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民主》书评

它讲述了一个好故事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导师给我推荐了这本书。为了好好写论文，书我也仔细的看了，在资料和观点上受益不少。如果有一定的思想史和近代史知识储备，这本书完全可以当作一个故事书来看。它讲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故事，故事里有主角，有反派，有角色复杂最终取代了主角的配角。这个故事的情节这是曲折离奇的。按照通常的印象，近代中国是混乱而独裁的，但作者恰恰指出，从1920年代发端，1930年代发展，1940年代到高峰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民主发展最好的一段时间。通过对当时知识分子关于民主的讨论和行动，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甚至已经针对西方民主的弊端设想了折衷的中国式民主。但是一次次的民主尝试都失败了，作者的看法是因为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应该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但绝非唯一的原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之独特和曲折，难以尽叙。其中几个关键节点的意外，更是让人扼腕叹息。李泽厚曾认为近代中国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从本书来看，至少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并非这样的，他们把民主视为手段，也视为目的本身。在他们看来，救亡和启蒙是不冲突的，比如宪政救国论。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宪政史，本书的注释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导。其中的很多史料著作，即使放在今天也有令人醍醐灌顶之感，这一方面说明了古人觉悟之高，也说明了今人落伍之重。

寻求中国特色的民主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词汇。在晚清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觉醒的士大夫发现西方富强的重要原因是“君臣一体”，遂对民主制度产生向往。经晚清到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引介和阐释，民主这一价值几乎获得了绝对的正当性，以致有研究者形容，即使连最专制的统治者都不敢公开宣言反对民主。然而，价值上的绝对正确，却不代表在实际中真正占据优势。统治者往往以民众水平太低，不适合实行民主为理由，压制民主运动；或许诺未来黄金时代的彻底民主，而以暂时的专制为实现手段。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认为民主政治是当下亟须之事，遂在压制之下，开启了孜孜不倦的民主斗争。海外著名历史学家冯兆基的《寻求中国民主》讲述的便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民主而抗争的故事。《寻求中国民主》英文版原有副标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公民抗争（1929—1949）”（中文版被删去），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部从晚清民主思想发轫讲起的近代中国民主通史。作者将起点定为1929年胡适、罗隆基等新月派在上海发起“人权与约法”运动，因其认为，晚清五四皆为民主思想在理论上的引介和讨论时期，到国民党时代知识分子才落实到实践，开始了真正的民主抗争。此说不无道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训政，宣布以党治国，民众的言论、集会、结社权利受到限制，人身财产安全亦无法获得应有的法律保障。知识分子不能容忍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遂起而抗争。从书中可知，尽管国民党内亦有孙科这样的开明民主派，但其后的中国民主抗争史，基本是一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历史，包括要求结束党治、制定宪法、开放政权等等。从国难会议到国民参政会再到旧政协，从青年党、国社党到民盟，民主抗争从言论转向行动，从无组织变为有组织。从古典的自由主义到修正的民主政治，从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民主理论不断修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亦不断形成深刻认识。冯兆基写中国民主史，并不只停留于单纯描述，其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几种关于民主的成说进行修正。对舒衡哲——李泽厚一系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冯兆基认为，两者实际上并行不悖，中国知识分子并未为实现国家富强而放弃自由民主等价值，在国家危亡阶段，民主力量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加强；以往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理论缺乏真正的了解，冯兆基却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看重民主的功用，也大多意识到民主是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又有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忽视广大民众，冯兆基认为，他们的确多半认同于专家治国的理念，并不追求彻底的民治，但这和他们认为中国更适合精英式民主的思路息息相关；他们也并非在理论上食洋不化，而是希望能以苏联的经济民主调和欧美的政治民主，根据中国国情对民主理论斟酌损益等等。至于中国民主的失败，则要归因于缺少国外的支援，知识分子的道统无法和权力抗争等等。虽然这一结论未必独特，但几种修正理论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并不照搬西方，始终寻找中国特色的民主”的结论仍不无新意。在当今海内外学界，以中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者甚少，甚至早已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知识分子和自由、民主、共和等诸多中国思想史上核心观念的关系，并未得到非常成熟的梳理。从这个角度讲，作者这部书可以视作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努力。但并不能因此便忽视本书的不足之处。首先，“追寻中国民主”这个题目太大，中国民主运动内部包含着各种思潮和流派，极尽杂乱繁复。而对这些思潮和流派，已有比较成熟的表面梳理，目前所需的是进一步的细微研究，而非本书这样的全景式描述。其次，知识分子研究若取得突破，还应在史料发掘上下工夫，本书所用的资料大抵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几本报刊杂志，仍属于精英民主思想史的范畴。这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就会有一种了无新意之感。第三，从1929年开始讨论中国民主，对从晚清到五四的民主思想传承未有提及，给人突兀和断裂之感。实际上，后期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和早期民主思想的传播、讨论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民主思想丰富而多元，实际更值得讨论，相比之下后期的民主抗争的意义反而单调有限。1949年也非但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结尾，可能还是新的开始。第四，与全景式的描述相比，或许我们现在更需要搞清楚的是诸如以下几个问题：近代中国形成了哪几种民主观念？哪种民主观念在发展中占据了主流？为什么会占据这种主流？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亲和一种民主而反对另一种民主？这对近代中国政治的走向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本书并不是一个纯粹思想史的研究，但若写出新意，这些问题实在不能忽视。不过，或许要考虑到，虽然本书出版年代较晚（英文版2000年），但写作时间较早，还没来得及充分吸收近年来海峡两岸民主研究的新成果。而且，本书出自海外学者之手，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束缚，相对于大陆写于八九十年代，还残留着政治话语的几部《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史》更高明一筹。更重要是的，通过全景式的描述，毕竟可以重温一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民主抗争的轨迹，读毕会吃惊地发现，关于民主的理论探讨、思维认知和行动实践，我们今天似乎还远未达到民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南方都市报》2012年5月20日 ，韩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