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在书店》书评

爱书人的咏叹调

爱书人的咏叹调提起三联书店的老人范用，喜欢读书的朋友恐怕很少有不知道的。更早的且不提，仅在三十多年前，范用就因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编发了著名理论家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而引发了文化界、学术界的震动，也使初创的《读书》杂志从此扬名海内外。说起来，该文作者投书《读书》时，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但范用先生嫌它不够简洁有力，遂改为那个日后响彻读书界的大好题目，可谓发出了民间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作为出版人，范用先生一生编书无数，几乎从始至终都在为别人做嫁衣裳，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仍坚持编书不辍。他所编写的最后几部书，如《爱看书的广告》、《叶雨书衣》等，都是一如既往地有趣，也很叫卖。单是我精读过的《买书琐记》、《买书琐记续编》等几种，就都是叫人读着欲罢不能的。如今，斯人已去，幸得有心人将其生前所写关于书的文字搜罗整齐，汇编成一册充满浓浓书香气、令书虫们读了标题就忍不住馋涎欲滴的《相约在书店》，由此得以窥见范老与书结缘的故事之种种。既然题为《相约在书店》，自然不能少了“买书”的趣闻。大概是编者早就摸透了读书人“通病”吧，知道真正的爱书者必然爱屋及乌，喜欢看别人逛书店的经历，所以特地把有关于此的几篇文字置于全书之首。由此，作者自幼年起的读书经历在这几篇文字中被“一网打尽”，让人看得十分过瘾。如作者自述，从上小学起，便在城外书铺搜罗“一折八扣”的书来读。所谓“一折八扣”，就是先按原价的一折算，在此基础上再打八折。如此，原价一块钱的书，也就只卖八分了。民国年间，各城市的书摊上颇多此类廉价图书，尤其受口袋不鼓的学生欢迎。又如，作者在早年逛书店时，曾遇一位善解人意的书店店员，允许囊中羞涩的小范用随意取读架上书籍，不仅从来不加干涉，还经常同他聊天，告诉他有哪些好书值得一读，于无形中扩大了范用的阅读视野，使其受益终身。这位店员后来渡海去了台湾，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此人竟然奇迹般地通过刊载范用文章的台湾报刊与当年的小读者联系上了，此后双方一直互通音信直至生命的终点。这段因买书、读书而得来的珍贵友谊，因战乱被迫中断，岂料相隔几十年后，续上这段友谊的，依然是文字，是书报。这实在堪称一段有关书与人的经典。余生也晚，对三联书店的历史虽有所知晓，却终究不甚了了。读了《相约在书店》，才算弄清楚了来龙去脉。早在1949年以前，读书、生活、新知这三家地下党掌握的出版机构，出的好书就很不少，尤以学术和文艺为主，在读者中颇有人缘。以后，内地的三联书店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得以副牌的名义，在划定的一亩三分地里出版学术类著作。直至1978年以后，出版业的条块划分有所松动，三联书店借此机会发挥所长，不仅出版学术书籍，还印行了众多内容有趣、装帧漂亮的文化读物，从名家随笔到翻译文学，从传记到书话，从谈“吃”的到论“玩”的，不一而足。于是乎，曾经在读者中积累的口碑又回来了，三联再次成为与商务、中华书局齐名的品牌。许多爱书者只要在书店看到三联版的书，即使不买，也总要读读目录，欣赏一下封面，拿在手中摩裟一番。在三联“变身”的过程中，范用作为三联书店总经理的确功不可没。其实，三联书店“范老板”的出道，还是远在四十年代的事。对于自己以当年一名学徒的资格成长为一位著名出版家的这段漫长经历，作者在书中也有较为详尽的披露，读来尤其令人感慨。生于二十年代的范用，为逃避战火而独自谋生，自十四五岁起，作者便在读书出版物黄洛峰先生手下当练习生，跑印刷厂、自学漫画等手艺，干得卖力而出色，颇得老板赏识，逐渐升任编辑、主编，1949年后，年轻有为的范用即被委任为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作为一名老资格的编辑，范用始终将“做一本漂亮的书”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目标。因为有美术功底，范用在担当编辑的同时，还常常不忘露一手，秀一秀书籍装帧的看家本领。仅在八九十年代，就先后为杨绛的《将饮茶》、朱光潜的《论诗》、叶凤灵的《读书随笔》、巴金的《随想录》，以及《傅雷家书》等名家名作做过“书衣”。它们或清新素雅，或异域情调，总之都充满书卷气，不仅作者本人认同、喜欢，读者看着更是欣喜不已。要说范用当年在设计书皮时，之所以用“叶雨”这个笔名，还正是取其与“业余”谐音，意为“玩票的，不专业”。而事实则是，正是自谦为“业余”书籍装帧设计师的范用先生，为读书界留下了上述众多今天已难以一见的经典作品，并早已被传为美谈。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年范用等三联当家人对“书衣”的重视，才使得装帧成为三十余年来三联版图书的一大亮点，至今仍吸引着无数爱书人的目光。如今，范用先生当年精心设计的这些书皮，都被放在了《相约在书店》中，作为插图供读者把玩，令我等书虫看一眼就爱到了骨子里。细细端详、品味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三联老编辑“一统天下”的黄金年代。身为图书编辑，范用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与文人学者交往。许多大师级人物当年都曾是范用的作者，是他经常得见的人，与他有着或深或浅的交往。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收录了十多篇怀人文字。其中不仅有对汪曾琪、胡愈之、李一氓、夏衍、戈宝权、聂耳、郑超麟、巴金、吴祖光、新凤霞等名家的回忆，也有对普通人，如启蒙老师、少时书友的缅怀。尤为可贵者，作者的怀人文字干净质朴，既是真情流露，又有一种哀而不伤的味道。看得出来，这其中也饱含着作者自己对人生的体悟，所以读来尤为动人心弦。比如在他怀念田家英的文字末尾说：“毕生追求光明，竟为黑暗所吞噬。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爱。”在常年与文化界名人交往的过程中，范用很自然地收集积累了不少名家信札，加之虽作者历来谦逊，从不主动向尊长者求字画，但总有不少老辈人因感念与范的友谊而主动赠送对联等物。这些藏品，于今看来无疑都是万分珍贵的。编者因而也将上述信札、对联，连同作者的怀人文字一同编入此书，令全书顿时又多了一份清新淡雅的文人气息。作者买书、读书、藏书，历数十年之久，读书兴趣或因年龄、环境等变化而异，而只有一种书，是作者一以贯之的最爱，那就是“关于书的书”。这不仅与作者的职业习惯有关——作为编辑，自然想看看别人是如何写那些自己见过或未曾见过的书的，借此获取信息，丰富自己头脑中的书库——而且更是作者自幼养成的读书偏好。在本书所选范用生前所写序跋中，有多篇是作者为那些“关于书的书”所做的序，从吴文兴《我的藏书票之旅》代序，到《关于<莎士比亚画册>》、从《买书琐记》前言到为《爱看书的广告》所作的《编者的话》，可以说，没有一篇不是引人入胜的。聊完《相约在书店》主体部分，也该接着说说那篇精彩绝伦的编后记，它真是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编者汪家明到三联工作时间虽不长，但很早就得到了范用先生的赏识与信任。因此早在编者于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期间，两人就曾有过多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可以说，编者对范用其人及作品是极为了解的，甚至做到了烂熟于心。而编者所作的这篇文章，从写作日期看，实际是范先生去世不久后发表的一篇纪念文字，却由于受到范用幽默天性的感染而悲伤不起来，反倒是通篇充满了对作者生前“聚书的乐趣”的追怀。文章作者由此而生的羡慕之情也活脱脱跃然纸上。在这篇编后记里，编者讲述了关于作者的许多好玩的故事。从早已在坊间广为流传的“文史馆长”之雅号的来由，到“范老板”对酒和漫画的痴迷，再到他为促成杨绛《干校六记》出版所做的种种努力，这些段子或有趣，或感人，读毕无一不令人印象深刻。编者为这篇编后记起的题目是：为书籍的一生。“为书籍的一生”，的确，这是范用先生一生的写照，但我想，它又何尝不是对世上无数爱书人，以及那些为达成爱书人心愿而勤奋工作的无数普通人的描绘呢？正是因为那份 “书之爱”，我们才会有缘去读同一本好书，也许，还会在之后某个美妙的夜晚，做个“相约在书店”的好梦，谁知道呢？范用著，汪家明编：《相约在书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8月版。

有关书店的书

最近淘了几本有关书店的书，你好，独立书店 不用说，太现代了，罗列了书店的接受，这些信息互联网上都可以找得到；书店风景，介绍的外国书店，一辈子还不知道能去几个。范用的名字一向是和书痴连在一起的。让我想到读库里那个葬身书海的二楼书店老板。范用还是三联的头儿。继续读书，在不同的城市出差，看遍城市里的书店风景。

那些可爱的读书人

09年深圳读书月，陈丹青在一场讲座中坦言：“我算不上是读书人。”当时觉得，这也许是“大家”一种自谦的说法。今日读到汪家明编写已故出版家范用先生的一缉文字《相约在书店》，对此又有了新的看法：对于读书一事，真正认真的人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理解中比一般人多了一份严肃，一份敬畏，一份情感。这好比范先生书中所记叙如巴金，毛泽东，丁聪，简媜等名人大家，其对书之倾心，对书之用情，可敬又可爱。也许，这就是陈丹青先生心目中真正的读书人。范先生的记叙从童年开始，贯穿其一生的，便是书。书，书人，书事，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她不仅仅用深情细腻的笔调勾勒出一个出版家爱书，读书，编书的一生，也为大家呈现出一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和情怀。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呀，像邓小平，费孝通，丁聪，黄苗子，卞之琳等伟人名家，在他们的青葱岁月，都是一个个黑发皓齿的读书人呢！邓小平年少时曾刻印《赤光》，因字迹工整俊秀，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丁聪每每出门，都要往书店跑，“不送些钱给书店便不会心安”；毛泽东1938年，1954年两次读《资本论》，感叹流年似水，在目次下批注：“1867距今87年了。”（1867，《资本论》问世）而最让我为之感叹的，是这一辈人，在战火中，在贫困中，对读书的热爱和坚持。1937年，范用在炮火中逃难到汉口，进入了读书生活出版社，这是一个有书读，而且让你读书的地方，是范先生眼中的天堂，由此他看上了出版，走上了出版救国的道路；而范用年少时的小学老师，宁可餐餐吃几分钱的青菜，也舍得订几元钱的文学刊物送给他。虽历经战乱和贫苦，但对这一段岁月的追忆，范先生的笔调幸福且温暖，对书的热爱，对师友的感怀，点点滴滴渗透在字里行间。我想，这都是因了“书”的缘故吧。如今，在深圳华侨城，有一家很有名的书店，名为“旧天堂”。“天堂”当然好，只是前面加一“旧”字，让人好一番思量。作为一名出版家，范用亲自主持或见证了许多优秀著作的出版，其背后的故事细节，多让人感叹和思量。《傅雷家书》是一本让众多人受益的“教育”书，就三联一家出版社就出版过116万册。而这本书的初版，却颇为曲折。因为傅聪的“出走”，被认为是“叛国”，书自然不能出。后来范用有幸得到胡耀邦同志关于邀请傅聪回国讲学的批示，并为此书的出版专门写了意见书，此书才得以最终面世。巴金的《随想录》，也实为不易，用巴金自己的话说，是一本“多灾多难的小著”。当时《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刊发，国内就有人施加压力，企图腰斩《随想录》。范先生却顶着压力，一字不改地出版了这本“讲真话的书”，并且用的是印《毛选》的好纸张。范先生认为：“这种特制纸张，《毛选》可用，《随想录》也可用”。读过这些故事，我深切体会，有多少优秀的书籍，饱含着出版家的勇气和情怀，他们是真正在用情做事，用心做书。我想，这也就是“出版家”和“出版商”的区别所在吧！范先生一辈出版人，对书的理解和坚持，的确是我辈学习的楷模。“我们都做出版家，不要做出版商，更不要做出版官。”范先生在书中如是说。当然，范先生最终还是一个读书人，是那一辈可敬可爱读书人中的一个。范先生读书，深受身边师友之影响，“真正地读书，而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地读。”“在书上画杠杠，写批语。”“书的好坏，要靠自己辨别，读得多了，辨别能力自然会提高。”范先生曾有一段时间受任为毛泽东买书买杂志，其内容之广博，让他深受启发，总结为“比较读书法。”范先生给自己的读书格言，就很有特色和见解：博学之，明辨之，开卷有益，读书无禁区。范先生一生都在为他人做嫁衣，最开心的事情即是“得书”，好写《得书日志》。范用，既得名“书痴”，又得名“三多先生”——书多、酒多、朋友多。“相约在书店”，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出版家最朴素，最真切的情怀。那一排排，一本本的书背后，有着一个个出版家对读者的关怀和期待。再想想陈丹青那句“我算不上是读书人”，我不由得也心有所感：对于读书这件事，对于老一辈读书人，我要学习的，还有许多许多。刊2011年11月7日《都市时报》* * *

范用：在出版中找到自由边界的人（作者：王文鹏）

各行各业都有范式，并不新鲜，出版亦然。大多数人都被范式框住了手脚，难有成就。成大事者，必须冲破范式。自由永远是有限制的自由，没有限制就没有边界，找不到边界又何谈自由呢？然冲破范式者多，范式为我所用者少，范用先生是其一。范用，范为其用也，他是那个能在出版中找到自由边界的人。在范用先生的《相约在书店》中，他称出版是“抱着石头游泳”，这种说法可谓精妙。这个石头就是范式和限制，抱着石头游不快，但还有脚可以拨水，完全丢掉石头，石头一定会砸向你。出版就像格律诗歌，在种种限制下一样可以出杰作，这方面作为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掌舵人的范用先生是前辈，我们得好好学习一下。范用先生在三联书店时创办了著名的《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头一篇文章就是《读书无禁区》。当时这个观点是很“反动”的，为此出版主管机关专门找他谈话。范用先生依然坚持，不但不改，而且演化为了自己的读书格言：“博学之，明辨之，开卷有益，读书无禁区。”范用先生是个有骨头的人，在出版上也敢于打破禁区。出版人至少需要两个基本能力：一是眼光，二是魄力。1981年，范用先生用自己的藏书编了一部15卷本的《傅雷译文集》，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随后这家出版社又出版了20卷本的《傅雷全集》，亏损50000元，范用先生当时就称其为“有眼光，有魄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傅雷夫妇已逝世，傅聪远走海外，被称其为“叛国”，按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出版《傅雷家书》根本不可能，正是范用先生排除重重阻力，从中斡旋，《傅雷家书》才得以在198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随后傅雷先生的《世界名作二十讲》、《傅译传记五种》、《与傅聪谈音乐》等相继出版，后来三联版的《傅雷家书》前后出版5版，共销售了116万册。在当时算是超级畅销书了。可见范用先生才是真正“有眼光，有魄力”之人。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这样的出版人，就没有傅雷先生的这些作品了。傅雷先生可以瞑目了。范用先生除了冒着政治风险出版傅雷先生的书，还帮巴金先生一字不改的出版了《随想录》，这也是我大学时最喜欢的书，只是当时不知道这是范用先生的功劳。1987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范用先生不做任何删节，巴金写信称其书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巴金先生的这句话是有渊源的，《随想录》最早刊于《大公园》副刊，当时内地就有人想腰斩《随想录》。范用先生得知此事，很是气愤，当即打电话给巴金先生，希望三联书店能出版此书，表示一字不改。于是《随想录》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在大陆的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精装合订本，范用先生亲自设计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还加印了150本编号特装本，内文用纸是当时《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的特制纸张，难怪巴老说是“一流的纸张，一流的装帧了”。1993年，华夏出版社把香港三联分册出版的《随想录》出线装本，五册一函，函套用织锦，冰心题签。可谓辉煌耀眼。值得一提的是，巴金先生所有著作里印刷最多的就是《随想录》。范用先生在书中写道：三联版《随想录》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平安无事。巴金先生在香港发表的文章《怀念鲁迅先生》，关于“文革”的部分全部进行了删减。甚至鲁迅自比牛的部分也删除了，编辑说因为“牛”容易联想到“牛棚”。范用先生说这是“编辑神经过敏，自作主张，实在是过虑”。有意思的是他后来还为陈白尘出版了《牛棚日记》，这不仅仅是提牛了，干脆把“牛棚”直接放到封面了，先生是真牛哇！另外，范用先生还曾经手编印了《蒋介石全集》和《蒋介石传》。就现在我也没见谁敢编《蒋介石全集》的，这一方面需要很大的统筹策划能力，一方面需要胆识。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友！出版人的前途和出路就是“以书得人”，书做不好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范用先生在做书上的眼光和魄力不用多说了。我发现：做事的态度比做书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书需要技巧，事需要理念，人需要境界。小的出版人在意出版技巧；大的出版人讲究出版理念；出版家则讲究出版境界。我把这看做出版的三重境界。范用先生《相约在书店》这本书谈出版技巧的文章很少，在《谈文学书籍装帧和插图》中，范用先生说“文学作品的封面，基本上要朴素一点。为了市场需要制造的那些所谓文学作品，是另一码事。封面花里胡哨，反正藏书家是不要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是要摆在书架上书房里的。”他是主张封面简约朴素的，但是作为出版人他又深深明白中国读者的特点，并非是书呆子。他又说“当然，我们的封面也不能搞的太简朴，因为中国的读者习惯热闹一点，我们要照顾读者的需要，照顾发行的工作，封面还是要做的好一点。”范用先生常常自己画封面，做版式，设计图书的每个细节，可见他不是一个空谈的人，他是一个能同时站在读者和出版人角度协调一本书的人。说完出版技巧，我们看看先生做事的态度和用心。范用先生说“当年的三联书话集，在装帧上是用了一点心的”。我们看看是怎么用心的吧。《西谛书话》请叶圣陶先生题写书名，找到郑振铎先生的目录手稿；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从香港找来目录原稿，封面则选用叶灵凤先生最喜爱的比亚兹莱插图。黄裳的《榆下说书》则专门找了两幅中国古典小说木刻插图做封面。说完做书和做事，我们重点看看范用先生做人，傅雷先生著作和巴金先生《随想录》的出版实际上已经说了一些先生做人的细节，先生一生做出版，和作家、翻译、漫画家都做成了好朋友。人做好了，自然做书就简单了。这些好朋友中作家有巴金、汪曾祺、夏衍、黄永玉等，漫画家有华君武、丁聪、廖冰兄、方成、叶浅予等，我只挑选最有意思的丁聪先生来谈谈。范用先生和丁聪的友谊，范先生自己称为“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因为丁聪先生有病在身，夫人限食。早餐只给丁聪一个面包，外加一个西红柿，或者半根黄瓜。丁聪说这都是为“家长”太怜爱，面包薄得风一吹就飘走，于是丁聪就找范用来“反饥饿”。丁聪一周总有几天会从北京的西城坐公交车到东城，然后爬到五楼《读书》编辑部，中午两人下馆子，四两二锅头两个小炒一碗汤，范用点米饭必点两碗米饭，丁聪必教训之，然后两碗米饭下肚，下一回依然如故。看范用先生说自己“真是屡教不改，孺子不可教也”，便知道范用先生的苦心了。两人选择馆子也有讲究，以西单到西四那条马路为界，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范用付。除了“反饥饿“，丁聪还爱逛王府井书店，说“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去书店必须买本书，实在没得可买，就买北京地图，买重了就送给范用。范用先生爱漫画，喜杂志。丁聪是漫画家，范用办《读书》自然少不了这个好友。两个人常在一起“玩”。说是玩，实际上是做事情。1979年办《读书》杂志，范用拉上丁聪，说每期发表丁聪的一幅漫画新作，范用真是够朋友！从创刊起，丁聪每期都给《读书》一幅漫画，从不脱期，还给《读书》做封面，画版式，就这样画了20来年，丁聪真是够朋友！出版能玩出这样坚持的人到现在我没见到几个。每天两碗米饭换来一个漫画家20多年为《读书》画插图，做封面。真是太值了！范用先生是个会玩的人，是个能玩出出版境界的人。如今范用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是公已无言，遗教还在。他是做人做到极致，书做到极好的人，然而他却说“我干了许多年出版工作，就没有印出几本像样的书”。对于先生早有定论，我辈自是没有资格评论，还是让我们听听张伯驹先生和张佛千先生对范用先生的评价吧。范画自成宽有劲，用行亦复舍能藏。----张伯驹范水模山，胸多沟壑。用行舍藏，室富图书。---张佛千

但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

但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读范用《相约在书店》“但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这是从范用先生自制的一枚藏书票上看到的。当我收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他的有关书的随笔集《相约在书店》时就在想，此书我有幸得之，它会不会有倦鸟归巢之感呢？而我，却有了范先生那般“一日得三书，快何如之”（《得书日志》）。是啊，快何如之？范用先生曾说过，再没有什么比书更可爱的了。是的，在这个深秋读的书里，实在是没有比《相约在书店》更可爱的书了，而且它还印得实在是美极了，于是便更显得难得了。范用先生是一个爱书、懂书、读书、写书、藏书、出书之人。可以说，因为特别爱书，书成了他生死与共之物。他曾经手出过的俄国大出版家绶青的自叙《为书籍的一生》，用此来形容他的一生，也再贴切不过了。而此书当初拟定的有《把生命献给书》、《为书籍而生活》、《为书籍的一生》等三个书名，而范先生独对“为书籍的一生”情有独钟，想必他也以此自况吧。看了收入《相约在书店》中的一些回忆文章，更是如此认为了。在看《相约在书店》时，看到作为插图的三册《叶灵凤读书随笔》的封面（本书其它的插图诸如范先生的一些照片、书信手迹等都难得一见。），刚好我的书架上就有这三册书，于是边读范先生的文章，边再次摩挲了一番。余生也晚，范先生主掌三联书店时出的一系列经典之作，我辈是无缘赶上那个好时候，书架上的一套《叶灵凤读书随笔》还是本地一位老书友送我的。于今，范先生也已仙去一年多了，小辈如我也只有边读先生文章，边神往他提到的一本又一本书了，或许与先生有缘，在今后的书摊掏书时，能偶遇一本两本也未可知呢，那时他们应该有倦鸟归巢之归属感了吧？——我期待着。一本好的文学书，必定是朴素的。懂书、爱书的范先生深谙个中道理。这也是他在《谈文学书籍装帧和插图》、《书话集装帧——致秀州书局》等篇章中多次谈到的道理。而《相约在书店》的策划者和出版社，想来也是懂范先生的，所以此书做得朴素而不普通，秀丽而不华丽，是能和《叶灵凤读书随笔》一起，长久地放在书架上的。如若范先生有知，能亲眼看到，想必也是满意的。作为一个出版家而不是出版商，范先生对周作人的“一本书的价值，排印、校对、纸张装订，要各占两成，书的本身至多才是十分之四，倘若校刊不佳，无论什么好书便都损失了六分光了。”的观点应该是十分认同的。这是我在读了他的《感谢巴老》、《巴金先生的一封信》、《“大雁”之歌》、《<买书琐记>前言》、《<爱看书的广告>编者的话》、《<叶雨书衣>自序》等文章后得出的结论。诸如在《<叶雨书衣>自序》中，他说：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范先生对书籍的装帧、校对、甚至纸张的选用，都要求得十分严格，有些封面、扉页、版式等达不到他的要求，于是就亲自动手（实际上，范先生从十五岁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当实习生就开始做这些工作），直到满意为止。于是便有了他把曾经设计的一部分封面、扉页、版式合为一集出版的《叶雨书衣》。博尔赫斯曾说过，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作为一名合格的、称职的“书痴”，范先生必定也会为他读过的书而自诩。只是，在读过的书之外，他会不会为他曾经做过的数以万计的书而自诩呢？范先生是谦虚内敛之人，想必他更希望的是这些书能如倦鸟归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