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章节试读

《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的笔记-第1页 - 下卷 北宋初年部分

“枢密院没有如中书、门下般沿着程序分工的路径发展成为与尚书鼎足而立的宰相机构，而是沿着职能分化的路径发展为‘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的最高军政机构，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
“兵权制于三卫，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汰之极少，治之极严，教之极精，则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国之大权二，政与兵而已。政权宜专不宜分，分则事无统；兵权宜分不宜专，专则乱生……宋兴，内则政事归于中书，故外戚不得挠，宦官不得干。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
——罗璧《识遗》卷一“有国二权”条
“宰相制国用，从古然也。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材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院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
——范镇《上仁宗乞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493页；《宋史·范镇传》
王曾瑜先生指出宋代的枢密院与秦汉的太尉府较为相似，同时也有两点差别：一是秦汉时尚无尚书省兵部，而宋代有，枢密院事实上侵夺了并不的事权；二是秦汉的太尉一般由武官充当，而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却基本上由文臣担任。——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宋太祖注意发挥枢密院军政职能的同时，又将枢密院副使以下属官大量运用于各种临时差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枢密副使和枢密承旨统兵；一是以枢密直学士出外权知州军事”
建隆元年李重进反，以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
建龙三年张文表反，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
乾德二年，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乾德元年二月，遣枢密承旨王仁赡赴荆南为巡检
“枢府统兵只是临时差遣而非日常职掌。从功能上看，枢府统兵与其他普通内职并无不同，其作用一在于监视，二在于代皇帝掌兵权，是皇权的延伸”
宋太祖一朝枢密直学士共七人：赵普，高防、杜韡，薛居正，吕余庆，赵逢，冯瓒。
高防，乾德元年五月权知凤翔府。
薛居正，乾德元年平湖湘后，四月权知朗州。
吕余庆，乾德元年三月，权知潭州，八月，权知襄州。
赵逢，乾德三年，平蜀后，出知阆州。
冯瓒，乾德三年二月，权知梓州。
“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该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分割与削弱的肇端”——苏基朗《五代的枢密使》21页你
“太宗朝枢密院长贰选人表现出典型的武正文副的特点……太宗朝枢密院正职的一般迁入途径为在任或前任的武资枢密副职。凡是太宗朝之武资枢密副职皆有出任正职之可能，而以武资出任副使者，则必是太宗亲信或藩邸旧人。”
“就枢密院之发展而言，太宗朝枢密使之选任原则不在于才能，亦不在于资历，而重在亲疏，这本身便已经是枢密院选官上的一大倒退，而枢密院以最高军政机关、西府之尊，行刺探、告密等阴事，与其说是加强了枢密院等权势，不如说是降低了枢密院之地位，不啻是一种更大的倒退。……太祖文物并进，所用之‘文臣’多吏能突出之文吏型人物；而太宗则立武正文副之局，所用之‘文臣’多文学优长之‘文士’。……可以说尽管宋太宗时期文臣们尚难以进身枢密使，但已经使文臣在枢密院这一长期由武人与文吏所控制的‘右府总戎’之地彻底站稳了脚跟，为真、仁时期‘以文制武’原则的确立和文臣全面接管枢密院奠定基础。”
“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若宰相非才，何不罢免？宰相可任，何不询谋？……臣闻偏信生奸，独任成乱。……伏乞陛下一一与宰相谋议，事事与宰相商量，悔自前独断之明，行今后公共之理，则事无不允当，下无不尽忠矣”
——田锡《咸平集》卷一《上太宗答诏论边事》
“端曰：‘若边鄙常事，枢密院之职，端不敢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 ——《涑水记闻》卷二，35页
中书、枢密分掌兵民庶务，常事之内，可以两不相知，而军国大计，则二府同议。
真宗景德四年诏：“自今中书所行事关军机及内职者报枢密院，枢密院所行事关民政及京朝官者报中书”形成了互报制度 ——《长编》卷六五
“臣僚自外到阙，及在京主执，如有公事，并日逐于巳时以前，中书、枢密聚厅相见。”
——《春明退朝录》卷中32页
“自今凡更定刑名、边防、军旅、茶盐酒税等事并令中书、枢密院参详施行”
——《长编》八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