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与叠拼

章节摘录

　　我为什么写作——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演讲　　同学们、朋友们：　　现在世界上充满着骗局，尔虞我诈像大街上的包子、馄饨一样普遍。英国的“凯利”事件和美国布什政府的“新闻门”事件，被这两个国家的新闻界吵得沸沸扬扬，大有新闻界要和政府部门对簿公堂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似乎是两国政府有意夸大了伊拉克大杀伤性武器的制作能力，欺骗了两个民主国家的广大人民，从而发动了对伊战争。伊拉克这个主权国家，就这样在谎言下面被消灭了，改朝换代了。打败伊拉克的不光是美英超强的军事力量，还有比大杀伤性武器威力更大的谎言。最近，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管道事件，也被许多国家和媒体所关注，为什么？因为这牵涉了太多的国家利益，因为承诺总是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每天都在说“诚信”，可是诚信，就像打开窗子放出去的风，分文不值。总之，撒谎者总是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上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下至百姓与百姓之间，欺骗构成了世界、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一个没有读过大学，只有大专学历，还近似于掏钱买来的文凭的叫阎连科的人，坐在这里给大家上课，他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又哪里不是一场骗局呢？　　既然拉开了大幕，我们就应该把戏唱到最后，就让演讲成为一场演出吧。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写作”。原来，在给林建法先生说题目时，我给他说的是“我们为什么写作”。试图通过“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个话题，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许多作家在写作中面临的困境。后来，我发现去谈“我们为什么写作”时，我会充满着欺骗。因为，我就是我，不是我们，不是大家，不是别的作家，如果谈我们、大家，我就只能欺骗，所以，我就临时将“我们为什么写作”改为了“我为什么写作”。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题目，是一个考验一个作家诚实度和坦率度的题目，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写了二十多年，几百万字的小说，到现在我的确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写作？　　我为什么写作，写作为了什么，是我近年经常关门自问的一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一出门就撞到墙上一样，每当我坐在桌前，提起笔，面对稿纸的那一瞬间，出现在我头脑中的，不是我要写的小说的第一句话，而是“我为什么写作”这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已经像我老家农村双扇木门后边那一道又粗又重的榆木门栓，它卡在了我的脑子里，横在了我的脑子里，不把它拉出来，我就打不开写作的大门，我会被活活憋死在那间屋子里。今天，我坐在这里讲“我为什么写作”，不是为了同学们好，是为了我自己好。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对我自己不好的事情我都不爱去干。勉强干了，也是应付差事。如果不是为了进一步弄懂“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把我头脑中的门栓拔出来，我也许不会坐在这里，坐在这里，也可能是满嘴谎言，假话多于真话，空话大于实话，套话连着大话。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我最初学习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一样，为了到城里去，有一个“铁饭碗”端在手里。在别的学校和一些记者面前，我会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你产生最大影响的作家是谁？这时候，我总是脱口而出：张抗抗。张抗抗在三十年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分界线》，小说的内容、故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但小说的作者简介有一百多字，我记得非常清楚，说张抗抗是下乡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因为创作了《分界线》这部小说，已经被抽调到了哈尔滨工作——啊！这使我茅塞顿开，原来通过写小说这条渠道可以被抽调到城里去，可以使一个人脱离土地到那到处是高楼大厦的地方去。从此，我开始了学习写小说。那时的写作目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明确。张抗抗这几十年写了许多优秀小说，但对我来说，她写得再多、再好都没有那部《分界线》好，都没有那部《分界线》给我的启悟大，简直是在一个少年那懵懂的头脑里打开了一扇天窗，照下了一片曙光。对于我来说，　《分界线》和它的作者简介，就是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就是和《红楼梦》同等重要的传世之作。张抗抗，就是我少年时期的救世主，我将一生都对她怀着感激之情。　　事实上，我也的确是通过写作最终达到了逃离土地的目的。当兵、入党、立功、提干，那一段艰辛的登山路程，我是通过发了那么几篇所谓的小说、独幕话剧和几首顺口溜一样的诗歌走完的。文学那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敲门砖的功能。一篇小说，就是一块敲并上帝慧眼的石头。1982年，随着自己成为每月有六十四元工资的干部之后，文学的功能在我这里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得到“升华”。利用写作，已经有了可靠的工资，已经逃离了土地，下一步写小说的目的是什么？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写作的目的由逃离土地、吃饱肚子，就转化、升华到了成名成家。一切都是那样顺畅，那样自然，不需要任何的过渡与思考，成名成家就成了写作的又一目标。换一种方式来说，如果最初的吃饱肚子和逃离土地是写作最直接目的的话，那么，成名成家就是那个时候潜在的目标。正如我们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阐述的哲学观点和辩证关系那样，主要矛盾解决之后，次要矛盾会升将上来，浮出水面，成为新的主要矛盾。现在回忆起来，二十多岁时，我渴望成名成家，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天鹅与美女的爱情。我们必须承认，所谓文坛，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名利场。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名利场中隐蔽较深、总是搭着清高、清淡、淡泊的巨大帐篷而进行各种复杂斗争的一块角斗场。歌坛、书法家、画家、影视圈、体育竞技场等，这一些所谓创造精神财富的圣地和圣人，因为他们都没有作家读书多，所以他们都没有文坛作家们那么清高，藐视和淡泊名利。其实，我们揭开那块巨大的演出帐篷，或者从某一通道走进文坛的演出后台，也就明白文坛确实就是一块和别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名利场。　　是名利场没有什么不好，像好莱坞一样，使每个身在其中的人，活得都非常明白，努力方向非常明确。为了挤入文坛，为了成名成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你为成名成家而努力奋斗时，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你发现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写作的年代，是非常不适宜写作的年代。你写小说无论是为了成名成家，还是挣钱获利，再或是如人家所说，是为了为人民创造精神财富，写出传世之作，以使自己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如此等等，这一些目的、目标如果想利用写作来完成，在今天这个社会，都显得荒唐可笑，不合时宜，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当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又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今天你发一篇小说，明天你就名扬天下，后天你就能接到上百封乃至更多的读者来信。我不知道女作家的读者来信中是否都夹有男青年读者的照片，但男作家的读者来信中，里面夹着女青年的玉照是常有的事。可惜我缺少才华，没有赶上那段文学的黄金岁月。八十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是军营里的一个兵，一个刚领上每月六十四元工资的小排长，为了成名成家，为了发表一篇小说，我曾经半夜到我们部队机关的大门口，把为了迎接上级首长莅临指导工作而摆在那儿、盛开着的茉莉花偷了一盆，藏在屋里，准备给文学刊物的编辑们送礼。那时候，我的部队是在河南商丘，要送礼的地方是河南开封，几百里路，坐火车要走三个半小时。到了星期天，我就买一张站票，把这盆茉莉花和一个短篇小说送到了开封的《东京文学》的一个编辑家里，在他家吃上一顿饭，听他谈半天文学，给我传授一些写小说的秘诀和小说的发展趋势，然后再买一张站票在火车的过道或厕所里站三个半小时，回到商丘的营房。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说明我那时的文学热情，为了说明成名成家思想给我带来的动力和力量。可是现在，热情、力量都已经离我远去，像白云飘飘那样一去不再复返。说实在话，我现在，最近几年，写作的目的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迷惘，越来越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写作。　“我为什么写作”成了我目前最经常逼问自己的一个疑问，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今天已经不是写作的年代。不是写作的年代，但却是让作家异常尴尬的年代。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如果提笔写作，你必须面对以下几种尴尬。一是面对市场的尴尬。市场经济，是商人的天堂乐园，是作家望而却步的坟地。至少是一部分作家的坟地，是我写作的一处巨大的墓地。我经常说，没有不渴望占有市场的作家，只有没能力获得市场的作家。我就属于后者，渴望获得市场，而又没有这个能力。市场就是读者。有人会说，想占有读者、市场，想让书卖得好些，那容易，怎么庸俗你就怎么写。庸俗不是庸俗，庸俗是一种能力，庸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光芒。金庸庸俗吗？天下第一大俗。为什么叫“金庸”？金庸金庸，就是为了金钱而庸俗，为了读者而大俗。可是我们能写出《射雕英雄传》吗？还是能写出《笑傲江湖》、《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琼瑶庸俗吗？天下第一女俗人。可我们说人家俗，我们有人家俗的能力吗？不是没有俗的勇气，而是没有俗的才气。一个作家，你能写哪一方面的小说，是你一出生就决定了的。你的成长经历决定了这一切。你的父母决定了你哪年哪月在哪天出生，决定你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这就已经决定了你的成长经历。你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你只能在命运路线图的引导下，默默地走路就是了。所以，作家个人，并不能决定自己写什么样的小说，而是你从娘胎里一出生，命运已经决定你如果写小说，你就只能写什么样的小说。马尔克斯只能写他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只能写他的“邮票”之乡，海明威写《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这都是从娘胎一出生，这些都已经在他们的命运的道路上藏着、等着的。等待着他们手握写作之笔，默默向前，去寻找，去获取。有句话说：　“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别人的就是偷来的。偷来的总不是好东西。”这句话用到写作上非常贴切，简直就是一切作家最容易理解、又最难做到的一句至理名言。今天，大家对池莉的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小说《拯救乳房》说法颇多，而且多有嘲弄之意，之所以会这样，不仅是这两个书名，而且还因为这两本的内容都很吻合市场潮流，销路很好，都卖了二十万册左右。我以为大家大可不必这样心胸狭窄，大惊小怪。一个作家的书卖得好是件好事，我是求之不得，只可惜没有能力写出那样好卖的小说。她“有了快感你就喊”，可我是种有了快感也喊不出来的人。毕淑敏能够“拯救乳房”，是因为她本来就是医生。可是我，不要说“拯救乳房”，就是有了感冒我都治不好，都必须上医院，低三下四求医生。还有贾平凹、余秋雨、王朔，他们的市场都很好，这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又想要，这就是一种尴尬。前几天，我到我们门诊部去看病，输液，治头晕，和我住一栋楼的一个医生也在那儿输液，她是八十年代由文学的黄金岁月滋养起来的老读者，下过乡，对那一代知青作家非常熟悉，什么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韩少功，她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他们八十年代的小说、人物和故事。我们在一个输液室里聊完了天，她最后很同情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说：　“阎作家，人家说你写了很多书，说你的书没人看，卖不动，出书都要自费。出那么多书，要花多少钱呀，你出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见你做什么生意，这钱是不是领导给你拨的专款？”　　这就是尴尬，不仅是面对读者的尴尬，更重要的是面对市场的尴尬。　　尴尬之二，是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以前我们学习哲学，总是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可在写作中间，则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物质基础”，往往是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头脑，什么样的文学意识，决定你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决定你的小说写完后，在读者中、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功效。我非常羡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写作，头脑里无拘无束，根本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天马行空，横来竖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怕写不到，就怕想不到。对他们来说，“想不到”是他们的巨大的约束，但对我，对六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许多人，不光是“想不到”的问题，还有“做不到”的问题，“敢不敢”的问题。大家可以认真考察一下，凡是那些总是获“五个一”工程奖和被政府反复推荐的作家和作品，准是和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出生更早的一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四十岁以下的很少，几乎没有，四五十岁，或五十岁以上的居多，几乎全部，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说这些作家不好，作品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和我年龄相仿或更大一些的人，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我从来不反对作家们去写某一类“主旋律”的、一味歌功颂德、粉饰生活的小说，我主张给这些作家发金奖、大奖、巨奖。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了意识形态的社会里、环境里，那样的作品人家不去写谁去写？这和冲锋陷阵一样，正是因为人家冲在前边了，把咱们留在后方了，让我们可以安心地在后方写你想写的小说了，思考你想思考的问题了。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作家，感谢他们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才华。可是，当人家冲在前面，为我们赢得了写作空间和思考空间时，我们在“后方”又写了什么？想了什么？似乎是除了对“边缘化”的感叹和无奈的叹息，别的并没做出什么事情来。我经常私下里对朋友们说，甘愿“边缘化”，其实就是一种甘愿堕落。是乡下媳妇面对婊子的叽叽喳喳。是一个大男人面对卖淫女大把大把花钱时，在边上急而无奈地跺着脚的连连哭喊：“那是我的钱呀！那是我的钱呀！”

前言

　　小书大说　　一个运动员无论是刚刚进行了万米长跑，还是刚刚完成了百米冲刺，他都会在越过终点之后的那一刻，有一段惯性的运动。而真正使他兴奋不已、倍感遗憾或悲从心来的那种五味杂陈的感受，并不在他起跑后的竞争阶段——那时候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终点。可冲过终点后的那段放慢脚步的运动，却是运动员心中最为轻松、最为懊悔、最为悲伤和最为百感交集的时刻。　　我们要了解一个运动员的内心世界，最重要的阶段应该是他越过终点后的那段源自心灵的那一刻的感受。无论他获得冠军后要以一个鱼跃的姿势跳上领奖台，或是以最末的名次到达终点后。直接瘫倒在地上的那一瞬间，这都是他们人生最为漫长、最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一次最为简捷的表露。　　去年，我出版了十二卷本的《阎连科文集》，其中除了大家共知的原因，没有收入我的某一篇小说和《丁庄梦》之外，几乎收入了我前半生的全部作品。今年，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这三本小书：《亲情散文》，《读书笔记》和《文学演讲》，这正是我半生的长跑中，在又一次到了“终点”后内心五味陈杂的一次最为简捷的表露。《文学演讲》的全部“文章”，没有一篇收入那十二卷的文集，但其中每一篇的每一句话，都是我对我的文学和文学的世界的大胆放言。《读书笔记》和《亲情散文》，也有多半文章因故没有收入那套文丛之内，今天把它们集成小册，也正是因为前者是我对我的一些阅读偏颇的却是我个人的感悟之说。而后者，则是我人生最大情感的最真挚的释放。这是一套小书，却是一套大说。谈文学，谈得有些海阔天空，漫无疆界；谈读书，谈得有些东拉西扯，甚至不着边际。唯独《亲情散文》似乎有其环道，有其中心。但我却以为亲情，在今天世风日下、四处无情的世界中，是唯一相对稳固的人世大情。所以，这是一丛小书，却也是我半生文学和半世人生的大说大情。　　2008年1月16日于北京

内容概要

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呲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越南、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塞尔维哑等十余种语言，在20个国家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书籍目录

小书大说（代序）我为什么写作——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演讲只有追求没有旁顾——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世纪汉语写作走向”讨论会上的发言少年阅历与文学——在洛阳大学的演讲独立精神，是书院生命的灵魂——在“万松浦书院”成立研讨会上的发言小说与世界的关系——在上海大学的演讲语言小说之用：从小说的开头说起——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作家的角色——在山东大学的演讲什么叫真实？——在山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小说的困境——在青岛大学的演讲小说艺术的惟一性——在青岛师范大学的演讲激情：小说文本内的文本——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演讲文学与底层人生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让文学成为自己的生命之神——给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的致词军事文学的四道窄门——在军艺文学系的演讲“大江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几点启示——在“大江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当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南京大学的演讲个人的现实主义——在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的发言文学的“摆脱主义”——在郑州大学文学院的演讲文学与体制——在北师大研究生院的演讲民间文化与我的创作——在辽宁师范大学的演讲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编辑推荐

　　《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为阎连科文学演讲文集，共计21篇。　　阎连科，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情感狱》、《受活》、《最后一个女知青》、《坚硬如水》、《丁庄梦》等；中篇小说《年月日》、《耙楼天歌》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等国内文学奖项。

作者简介

《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主要内容包括：小书大说；我为什么写作；只有追求，没有旁顾；少年阅历与文学；独立精神，是书院生命的灵魂；小说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小说之用：从小说的开头说起。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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