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大家精要》书评

唐顺之文学思想的变化

【给修《明清哲学》的师弟师妹留下资源。此为期末论文。】老师是:贾宗普(所以，这个老师你就不要交这个)=================================================唐顺之作为明代颇具代表性的文学家及思想家，在程朱理学为大背景的前提下收到了王阳明的极大影响。并在自己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交往人物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日趋独立化。本文将结合文献对他为学的三个阶段，即——追求八股制艺阶段、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交杂而又以理学为主阶段、悟解阳明心学而形成自我学术思想阶段。其文学主张亦可分为三个阶段，追随前七子复古主张阶段、崇尚唐宋古文阶段、坚持自我见解与自我真精神阶段。本文将围绕唐顺之文学思想的变化路径，并结合其著述及个人经历进行探讨论述。一个人一生的境遇无疑会影响其思想及各方面变化。唐顺之的思想特征。一个他在心灵上的有着激烈搏斗；二是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三是他进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并且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他的这些思想特征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并且随着思想上的变化，他的文学思想也有变化。为了更好的探讨唐顺之文学思想的变化这一论题，这里简单对唐顺之进行一下生平介绍。唐顺之(1507～1560) 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贡士。历官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文武全才，提倡唐宋散文，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唐顺之出生于常州名门望族，世家出身。于嘉靖八年在京城会试一举登科走入仕途。但其一生几次被贬。唐顺之离开官场之后决定潜心求学。在这期间其使用自苦的办法是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的正确对待客观世界。在朝廷内忧外患之际，唐顺之再度入仕。率兵抗倭。后因多年奔波抗倭染病于通州病逝。很多学者和论述均认识三十九至四十岁，唐顺之的文学思想有了标志性的转变。在文学思想上，则从追求唐宋文意与法的平衡转向自我主观精神的自由表现，甚至要抛弃诗文的写作以得到精神的解脱。而这些转变都是和其几度被贬和潜心求学有着紧密的因果联系。四十岁之前的唐顺之崇拜对象主要为程朱理学的创始大家朱熹，以诸儒语论为学习途径、大家古文为小法对象，是指在外而不在于内。而在四十岁之后唐顺之就极少再做这种外向寻求的研究，一心追求心有所悟。《荆川文集》多处都可以看出来他四十岁后的这种变化。如：“仆少不知学，而溺志于文词之习，加以非其才之所长，徒以耽于所好而苦心矻力穷日夜而强为之，是以精神耗散而不能收，筋力枯槁而不能补，积病成衰，年及四十，尪羸卧床，已成废人。此皆诸公所共亲见所共垂悯者。仆平日伤生之事颇能自节，独坐文字之为累耳。反之于心，既非蓄德之资；求之于身，又非所以为养生之地。是以深自愧悔，盖绝必不敢为文者四年于兹，将以少缓余生，为天地间一枯木朽株而已。”“仆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过时，虽知其无成，然本是自家宝藏，不得不有冀于万一也。是以痛为扫抹闲事、收敛精神之计，则不得不简于应接，不得不托于病不可支以谢客。”此时的唐顺之已经尽量摒除外界干扰，甚至托病。放弃的不仅仅是这些，更多的是大多数外在的知识寻求。由此，在唐顺之四十岁以后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境界。《答茅鹿门主事书》是被学者评为支撑唐顺之文学思想的代表作。其中“自惟年垂四十，已蹈无闻之戒，世间事幸不复关涉，一个身子又自不能了，终日碌碌，竟是何事？回头一看，不觉噱笑。以此来岁更欲作一闭关之计，生徒尽已遣谢，交游亦且息绝，非敢望于坐进此道，亦庶几作天地间一闲人，不落闹攘套中，尽有受用矣。康节云：岂为此身甘老朽，尚无闲地可盘桓。每诵此语，怅然太息。文词技能种种与心为斗，亦从生交游之例尽谢遣之，尽息绝之。不扰仍是闹攘套子也。山林之士终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稳地面。”一段被用于推断是写于唐顺之三十九岁的时候，即嘉庆二十三年。由此书可知，唐顺之的转变并非是四十岁突发的。而是在其三十八岁得时候就表现出了其转变的意向。而出自《荆川集》的另一段，“四十更无长进，惟近来山中闲居，体验此心于日用间，觉意味比旧来颇深长耳。以应酬之故，亦时不免于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见古人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别自有正眼法藏在。盖其首尾节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笔墨蹊径之外，则微神解者而后可以语此。近时文人说班说马多是寝语耳。”由此处可知，这个时候的唐顺之固然还承认“首尾节奏”这样的形式因素对文章的价值，但的注意力已经明显的由形式因素而转向了“笔墨蹊径之外”的“意”，这种内在的学习。“正法眼藏”才是文学的根本。由此可观其文学思想的变化。在自我文学思想发展的路途上，唐顺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自我去欲的过程。穿单衣，住陋室，吃简食。“先生晚年之出，由于分宜，故人多议之。先生固尝谋之念庵。念庵谓向尝隶名仕籍，此身已非已有。当军旅不得辞难之日，与征士处士论进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学力，安在于是，遂决。龟山应蔡京之召，龟山，征士处士也。论者尚且原之，况于先生乎？初喜空同诗文，篇篇成诵，下笔即刻画之。王道思见而叹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袭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欧曾，得史迁之神理。久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为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为五编儒编左编右编文编稗编是也。先生之学得之龙溪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谓此心天机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顺此天机而已。障天机者，莫如欲，欲根洗浄，机不握而自运矣。成汤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黙三年，孔子不食不寝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艰苦者，虽圣人亦自觉此心未能纯是天机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此为例证。《答茅鹿门主事书》是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除了“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意犹疑于吾兄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里“眉发相山川”这样文字，此技术表象的问题外，唐顺之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则有说。鹿门所见于我者，殆故我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我乎？”在早期，唐顺之也是求文字工艺的，但是后期则是转向了更为深刻的内涵研究。追求误解后的新的自我，于是 就有了新的文学思想。唐顺之认识评定文章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做人人生境界的高低。要是拥有傲然挺立的大丈夫人格，才会写出具有文采的好文章。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人格的话，那无论怎样力求文工也不会是一篇佳作。唐顺之阐述说，“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之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由这一段表明，此时的唐顺之已经将所有的外在因素都并处在外，判定诗文的标准就是作者本身。一个作者的境界、人格、本身成了诗文的重要因素。而诗人的“本心”成为了最高权威标准。追求自我生命的完善是唐顺之的倾向。他曾说过，“仆三年积下二十馀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一切涂抹，更不敢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颖，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以及“艺苑之门久已扫迹，虽或意到处作一两诗，及世缘不得已作一两篇应酬文字，率鄙陋无一足观者。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格不调，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然者。其于文也，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求一秦字汉语，了不可得。凡此皆不为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无成也。”他依照自我的爱好来写作，表达自己内心所想的观点，不为取悦任何人或者炫耀文笔风采。而关于评价标准，他也认为只有自己才最有资格。简而言之，唐顺之的早期文学思想属于唐宋派。唐宋学派是以程朱理学为背景的，其文学思想追求道与文，文与法的平衡。被形式因素所限制。但是，后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人多次被贬的经历。唐顺之在完全接受阳明心学之后，其对于文学的细想变化从追求外在的道变成了自我内心。讲文法至于文学创作之外。其重心转变成了对于自我的人生境界和自我本色的不断追求。这也是阳明心学对于明朝晚期文学思想的重大贡献。从唐顺之文学思想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见明朝晚期文学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晚年的唐顺之则没有在文学思想上有更大的变化。他晚年以讲学为主，放松了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而在舍弃唐宋以来固有的行文的“形”之后又没有创造出新的形来进行替代。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唐顺之是失败的。在整个晚明时期，在文学思想的创作形式上面都没有出现过大的突破。唐顺之的文学思想极大程度上为整个明清文学思想都做出了及其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对其后的公安派的影响，是本质性的。可谓是文学思想史上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