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之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8
ISBN:9787301099308
作者:郭伟和
页数:260页
内容概要
郭伟和，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社会政策方向），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理论、社会政策分析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下岗失业职工过得还好么?
二、如何理解家庭生计问题?
三、相同的社区、不同的生计
四、论文的结构和纲要
第二章 扩展个案研究方法及其应用
第一节 由个案建构理论的不同传统
一、“如何走出个案”
二、扩展个案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一般原则
三、反思社会科学和证伪主义的不同
第二节 不断折磨的研究过程
一、如何武装自己的头脑
二、介入社区生活
三、过程模式的型构(configuration)
四、如何连接宏观社会制度和结构
五、社会转型理论和社会政策理论的再思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嵌入与连接——生计研究的理论视角
第一节 福利、工作与生计——社会政策领域关于生计研究的转变序列
一、生计调查和贫困救助——社会福利政策经典模式
二、由福利到工作(From Welfare t0 Workfare)——福利政策转向的动力和争议
三、可持续生计框架(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反贫困政策的新话语
四、穷人生计的真正出路?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翻版?——关于可持续生计的挑战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劳动力的商品化
一、市场转型和社会保护——博兰尼市场转型理论中的核心议题
二、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政策观关于劳动力就业机制的立场和观点
三、“非正式化”——资本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新面貌
第三节 嵌入与连接——生计研究框架的新尝试
一、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家庭生计研究的启示
二、如何走出布迪厄的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悖论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诱惑与强制——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国企职工生计模式的变迁动力
第一节 中国社会市场转型中劳动力的双重商品化过程
一、行政主导下的市场转型过程
二、契约化和灵活化——市场转型中劳动力的“双重商品化”过程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计模式演变过程
一、有组织的依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国企工人的生计模式和策略
二、依附与跨越——改革前期(1978—1993)的城市国企工人的生计模式和策略
三、抵制与退出——改革后期(1994—)的城市国企下岗失业工人的生计模式和策略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逆商品化”——回归社区后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生计模式
第一节 “逆商品化”的生计模式
一、“逆商品化”的生计模式
二、经济结构的变迁影响了中心城区的下岗失业人员的正式就业
三、缺乏劳动保护的积极就业政策无法真正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迈向市场就业
四、劳动就业条件的恶化阻碍市场化就业方向
五、垄断性社区资源配置结构和区分身份的社区生活规范和行为习性阻碍了下岗失业职工的社区化就业
第二节 多元化的生计手段
一、家庭分工的调整
二、家庭资源的调整
三、联合家庭的互助合作关系
四、无奈的地下经济活动
第三节 一种不同的抗逆性的可持续生计
一、抗逆力的方向在哪里?
二、抗逆力的基础在哪里?
三、抗逆力的意义在哪里?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区隔和维护”——回归社区后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日常生活实践
第一节 有形的交往、无形的边界
一、社区交易
二、社区休闲
三、社区文体活动
第二节社区资源的垄断性配置结构
一、社区资源的隐性垄断性配置结构
二、社区资源垄断条件下三类群体的社会互动机制
第三节 断裂与保存——社区不同群体的生活转变和生计策略
一、生活模式的断裂和行动习性的保存
二、身份资本的差别与动员
三、社会资本的差别与动员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分类大战”——回归社区后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身份再造与抵制
第一节 什么是北京国企工人身份
一、高贵的北京人?抑或懒惰的北京人?
二、是企业的主人?还是工人贵族?
第二节 市场转型中北京国企工人身份的再造
一、和当地退休人员的身份争执
二、和外来商贩之间的身份区分
三、和社区组织互动中的身份协商
第三节 身份之争的意义所在
一、身份政治的生计实践意义
二、身份政治的公民身份权利建构意义
本章小结
第八章 支配与抵抗——『由福利到工作』社会政策转变的社区实践基础
第一节 社区分裂机制——分类救助政策推行过程的社区实践基础
一、由议行合一到功能分化——中国城市社区体制的演变
二、民主福利委员的苦衷——缺乏耻辱感引起的低保救助过程的基层冲突
三、社区分裂——把下岗失业职工剔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微观机制
第二节 社区委婉化机制——就业促进政策推行过程的社区实践基础
一、“照章办事”——缺乏动力的社区就业促进工作
二、“志愿工作”——委婉化地推行非正式、灵活、低薪就业
三、“热心劝导”——貌合神离的就业促进工作
第三节 是驯服?还是谨慎、务实的博弈?——“由福利到工作”过程中下岗失业职工的挣扎
一、利益比较下的理性抉择
二、通过公共援助就业建构在地生活
三、利用幕后交往发展道义政治
本章小结
第九章 由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关于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理论反思
一、由单位生活模式转为社区生活模式
二、博兰尼的市场转型理论对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启发
三、社区日常生活实践的宏观制度基础——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特殊性
四、两种传统资源、两种动员方式
五、社会政策的渐进改革模式,提供了身份抗争的基础
六、社区生活是一种能动的底层社会?还是消极的社会倒退?
本章小结
第十章 对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建议
第一节 相关社会政策的讨论和建议
一、“由福利到工作”的再思
二、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具体建议
第二节 对中国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的建议
一、中国社区服务的曲折历程
二、经由多元社区组织发育改进社区服务
三、把社区转化成真正的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基础
四、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建议
第三节 研究局限和期待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二、研究地区的特殊性
三、弱势社群的生计研究期待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本书用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的社会转型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化理论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场域概念，来透视中国的社区生活，重构了生计研究框架的社区背景。本书显现出北京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的生计转变历程和当前北京社区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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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题目可能有点不合适。。但是就想突出社区这个转型的平台。这本书其实是郭老师的博士论文。郭老师一直是以理论见长的老师，这本书就体现了这一点。如果理论积淀少的读者，可能读前两章节有点吃力，但是在读后面对于社区的走访和访谈时，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发生在以前我们身边的故事。郭老师将很多的关于社会福利方面的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综合面子理论和布兰尼、斯科特等的一种模式。他们的生计被转型剥夺后，只能依靠身份这唯一的弱者的武器，来维护者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接头醉酒的人那么多了。本书对于我国的社会救助政策，特别是微观的运行机制也是很好的剖析，反应出了低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虽然有的东西在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执行后可能觉得会变得过时。但是从现在阶段上来看，全国基本还是在延续原有低保政策。这个也是可悲的。做学问可能为的不是去缓解一时的症状，而是要为了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传统的研究职责这些为社会转型付出的人来说，郭老师更直接指出了社会的不公正，市场化的运作已经打破了原有的生计体系。最后还是说社区，社区可能是一般人都不会意识到存在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些退缩到社区中生活的人，社区是他们收入的全部，可能是他们认为接触的最大官员。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
类别: 浏览量:153 版次:GB18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1-23 作者:傅临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编辑此文 摘要：香港理工大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郭伟和在深入北京城区的社区进行访谈与观察时发现，原北京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们，因其北京人和原国企工人的群体组合身份而让人疑惑：他们是高贵的北京人抑或懒惰的北京人？他们是曾经的企业主人抑或被遗弃的工人贵族？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他们的微观家庭生计的模式和策略有何转变？《“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郭伟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32.00元。不知不觉中，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已展开了近二十年。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们过得还好么？香港理工大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郭伟和在深入北京城区的社区进行访谈与观察时发现，原北京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们，因其北京人和原国企工人的群体组合身份而让人疑惑：他们是高贵的北京人抑或懒惰的北京人？他们是曾经的企业主人抑或被遗弃的工人贵族？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他们的微观家庭生计的模式和策略有何转变？ 而在受访者的言语中，不难发现“北京人都是爷”、“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岂能像外地人那样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伺候”、“惜命”等一再浮现的心理。它们生生区隔出国企下岗失业职工、长期自雇就业的城市工商人员、外来务工经商人员这三大群体，让我们不禁发问：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回归社区后靠什么谋取生计？他们生活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他们与社区中其他群体的生计方式有何差异？他们的生计策略与自己微观的人生经验、行为习性以及宏观的社会政策有何关联？ 郭伟和采用美国学者迈克·布若威的扩展个案方法，在试研究之后，选择了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混合居住的社区———玉河社区，进行了为期近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两个发现令人感到意外：许多下岗失业职工采取了抵制市场就业的“逆商品化”态度，宁可守在社区家里维持北京人的生活模式，也不愿意在社区中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再就业；许多受访者一致认为，正是因为北京下岗失业职工“懒、馋、奸、滑”，才让他们不愿意与吃苦耐劳的外地进城打工者进行竞争。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逆商品化：抵制背后的无奈 郭伟和认为，在讨论这种“逆商品化”现象时，不能脱离对历史背景和外在因素的分析。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契约化的劳动就业机制加上缺乏保护的就业促进政策，构成了中国的下岗失业。国家和企业逐步解除了对职工的稳定就业责任和社会保护责任；相应地，国企职工的生计模式与策略，也从有组织的依附和稳定的正式就业，转为“双体制人”式的依附与跨越，再变成抵制市场化转变的抗争与退出。恰恰在同一个时期，基层社会空间自由流动的资源逐渐减少，个体经商已经不再是利润丰厚的职业。因此，不管是当年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户，还是下岗失业的公有制企业的职工，纷纷选择抗逆市场的谋生模式，依靠政府救助、社会保险、家庭调整、家属互助、地下经济等方式作为生计来源，市场化就业只是他们最后的无奈选择。 从表面上，这种“逆商品化”似乎既反历史趋势又反经济理性，但访谈中微观叙述与经历脉络构成的众生相，却告诉了我们另一番面貌。从国有大型企业下岗的职工老李先后享受过单位一次性补偿的近10万元、三年的再就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一次性领取的失业保险津贴8000元、社会保险缴费减免并办理了个体工商户执照，但“不想到市场上去折腾”的他安于每月630元的社区志愿工作补贴，并眼巴巴地等着“熬退休”拿退休金；曾在小型街道集体企业里工作的小王在下岗失业后未能获得任何经济补偿，看孩子、帮做饭、在饭店打杂、卖菜等等活儿“干什么都不挣钱”，现在对街道社会保障协管员这份每月800元工资、稳定而有保障的工作非常满意；下岗职工栋梁的妻子的退休金使全家的平均收入超过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栋梁无奈地办理了假离婚以便继续获得政府的公共就业援助。 连原来长期从事自雇就业的城市个体工商人员，也纷纷选择回头上岸，依靠政府的救济或者自身的财产孳息维生。那些早在80年代便辞职下海的自雇人员曾觉得市场“比较乱，挣钱也容易”，从1997年后却逐渐发现“世道不一样了”、“根本就不好做”，于是老老实实地依靠吃“低保”来维持生计。即使是少数曾轻松赚钱的商海幸运儿，在底层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倚重新的社会关系与政府保护来继续经商。某位一直从事倒卖化工原料和汽油、炒楼盘等商业活动的“成功者”慨叹生意不好做，“好汉不挣有数的钱”：“这帮地方狗们，派出所的、工商的、税务的、卫生的，检查，说白了，哪个你不得去呀？” 部分北京下岗失业职工放弃相对待遇较好的社区服务业活动而选择政府公共就业岗位，并非因为前者的劳动强度高于后者，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观念和行为习性与外地人不同，一天固定8小时的工作时间，剩下时间用来休闲与社交，并且期望在工作中体现平等的工作关系。另外，北京社区里的生活规范也限制了他们不能放下自己的面子、忍辱负重、看人脸色、学会识相，不能像外地服务业者那样“低三下四地做买卖和打游击一样地躲着城管人员讨生活”，只能体面地按社区规范做事和生活。 事实上，这一切都与“身份”紧密相关：国家通过与身份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待引导与诱惑国企下岗职工转向灵活就业市场，但“国企职工”的历史身份已足以让他们受惠于各项社会保险安排和保障机制，在“熬退休”后享有北京社区认可的、有保障的、体面的生活，看重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的他们自然不愿意“福利转就业”地走向缺乏保障、工资低微、条件恶劣、恶性竞争的劳动市场；那些早年就下海经商、丢掉了社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则没有这么幸运，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了他们能以“城市居民”的身份取得低保救助，过上最基本的生活，所以也可以退出竞争激烈的劳工市场；而背井离乡的农村务工经商人员没有城市市民资格，既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福利，也不能获得社会保障的优待，拥有的只是市场机制带来的“自由得一无所有”的空洞希望，只能努力通过市场竞争赚取收入。身份与生活经验，就此成为连接国家的宏观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北京社区里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生计策略的时间纽带。 底层何苦为难底层 上述的不同群体虽然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貌似融洽繁华的社区里，但有形的交往却存在着无形的边界：他们之间通过细微的生活风格、品位、话语符号等来区分各自的群体身份，形成了区隔化的社区内部生活结构。例如，在社区交易中，北京当地商贩一般并不像外地商贩那么忙碌地吆喝，而是随意自然地叫卖，并且强调商品质量和经营信誉，用“我们这儿不坑人”来进行区分；在社区休闲中，北京人观念中的工作与休闲是泾渭分明地对立的，而外地商贩们不觉得大过年地在外面摆摊儿是一种负担和劳累，却觉得既可工作挣钱又可聊天休闲。双方都在用自己的观念在解释对方的生活意义与怀疑对方的工作方式，而双方的观念与工作生活中的差异一直以来都非常突出。 面对着市场化社会转型，各类群体的生活变动是不同的，其中最严重的是遭遇生活模式断裂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而长期自雇人员和外来的打工经商群体虽然也面临着市场的压迫，但是基本上是原有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各类群体有着不同的生计特征：退休职工有固定的退休金、医疗保险、社区提供的文体娱乐活动，还占据着符号优势，心安理得地过着稳定安逸的生活；下岗失业职工要努力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抗拒恶性市场竞争，动员各种资本策略熬过退休前的黑暗期；长期自雇职业者逐渐丢失了往昔北京人的市场优势，也无法得到国企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险系统救济，只有依靠城市“低保”救助和家庭资源等，维持日渐暗淡的生活前途；外来打工经商人员采取生活模式的时空拆分组合，把生活费较低的老家作为养老基础，把北京当作谋取收入的场所，尚属比较积极地投身于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在新的社会变动下，很可能会受到来自两端时空的同时挤压，既可能丧失源于老家土地与农村的最后保障，又可能首当其冲地受到城市的素质歧视与收入走低的影响，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城市的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破坏了基层社区空间和资源的可获得性，从而挤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挤轧了他们的生计手段。在社区底层群体所有这些艰辛与逼仄背后，隐隐展露出一种垄断性的社区资源配置结构，而这又是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以及各自的社会资本相关的。社区内缺乏真正的公共资源可供居民集体所有和支配，连居委会都要向特权阶层和垄断单位租借物业，社区自治根本没有资源可供使用与治理，却要继续肩负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实现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与隐蔽控制等官定职责。 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北京本地人或长期在北京营造关系的外地人才有可能并不公开透明地取得和垄断社区经营性资源，而在让商贩们竞争性地分散租赁的过程中，他们确实都倾向于租给相对来说工作目标简单、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评头论足的外地人。一位退休老太太依凭其社会关系从工商管理部门取得对玉河社区西侧早市总共约240个摊位的经营管理权，然后通过再次发包转租而轻易获得每月数万元的净收入，这种故事已经成了平淡无奇、被默默接受并视为常态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外地商贩“钦佩那些有特权关系的北京人，而不去关心这种特权是否公平”。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对北京人既羡慕又轻视的看法，以及北京普通老百姓对外地人既敬佩又看不起的心态，让人隐隐有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心痛。必须看到，社会底层各自为政、利益竞争、资源争夺的种种敌意，其根源绝不在于“底层”这一身份被污名化了的自私狭隘，而在于整个社会中财富、权力、信息等资源分配的悬殊与不公平，在于向更高级的成熟公民社会过渡所需要的信任、合作等社会资本积累的严重缺失。 统一身份，构建公民社会权利 在书末的社会政策建议中，作者在劳动保护和促进就业两点之外，特别提到应“逐步普及公民社会权利，消除因户籍制度、历史身份导致的公民权利体系支离破碎状况”，同时经由多元社区组织发育改进社区服务，把社区转化成真正的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基础。这提醒了我们，“试图把各类人等打造成原子化的自由劳工主体，在市场上任意买卖，那只是形式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如果要促进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必须一方面打破现有的身份相关的歧视性群体身份，提供普遍的基本必需的去商品化的公民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则要打破社区资源的特权垄断，促进社区居民的平等利用机会。 更重要的是，劳工权利和劳工福利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普遍共享的，而是身份定向的”，身份仍然是中国社会政策设计和贯彻中的基本因素，身份可以带来相关的政策资源。于是底层在日益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为了逐渐被侵占的社会资源而阋墙内耗，“中国劳工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利此消彼长”：国企职工剩下社会保障权利的代价是丢掉了就业保障权利；长期自雇的失业人员只拥有社会救助的权利；外来务工人员则仅仅获得市场就业的自由权利，其他社会权利则根本无法与城市市民共享。 “说到底，生计问题是一个社会生活模式问题，必须通过一种社会保护机制来维持人道的、体面的、可持续的生活模式。”如果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并自觉前途渺茫的人已经无法通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也无法通过勤奋努力的表现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剩下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一个既没有向下流动的惩罚机制、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实质性可能的社会机制，无疑是扭曲、可怕而危险的；而如果真出现这样的“身份之争”，所有人注定都是失败者。□ 傅临（研究员，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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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好参考 -
所有人都是“身份之争”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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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 -
西方理论框架之中国个案。。。 -
身份认同，逆商品化，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