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年轮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2
ISBN:9787540542481
作者:关爱莲 记述
页数:462页
内容概要
关爱莲是荔湾的传奇和骄傲，一个平凡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了不平凡的一生。关爱莲有着传奇的人生。1 905年她出生于旧中国的小手工业者家庭，16岁公费赴法国留学攻读经济学，20岁回国后嫁入西关朱氏家族。丈夫朱志沂为同时回国的留法学生，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关爱莲先后生育五个子女，解放前社会动荡颠沛流离，只好在家相夫教子恪守妇道；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开始从事街道居委会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开始担任居委会主任。直至1 991年86岁，才从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2007年以102岁辞世。其间先后当选多届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担任人民陪审员等职务，屡屡获取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难能可贵的是关爱莲在任居委工作的40年中，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以一个居委会主任的视角，事无巨细地记录下40年居委会工作的日日夜夜。通过30多本近200万简朴的文字，细致地叙述了建国后昌华街的变迁，浓缩记载了广州市民生活乃至中国国内外形势的风云变幻，从而真实反映出党和政府如何通过社会最基层的群众自治性居民组织，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轨迹。在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整理出版关爱莲老人的居委会工作日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书籍目录
1952年——1959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1960年——196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作者简介
关爱莲是荔湾的传奇和骄傲，一个平凡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了不平凡的一生。 关爱莲有着传奇的人生。1 905年她出生于旧中国的小手工业者家庭，16岁公费赴法国留学攻读经济学，20岁回国后嫁入西关朱氏家族。丈夫朱志沂为同时回国的留法学生，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关爱莲先后生育五个子女，解放前社会动荡颠沛流离，只好在家相夫教子恪守妇道；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开始从事街道居委会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开始担任居委会主任。直至1 991年86岁，才从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2007年以102岁辞世。其间先后当选多届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担任人民陪审员等职务，屡屡获取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难能可贵的是关爱莲在任居委工作的40年中，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以一个居委会主任的视角，事无巨细地记录下40年居委会工作的日日夜夜。通过30多本近200万简朴的文字，细致地叙述了建国后昌华街的变迁，浓缩记载了广州市民生活乃至中国国内外形势的风云变幻，从而真实反映出党和政府如何通过社会最基层的群众自治性居民组织，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轨迹。在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整理出版关爱莲老人的居委会工作日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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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年轮》是出版界一直等待的书。这本书记录了1952—1991年间广州荔湾区昌华街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段记录弥足珍贵。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完成，高校取消了社会学系，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从此停止了自己民族志的书写。在社会管理实践中，“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论断虽然时有提起，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措施更经常被实施。因为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刷以及这次运动推翻上次运动的特点，任何关于政治的书写曾经都是充满风险的，所以留存至今的日记具有罕见的标本意义。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出版，那段历史中特有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社区自治、又不同于中国1949年前的保甲制度的社会管理方式，可能会因为资料的缺乏而无人问津，也使中国人那段历史记忆逐渐变得模糊。4月22日，记者在广东省出版集团新世纪出版社见到了陈锐军社长，他昨天刚从北京回到广州，明天将飞往成都参加书展。他抚摸着《街道年轮》的封面，讲述了这本书长达五年的出版经历。该书的记录者关爱莲（1905-2007）早年留学法国学习经济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之一，曾经和同盟会重要人物郑毓秀有过往来，“经常参加巴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回国后当家庭主妇，相夫教子。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无收入的居委会干部，一干就是40年，并默默记录了40年的工作日记。几十年来她本人的身份多达几十种，除了先进工作者、计划生育协会理事，还包括1970年8月开始担任的昌华街第五居民区革命领导小组成员，1976年该区追查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工作小组成员。长达50万字的工作日志记录的就是每项工作的完成情况：有些家庭纠纷得到调解，有些邻里矛盾必须交到街办……每一次运动的开展情况，每一个重要领导人物的职务变迁都会被这个“基层干部”慎重地记录下来。今天的读者去读，会发现我们对那些岁月的印象是不准确的，比如粮票，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广州就出现了；而到了1958年，暗娼和走私还没有在这个城市被禁绝。2009年，该书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好评，出版社与美、意、奥等国的出版商达成版权输出意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得知此事后说：“我们整理新中国60年的历史，就应该像这样多从民间史的角度着手。”有人对陈锐军说，如果再找一本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民间记录，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两元民间史就齐全了。陈锐军说，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新中国历史的一个民间标本时代周报：五年前你是怎么发现手稿的？陈锐军：实际上我是通过媒体发现的。2005年的时候广州荔湾区区委书记去慰问一些老党员，到了关爱莲家里，当时她已经100岁了，神智不太清，就跟她的儿女们聊天。女儿随口说了一句，我妈妈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真不清楚，但她做的工作自己都记在本子上，那本子我们就塞在床底下。这句话被《广州日报》政文部一个记者听到，这个记者比较有心，就赶紧问她，能不能拿出来看一下。她女儿就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箱子，那个铁箱子里有30多本笔记本。记者摘录了一部分有趣的内容在报上发表了。时代周报：当时认定手稿的价值在什么地方？陈锐军：我觉得它是一个标本。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居委会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它是民间和政府之间最细的一个桥梁。我一直关注这个东西，这个档案，这个标本，恰好填补了出版的一个空白，甚至是一个档案的空白。这位老太太居然记了几十年的日记，太难得了。我们联合荔湾区档案馆联合出版这本书。他们的档案专家也认为这填补了档案的一个空白。从古到今，中国的档案基本上是重官不重民的，你可以看到皇家档案记载得很清楚，但民间这块就非常欠缺。西方民间档案的收集整理比我们做得强多了。从这个对比中这本书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时代周报：30个笔记本整理出现在的50多万字，编辑思路是怎样的？是否有删节？陈锐军：我们当时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做成专业版。专业版的含义就是原汁原味，不动它，就像档案室的版本一样，做出来专门给专业人士看。第二个想法是做普及版，就是现在这个模样，稍微筛选一下，增加一些编辑含量，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为一些年轻人不太了解的东西加上注释，配上一些珍贵的历史图片。时代周报：一些不合适的事情与话语有没有删节呢？陈锐军：基本上没有。所谓删节主要是里面有大量内容是抄写文件。比如说她参加了某个会议，某某领导的讲话她会记录。她记不太清楚后就会找来文件抄。这块儿我们就把它压缩了。你所说的特殊的人或事我们基本上不动，人名是经过我们处理过的。所以这个版本基本算是个完整版。纠正想当然的错误印象时代周报：读这本书会发现我们对过去很多事情的印象是不准确的。陈锐军：对。我们当初想当然的印象与它记录的真实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中包括粮食的定量。我们大概认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或是“文革”之后才进行粮食的配给制度，你看实际上1953年就开始进行统购统销工作了。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很多记忆的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我们一般认为人民公社是农村在搞，这本书就记录了城市也在搞公社，当时叫城市人民公社。它也有饭堂，也搞大锅饭。这些东西很多人以前都没接触过，都不知道的。时代周报：居委会要做的事情特别多，里面的细节多到今天的读者无法想象。陈锐军：对，而且还要面临领导的压力。比如搞卫生要交几百条老鼠尾巴。交不够就很不好意思，很内疚。在日志中说自己工作没做好。做居委会工作就是事无巨细，什么都有。我看里面就有好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卫生防疫。我以前的印象是城市应该不会怎样差，但从书里看解放初的城市跟乡下其实没多大区别。她天天都要动员街坊搞卫生。后来我总结这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们的工作的确非常繁重。时代周报：当时去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此书有这么好的反响？陈锐军：想到了。从一开始做这本书，我就认为外国人肯定会关注，特别是一些研究东亚方面的学术机构。2005年我就已经拜访了关爱莲老人，跟她谈，希望帮她整理出版这个东西，但一直没有经费。一直到2007年老人家去世了这本书都还没出来。从2007年开始我就在法兰克福跟国外的出版机构谈，让他们关注这个事情。去年我们做了一本厚厚的样书带去。外国同行一看，哦，原来你的这本书的内容这么丰富这么特别，非常感兴趣。所以当时有好几个出版社就表达了购买意向。我们联系的不单是出版机构，还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以及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等。全部是一流的研究东亚的机构。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赠书给他们，如果他们还有进一步兴趣，就希望他们能推荐给当地的出版机构，出版英文版给更多的人看。当时已经有些回复，有的还很有意思，比如德国一家公司回复说他们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没有钱。后来我就告诉他们，他们没钱不要紧，我们中国政府有翻译费的补贴，我们可以帮忙解决翻译费。现在我们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在国内能够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影响，还希望引起国外的研究者对于我们城市化的进程—这个容易忽略的领域多些关注。时代周报：你们为什么在如今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大趋势下想到为社会积累一点文化，为什么做这种没有多少经济回报的事情？陈锐军：这实际上说到了我的痛处。为什么这本书我做了五年？就是经济因素影响了出版进程。2005年我还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当副社长，看到这个选题后我就感觉非常好。当时就一直追踪它，很想把它拿来做。但是把这个选题给社里一讲，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那时确实没有经费。因为一做这个书肯定是几万块钱要贴进去，我们不可能去做这种没有经济回报的事情。然后我从人民社调到新世纪出版社，当社长，一把手，还是做不成这件事情，还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不是那种很富裕的社。后来民政部门比较看好这本书，因为关爱莲是民政部门的先进典型。档案馆掏点钱，民政部门掏点钱，宣传部掏点钱，最后几个方面合作一起把这本书搞出来了。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我还是做不成这件事。这是我们出版行业的一个悲哀：我们明知道这是有价值的，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也好，历史档案的记录也好，但是苦于经济的压力还真是做不成。从反面来说，足以证明出版业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性的行业，它是一种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很特殊，一定要靠公共部门从长远的角度来扶持，这个行业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出版社就只能做一些市场上好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