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书评

你的幸福多了吗?

你愿意做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猪”，还是思考人生的“痛苦的苏格拉底”？ 2007年来，亿万民众一边饕餮资产盛宴，一边不得不承受通货膨胀之痛，幸福还是不幸福，真的成了一道难题。“我的幸福在哪里？”“凭什么你们都有幸福？”“我要幸福哇”……这是郭德刚在《我要幸福》中的台词，而这也是大多人的心声：幸福，关乎比较。 根据英国“新经济基金会”一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大排名的报告，中国人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高于韩国和日本，在亚洲国家中高居第二，远远高于美国的一百五十位，看来幸福与经济增长无关。 早在几十年前，有一位德国汉学家鲍吾刚在他的书《中国人的幸福观》中指出中国人对幸福的寻找往往存在个人幸福还是社会幸福的分别，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幸福指向了彼世与此地。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人的幸福感也日渐全球化，福利、环境、财务等等，一样都不能少。刚刚过去的2007年堪称中国民众的资本启蒙年，CPI指数，股票指数，房价指数，商品指数等每日更迭，亿万民众一边饕餮资产盛宴，一边不得不承受通货膨胀之痛，进入指数化生存时代，所以幸福应运而成一种指数。 幸福是什么？古往今来，从希腊人到现代人都对这个问题发挥了不少想象力，从德行至善到纵欲。早在两百多年前，穆勒就指出“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不同极端的幸福：纯粹精神快乐与单纯的身体享乐。钱钟书认为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是最糊涂的分析，他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既关乎心理，又关乎物质——永远如同钟摆一样摇曳在做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猪”与思考人生的“痛苦的苏格拉底”两种极端之间。 1981年，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书中引述了大胆的“缸中之脑”假设：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这个“缸”连接精密负责的计算机器，摒弃通过不同的程序电流向大脑传输信息，所以对于大脑来说，一切都还在，各种美好的体验以及刺激仍旧可以感知，也许大脑甚至还可以感觉在阅读这段“缸中之脑”的文字。尽管这只是一场幻觉，但却是一个幸福而真实的幻觉，你愿意要这样的幸福么？ 在《幸福指数》一书中，梁捷对幸福指数的讨论先从不幸福现象开始，然后从金钱与幸福；工作与幸福；家庭与幸福；教育与幸福；医疗与幸福；生活与幸福等几大方面系统讨论了中国人的幸福，不幸的是，这几个指标中很少与幸福存在线形正相关。通过谈论不同的幸福，梁捷从福利经济学入手，综合心理学、政治学等各派观点，定义幸福必须有以下几个特点：它必须是决定性的，即包含所有的固有价值；它必须是自我满足的，即不依赖于其他价值；它必须是积极的，即我们必须能主动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它必须是广泛可得的，而不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它必须是相对稳定的，不是那种能被任何偶然所带走的东西。他总结目前各种幸福指数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侧重标本个体幸福来测量群体幸福指数，偏向心理学与试验经济学方向；另外一种则是整体的幸福程度来判断个体的幸福指数，最典型的就是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为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社会蓝皮书》，再度引来大众关注，这已经是社科院第十六次发布类似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报告显示，即使在无物不涨的今天，扣除物价因素以后，2007年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可以超过GDP增长，这是在十多年来屈指可数的，不过形成对比的是，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3.35分,较2006年的3.52分下降约5%。这说明财富上涨的同时民众的幸福在降低，可见幸福与经济增长并不正相关，而国家发展的标志必然是以每个个体的福利进步为标志，所以不少人建议以上文所述“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GDP。 “国民幸福总值”(GNH)起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国王。这个比邻印度的小国名唤不丹，三十多年前不丹国王辛格就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具体包括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向，而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不丹的最大目标。当时不丹国弱民穷，如不丹免费教育与理疗已经普及，人均寿命提高十多岁，人均收入甚至超过邻国印度。而如今，这个不丹又一次因为自废绝对君权设立民主制度成为媒体头条，也许这个弹丸之地正以自己的行为提出并捍卫了国民幸福总值：幸福关乎个体，更来自制度。 发布时间：2008-03-31 09:31 来源：广州日报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幸福：白痴和死人

我觉得在所有指标中，最无聊的就是幸福指数，按照这个指标，文革时的中国人比现在幸福，中国人比美国人日本人幸福．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幸福：白痴和死人．不信，你试试．

中国人幸福吗？

中国人幸福吗？【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李华芳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人幸福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幸福？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划分了两条主线，来概括中国人对幸福的看法。鲍吾刚认为中国人看待幸福首先要区分“此界”和“彼界”，或者说“此岸”与“彼岸”。这与各种宗教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的相互竞争有关，尤其是蕴含“家”观念的传统思想与外来宗教对“现世”和“来世”的不同侧重，导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幸福在“此岸”还是在“彼岸”有很大的差异。 鲍吾刚的另外一条主线是中国人看待幸福有“内外之别”，也就是说这幸福是与个人的内省有关，还是身外之物。所以，对于中国人如何看待幸福，涉及的问题如下：首先幸福是现实的还是彼岸的？其次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讨论“彼岸的幸福”，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比较困难。讨论主观的幸福，人人标准不一，有人说家庭美满比较幸福，有人认为赚钱较多则为幸福，不一而足也很难统一，讨论起来也相当困难。梁捷在《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一书中也回避了彼岸的幸福和主观的幸福，而着重于现实的幸福。问题的难点是，有所谓客观的幸福标准么？梁捷先搁置了这个难点，转而论述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幸福。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金钱或者收入。在经济学日益偏离亚当·斯密传统的今天，在马克思所谓金钱将人异化的今天，多数人将幸福直接等同于收入增加。好在这不是真的，伊斯特林悖论就是说穷人的幸福并不比富人少，金钱未必能买到幸福。但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也难言幸福。幸福与金钱存在某种关联。雷亚德后来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表明，人均收入低于一万五千美金一年的，富人比穷人更幸福，也就是说在这个标准线下，金钱能促进幸福；而当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标准线，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 如果不考虑“来世”的问题，健康长寿或可以有效衡量人是不是幸福。经济学家弗兰克曾经提出过有意思的“平行世界理论”来论述健康对幸福的影响。假设有A、B两个平行的世界，在A世界人均有100平方米的房子但每周只有1小时锻炼身体的时间；在B世界里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只有50平米，但每周有5小时以上锻炼身体的时间。弗兰克令人信服的表明，B世界是更加可取的，对幸福也具有积极意义。但为什么A世界看起来成为主流呢？这是因为A世界更多强调的是可见的炫耀性的消费，而B世界则较为注重那些“不明显的”或者说“隐性的”消费。加尔布雷思很早就批评过炫耀性消费，因为这并没有在实际上增进人的幸福，而那些“隐性的消费”却被忽视了。 事实上，回到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的论述，与幸福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梁捷的书中也提到一项调查显示在对生活的各种期许中，中国人的主流意见是将“家庭幸福”摆在首位，这也说明家庭和睦对中国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丧偶在通常情况下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要延续十年。这是弗里德里克和卢文斯坦在《经济学与幸福》一书中的一篇文章里证实的。与此类似，林娟芬在《妇女晚年丧偶后的适应——一个以台湾地区为例的叙说分析》一书中，也谈到丧偶后的妇女遭遇了巨大的不幸，而且重新适应很难。 梁捷在书中还从工作、生活等其他方面讨论了对幸福的影响，尽管难以有一个确定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幸福，但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还是引起了共鸣。这或许可以成为衡量幸福的“准客观”标准，即社会选择过程中大部分人达成的对于幸福的共识。这是一个集合了众多主观意见的“准客观标准”，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为人接受，比如说超过一定限度金钱对幸福就没有推动作用，而健康长寿等隐性消费和家庭美满对幸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过分的追求金钱或者异化为金钱的奴隶，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而健康和美好的家庭，则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中国的学者写东西，有时候容易故作高深，反而使得读者陷入云里雾里。而学术分工的进展又没有使我们进入一个学术普及的格局。梁捷的这本《幸福指数》则没有上述弊端，轻松可读，算是普及读物中不错的作品了。尽管梁捷没有对“中国人幸福吗？”这一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但书中讨论的幸福观念和影响幸福的因素，或将改变一些固有的观念，从而促使人们继续探究什么是“幸福”。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是极有意义的事情了。 梁捷著：《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16元。--------------------------------------------------------------------------------李华芳是【读品】出品人。更多详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8i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