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书评

真正激进的革命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里比较美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说法国大革命同时追求自由和平等，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毁了追求自由的解放，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而美国革命则温和许多，单纯就是要求自由，没有涉及到对平等的追求。以至于后世的革命者从来不以美国革命为榜样，似乎将美国革命彻底遗忘了。两者区别的一个关键，是阿伦特所说的“社会问题”，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贫困。在革命前的西欧，贫困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革命就必然会走向激进，他们求生的迫切需要必定会打破社会的既有秩序，“释放恐怖，将大革命引向毁灭”。在美洲的新世界，则不存在“社会问题”，贫困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没有西欧那样的彻底的、极度的贫困。所以美洲革命可以从容追求自由，而不必担心没饭吃的老百姓会愤怒地瓜分华盛顿或者杰斐逊的庄园，不必担心独立战争会发展成社会革命。美国革命的温和似乎已成定论。但戈登•S.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挑战了这个既有观念。在他看来，美国革命并不是那么温和的，相反，它最早破除了中世纪以来的人类等级制度、贵族社会体系，让美国率先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革命实际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事件。戈登·S.伍德，生于1933年，美国历史学家。《激进主义》一书出版于1992年，转年获得普利策历史奖。他的另一本书《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于1969年出版，1970年拿了美国史学界的最高荣誉班克罗夫特奖。《激进主义》一书的中文版1997年由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傅国英女士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长盛不衰，多次再版重印，2011年的商务版还获评当年的公民阅读十大好书之一。在这本书中，对于阿伦特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伍德是同意阿伦特的判断的。他说：美洲也缺乏等级制的最下层。等级制的最下层是指像那些仍然是绝大部分欧洲社会的负担的广大贫民。到18世纪，严重的饥馑仍然威胁着欧洲的部分地区。尽管英国自从17世纪起就摆脱了饥荒，但是它还是有许多穷人。伦敦的贫民区充满了邪恶与暴力，贺加斯（用画笔）使这个满是杜松子酒气的悲惨世界得以长存。美洲没有这样的贫民区。虽然到18世纪中期，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港口城市里穷人的数量增加了，但是美洲人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丝一毫饥荒的危险”。但是，伍德认为，虽然美国革命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性，从死伤数量、惨烈程度上来看当然也是保守而温和的，但“如果用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大小、用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的转变多少来衡量激进主义的话，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因为即使“社会问题”并不存在，或者没那么迫切，但十八世纪时的美洲殖民地，跟母国一样，仍然是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王室的尊奉，甚至比英国本土还要热忱（这个现象类似于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忠诚派对王室的忠诚）。君主制代表了一个划分不同等级、每个人都相互依从的制度，从顶层的君主，到各级贵族，到平民阶层直至雇佣劳工和奴隶，人与人之间是“一系列的依附关系”。在殖民地，贵族阶层虽然并不多见，但“绅士”与“平民”、“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的差别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平民百姓对于自己的卑微、下贱并不以为耻，自卑和服从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性。相应地，各个殖民地都有一些显赫地位的家族世代把持着政治职位和经济财富。平民百姓必须依附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家族，从而形成了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网络。“公”与“私”没有明确的区别，办事情主要靠士绅的个人影响力。这种传统社会最终是如何走向解体的？伍德认为，是共和思想最终摧毁了这个等级社会，它不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才发生的。思想的变化贯穿了整个十八世纪，缓慢地改变人们的思想，从内部侵蚀传统社会的根基。因此，伍德非常强调美国革命的思想运动性质，尤其是共和主义所起的作用。他说：就激烈程度而言，共和主义对18世纪的影响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的影响一样强烈。它向等级制、不平等、效忠国王、家长制、庇护制以及从属制等等那些君主制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挑战。它带来了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以及个人对于家庭、对于国家和对于其他个人的关系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共和主义实际就是提供了构建社会的一些新的途径。它反对和瓦解着旧的君主制关系，为人民呈献出其他可采取的依附关系和新型社会关系。这种共和主义的思想渊源，既有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也有英国受限君主制的影响。君主制的有限性赋予了英国君主制某种共和色彩，这种共和思想越来越强烈，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辉格党人是大力歌颂共和思想的，许多托利党人也接受了共和思想。再往前追溯，则可以到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精神中寻找价值追求。这种古典共和的美德，在美国建国诸国父们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华盛顿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荣誉，以古罗马式的解甲归田的英雄辛辛纳图斯自居。大公无私、品德高尚，是北美革命者们对献身公职者的要求，甚至因此对公职人员是否需要领取薪水而争论不休。思想变化的同时，是北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巨大发展，边疆的拓展，让大规模的迁徙运动成为可能。人口的流动，逐渐破坏了原有的庇护关系、依附关系，等级社会的基础逐渐遭到侵蚀，等级差异越来越模糊。人们开始挑战各种权威，包括家长制。权威解体，个人化程度日益提高，个人获得广泛的自由空间。经济和市场的扩展与个人自由合在一起，让商业契约精神得以建立，对利益的追求越来越正当化。美国革命的爆发，使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和主义倾向“脱颖而出”。革命，让此前在思想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方面逐渐发展的共和化进程骤然加快，几乎是一夜之间，殖民地的独立清除了君主制的残余，创造出彻底的共和关系，也动员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人人都是平等的自由公民，国家政权的概念由此发生了激进的、根本的变化，公权力的现代观念取代了旧有的个人式的君主制概念。革命之后，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埋葬共和主义自身的阶段。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最后的贵族气质，古典共和主义所强调的大公无私、品德高尚，则被对利益的追求所取代。既然人人生而平等，既然对利益的追求并无不当，追求个人利益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那么人人都可以也应当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于是利益集团的民主政治取代了冠冕堂皇的德性政治。当然，在这里，共和主义被埋葬的只是它那古典的表面荣光，它的真正核心，平等，得以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伍德写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平等的国家，不管它的财富如何分配不均，但是它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时至今日，尽管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饱受诟病，尽管如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冀望于恢复美国的古典共和传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十九世纪初奠定的制度基础，其参与度、平等性仍然是前所未有的。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同样是美洲殖民地，同样受到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为何只有北美发展出了思想革命、自由革命，最终完成了社会革命，而南美的殖民地则长期陷入混乱和衰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的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中，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大体来看，首先是南美发现了金银矿，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将南美殖民地作为掠夺金银矿的基地，坐拥宝藏，失去了发展殖民地经济的动力；而北美由于没有金银矿，为了生存不得不发展生产和经济贸易。其次，西班牙、葡萄牙的君主专制主义，让国王可以垄断南美殖民地的贸易，独自大发横财，而民间商人未能从中受益。英国则由于有限君主制，国王虽然想仿效西班牙垄断大西洋贸易，但遭到强烈反对，不得不允许民间的广泛参与，商业增长和工业化得以可能，从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这个阐释既有地理因素又有政治因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重点是包容性和汲取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伍德所强调的思想史路径，正可互为补充和印证。（《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戈登·S.伍德著，傅国英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2016年3月9日

zz美国革命：“激进”or“保守”——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童志超

http://wethinker.com/2014/10/19/4176/书评| 美国革命：“激进”or“保守”★经作者同意，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童志超。“如果我们仅用社会苦难和经济贫困的程度，或是用多少人被屠杀、多少庄园被焚毁的数量作为标准来衡量革命中的激进主义的话，那么，历来强调的美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说法就合情合理了。但是如果用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大小、用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的转变多少来衡量激进主义的话，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反，它也像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激进，一样革命。”——戈登•伍德（Gordon Wood），《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导言激进的美国“社会革命”——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童志超由当代最著名的美国建国史专家、布朗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戈登•伍德于1992年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American Revolution）在今天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部任何相关领域研究者都无法忽视和绕过的经典之作。该书曾于1993年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for History），并在1997年首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引入国内。2011年商务印书馆全新印制了本书的简体中文版本，并得到了刘瑜、王晓渔和王建勋老师的推荐，成功获选“网易公民阅读2011年度十大好书”。而在我看来，《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最为原创的一点就在于伍德选取关注并不是以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为代表的政治意义上的美国革命，也不是以生产力发展或物质资源再分配为主的经济意义上的美国革命（非贫困底层“揭竿而起”，更没有伴随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美国革命本身也不允许这么一种经济学解释），而是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意义上的美国革命。恰恰是这一独特视角让伍德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推导出了“美国革命实为激进”的非一般结论。《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成了三个部分，即独立之前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君主制”，独立之后体现国父制宪理想的“共和制”和联邦建立后现代政党政治初具雏形后的“民主制”。所谓的“激进主义”则又是指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社会就由一个社会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贵贱有别、庇护制盛行的君主制下的前现代社会转变为了人人地位平等（暂时不考虑当时残余的奴隶制、妇女被剥夺选举权的问题）、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上的民主化社会。在这“君主制”和“民主制”中间则间隔了一个短暂的古典共和理想阶段。当旧的社会等级庇护关系随着独立战争的获胜而瓦解后，受古典共和理想熏陶的美国国父们并不憧憬一个民主化的时代。相反，他们曾幻想建立一个选贤用能的“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共和国。不仅诸如参议院（Senate）等由1787年联邦宪法定下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参考古罗马共和制的产物，国父们还试图把自己也包装成古典贵族英雄式的人物。最明显的莫过于华盛顿仿效古罗马解甲归田的辛辛纳图斯，辞去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隐居芒特弗农( Mount Vernon)，以期赢得古典美德的声望。不过纯粹的共和政治没过了多久就彻底失败了。一方面，普罗大众在革命热情消退后压根无法达到共和主义所期的道德水准。用伍德的话说，“《独立宣言》的墨迹还没干，许多革命者就开始对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了。”另一方面，财富分配更为平等的北美大陆似乎也负担不起大公无私的贵族精英政治。没有几个担任公职的人拥有像华盛顿和杰弗逊那么多的“家产”，能投身于不取分文的公共服务（事实上就算杰弗逊也因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其家人不得不在他本人过逝后变卖其庄园用于还债）。公职所支付的薪资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为首要的。而当从事政治变成和经商务农一样的谋生手段时，贤明的古典 精英政治也就成了过眼烟云了。于是，在独立后没多久的美国社会，真正把人们黏合在一起就既不是封建君主制下的等级秩序，也不是理想化的崇高古典美德，而是最为粗鄙的私人利益。这则又都是让美国国父们所始料未及的。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主化了的美国社会让那些秉持共和美德“打下江山” 的“革命领袖”们彻底失望。1799年的华盛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示当时已初具雏形的现代政党政治已经彻底摧毁了政治生活中的美德。同样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晚年也是在哀叹革命成果的迅速堕落中度过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后来则更是直言不讳的表示“现在的美国社会已经不是我呆的地方了。”或许可以说《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最大贡献莫过于借助对社会关系变化的探讨，伍德成功地将美国革命放入到了前人所未能关注的宏大历史叙事当中。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如果我们只去关注以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为代表的政治意义上的美国革命，那么它当然谈不上激进。毕竟这样的“革命”只是由等级森严的君主制过渡到了人与人依旧有别的精英共和政治，与将君主送上“断头台”后又进一步消灭人与人之间阶级差异的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实在不是一个级别。但若我们能和伍德一样更高瞻远瞩一些，去形成一种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政治意义上的美国革命很快就被社会意义上的美国革命所彻底颠覆了。换句话说，不是保守的美国革命造就了保守的美国宪法，而是激进的美国革命中有了保守的美国宪法这一短暂插曲。在不诉诸以“平等”之名的政治暴力的情况下，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最终却实现了社会关系平等化的巨变，完成了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三级跳”。套用伍德在本书导言中的话，让这一切更具特殊意义的是它的“产生并没有借助于工业化、城市化、铁路以及任何我们常常用以解释‘现代化’所需要的力量”。正是也只能是社会意义上激进的美国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人伦关系”，“摧毁了至少两千年以来西方早已知晓的贵族统治”并“使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了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了支配权；他们卑下的劳作获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