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流”的日本》章节试读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102页 - 奥巴马的礼仪与麦克阿瑟的"无礼"

1945年9月27日,是西方的"安息日"。裕仁天皇 (即明仁的父王)于麦克阿瑟的寓所首次拜会了这位后来被称为"太上皇"的联合国对日占领军 (GHQ)的最高司令 宫。两天后的日本报纸刊发的照片上,麦帅身着卡其布军便服,衬衫敞着领口,未佩戴勋章,双手放在臀后, 姿态随意;而身穿黑色晨礼服的裕仁,看上去要比麦帅低20公分,僵硬地站在麦帅的左侧。报纸一出,即遭日内务省新闻审查官判为视上不敬,下令回收。但成命旋即被占领军当局驳回。于是,报纸照卖。无数日本人看了 报纸流泪了。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187页 - 援交•日剧•足球

足球就是足球,竞技只是竞技。拿足球说"爱国"的事,把球赛当成"国家的盛宴",未必不是危险的游戏。
对此,日本精神病理专家Rika Kayama从专业的角度,把以足球爱国,并为之燃烧的现象,称为 "Petit Nationalism" (Petit为法语,意为小的、可爱的; Nationalism,民族主义),并写了一本畅销书: 《Petit- Nationalism症候群一一青年的Nippon主义≫ , 一下子成了日本社会的公共话题。在日韩共同举办的第 17届世界杯上,那些坐在观众席,双手挥动着日本国旗,脸上、身上画着"日之丸"标志,在默契有致的节拍下,声嘶力竭地狂喊"Nippon, cha-cha-cha"的拉拉队队员们,令这位精神科医生感到"恐惧",让她联想起"战前的暗黑时代"。 因为,这群绿茵场上的"爱国者",很可能就是对历史基本无知,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东京审判"这回事的"新新 人类"。而正是他们,被要求唱"君之代"、对"日之丸"敬礼,当然还包括球场上的"爱国"作业一一这是令医生 感到恐惧的根源。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202页 - 歴女的抱负

从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化谱系上说,如果把历女看做是源自宅女,又融合了历史要素的宅女"升级版"的话,那 么历女与宅男已全无交汇点。宅男,作为一个东洋后现代亚文化符号,充分体现了泡沫破灭后的经济低迷时 期,青年人回归自我,一边品味迷失,一边寻找价值依托的意义所在。然而,自我迷失之路并未就此打住,刚 步出"失去的十年",又跌入"下流社会"的泥掉,一代青年的沦丧感与日俱进一一宅男蜕变为"革食系":他们对 人生的态度更趋消极,甚至放弃了对爱情和性的主动谋求,情愿"草食＂。如此退避的人生态度,令一部分强势的宅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放眼四周,一群有气无力的草食男们消瘦的 背景去,让宅女们从内心耻于与之为伍,这种心理客观上也构成了她们奋起自救的动力。于是,她们把目光回溯,定格到 战国时代的古战场,以幕末、维新的武士、英雄来置换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小男人。历女们穿越时空,试图以往昔侠客的刀光剑影来驱散俗世的蝇营狗苟的努力可谓悲壮。
某种意义上,历女们宏大叙事抱负的反面,正是对 现实的失望。抱负有多大,失望就有多深。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249页

关于"终战＂，历来的说法是：1945年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放第二颗原子弹,浦上地区 8000名天主教徒被"燔祭"。昭和天皇为了制止国民更大规模的牺牲, 终于做出停战的"圣断"。 1945年 8月 15日,"玉音放送"宣布"停战诏书",战争始告结束。此乃战后广为流传 的"圣断"神话的源头,也是天皇终被免责的最主要理由。但是,作者敏锐地指出,时间才是关键:"首先,即使说是天皇下‘圣断'结束了战争,但问题在于这个‘圣断'不是下得太迟了吗?"在同盟国以《波茨坦公告》敦促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大本营的"御前会议"还在讨论投降还是抵抗,结果是"不理睬 (即维持天皇制)的要求能否得到盟国的保证,只此一点就使日本推迟了接受公告。而如果迅速地接受公 告,便有可能免遭原子弹的袭击。这构成了战后日本主张问责天皇的左翼政治话语的主要依据,所谓"迟到的圣断"。
其次,"圣断"之迟到不仅反映在广岛、长崎问题上,在冲绳战役上亦如此。理由是 1945年2月14日,昭和天皇斥退了"近卫奏折":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对昭和天皇上奏说,"战况恶化,由此下去战败无疑;如果战败,降 下的最大愿望之‘守护国体'本身便会受到威胁",以敦促"圣断"停战。对此,天皇却认为,"停战活动若不再 进一步扩大战果,就很难谈判",从而延误了谈判的良机。而如果天皇采纳"近卫奏折＂的"圣断"的话,不仅会免于时＂原爆"之祸,后来于3月开始的、致19万日军民"牺牲"的地狱般的冲绳战役或可幸免。 客观上,由于"圣断"的姗姗来迟,不仅使日本在广岛、长崎、冲绳多付出数以十万计的"崇高的牺牲＂。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157页 - 漫谈日本的"医疗崩溃"

医疗从根本思路及大方向上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美国型和欧洲型,或曰预防重视型和治疗重视型,即欧洲重治疗,美国重预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两种倾向并存,但有一个时间差:战前以德国模式为蓝本,重视治疗；战后又导入美国模式,重视预防的倾向也有所抬头。但各国的长期实践表明,终极的预防基本上是"理想论",有效、靠谱的方式还得回到治疗上来。因此,美国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这也是导致其医疗体制 崩攒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98页 - 日本外交回归以联合国为中心

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政府特意斥巨资在《纽约时报》刊登大幅鸣谢广告,在一长串感谢的国家中,居然没提到为该战争提供了 130亿美元巨额战费的日本。日本政治家深感羞耻,痛定思痛,明白仅靠开支票,而不伴随"流血流汗"的实际行动的话,便无法转化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际贡献"的道理。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阅读笔记 - 阅读笔记

日本的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80年代初日本老龄化社会初现。按照正常逻辑应该是政府从财政上加大医疗支出才对，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削减医疗占总支出的比重。而这是时任厚生省保健局长吉村仁的杰作，自认为是为国尽忠。其在《医疗费用亡国论》中提出“不消减医疗费，否则国将不国”。
为何会有削减医疗费这个轮调呢。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疾病的主要形式从简单的传染病形式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癌症等富贵病蔓延。医疗费也就随之膨胀。
削减医疗费用如何实施？首先把上班族的个人负担额度从零上调至10%。再者舆论为“医师数量起因”论造势。即认为医师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医疗需求的增加，进而使医疗费膨胀。直接后果就是医师的流失，医院规模缩小。导致看病难。
再者“泡沫经济”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二十几年来经济增长乏力。至小泉上台采用新自由经济主义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之一就是对终生雇佣制的调整，采用临时雇佣制。改革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贫富差距快速拉大，自杀率上升。这就是问题二。
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从一亿总中流向“下流”社会转变。医疗支出的下降加上贫富差距的扩大使的下层阶级看病贵问题突出。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使得现有医师劳动负荷过重，导致医患矛盾加剧。间接影响学医人数下降。
老龄少子化使劳动力不足，但是经济规模还是那么大，并未因此缩小。解决问题的措施就是引进劳动力和企业外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刺激企业竞争的环境下，引进劳动力使的部分小企业钻法律空子压榨研修生，使得一部分研修生过劳死，引起社会重视。至于企业外迁，在削减成本增加竞争力的大环境下，可以压缩的成本也就只有当地职工的工资了和产品的质量了。从而导致外迁企业罢工不断。还有就是丰田普锐斯因为削减成本导致外国供应商零部件质量不过关，终酿成刹车门召回事件。
文化问题
文化问题首先就是少女援交问题。援交发生的背景是日本社会一直都是一个男权社会。妇女社会地位底是因为女孩上完学就嫁人随后相夫教子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此观念下就产生了反正学习好还是学习差都是毕业了嫁人做家庭主妇，所以导致一部分人上学期间拼命玩。但是玩是要有资本的。随着经济改革导致产生格差社会，有些家庭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总不能一直向家里要钱，所以就产生少女援助交际，满足自己的金钱欲望。
但应该看到，尽管与职业妇女(career woman)社会的美国和“半边天”的中国相比，东洋社会女性社会化程度略低，但就普遍的教育水平而言，绝对不低，甚至要高于上述两个国家。女教授、女政治家、女宇航员、女作家等成功妇女层出不穷。而要想在精英的道路上成功，读书、升学依然是一道必经的成才之“窄门”。所以，无心向学，不求进取，为一点小小的物欲而奋起“援交”者，从人数上说，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因为这种性交易方式多少有些“另类”，被媚俗的大众传媒炒大，炒成了桃色的、带有腥味的“文化”罢了。 (“下流”的日本)
第二个问题就是宅男宅女的问题。
作为几代“宅男”集体自觉自愿退出社会竞争，“只消费，不创造”，且多系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构成的庞大社会集团，其文化消费的嗜好和取向本身，无疑便构成了繁育某种新型文化的母体。
第三就是影视文化软实力。有研究调查数据表面，中国底层更喜欢韩剧，精英更喜欢日剧。可以想象中国社会将来必是韩剧式的社会。但是日剧式的社会才是锐意进取的目标。
日本政治人物
吉田茂最得意的手笔是《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这两个条约无不凝聚着资深外交家出身的吉田的心血。轻装备、重经济政策确立，为经济繁荣打下基础。
1955年体制的确立。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走向联合。随后，另一个独立左翼政党劳农党也并入社会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的地位陡增。为对抗社会党的势力，一个月后，两个各自独立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行保守联合，成立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自民党的结党，标志着日本战后初期动荡政局的基本结束和新格局的产生，而这种新格局被成为“1955年体制”，对日后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社会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一半，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便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主流意见普遍倾向认为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是互为因果的问题，而少有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者。
洛克希德事件。1976年2月，围绕美国著名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公司向沙特军火商非法支付巨额佣金事件，在美国会上院多国籍企业小委员召开的听证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卡尔•科奇恩披露，该公司为向日本推销其新型宽体客机，曾通过其代理商丸红公司和秘密代理人，向日政财两界的巨头行贿，总金额高达30亿日元。随着司法调查的深人，从1976年6月22日，到7月13日，丸红、全日空公司的涉案首脑纷纷被捕，银挡人狱。7月27日，已然被“清君侧”的田中遭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8月l日，以受贿罪和违反外汇管理法的罪名被起诉;翌日，缴付2亿日元保释金后，田中被保释。随后是旷日持久的诉讼战:1983年l0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有罪，有期徒刑四年，罚没“赃款”5亿日元;田中不服，当天即上诉，与国家司法机关展开“对决”;1987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维持一审原判，田中复上诉至最高法院;未及等到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1993年12月，田中病逝，案件中止审理，“无果而终”。但1995年2月，最高法院判决与田中同一天被捕的原秘书官模本敏夫有罪。事实上等于以对前首相秘书官的最终判决的形式认定了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受贿罪成立。日本著名史学家、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中村政则在其代表作《日本战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译版)中如此写道:“在日本的近代史中，前首相被捕史无前例，这个事件使人感到了战后民主主义的成长。”
宰相中曾跟的日本政治大国梦。根据政府对宪法的解释，集体自卫权虽然是一种权利，但却不能行使，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无论是日美安保条约，还是联合国宪章，都承认集体自卫权。而作为现在日本政府自卫权论的思想基础，就是要确保日本防卫时“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斗力”，但何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边界并不清晰，“这种暧昧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宪法应当明确这种界限，规范地行文，正确地作出解释，包括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条款的具体化。对于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无论国际上发对、批判的声浪有多高，事实上，改宪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几乎只是程序和时间的问题。
宫泽喜一“1955年体制”的终结者或牺牲者。宫泽的政治理念，简单概括的话，便是轻军备、护宪，主张通过积极的财政来谋求经济增长，在公然打出自主制宪纲领的自民党内，属于所谓“保守本流”的鸽派。1993年6月，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在自民党内造反势力的策动下被通过。宫泽虽然在最后关头采取了解散众院的极端措施，但没能取得过半席位而引咎辞职。细川护熙率领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诞生，“1955年体制”落下了帷幕---宫泽喜一成了该体制最后一任首相。
宫泽尽管是自民党内护宪鸽派的代表性存在，却在其首相任内做出了一个创举，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日本和东亚的政治路线图：受海湾战争的刺激，出台了海外派兵法（联合国维和法，即PKO法案），战后首次把自卫队派到了柬埔寨，从而确立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方向。此后，直到现在安倍晋三政权所大力谋求的有关制宪、扩军等课题，无不以此为出发点。
小泉力主“小政府、大社会”，打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拆分“巨无霸”国有机构邮政省，借与布什的私交，强化军事同盟，并以之为平台，把自卫队首次派到了海外战场，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梦寐以求的“普通国家”化进程，把“总保守化”的政治资源与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目标结结实实地“链接”到了一起。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41页

大和民族似乎很少用完人标准来苛求政治家:因洛克希德事件而失足的田中角荣是不折不扣的"经济
犯罪"分子,但依然不妨碍其成为战后最伟大的首相之一。 历史证明,日本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在战后重要历史关头推出的政治掌舵者绝少浪漫情怀,都是不折不 扣、极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小泉,这个被称为"怪人"的独身男人,甚至好像并不贪恋权力,在功成名就、支持率居高不下之时全身而退,留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背影。回顾日本战后史,似乎还没有如此"退阵"的 首相一一在淡出权力视野的时候,却似乎为再起东山做好了一切准备。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62页 - 再见，河野洋平

作为政治家,河野在自民党的政治光谱中偏左,被视为鸽派领袖。在对华关系上,尤其激进,真正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乃至其名字被反对势力恶搞为谐音的"红色佣兵"(日文中发音也是 "Kouno Y ohei" ) 2001 年,围绕李登辉访日问题,身为外相的河野受到来自党内"台湾帮"势力和北京方面的强大 "夹板"压力,一度左右为难。后以坚决拒发签证,为此不惜辞职的表态,从中日关系的层面,捍卫了日本的"国益",同时也 得到了中方的好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993年河野作为宫泽喜一改组后的内阁官房长官,就日本政府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 查报告发表谈话(即"河野谈话" ) ,在承认当时的政府、军队有组织参与、强制的事实基础上,表示反省、谢罪,以面对历史问题时坦诚的勇气,有力牵制了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历史困潮。"河野谈话"不仅成为大致为其后日本历届内阁所遵循的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公式立场",而且与"村山谈话"一样,成为战后日本政府在历 史问题上做出的最高调表态,对消除国际社会的成见、误解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6页 - 吉田茂：现实主义掌舵者

就性格而言,吉田身上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标识:即使在整个列岛都被战败击垮的时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脱和式礼服、雪茄、手杖、高级坐骑的模式,这既是与生俱来的贵族趣味,也是其生命某种庄严的"形式感"。有个细节颇为形象地诠释了这个骨子里的自由主义者,其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彻底到了何种程度: 1952年,在东京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个摄影记者没完没了地按快门,讲台上的吉田被频闪的镜光灯弄得不胜其烦,终于忍不住端起水杯泼向记者,发怒道:"能不能懂点做人的尊严?!"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掌声。
1946年,吉田上台伊始的第一要务,就是负责牵头"制定"新宪法。但众所周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现行 宪法实际上是占领军当局强加的结果:吉田被告知"如不接受新宪法,将无法保障天皇的安全＂接受了这部"连文法都是英文"的宪法,并向全体国民颁布。
1950年8月,日本以建立有限的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的形式消极回应了美方重新武装的动议一一这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前身。

《“下流”的日本》的笔记-第105页 - 美日安保: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美日安保条约的核心是:美国有义务维护日本国的安全,为此, 日本向美军提供应有的设施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