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子花开》书评

故乡就是自己的发小和初恋

　　乡愁，这个古老的名词，在陕西作家戴吉坤看来，依然存在于一大批原本属于乡村、现在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记者：《栀子花开》写了第一代进城人在爱情、婚姻、事业等方面选择的艰难和尴尬处境。造成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戴吉坤：城乡差别。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日益缩小的城乡差别。当然，真正的城乡差别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缩小的，经济发展越快城乡资源占有量反差越大。中国的城乡差别主要是文化和教育的不平等和经济的制约造成的。书中的高秀山进城之后，面临的诸多反差，内心矛盾不言而喻。虽然他的城市人“身份”有了，而生活习惯上的、行为意识上的“不入流”，尴尬是必然的。记者：都说第一代进城人有着自己的乡愁。但当他回到曾经魂牵梦萦的故乡时，他发现故乡更陌生了。在你看来，这种乡愁是不是进城应该付出的代价？戴吉坤：我2000年发表的一篇散文叫《城乡情思》，说的就是城市应该多一些自然的东西，乡村应该多一些城市的功能。这种既是城市人又是乡村人的属性，日久自然会生出两难纠结。就我而言，故乡就是自己的发小和初恋，从小在这一方水土生活成长，记忆里都是童年的纯真，感情里没有太多的杂质。长大开始讨生活时，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得不涌入城市淘金。这种城市化的过程就造成这种“乡愁”，这种被撕裂的情感源于故土难离，更源于城乡生活方式和城乡收入的反差。如果说代价，从历史的角度还不好说，快速扩张的城市所消耗的地球资源，未必不是人类集体的代价。记者：你在文章里花费大量笔墨描绘陕南的风土人情。故土对你意味着什么？戴吉坤：故乡是一个浓缩了的世界，是我们了解社会的窗口。每个人的故乡地形风貌文化的差异性，才构成了我们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种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山光水色，高度反映着社会的一个侧面。就我和这部作品而言，写故乡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个人的命运就是一段社会历史的佐证。我的命运和故乡的变迁就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有文字的历史。记者：《栀子花开》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实，在中国文坛，一直有一种声音，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你怎么看？戴吉坤：不敢苟同。如果要说，不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是中国文学的良心无处安放。滥竽充数的出版、不着边际的评论、良莠不分的评奖营造的小团体利益下的繁荣，实在叫人真假莫辨。记者：作为一个老媒体人，媒体经验对于你的写作是否有帮助？戴吉坤：在文学的海洋里，记者出身的作家不胜枚举，很多大家就是从记者走上文坛的。任何一个职业都不能像记者这样，能够多角度地了解生活、感知世界。记者在采访工作中体悟到的各色人等的生活冷暖，培养了他们不同寻常的敏锐和洞察力。本报记者 吴成贵　　发于５．８日华商报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