。他们效仿其他富人放贷，创造性的将书籍作为抵押物，经营图书的借贷服务。这样，知识分子从大学被推向王侯的宫廷，推向教会和世俗资助者那里去，因此也越来越失去知识分子的特质。知识分子也在谋求社会地位的贵族化。教授的后代可以免费读大学，并且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获得教职，这赋予了他们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知识分子也真正成为了特权阶层。“中世纪末期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等同起来，给博士头衔像给骑士头衔那样同等的权利。” 原本的知识分子过上了贵族化的生活，新富起来的他们把资本投入土地，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财力，建起别墅与宫殿，回归乡村，忙于业余的研究。就这样，兴起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又离开了城市，不再从事教学，而也因此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特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就此消亡。从上述可知，中世纪知识分子对身份的认知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自认为从事知识教学的手工艺人，最终转变为依附世俗权力的特权阶层的贵族。主题二、知识分子的方法论：理智与信仰关系之变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从刚兴起时便将理性和信仰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知识领域。之后作为知识分子方法论的经院哲学更是就此深入进去，建立了“信仰寻找理智力”的学说，然而14世纪经院哲学的僵化和神秘主义、反唯智主义的渗透，使信仰与理智的坚固联盟被击碎，虔信与理智分成两个流派往下发展，不再紧密结合。对信仰和理性关系的探究在知识分子未成大势的12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无论是巴黎知识界还是沙特尔修道院对此都有一定描述。巴黎知识界的代表阿贝拉尔被称为“第一名知识分子”。“他将逻辑理性批判、辩证式的科学方法与教学联系起来，专门以写书和讲论来传授思想。并以此维生。” 阿贝拉尔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创见。一是唯名论，对语言的内涵提出了问题；二是动摇了教会赎罪说的基础，从此罪人成为选择而不是命定，忏悔成为赎罪方法；三是提出信仰和理性结合，对之后的“信仰寻找理智力”起很大影响。他顺应学校认识的愿望，在神学的范围内试图理解，而不仅仅是宣读福音。沙特尔修道院的知识分子也有“理性化”的趋势。他们特别七艺中的四门，即算术、几何学、音乐学、天文学。由此使得他们更注重求新和观察研究。所罗门、亚历山大、维吉尔这些古代的观察者与研究者被他们奉为先驱。关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上帝创造了自然，给予自然规律，因此世界应是理性的，应当去神圣化。“理性理论”与“圣像理论”相对，批驳上帝随意造物的观点。就这样，12世纪的知识分子们逐渐形成了信仰也需要理性的看法，这一观点在13世纪得到强化。作为知识分子方法论的经院哲学包含词汇学、辩证法、权威来源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通过“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的方法，经院哲学致力求索理性与科学的关系，经院哲学家阐释了圣经中的内涵，鼓励信徒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根据。“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 也因此勒高夫在书中将经院哲学评价为最少“蒙昧主义”的东西。然而到了14世纪，经院哲学将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的学说遭到了不同方向的攻击。司各特主张“上帝意志自由论”，奥卡姆继承了他的学说，也支持理性应该从信仰中被驱逐出去，因为上帝是自由的，他远离人类的理性。自然和神恩之间的平衡打破了 ，理性无法支持，也无法证实信仰。反对的声音还来自权威主义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教义的权威是所有真理和全部知识的中心点，不需要理性的支持。神秘主义和反唯智主义大肆扩张。无知是神圣的，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博学则是罪恶的。理性的科学是无用的，只有充满感情的虔信是有用的。信仰与理性不再结合在一起。理性主义脱离神学的范畴，更多的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渐渐地导向后来的自然科学。而虔信不再需要理性，信仰的研究导向了“唯灵论”。主题三、大学生：国际性到民族性知识分子向求学者教授知识，而求学者在学得知识之后，有很大的几率变成知识分子。12世纪的求学者辗转于各地，具有“国际性”，随着地方大学的发展，逐渐以民族来划分群体，最后几乎固定为只有本民族的学生可以在本地区的大学求学，求学者的国际性消失了，民族性取而代之。12世纪的哥利亚德是贫穷的游学者，是知识的流浪者。“哥利亚德是社会变动的产儿” 他们是“穷学生帮”，但也因此不受领地和教会的束缚，可以跟随着有声望的老师从一地辗转到另一地，将一种学说和另一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哥利亚德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国际化”求学者。13世纪大学的潮流仍是兼容并包的，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巴黎的大学社团已经出现了将学生和老师按照民族组织起来的情况。“民族团比学院更直接地与大学的行会特定方面相关，就是说大学基本上是教室与学生互助和互卫的组织。它与同一原籍学生的自然愿望相关，在同胞间组织起来，以实现接纳、帮助和友爱。” “巴黎大学有四个民族同乡会：法兰西、皮卡尔德、诺曼底和英格兰。” 每个同乡会推选一位长者担任本团领袖维护成员的利益，文学院的院长也有同乡会共同选举产生，这四个以民族组织的同乡会当时巴黎大学的组织中心.14世纪的大学生组成则从国际化走向了民族化。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建立，注重从本民族和本地区招生，这些大学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借助于封建王侯和教会的帮助，它们要么是为了增加王国的光彩，要么就是为教皇作装饰。原先的国际化大学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改变成民族化大学。布拉格大学就是在波西米亚国王的诏令下，让学生比例向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改变；而巴黎大学在布满障碍的民族化路上，最终还是和民族君主制度融为一体。虽然很难说有多少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大学数量的剧增，使得原先的那些重要的大学失去了不同地区的生源。“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 就这样，求学者从满世界游荡，渐渐的固定为在本民族的大学求学，国际性转变为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