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9
ISBN:9787532543380
作者:雷戈
页数:274页
书籍目录
绪论 学术史的梳理与论题的构想
一、作为思想史范畴的后战国时代
二、后战国时代思想史研究现状的基本评估
三、皇权主义：旧问题与新视野
四、皇权主义与王权主义的概念辨析
五、制度分析之依据与技术分析之内涵
六、观念-实践：思想史的共识基础
七、天高皇帝近：皇权主义秩序之生成
第一章 时代楚竹书与思想特性
第一节 后战国时代格局
第二节 后战国时代的思想史性质与价值
第二章 皇权主义核心价值的初步型构：以皇帝观念为中心
第一节 皇帝诞生的思想意义
第二节 皇帝出身的观念转换
第三节 皇帝观念的个体原型
第四节 皇帝身体的政治想像
第五节 皇帝作为的类型分析
第六节 皇帝权力的思想认同
第七节 皇帝职责的自我省思
第八节 皇帝专制的理性逻辑
第三章 皇权主义普遍规范的逐渐确立：以官僚意义、士人共识、国家理念为中心
第一节 官僚意识的思想史分析
第二节 权力游戏与官场规则中的政治共识
第三节 早熟型民族-国家的意识生成
第四节 帝国秩序的观念实践
第四章 皇权主义基本模式的复杂塑造：以意识形态为中心
第一节 意识形态在后战国时代确立之条件
第二节 意识在后战国时代确立之论证
第三节 博士官的制度设置与价值设定
第四节 意识形态思想控制的体制性权力
第五节 意识形态对知识形态的区分与控制
第六节 意识形态对后战国诸子的整合与规范
第五章 皇权主义本质精神的直观体现：以部分礼制、仪制、建筑为中心
第一节 “太上皇”
第二节 廷议程序与君臣秩序
第三节 燕礼仪式与尊君意识
第四节 皇权主义的仪式呈现
第五节 皇权主义的空间造型
申论 思想之后的继续思考
一、推演论题
二、审视问题
三、考量方法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主义与王权主义做了政治形态性区别，并对皇权主义在后战国时代的发生过程进行了分析，方法上采用历史、制度、实践三者相结合的技术方法，观点上提出并论证了“天高皇帝远”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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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雷戈先生的《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是一本具有新範式意義的政治思想史著作。當然，這點早就為人指出了。李振宏先生在《“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題——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一文對此書作了詳細的述評。李先生更是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學派、話語與語域》、《關於創新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思想》二文中將雷戈先生與葛兆光先生列為近十幾年來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的兩個代表人物。但與葛兆光先生的如日中天相比，雷戈先生確實顯得太過默默無聞了。雷戈先生發表論文超過一百五十篇，論著約十餘種（雷先生基本不結集已發表的論文，其論文集基本都是新作），且雷先生是就我所見最具批判精神的大陸史學家。這樣一位學者卻不為人所知，大概既有環境的因素（所處大學），也有個人性格的原因（雷先生對史學界的批判是我見過最為直接、深刻、徹底的，當然，因為這也沒少得罪人）。無論如何，我總覺得這樣一位學者是應該為人所知，為人所學的。而且，此書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確實具有範式意義。是以，寫了這個讀書劄記。一、兩個概念對這本書的討論首先需要分析雷戈先生提出的兩個概念，即“觀念時代”和“後戰國時代”。1、觀念時代觀念時代，說白了並沒有什麽稀奇之處，按雷戈先生的說法，就是與“自然時代”、即朝代的自然順序相對的歷史分期。其依據的標準大概就在於不同“時代”或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差別。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兩個時代之間有不同的主流觀念或思想，那就是兩個不同的“觀念時代”。雷戈先生說“所謂‘觀念時代’就是根據特定研究意圖而對歷史時期所作的重新劃分和切割，其目的是凸顯該時代的思想史特性，即突出該時期特有的觀念價值。簡言之，‘觀念時代’即是打破朝代界限而重新規劃的思想史階段。”（P2）這一概念並不是雷戈先生的獨創，事實上，自新史學研究以來，代有學人運用。如唐代前、後期，在“自然時代”意義中當然屬於同一個時代，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毋寧說前者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後者是新時代的開端。內藤湖南著名的“唐宋變革說”的提出就是以“觀念時代”或“時代的觀念”為基礎的。但雷先生再次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提出“觀念時代”的概念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最主流的範式就是以學者、學派為中心，以時代為斷限標準來劃分不同的思想時代。我們知道，一個朝代的結束有自然、明確的時間點，但從觀念的角度來說，一個自然時代的結束往往（或者說基本上）並不能代表一個舊“觀念時代”的結束，思想、觀念有時間的延續性，同時，一個“自然時代”之內也可分劃出不同的“觀念時代”。雷先生再次提出“觀念時代”，無疑是對思想史研究中爲了敘述的便利，只看到朝代分期，不重視思想、觀念的真正分期的作法的一種驚醒。思想史研究如不以真正的思想分期為斷限，那這種思想史的合理性從根本上就值得懷疑。2、後戰國時代“後戰國時代”是雷戈先生的提出的第二個概念，這也是從觀念時代的角度出發提出來的。所謂的“後戰國時代”從時間上來看，是指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漢武帝即位、皇權合法性完全確立之間的幾十年。“從歷史走向大勢看，從秦朝到漢初，大約八十年左右，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階段。我把它稱為‘後戰國時代’。”（P35）與“觀念時代”一樣，這也不是雷先生的首創。雷先生在書中說：“李開元首先使用這個概念來指稱秦末漢初形勢特點，認為這六十年經歷了一個王業、霸業、帝業（特別是後二者）遞進的‘後戰國時代’，從而構成一個‘獨立的歷史時期’。”如雷先生所說，“他說的只是政治形態，而非思想範疇。”（P6）雷先生在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後戰國時代”，仍有其獨創性在。先秦、秦朝之間的時代斷限比較明白、清楚，從政治制度上看，秦的建立結束了漫長的分封時代（春秋、戰國從政治、思想上大概都有走向統一的因素在，但本質上仍屬於分封時代則是可以接受的）、開創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秦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從政治思想史上來看，戰國、後戰國時代、漢武帝之後的漢代三者是三個有聯繫、但更應該看到分裂的時期。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儒生提出分封子姓、建立藩國、拱衛王朝的建議就并不屬於新的政治思想。如若按照儒生的提法施行，則是又一個周朝的開端。但分封最終未能實施，也說明了秦朝畢竟已經是一個新的時代了。但漢初分封子姓的實踐、士人對秦滅亡的討論等等，都透露著舊的政治觀念並沒有從人們的腦海中抹殺乾淨，時人的思想仍停留在前一時代。可以說，戰國、秦漢之際，政治思想上的分期當以漢武帝為斷限，漢武帝的統治真正結束了前一個觀念時代。而漢武帝之前的幾十年，政治思想史從內涵上來分的話，也就是雷先生所說的“後戰國時代”，是相對獨立的探索、實踐諸子政治理念，認證“皇權主義”的時期。以往對秦及漢初的政治思想研究多是以大一統王朝為邏輯起點的，但事實上大一統的觀念並沒有成為時人的普遍觀念，或者說為很少人所接受。從這點看來，雷先生提出“後戰國時代”較之前人的“大一統時代的開端”，在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說，可能更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後戰國時代”概念的提出為探討秦及漢初幾十年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個新的且更合乎實際的觀察角度。雷先生指出，此前學者對此時段的論述多運用“‘戰國晚期到漢初’或‘戰國末期秦漢之際’這種自然時代範疇，而沒有使用一種類似於‘後戰國’這種觀念範疇。”（P6）“戰國晚期到漢初”或“戰國末期秦漢之際”這種自然時期只能是一個時間節點上的分期，而對思想史的論述來說，觀念上的延續與分裂才是最為主要的。雷先生指出“雖然從自然時代範疇的角度看，這種說法既有靈活性，又有解釋力。但它卻不能形成一個實質性的觀念時代範疇來凸顯出這段時期思想史的性質變異和結構轉型的總體脈絡走向。概言之，其根本缺陷在於，它沒有能夠嚴格區分出中國思想史在戰國末期到秦朝漢初所發生的前後性質變化；同時，它也沒有深刻理解造成這種性質變化的主導力量并不來自於思想本身，而是來自於思想之外的皇權主義秩序和意識形態建制；最重要的是，它對皇權意識形態以及意識形態秩序下的思想變化樣態缺乏一種思想史方法論的把握。”（P7）“後戰國時代”的提出，就是表明這一時段在觀念上與戰國時代的連續與分裂，及其與大一統時代之分局。這是思想史上的“後戰國時代”的意義所在。雷先生所說的“後戰國時代”既有與“戰國時代”在思想上的聯繫性，同時又有分裂，是一個在觀念時代中既不同於“戰國時代”的爭霸時代，也不同於大一統觀念確立的帝制時代，而是一個具有獨立地位的觀念時代，是從戰國到帝制的過渡時期，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時代。雷先生正是看到了“後戰國時代”與其前後時代之間的斷裂與區別，故而提出了這一個“後戰國時代”的觀念時代。擴而言之，思想史的研究都需要尋找一個各自的“觀念時代”。“與自然時代比較起來，觀念時代的優越性在於，它既不是以一般朝代為序來敘述思想史，也不是以某種思想現象或趨勢來觀察思想史，而是著眼於思想史的性質變異和結構轉型。所以它針對人們認同的連續性的思想史定見則強調前後止斷裂性，同時，它也強調這種斷裂性之深層根源往往超出思想本身的控制和意圖。”（P8）正是基於這兩個概念（其實雷先生還有另一個概念，即“中時段研究”，但我以為這只是一種對研究對象的選取角度、範圍，並不是雷先生最重要的概念，故不予討論），雷先生提出的“後戰國時代”的政治思想史的討論才得以展開。二、“後戰國時代”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從傳統思想史的論述而言，“後戰國時代的思想史價值向來令人起疑。因為秦朝人被人公認為是一個‘沒有思想’的時代，而漢初流行的思潮又大都被歸結為黃老。與其相伴隨的則是法家的自然沉澱和儒家的緩慢復興。這其中或許交織著某種儒道兩家在政治實踐層面和權力遊戲範疇中的明爭暗鬥。但這些似乎都不具有深刻或新穎的思想史價值。而後戰國時代的一些思想家和思想作品……在思想史上也都明顯缺乏一種理論的原創性。”（P9-10）也就是說，從哲學史的角度來說，當時的思想並沒有太多值得研究者，但思想史如不同於哲學史的話，那麼，這一時期的思想史是不是也一樣沒有研究的價值呢？當然不是。“思想本身不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致”，但“思想與政治的關係”確是以大問題。但過去人們“大多陷於瑣碎細節”，而對“關涉後戰國整體思想格局的皇權主義之生成或皇權意識形態之建構，皆無所觸及。”（P14）而雷戈先生此書就是對皇權主義的建構。漢代之後，王朝更迭雖多，但本質上都是帝制時代，帝制時代的基本特質在漢武帝之時就已成形，後世只是在此基礎上的修補、更張。後世的帝制時代沿襲了後戰國時代建構起來的皇權主義。要研究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不得不涉及與重視皇權主義的建構。從這個角度來說，後戰國時代建構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政治主導思想。從這一點來說，後戰國時代思想的研究價值是無可比擬的。雷戈先生將後戰國時代的政治思想置於皇權主義建構的歷史環境之下，不屑於細枝末節的思想考察，不局於哲學思辨的論述，將思想拉回歷史現場，使得我們再次看到了後戰國時代政治思想研究的價值，雷先生可謂居功至偉。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與方法1、將思想拉回歷史現場思想史，尤其是中國思想史的論述，在概念上很難與哲學史、學術史區分開來，如韋政通先生主編之《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泰半是屬於哲學史研究法的。在這種哲學史、思想史混淆的研究方法、範式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也完全哲學化，中國思想史完全成為“歷史上的思想”的集合，即主要論述各種新思想的創新點、世界觀、方法論等等。而對於思想之於當時的歷史，即思想產生的社會背景、政治背景，思想與政治的互動等等，則多未涉及。也就是說，現在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是“中國哲學史”的翻版，或者說是“中國思想學說史”，並不是將思想置於歷史背景之下的研究，而是將思想置於西方哲學體系之下的學說選讀，也就是為中國古代思想尋找西方的哲學依據。在這樣的研究範式中，思想史只有形而上的意義，而沒有之於當時歷史的切實的意義。雷先生指出“觀念時代的思想史規劃，並不是從思想外緣來解釋思想內緣，而是把思想史理解為一種複雜的結構。”（P8）這種複雜的結構據我膚淺的理解應該是將思想置於複雜的歷史背景之中，從當時的歷史事實出發來考察思想的變遷。可以說，只有回到歷史現場的思想史才是真正符合歷史實際的思想史。雷先生在此書中首先所作的就是讓思想回到歷史現場的嘗試。具體到雷先生此書，就是將“後戰國時代”的思想變遷置於“皇權”這一歷史發展之中。“戰國諸子在後戰國被皇權主義規範成一種大一統式的思想方式。這不是說他們之間沒有利害衝突和觀點分歧，而是說，皇權主義秩序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最大限度的政治-思想共識邊界。”（P9）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漢武帝皇權、帝制的合理性確立，期間最為重要的一個政治概念就是“皇權”的合法性。可以說，這幾十年歷史、思想的變遷都是在為構建“帝制皇權”的合法性而努力。“這種大一統式的政治-思想共識幾乎覆蓋了人們之間的一切觀念分歧。”（P9）“後戰國時代”已到了“重建思想秩序”的時候。“皇權意識形態就是對思想秩序的自覺設計和制度安排。皇權意識形態以強力方式徹底抹平了諸子之間的原則分歧，使之歸於一體，即皇權政體是也。”（P9）將“後戰國時代”思想的變遷置於“皇權”思想之下，可以說是抓住了這個時代政治的主題，同時也是這一時代思想的主題。政治思想的發展，已經從“諸子時代”不確定的設計轉向了確定的“帝制時代”。“在皇權意識形態中，諸子皆由道而退化或簡化為術，而無原則之分殊，故而鳴而無爭矣。”（P9）諸子思想從探索政治形態發展到論證“皇權”形態，可以說是思想史從“諸子時代”轉入“帝制時代”的最大轉折，也是兩個時代思想變局的關鍵所在。雷先生將此一時期思想的變遷置於此一關鍵之下，可謂是抓住了思想變化的最為重要的政治主題。雷先生認為思想史的複雜結構“往往受制於一種超思想的力量支配和定向。凸顯和強調這種超思想的力量對思想史的規範和決定，並不會削弱思想史的自足性，相反，它倒是能夠更好地呈現思想史的客觀性。”（P8）而對於“後戰國時代”來說，“皇權意識”就是這種“超思想的力量”。雷先生說“雖然我對皇權主義也是作‘思想’的解讀，但我試圖將‘皇權主義’落實在皇帝制度和皇權政體的根基上，以此作為闡發‘皇權主義’生成的本源依據，從而使得‘皇權主義’的思想觀念與‘皇權主義’的政治實踐成為同步展開的政治-思想史過程。這樣，制度的理念脈絡和實踐的共識基礎便成為‘皇權主義’思想史的獨特視角。這就意味著，制度與思想的互動，實踐與觀念的呼應，是我必須考慮的核心問題。”（P17）雷戈先生特別提出“政治-思想史”的概念，也就是政治與思想的互動，這是雷先生此書比較特別的一點。“政治-思想史”，說到底也就是回到歷史現場。所以，我以為將思想拉回歷史現場，這是雷先生此書的第一個特點，也是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之一。2、在政治實踐中發現思想雷戈先生將此書稱為“制度思想史”。雷先生說“如果依據所用方法，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思想史。一是新儒家的從思想到思想的寫法，一是唯物史觀的從經濟-階級到思想的寫法，一是長時段的從民間-知識到思想的寫法，一是社會史的從社會到思想的寫法。新儒家強調思想史的內在理路，唯物史觀強調思想史的經濟因素，長時段強調思想史的知識論基礎，社會史強調思想史的社會與思想的互動過程。其實還應該有第五種寫法，即凸顯思想史的制度背景，展示思想在具體制度架構中的曲折生長過程。對政治思想史尤其如此。”（P23）雷先生特別將“制度”對“思想”的影響作為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論述的基點，提出這是思想史的第五種寫法。他對這種“制度思想史”的含義作了界定“基本含義是：思想如何建構制度，制度如何塑造思想。擴展言之，體制、儀式與造型構成制度思想史的不同層面。”（P23-24）在這一段文字之前，雷先生對思想史的寫法和模式有所界定，他說“依據不同的標準，我們可以對目前的‘思想史’寫法和模式作出不同的界定和分類。如果依據所寫內容，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思想史。一種是凌空飛行的思想史，俗稱‘精英思想史’。一種是匍匐而行的思想史，俗稱‘民間思想史’（或‘底層思想史’）。實際上還應該有第三種思想史，這種思想史與制度、事件、權術、陰謀直接聯繫在一起。它從專制政治、帝王崇拜、權力遊戲、官場規則中茂密地生長出來。”（P23）相比前後兩段文字，前引將“制度”從政治中獨立出來，強調制度對思想的影響；後引則將思想置於制度、政治的運作之中。比較而言，我更傾向於將思想置於制度、政治的運作之中，而不必將制度從政治中獨立出來，特別強調其對思想的影響。政治、制度本就是互動的一組存在，獨獨強調制度，無疑會喪失政治運作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對思想的影響。是以，我以為雷先生完全沒有必要特別強調制度對思想的影響，政治對思想的影響才是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基點。但無論是政治還是制度，將思想從“凌空飛行”中抽離出來，放回到具體的政治實踐中，這對於思想史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知道古代學者大多為政治人物，我們現在的思想史研究將董仲舒、二程、王陽明等等固定在“思想家”的位置上，而忘了這些人首先是士大夫，是官員，是當時政治行為的參與者、實踐者。對其思想的分析不從各人的政治、歷史實際出發，而著眼於他們的文字、思想中說包含的哲學理念，這無疑是買櫝還珠，也不可能真正瞭解這些學者的思想世界。與雷先生寫作此書差不多同一時期，余英時先生寫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此書也是將朱熹的思想放入到南宋時期的歷史實際中來論述，可以說是一個以朱熹為中心的兩宋政治思想史。余先生此書也是從政治實踐中來解讀朱熹的思想，與雷先生所說的第三種思想史有異曲同工之妙。雷先生此書比較偏重於制度與思想的互動，余先生的《歷史世界》則更多的側重於政治運作與思想的互動，可以說，二書分別從制度、政治運作的角度為我們來解讀思想史提供了很好的範本。這兩種書是我迄今所見，對於政治、思想互動處理得最好的論著。3、思想史的史料隨著思想史研究角度的變換，思想史的材料也相應地大為擴展。葛兆光先生在《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一書中專門有一講寫了《什麽可以成為思想史的資料？》原本的思想史研究只注重學者的創新的、形而上的思想，故而思想史的資料基本就是精英學者的文集、經典著作等等。葛兆光先生提出“一般思想史”的概念，將思想史由“精英”推向了“一般”，是以蒙書、曆書、小說、戲曲等等原本不入思想史研究者法眼的資料也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史料。同樣的，雷戈先生提出“制度思想史”的概念，將制度、政治與思想的互動作為“制度思想史”研究的內容，是以，正史、類書、政書等等思想史研究邊角料、背景材料成了“制度思想史”的主流史料。雷先生也說“思想史的技術界面使得政治遊戲、官場規則、權術陰謀等與政治思想有了直接的關係。總體看，中國政治思想確實有一種濃厚的權術性和陰謀性。基於這個視角，原來那些不受重視甚至是被排斥在外的典籍文獻就有了新的意義和價值。比如，《晏子春秋》、《戰國策》、《韓詩外傳》以及《說苑》、《新序》等所記載的官場上的逸聞軼事就包含有豐富的思想內容。至於史書中所描述的諸多政治儀式和官僚行為以及這些內容所蘊含和體現出來的政治共識更是政治思想史不容忽視的核心分析對象。這樣思想史的技術分析就自然引出一個思想文獻學的新的原則：正史和諸子具有相同的思想史的價值。”（P24-25）視角的轉換使得思想史的史料得以擴展，相應的，思想史史料的擴展，也能促進思想史研究視角的轉換。在將什麽資料看做是思想史的史料之時，就註定了思想史的視角與寫法。雷先生說“從‘四部分類’的眼光看，‘史-子’打通足可為‘思想-歷史’研究提供一個‘歷史-思想’的全新維度和廣闊界面。”（P25）可以說，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就是因為余先生將“史-子”打通的典範式研究。雷先生還是說得保守了，要我說，一切史料都可以成為思想史的資料才是最徹底的說法。所有史料中都有思想的存在，這些思想能否被發掘出來，則在於看史料的角度和研究者的能力了。4、史學研究法傳統的思想史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以西方哲學的理論探討中國古代思想的哲學意涵與超越。對於政治思想史來說，如果只探討哲學式的超越的話，那這種超越性的思想大概基本都只存在於學者的理論建構之中。至於歷史現實中的政治思想，並不能從這種超越中體現出來。或者說，理論超越了歷史的發展，學者的政治哲學理論並不能代表當時的政治現實，也不能看到歷史現實中的政治思想。而雷先生此書最主要的就是以制度史、政治史的角度、方法對政治事件、概念、制度建設予以解讀，而這些政治事件、概念、制度建設是當時真實歷史的體現，所以更能表現當時真實的歷史。而相比於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雷先生更進一步地從這些政治、制度中解讀出其中的思想史蘊含，這才是歷史中所蘊含的的政治思想，也是區別于哲學式的政治思想史的最重要的一點。制度史、政治史的解讀是雷先生此書中最重要的、不同於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另外，雷先生運用新文化史、後現代史學的方法，對史料進行解讀，也是此書的一大特色。如雷先生對秦始皇、漢高祖等皇帝的“身體想像”的研究，就可與彼得伯克的《製造路易十四》比觀。而儀式的文化解讀也使得這些原本不屬於思想史論述的內容成為了雷先生筆下的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我的理論基礎實在太差，對於史學方法這些理論實在不甚了了，對於雷先生在此書中的方法運用，實在寫不出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學習、解讀。四、對現實的批判歷史研究的目的是什麽，完全只是爲了還原、重構過去的歷史，還是希望通過歷史研究對現實有所啟迪。從司馬遷的《史記》，到司馬光《資治通鑒》，再到陳寅恪先生的歷史研究，可以說，都飽含對現實的關懷。而當代的歷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將歷史研究作為一種“科學”來研究，或堅持傳統考據，或依據新興社會學方法，或其他種種，但總的一點是，歷史學家多以放棄了對現實的關懷和批判。這樣是否正確？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人文學者如果只是將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書齋內，放棄了對現實的關懷，那這種研究的意義是否要打折扣呢？我想也許是吧。爲什麽在此要特別提出現實批判的問題呢？一來，如上一段所述，這是歷來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傳統。二來，雷先生有明確的現實批判的自我要求。雷先生在此書《後記》中寫道：“1985年暑假，我初步形成‘歷史即現實’的思想，後來兩年又推導出‘歷史研究即現實批判’的命題。迄今為止，我的全部思考都是致力於通過研究歷史而發展出一種有效解釋現實的思想方式。”雷戈先生的歷史研究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現實的關懷和批判。這本書可以說是雷先生現實關懷體現最少的一本（雷先生很多書完全是從批判現實入手的，這個現實不但包括制度、政治，也包括史學研究的現狀等等），但其中仍有許多對現實的批判。雷先生的現實關懷和批判可以分為顯性和隱性兩個層面。顯性者，如用一千多字的長注對皇權主義的本質“中華專制主義”進行界定，提出“中華專制主義是一個完整的歷史-現實體系。它發育出了王權政治、君權政治、皇權政治、集權政治多種政治形態。在世界歷史上，唯有中華專制主義保持有這種完整性。”（P19）對此處“中華專制主義”的完整性，不能說沒有戲謔的批判與反諷。在論述思想共識時說，思想共識的研究“可以有效消除人們單憑思想家文本或思想史文獻的隻言片語而率意發揮出來的‘民主高論’。”（P27）這無疑是對推崇中國古代過度的大神的批判。在論述竇太后推崇《老子》時說：“對權貴來說，權力大一分，自信多一分。無限的權力便可以使他陷入狂熱的自我迷信。那些自以為是的權貴們相信他們有權力按照自己的口味去為他人為帝國為社會選擇和指定某種標準或‘正確’的思想。而他們的權力之大有時也確實足以使思想史的河流一度改道。”（P61-62）雷先生對於權貴、權力的批判雖是對竇太后而發，但是不是也可看出那麼些現實的影子呢？至於隱性的批判，我想以“皇權主義”冠名，對“帝制專制”的剖析、批判貫穿全書，這本就說明此書的起點是對現實的剖析和批判。五、小結總的來說，雷先生此書是一部新型的思想史，至少是一部新型的政治思想史的範型。他給我們展示了如何從原本不屬於或者邊緣於思想史研究的政治性制度性史料及政治事件、制度建設中讀出其中蘊含的思想史意義。與傳統的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相比，傳統所描述的是學者理論建構的政治思想模型和設想，多是理論性的。即便有王安石這樣的參與政治較深的學者、官員，傳統政治思想史對其的解讀也只是王安石的政治設想和建構，但從王安石文集等資料中解讀出來的政治思想史只是屬於王安石的建構，並不能反映當時真正的政治狀態及其中蘊含的思想史意義。雷先生此書是以活生生的政治事件和切切實實的政治制度為基礎，從中解讀蘊含的思想史意義。可以說，傳統的政治思想史是觀念中的政治思想史，是飄於當時的政治實踐之上的；雷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是血淋淋的、切實的、從政治中來的思想史，是與當時的政治真正結合在一起的，是政治、制度與思想有互動的。若說雷先生此書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建構了新的範式，我覺得是毫不誇張的。而且，進一步說，雷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比傳統的政治思想史更為切實、更為深入、合乎實際的研究。因為本文側重於此書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範式意義，所以討論多集中在視角、理論等具有普遍方法論意義的層面，對於此書的具體研究反而涉及較少。但這並不是說此書的具體論述不夠精彩，事實上，此書的創見比比皆是。將秦及漢初的幾十年置於“後戰國時代”的背景下，以政治、制度與思想的互動來解讀當時的思想世界，這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創獲。此外，此書許多細節、小結論都很有創見，如從政治制度變化的角度談《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與《論六家要旨》之間的變異，頗有精義；如對“皇帝”的思想史意義的闡釋也是傳統的從訓詁學、文字學等字源、語源的角度的考釋者所不能看到，也不能闡發的。要而言之，此書多言他人所未言，很有啓發性。當然，此書可商榷之處也不是沒有。如從總體而言，雷先生將帝制時代的中國古代思想置於政治之中，將政治與思想的關係闡釋為政治對思想的影響與控制、思想對制度的蟄伏與依賴，似乎帝制時代沒有超越性的思想，至少說很少有超越性的思想。這種說法是否過於推重政治對思想的影響，我認為值得商榷。從細節上來說，如對秦始皇議帝號時“泰皇”、“人皇”最貴的解釋也並不能使人折服,在論述陳涉諡號時有以常識推理作證據處，對項羽“彼可取而代也”一語的解讀也值得商榷。但無論如何，相比于此書給人的啓發和對政治思想史研究所開啟的新的範式意義，這些容或可商榷之處總歸顯得微不足道了。PS：因為是邊看邊寫的，所以有些亂，且我的理論水平太差、對思想史更沒有深入研究，這看來有點書評意味的文字，其實更多的是我學習此書的一些劄記，算不上書評。以我的學力、水平，確實也沒有評判此書的資格。之所以寫了那麼多，一來真的是啓發性的地方很多，有很多想寫的；二來也是覺得這本頗具研究新範式意味的書沒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在此不避淺陋，略抒己見，以為推介。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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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运用比较费理解。彭浩仁从结合政治史思想史的角度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作比较，我认为此书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显然更清晰，并且其对象绝非政治史思想史的交叉。全书只有一个中心词，那就是“皇权主义”。而假如说余氏填补事实的空缺，那么此书其实创造了对历史的新的理解或者解释方法，意义高下，迥不相同。 -
雷戈就着博士论文出了两本书，似乎从没想过先考虑一下“意识形态”这个词好用不好用；除去这个问题，像“后战国”这种提法还有点意思 -
老师让读的（我读的是未出版时的博士论文），当时有点不情愿。不过读过之后，有故事的雷戈就是搞思想的。李振宏教授在《史学月刊》上有一篇书评。 -
這類政治學有關的書 我發誓不想看了 -
靠，都六年了！ -
非常喜欢雷先生的著作 -
非常喜欢 -
思想的确让许多人无法接受，爆发得厉害，是一把明晃晃的剑呀！ -
河南人憨厚，不做作，上来就是干货。皇权决定一切。
雷先生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若我理解错了，那么一定看过马恩全集。但是这书应该是对传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反动。
皇权主义作为研究中国史的一个切入点，已经被一些学者接受了，比如刘泽华、张分田、雷戈等。李振宏先生还号召成立一个“皇权学派”。
这本书我没读过，所以不打星。 -
刻薄的話留在肚子里。只能說陳義甚高，其實自許的制度分析、技術分析做得很不好。而且對春秋戰國似乎不大提及，不究源流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