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全集》书评

《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一些人向我赞赏先父施咸荣的译作，称他是一位翻译家。但他们未必知道，父亲却多次称自己只是一名老编辑，因为他将近二十余年的生涯都是在做英美文学译作的编辑工作。他临病逝前半个月，曾与我追忆往事，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回长谈有三分之一工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先父在中共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都蒙遭冤屈。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处分，被下放至唐山农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其中掺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１９６０年底，他下放归来全身高度浮肿，孱弱不堪。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病假，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订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计划。次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鉴于莎士比亚诞生４００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也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求，准备以１９５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个编辑计划。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之所以带病抓紧工作，是因为有一个预感，此事不宜拖延，一拖就可能吹了！后来果然证明这一点，他若是在家歇息半年再申报计划，以后中共又抓紧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政治氛围再次紧张，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随着“文革”动乱的来临，一批富有学识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再难以组织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了！ 　　父亲以后与参与翻译、校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批翻译家学者成为了好朋友。比如，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老先生与父亲是亦师亦友，张老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张老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几回他专门请父母鉴赏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我记得，我幼时随父母由张老带着去一家饭馆吃饭，在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听一个老服务员开玩笑地“报菜名”，那悠长的吆喝声我至今难忘。还有，著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与父亲也是挚友，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与父亲约见一面，时常是父亲请他至家中便餐小酌。方平先生温文儒雅，谦逊和蔼，颇有风度，没有某些大学者趾高气扬的派头，很为我们家人欢迎。父亲对我说，方平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一家小银行当记账员，他深厚的学问根柢完全是靠自学而成，却比那些喝了多年洋墨水的留学生更有学识，翻译界的人们因此都很钦佩他。方平先生后来担任了《莎士比亚全集》中历史剧《亨利五世》的翻译及相当部分的校订工作，他以后还出版了关于莎学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是中国著名的莎学专家之一。父亲病重时，他曾经委托郑土生先生带来亲切的问候。 　　北大教授杨周翰先生也是著名莎学专家，在《莎士比亚全集》中他翻译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并且帮父亲解答一些有关莎学的疑难问题，父亲很敬重他。这套书出版后，父亲有一次请杨老吃饭，他们的话题就是这套书。父亲讲，《莎士比亚全集》的全部翻译和校订工作其实在１９６４年前已完成。那时，父亲还从英国浮丘公司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册》中选了４３幅插图，都是十九世纪名画家的作品，由著名钢刻家刻成钢刻版画。１９６４年，此书的纸型已打出，插图也印好。但是，父亲却与同事们被派往农村搞“四清”，回来后旋即爆发“文革”，此书的纸型在仓库堆积十几年，而１９７８年重印此书时，数万张印好的插图却不翼而飞，既无销毁记录，连版也没有了。重新制版，时间来不及，只好将那些精美的插图忍痛割爱。杨周翰先生也叹息道，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啊！我就觉得这套书的插图太少，是美中不足！这也是十年动乱的祸害之一。还有，我们北大的吴兴华先生，他为这套书出力不小，可惜也见不到书的出版了！杨周翰先生还叮嘱父亲，要写一篇文章，纪念吴兴华先生。 　　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五十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尤其喜剧部分删节较多，要出版一套完整的全集，译文当然应该做全面的校订。这个工作规模浩大又艰巨，若短时期完成，只找个别学者和专家是不行的。于是，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上级打报告，请求起用一部分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专家学者。上级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报告，令他欣喜不已。吴兴华先生也是一位被错划成右派的著名学者。他曾经被誉为“燕京才子”，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翻译了莎剧的《亨利四世》的上、下篇，写过有很高水平的一些莎剧研究论文，是有深邃丰富学识的莎学专家。他后来的确也帮助父亲解决了不少莎学上的疑难问题。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１５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可惜的是，吴兴华先生始终未能亲眼见到这套书。北大教授陶洁先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罚到校园里打扫卫生。他清扫大字报纸时，却被几个红卫兵污蔑为故意撕大字报，那些人恶作剧地逼他喝下浆糊。吴先生因此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不止，家人送他去治疗，医院又不接收他这样的“黑帮分子”，竟然被活活折磨致死！　　还有一位翻译家，是后来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杨德豫先生。他当时也被错划为右派，劳改后分配在农场就业。父亲看到过他以前的译作《朗费罗诗选》，认为翻译质量较高。因此，也请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一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杨德豫先生的翻译态度很认真，他通过英文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后，又自己掏钱请两个懂日文的人通过日文译一遍，以便比较研究，对自己的译文做进一步修改和润色。谁知，那两个人嫌付给他们的钱少了，竟写信到出版社来告状。父亲调查了解此事的始末真相后，极力帮助杨德豫先生辨白，以编辑部名义写信澄清事实，解决了这一纠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杨德豫先生的错案终于被纠正，又回到外国文学编辑岗位上。他始终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每次翻译出版一本著作都要寄给父亲。 　　再有一位学者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章益先生。章先生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上世纪二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教育系主任和校长。上海解放前夕，章先生拒绝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将学校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立了一功。１９５２年他被调至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可是，章先生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父亲虽然知道他未搞过外国文学翻译，可是曾经读过他写的诗歌，甚为钦佩他的深厚古典文学造诣及才学，便约请他翻译了莎剧《亨利六世》的上、中、下篇。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艺术特色。父亲以后与章先生成为朋友，在章先生与刘尊棋先生合译的司各特的《艾凡赫》出版时，父亲还为此译著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序言。 　　大胆起用这批错划为右派的学者翻译家参与《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与校订，还有编辑出版这一套书，在“文革”中都成了“罪状”。在那场人类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父亲因此而多次受批判，被迫做违心的检讨，但他内心始终无法消除这个“情结”。在五七干校的干打垒土房里，他悄悄向亲密同事提及这一套书，认为未能及时出版真是太可惜了！后来，历经十余年风雨沧桑，《莎士比亚全集》还是在１９７８年出版了。我记得那一日，父亲拎一包书回家，神情无限感慨。他对我说，这一套书浸透了多名翻译家学者的心血，有些人却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他不仅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更想写一本书纪念一个颠狂时代--不应该让这些人被埋没，那些时代被忘却。 　　父亲对《莎士比亚全集》的主要译者朱生豪先生更充满敬佩之情，认为他是这一套书的重要奠基者，并且称赞他是翻译界的英雄，一点儿也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的英雄。朱生豪先生抗战前曾经是上海一家书局的编辑，主要编英汉词典和英文书籍的注释本，他年仅２４岁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刚译了９个剧本，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敌占区颠沛流离，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而且译稿在逃难中丢失了。但是，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写作，完成３１个莎剧的翻译工作，最后因患结核性肋膜炎及肺结核、肠结核的合并症，无钱医治，在３２岁时英年早逝。人们普遍认为，将莎学引入中国，朱生豪先生有着不朽的功勋。他的译本在解放初期曾经分成十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戏剧集》名义出版。后来，又经过诸多专家学者校订，其他翻译家补译了尚缺的６个历史剧和全部诗歌，才在１９７８年出版了较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 可以说，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道路乃是由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用血肉铺成的。转自《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作者为施亮。

现在的人连莎士比亚都看不懂

偶尔翻以前的笔记，翻到以前看莎士比亚时记得几句话。如《无事生非》：“像他这样一个人，讲外表也许比一头猴子神气得多，可是他的聪明还不及一头猴子哩。”我怎么看觉得怎么好，好笑好玩。一喜之下，看了五本悲剧，真是个喜上加喜。计划是看七八本的，因为其它书出现了。莎士比亚最初写的是喜剧，后来创作悲剧，晚年创悲喜剧。人也是这样，开始是个喜剧，后来长大，慢慢遭受悲剧，有些人走不出来，逃避自欺或者装疯卖傻，整天说要乐观要快乐，其实骗骗自己骗骗别人。我喜欢老子，不悲不喜，福祸相依。庄子，把别人认为痛苦的事当快乐，更加艺术，别以为庄子在装样子，他心里不知多少高兴呢，看到这么一群蠢货想想都要笑。后人看不明白，说老庄消极，这真是说这话的人太消极了的缘故，他们自己消极，偏说老庄也消极。这次看莎士比亚，感觉真是写得好。哈姆雷特的那种纠结，谁会没有过呢，那种矛盾心理，可真是艺术到家了。

读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

今年十月，因为家中有事，我回了几次老家，闲暇之余，翻出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虽然这是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精装礼品书，但译者却是大名鼎鼎的朱生豪先生。这套书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学生活动中心的书摊上买的，然而一直没能静下来悉心阅读——显然当年我只是附庸风雅，慕名而买下这套书的，尚未能够真正识读和贴近一颗伟大的心灵。在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未能与那些最高贵伟大的灵魂结伴同行，是我今生莫大的遗憾，如果我能够早一点追随他们，那该多好啊。在康乐园念研究生的时候，著名学者甘阳当时尚未全职受聘于中大，但是已经到校开课了。那年甘阳开的课正是研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我也不甘落后赶去一睹他上课的风采。印象中最深的是，甘阳上课非常投入，经常讲得口沫横飞，时不时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来抹嘴巴。当时我忙着准备毕业论文，没能坚持把甘阳的莎士比亚课上完，但是记得他在课堂上推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出来工作后，我在网上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得这套书，真是大喜过望。后来就陆陆续续地把全集一本一本啃下来了。　　这次我当然没有时间看完全集，只是挑选了其中的《裘力斯·凯撒》。凯撒在西方历史上名声显赫，震铄古今，他的事迹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而莎士比亚这位堪称西方文学史上的“凯撒”，会如何来看待历史上那位真正的凯撒呢？这的确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都说“英雄识英雄”，那么伟大的诗人应该对伟大的政治家大加推崇吧，然而在莎士比亚题名为《裘力斯·凯撒》的剧作中，令人惊讶的是，主角不是如标题所示的那位历史伟人，相反剧中真正的主角乃是谋杀凯撒的凶手之一——布鲁图。为什么伟大的诗人不为伟大的政治家歌功颂德，却对谋杀他的人抱有同情之心，乃至推许之意呢？因为布鲁图身上具有高贵伟大的德性，这种德性在诗人看来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哪怕隔着遥远的时空，仍然值得我们今人学习效仿。布鲁图身受凯撒重恩，又为凯撒所深爱，照理来说，他应该肝脑涂地效忠凯撒才是啊。布鲁图也承认，他热爱凯撒，但是他更热爱罗马（共和国），但是他知道凯撒的所作所为是要颠覆罗马传统的元老院贵族政制，而把罗马置于个人独裁之下。为了拯救罗马贵族政制，布鲁图不得不参与谋杀凯撒。当然了其他合谋者未必有布鲁图这般对罗马（共和国）的深厚感情，他们大都因为私人恩怨和利益分歧罢了，但是他们深知，只有让高贵的布鲁图加入他们的队伍，杀死凯撒才能算得上是师出有名，所以他们竭力拉布鲁图下水。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国乃是时势所趋，所以尽管布鲁图他们成功谋杀了凯撒，却无法止住罗马帝制的建立。因此，可以说布鲁图的悲剧是他个体德性与历史潮流碰撞的必然结果。伟大的诗人不为凯撒这个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而神魂颠倒——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凯撒并未显得比常人更高明，而是一个野心勃勃而虚伪的弄权者——却转而同情和歌颂凯撒的谋杀者布鲁图，颇为耐人寻味和值得深思。　 虽然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描写的只是异国古史，但是我以为此篇剧作并非只是作者诗才迸发的信笔所至，而是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因为对莎士比亚所处英国时代的历史并无多少了解，在此也就不着过多的笔墨了。悉心阅读莎士比亚的这篇剧作，并不会因为时空远隔而有许多的陌生感，倒是觉得可以为我们这些被自身的历史所困惑的人提供一面参照的镜子，毕竟对于有着几千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来说，还有很多人仍然无法摆脱个人崇拜的依赖感，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出现雄才伟略、英明神武的帝王式英雄人物身上。如果说布鲁图不能看穿滚滚历史红尘的遮蔽而走向悲剧的命运，那么这些人同样置身于历史长河的逆流之中——或许他们心中在乎的从来就不是活生生的芸芸众生，而是超拔云端的理想国，又或许伟大国家的诞生从来都是需要许许多多无辜之人的鲜血来祭奠的。　 无论如何，只要人类仍旧不得不生活在某个政治共同体中，布鲁图身上具有的高贵德性就是值得我们推崇的。莎士比亚的伟大诗才令布鲁图这位失败的悲剧英雄熠熠生辉，而在习惯了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从来不乏如椽大笔为伟大的君主们的文治武功歌功颂德，但是书写历史者罕见具有“莫以成败论英雄”的悲剧情怀，或许伟大的司马迁是一个例外，他笔下的西楚霸王项羽、淮阴侯韩信、荆轲等刺客……这些失败者的形象同样光照古今，令人热血沸腾。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而今中国人民正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但是千载而下，古人的风骨还剩下几许呢？如果国家只是实现了经济军事上的繁荣富强，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却没有了高尚的追求，灵魂日趋枯萎藐小，乃至卑贱猥琐，这样的目标意义何在呢？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只要我们仍然认为人类应该杜绝野蛮，走向文明，那么高贵的古人就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