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40年政论选》章节试读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的笔记-第520页

1992年李光耀说：给以人权更大尊重是一个可贵的目标。唯一实际的前进办法，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文明行为的标准，因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异，同时也取决于社会中的人民所习惯的阻吓或惩罚程度。问题是，当人们已经不再习惯于阻吓和惩罚时，这种所谓民族性原则就已经行不通了，或者是逼迫会走路的人倒退回爬行，却将爬行固执地说成民族性。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的笔记-第155页 - 建国经验的总结

关于正派的社会
李光耀政经领域的演说，从语言风格上来说，非常短促有力，能让人联想到邓小平的文集。（难道强人都是这么直接？呵呵）
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在1966年至1977年11年间，它的GDP翻了一番，而且使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诸如面粉厂、火锯厂、纺织厂、简单的集成电路装配厂停止扩充，更多地注重发展机械工具、电子仪器和微型轴承等着重工艺、且出口不那么敏感的工业。
相较之下，中国或许在人均GDP增速上同样成功，但经济结构转型相对新加坡社会则过于迟缓。
在李光耀的演说中，他特别强调国民素质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仅指在技能上，更强调在态度上，譬如要培育公民将国家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精神（就如英国公民曾经做的那样，因为常识宣称，残破的国家必然使个人利益受损），再譬如他对行政官员品行正直的严苛要求，再譬如他声称不能容忍少数人垄断利益，而更糟的是，让他们在人前炫耀利益等等。
从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新加坡政府追求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正派的社会，一个奉行克己、公平，绝不任由贪腐横行、恣意妄为的社会。
“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倒是千真万确的。”李光耀这样说，“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国家基本单位人员的素质、力量和眼光。”换言之，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国民。我绝对绝对相信这一点。在毛的时代，人们有无私和忘我的精神，大多数普通百姓是正直和本分的，然而一旦卷入政治运动，国人也会显露一种病态的残忍，在邓的时代，人心思变，冒险精神强烈，开始追逐权利的好处。在《邓小平文选》里，我能隐隐感受到，邓在发展国家时决心使国家稳定，对实现人们普遍富裕怀有冀望，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完全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社会”靠拢。我想邓在治国时，他不像李光耀受过完善的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不懂得许多专业方面的细节，但他在大的方向上没有搞错。曾听传言说，江、胡两位都是邓生前指定的，我倒是很好奇，他在生前是否已经预见到中国会在江、胡两任领导之后，出现习这样一位近似乎拨乱反正的人物？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的笔记-第416页 - 中国与香港

读完全书，最深刻的印象是李光耀对“一个正派社会”的孜孜以求，正像书末提及的里根对他的评价，李是一个“有原则且有远见”的人。他对于对新加坡发展有所妨碍的人或事，总是坚决果断地加以处理，毫不让步，同时又永远站在比以往更高的顶点向新加坡执政者提出严厉要求。
不仅是对于国家领导者，即便是对于普通人，这也是极为可贵的品质。
作为文集，编者基于分类的处理有点简单化，特别是最后一篇“中国与香港”内的文章的选择，显然有政治因素的考虑。李光耀先生的较为反华的言论在书中全然不见。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的笔记-第120页

我是完全站在工会—边的，而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建立政治运动的基础。我们将给他们一个公平合理的待遇，并且继续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待遇。但有两件事我将坚持我的立场，那就是：公平合理的工资，公平合理的工作。但如果工资是合理公平的，而你偷懒取巧，我将会对你不客气，为了全体新加坡人民的生存、前途，我必须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