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研究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5-10
ISBN:9787101046267
作者:入谷仙介
页数:334页
内容概要
入谷仙介(1933～2003)，出生于日本兵库县洲本市。1962年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曾受教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等日本著名汉学家，1975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岛根大学和山口大学工作，前后约三十年。1992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作访问学者。
入谷仙介先生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著有《高启》、《汉诗入门》、《唐诗的世界》等；二是有关《西游记》的研究，将《西游记》翻译成日文，著有《西游记的神话学》等；三是对日本人所作汉诗文的研究，著有《作为近代文学的明治汉诗》、《赖山阳·梁川星岩》等。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少年时代第二章 王维的乐府第三章 王维的不遇感第四章 送别第五章 周围的人们第六章 自然第七章 辋川 第八章 晚年的王维附录 关于王维的应制诗 王维诗的声音表现译后记
编辑推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作者简介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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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歌者——入谷仙介《王维研究》简评本书作者入谷仙介，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学者。由于成书于70年代，所以今天看来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有待商榷，行文流畅却稍显直白，然而这并不影响本书在相关领域的历史价值。本文旨在总结，不在探索，希望借此对全书作出梳理，方便后人阅读。本书一反论文的常规写作模式，轻松随意娓娓道来，重视对文本的解读，通过细致的品味来观照诗人的内心世界。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从王维少年时期（即19岁左右）开始，随着这位少年诗人步入长安的足迹逐渐铺展，一步步深入诗人的灵魂，由意气风发的乐府诗到辋川别业的清寂，再到晚年的近乎自虐式的忏悔，用清新疏宕的文笔，描画过当年的一街一巷，记录下往昔的一花一景，字里行间渗透出某种重塑诗人过往的意味。 不得不说，入谷因其细腻的思维，侧重的是对王维本人，即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的探索，而对其作品的研读，甚或文风的阐释，皆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其题目为《王维研究》而不是《王维作品研究》，其真意或许就在此。通观全文，入谷对王维每个时期的诗作几乎是做了一个完整的摘录，并且每首诗都注明了自己的解读，其细致处可以落实到句，一切的评判，几乎都基于对诗作本身的理解。如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臆想太多，猜测太过，从文本出发的这种研究方式虽然感性，真实性和可信度却稍显不足，也许作者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才采取这样的写作模式，也许是作者本身的气质所致。一“观念”的诗和旁观者视角 对于王维，作者提出了许多在当时看来颇具慧眼的意见。比如从其早年诗作注有年龄得出“王维不仅是一个早熟的诗人，而且曾经在几年时间里闪耀过少年诗人的桂冠”（P19）这样的结论。对非现实世界的强烈兴趣，导致了王维的作品，无论是田园风格还是辋川时期的清寂之作，甚至包括一部分早期的应和诗，都笼罩着某种假想的色调。他笔下的世界，是建筑在理想之上的世界，和现实中的隐居意义并不完全重叠，他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遗世独立的形象，徘徊在尘世之外，用旁观的姿态，冷静的眼光来叙述。因此在王维的诗作中，很少有鲜活的人的影子存在，即使是软玉温香的欢宴场景，也很难有代入感，让人感觉整个画面是凝固的，诗人始终站在这一切之外，冷眼旁观，并带有深深的失落感和暗暗的嘲讽。这样看来，诗人喜欢在结尾处用否定的形式来作一个鲜明的对比也就解释的通了，这种源自汉大赋的模式，正是诗人充满矛盾的内心所做的隐约的挣扎和叛逆的表现。二·“主体性”的缺失。 王维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复杂矛盾的人物，远没有他的某些山水诗中所体现的那样豁达超然。入谷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并用大量的篇幅来探寻其原因和流变。他把王维这一性格特征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少年时期家庭对其产生的影响。认为从祁县到蒲州的迁移，是王维家族积极靠拢中央政权及其官方文化的表现，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和希望，当时只有十五岁的王维，能做的只有服从。这未尝不是他所追求的生活，只不过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成功的路看似平坦实则荆棘丛生。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也没有这个权利去选择。其实，其内心的极度细腻敏感，家庭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影响的结果，指向了自身“主体性”的缺失。正是这种自我目标的不明了和不确定，使其作品前后承继上体现出如此不同的风格。 王维喜用红黑二色的对比，营造出孤绝冷冽的氛围，如“古壁苍苔黑，寒山远烧红”一句，仿佛地狱之火熊熊燃烧，却感受不到一丝温度。其对声音的敏感程度也不遑多让。正是这种自负和自卑层层缠绕的心理状态，使他在安史之乱平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近乎自虐式的忏悔。“忏悔式的追究自己的责任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很少见的。”（P271）似乎在王维的心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一直存在（功也很想求，却一直求不来），每当仕进的声音占主流的时候，头脑中马上会产生另外一股反作用力来把他拉回那个理想中的世界。内心本就脆弱得不堪一击，这样的王维，对于他人的看法无疑是十分重视的。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在战乱中苟且偷生，无法原谅自己接受伪官并被囚禁，更无法原谅兄弟自贬为他赎罪的举动。在晚年的王维眼中，自己是绝对卑微的存在，而把皇帝的形象和佛陀重叠了起来，想要赎罪却被剥夺了赎罪的机会，又没有引颈自绝的勇气，这样苟且的活着，在他看来比死还要痛苦。所以，“努力离开政治却又恋恋不舍，最终还是皈依了政治。”（P292）入谷这样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三·形式上的创新 入谷认为，王维是第一个将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发扬光大的人物。“往陶渊明的世界里导入了谢灵运的方法，这便是王维的功绩。”（P204）陶渊明为田园诗的写作模式提供了范本，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没有太大的名望，到了初唐，王绩的《野望》可以算作是这种理想的直接继承，然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类似的句子，直到王维，田园和农民才摆脱了“作为诗人内心独白的舞台背景和配角”的身份，占据了全部的位置，而作者甘愿成为“审慎倾心的观察者”(P195)，这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 其晚年和裴迪的同咏《辋川集》40首可以说是王维最大的组诗，力作和代表作，是其思想内容最集中的体现。“五绝能在诗坛占领一席之地，主要靠王维的努力，其中无疑有《辋川集》的功劳。”（P251）通观这四十首诗，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裴迪似乎只是作为一个陪衬出现的，他的作用只在于对比，从而显示出王维高超的遣词技巧。而入谷更是直接表明：“裴迪就是王维单纯的衬托。”（P255）但他同时也指出，二者的组合并不是偶然的，一种双方协力才可以达到的艺术境界，在这种高低对比中萌生了出来。他认为，这是“双方长期交流的心照不宣，最真挚的友情和高度谦虚的产物。”（P255）并把这种具有独特艺术效果的组诗比喻为“纺织品的花样和面料”（P253），其想象力和捕捉的语言的能力似乎不输王维。 以上，虽然不足以概括整本书的思想内容，尚可窥其大概。下面对入谷行文中透露出的一些细碎观点概括如下：1·在《王维的乐府》章节中，入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乐府分类方法，即：不从音乐的角度来划分，而是按照其内容，也就是说，这种概念下的乐府，是被作为单纯的文学作品来阐释的。比如，他把应朝廷之命的“公”的雅，颂一类乐府，如《晋郊祀歌》等，和除此以外的属于“风”，“雅”系列的“私”的作品区别开来，进而再把这些“私”的作品按内容进行划分。这种分类方式个人认为略有不妥，乐府失去音乐作为支撑，就不能称其为乐府了，只能姑且称作“乐府诗”。2·在《附录·关于王维的应制诗》一文中，入谷提倡“今后的王维研究，应该以日本静嘉堂本为底本，参照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来做成定本。”（P304），《王维诗的声音表现》一文也是基于此来进行论述的。关于静嘉堂本本人了解不多，所以不作妄言。3·“文学家的本能，是将自己的体验表现为文学作品，把它扩展为千万人的体验。”（P282）个人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毋庸置疑，实际上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文学家的责任感是第一位的。且不说“如果要写出好的作品就必须要生活的纠结”这个隐性背景的存在，如果完全把文学作品当做自己情绪的宣泄工具，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消极的体验，对于特定群体的读者来说，其结果可能是无法想象的，文以载道在任何时代都有其合理性。综上，《王维研究》一书虽然不能称为无可挑剔，但确实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想法，入谷独特的行文模式也让人耳目一新，对于刚刚接触王维的读者来说，好读，比什么都重要。 -
阅读王维，始源于热爱其诗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而后想探究其思想，怎会写出如此唯美的诗？最后，感叹其人生与孜孜不倦的自我追寻。最潇洒少年时，最迷恋辋川庄，最无奈菩提寺，最虐心乱平后。逃避与贪生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人性弱点，可是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公开检视弱点的机会。王维已有诗宗美名，又食朝廷俸禄，那么最不幸的事便是被叛军所俘而未死。唐军胜利后王维未遭重罚仅降一级，“不忠”压力是自发而又沉重的，既已有“罪”，再用力忏悔、“赎罪”也丝毫不能减轻内心重负。曾经王维诗中的浪漫辋川像仙境，亦是幻境，现实的重大打击使精心营造的理想世界如镜花水月，不可再得。安史之乱前，既恋田园山水，为何不归，而亦官亦隐？王维没有陶潜那般洒脱，仍然依恋贵族圈子。安史之乱后，一心“赎罪”的王维不再消极逃避政治，离归隐愈来愈远了。他也不再写山水诗，而是不断“责躬”自问，没有几年便离世了。生活难免失意，艺术却可以不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的诗是对永恒客观自然的美丽观照，亦是对平和宁静内心世界的追寻。如今的我们也依然在心中不断寻找王维诗中那一方纯洁、唯美的清净山水。王维的这首《送别》送给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
翻看《新唐书》中王维的家世，整个家族不过又是无数向心于封建统治的士族之家中的一个，和其他众多被压抑的士族阶层一样，他们拥有着有朝一日能靠近中央政权的野心，并做出了世代的努力，将老家从太原祁县迁到了离都城更近的蒲州，便是为了离家族的中心梦想更为接近。只是随着王维的出生与成长，当这个天资过人的少年逐渐透露出令人惊讶的才华之时，这家人的渴望权利的愿望变的更为迫切，也更为实际起来。据传，玄宗倾心于民间的早慧的儿童，如王忠嗣、刘宴等便是在孩童时被特召入宫，后来在朝廷显赫一时，有着这样亲睐神童的世风，王维的家人更是笃定了要通过这个年少才盛的幼子飞黄腾达的信念。这个耳聪目明的孩童是上天要令王家重振门庭的契机，全家人对此深信不疑。年少的王维漂泊异乡，从来没有忘记他来到长安的目的，目的不容怀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安，长安，这个集结了无数士族阶层梦想的帝国之都，抛开担负家族期望不论，对这个尚且年幼的少年也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只是，也许这种英气逼人的吸引力仅仅是出自于一个少年的好奇心，家族世代努力以期抵达长安中心的使命感加重了这种好奇心的同时，也凭添了少年王维的一份暗愁，只身奔赴长安的时候他年仅十五岁光景，却要长久滞留陌生之地，因此便也生发出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感（《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年十七）。在这举目无亲之地，任由愁思生发开来是不妥的，王维很明白这一点。是家族要在长安取得一席之地的期望实在太过强烈，不管这种期望是不是王维自身所认同，他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天生的驱使力，往那繁华之地靠去，那是整个家族的终极目标，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所能引发乡愁的场所。蒲州，蒲州不过是一个落脚的驿站。王维知道，他一踏出那个被叫做家乡的地方，就再也不需要回来了。就这样，意气风发的少年容不得多想，便向着那最显贵之地进发。当王维现身于长安的上流社会，一时间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为着眼前这为翩翩美少年的才华所倾倒，而他们正是少年王维首先要征服的一群人——玄宗的兄弟们。当时，玄宗为了防止这些亲王们的势力增长，将他们推进了吃喝玩乐的陷阱里，除了荣华富贵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开元前半期，王维与诸王交游甚密。难免涉入其享乐的生活中，当然，他的多才多艺也博得了诸王的眷顾。就这样，王维没有花多少力气便融入到了贵族生活当中去。而他似乎天生便有着惹人喜爱的特长，像在宴会席上用做助兴的乐府诗的创作，会在结尾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否定，使得正听得昏昏欲睡的人们突然被这一“奇峰”而拍手称奇，例如《洛阳女儿行》中，前面对一位富家的美少女的奢华生活用尽了华丽笔墨，可到最后却以一句“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这样对比鲜明的场景来制造震撼的效果。并无远赴边塞的经验的他也应时地创作一些边塞乐府，以适王公贵族对新奇题材的需要。这些讨巧的技术，王维无师自通。开元七年（719），二十一岁的王维进士及第，不负家族众望，终于使得光耀门庭的计划落实到了实践的阶段。任太乐丞期间，作为长安社交界的走红诗人，名声日益响亮。“座客香貂满，宫娃绮幔张。”（《从歧王夜燕卫家山池应教》）便是他当时所处奢华生活的一副小景。只不过看似无心的一句“涧花轻粉色，山月少灯光。”却在无形之中戏噱了这显贵的场景：各位浓妆艳抹的佳丽们，还比不上山涧里朴素的花呢。也许他骨子里终究是与这华贵的生活格格不入，而这丝落寞，终于开始慢慢显现出来。像《班婕妤》里表现失宠的女子班婕妤，才气出众计谋不足，最终在弱肉强食的后宫斗争中得了“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凄惨的境遇，《李陵咏》里“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的压抑情感。以及《老将行》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中世事无常的无奈之叹，无一不流露出王维对于身处强权之下的压抑之感，任何一个面对那表面浮华内里凶险的皇宫的人，难免会怀着朝不保夕的惶恐，更何况是炙手可热的当红诗人。长久以来带着家族的使命在变幻莫测的名利场中应酬的生活，暗藏的压抑之感与日俱增。觥筹交错之间，心向清明的王维事实上不会喜欢浸淫于这般浮华的生活。谈笑风生应酬之时，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面前也不得不违心地写出阿谀奉承的诗句。在贵族掌权的大势之下，像他这般因才华而获亲睐的下层的士族，显然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悬空状态，而无论他倾向哪一方，在最后都会受到排挤。貌似春风得意的王维，在热闹之中其实显得孤寂无比。围在他身边的人自然不少，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能成为王维知己的人几乎全都不是什么权贵之人。纵然他的生命已被定格在官场，出于一个文人的清高，他自骨子里是要与这些官僚划清界限。从他与官吏的应酬诗中，便可发觉那种客套式的冷漠。事实上，按照他与一些官员的交情来看，若是下一番功夫的话，是不用担心得不到有力的提携，可当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王维从本能上迅速拒绝了。这是他鄙视的，纵然回头深思，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过也就是他被家庭所赋予的职责。当那些试图模仿他，力图通过排除异己获得权贵的人靠近他时，他分明表现出了十分的厌恶，可他的这种厌恶，事实上也是在厌恶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矛盾，从此以后便愈发强烈起来，慢慢地，便成了他一生的色调。欲去还留，王维就一直被自己去也不是留也不是的念头所折磨。一方面为官场所累，虽然自己对待政事的态度一直是执着积极，但看到的各种倾轧争斗以及掌权者的日益衰败，使得他在各种政治斗争之中疲惫不堪，尤其是当自己所寄希望的张九龄宰相也被排挤出朝廷之时，他更是感到心灰意冷。在精神受到高度压抑之后，归隐南山便成了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方向，这时，便有了《偶然作》这样颂歌田园的作品，几乎是以嘲笑式的口吻否定了他所投身的政治。他为自己构建起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以一个弃官的士族地主的身份幻想出了一副农家乐园。通过推翻贵族统治来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做不到，他能做的，就是将《偶然作》中虚构出来的场景变成现实，于是，在长安南边蓝田县附近的辋川溪谷之中，便有了一幢世外桃源般的别业——辋川庄。辋川庄靠近长安，由辋川水环绕四周，一派田园风光，完全符合王维的双重想象，“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本传），既隐遁于世又未弃政事不顾，多重周折之后，总算是找到了折中的方法，对于他矛盾的性格来说，这种方式似乎确是最为妥帖。在辋川庄习静吃斋的悠然生活中，王维创作出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组诗，也是最集中体现他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代表作《辋川集》。组诗全为五言绝句，并伴有他的知己裴迪的同咏。与裴咏单纯的写实手法不同，王维的诗作中透露出强烈的浪漫氛围，无论是从表现手法还是意境内涵上，王维的诗显然比裴迪的更胜一筹。如《孟城坳》中裴迪只是单纯地以“古城非畴昔，今人自往来。”表现世态变迁的感怀，而王维则是以想象到了自己的居所为后人所拥有时“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的时空飞跃的场景。又如《文杏馆》中王维以“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将自己的情感象征性地化作了一朵云的心情，而裴迪则仅仅是对“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自然之景的忠实描写，显然在虚构手法上远远没有王维来的高明娴熟。后人对这样优劣分明的对比曾经发出不少疑问，立于王维这位天才式的人物身边，裴迪显然是显得太可怜了！难道王维有意想要拿裴迪做陪衬？从王维对裴迪的情谊上看这样的猜想似乎也不成立。日本学者入谷仙介对此作出的解释颇为符合情理，“裴迪诗与王维诗的关系，我想可以比喻为纺织品花样和面料。花样和面料与其毫无关系的色调，不如用同一色调的浓淡两色、或者强烈和不显眼的两种色彩配合，更来得和谐。”“裴迪是王维的单纯衬托吗？现在可以对此回答了：是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王维单方面地强迫裴迪这样做，而是通过两者的组合，使一方难以达到的艺术高度，通过双方协力，共同达到了。双方心照不宣得默认了这点，而这也是作为艺术家的最真挚的友情和高度谦虚的产物。”（《王维研究》，中华书局）从各种史料来看，裴迪与王维的情谊确实非同一般，在与王侯将相交往的艳光浮影的生活中，王维仅仅是一直心力憔悴地维持着应有的礼数，试图寻找同气相求之人的尝试也不是没有，只是往往以失望告终，而裴迪这样一位与他志同道合的人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他疲累挣扎的一个适时的安慰。当他在政治上的努力最终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可化解而付诸东流，这个与他一样有着不遇甚至遭遇来得更为悲惨的裴迪，一直伴于他的身边。随着统治者的日益腐败骄奢，朝廷内部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状态，天宝年间的太平幻象终于破灭，安禄山占领长安，玄宗出逃，王维被俘后，被安禄山强行任给伪官，事实上王维不过是作为一个囚犯被关闭在城南的普施寺中，期间由裴迪为其传递外界的信息。身背“变节者”这样污名的王维苦痛心情可想而知，他终于为自己的犹豫不决付出了代价。安史之乱之后，唐军收复洛阳，王维被解救而出，虽然他这段不堪的经历为众人所猜疑非议，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为他求情，加上王维的弟弟王缙冒死请求降阶，以赎兄之罪，王缙那时留守太原立了大功，而当时的新皇帝肃宗对其的文学才华也是赞佩有加，使得王维仅被降阶一级，并未流放。这看似大幸的处置对于王维来说，却是另一种悲哀的开始。在被迫接受伪官被囚的那段日子里，悲愤难抑的他终于对自己做了总结，于朝廷田园之间的劳苦往返，他在哪一方都没有找到归宿，对隐遁有着本能的向往，却又嫌恶如陶渊明为五斗米折腰时那种无奈，想在辋川庄制造一个与世隔离的世界来进行艺术创作，又随着战乱的来到而立刻化为乌有，亦官亦隐的状态注定了他漂浮不定的内心无法安宁。由于童年时期所受家庭教诲影响的根深蒂固，他似乎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因此他既不能像杜甫那样索性在颠沛之中投身于下层劳苦民众，又无法像李白那样按照自己的生活原则潇洒驰骋。投向归隐之时，归隐使他落寞，投向政治之时，政治使他自感无能，当他靠近哪一方，哪一方就远离了他，那个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似乎永远都靠近不了。无奈之中，他又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出家修行。在《责躬荐弟表》中，他表达了“昔在贼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见圣朝，即愿出家修道。”的愿望，不过因为朝廷的挽留而又成了无法实现的空梦。精力所剩无几的王维，此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这样不尴不尬地继续下去。后来的他一边不断地写书简给皇帝以表谢罪之心，一方面将自己的弟弟王缙引荐给皇上，可以说是将自己毕生未能完成的愿望，寄托了在他那才干胆识兼备的弟弟身上，只能希望通过这个“替身”来弥补他在政治理想上的失败。与李白、杜甫等大家相比，王维的强韧不能说没有，对于文学上的执着是一直到临终前都未曾放弃丝毫，只是他的强韧被纷乱的俗事所扭转，一直未能清晰地显现这股力量究竟要用于何方。“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百人会中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不遇咏》）这首创作于他早期时候的诗歌，似乎早已预料到了他一生的定数。最后他也竟将这股猛力引入了自己心中，将所有遭遇中的落败归于自身，无比失落地老去。“老年疏世事，幽性乐天和。”这样的美好场景也只能属于他在辋川庄留下的记忆，而这些记忆，一瞬间便已化作云烟而去。也许，王维他自己就是那朵飘忽不定的云呢，因没有重心而无法停留于任何一方，只能随着外界的阴晴动荡不定。“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而那真正的归宿，王维也或许真愿化作一片高洁的白云，去探寻那最终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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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歌者——入谷仙介《王维研究》简评
本书作者入谷仙介，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学者。由于成书于70年代，所以今天看来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有待商榷，行文流畅却稍显直白，然而这并不影响本书在相关领域的历史价值。本文旨在总结，不在探索，希望借此对全书作出梳理，方便后人阅读。
本书一反论文的常规写作模式，轻松随意娓娓道来，重视对文本的解读，通过细致的品味来观照诗人的内心世界。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从王维少年时期（即19岁左右）开始，随着这位少年诗人步入长安的足迹逐渐铺展，一步步深入诗人的灵魂，由意气风发的乐府诗到辋川别业的清寂，再到晚年的近乎自虐式的忏悔，用清新疏宕的文笔，描画过当年的一街一巷，记录下往昔的一花一景，字里行间渗透出某种重塑诗人过往的意味。
不得不说，入谷因其细腻的思维，侧重的是对王维本人，即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的探索，而对其作品的研读，甚或文风的阐释，皆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其题目为《王维研究》而不是《王维作品研究》，其真意或许就在此。通观全文，入谷对王维每个时期的诗作几乎是做了一个完整的摘录，并且每首诗都注明了自己的解读，其细致处可以落实到句，一切的评判，几乎都基于对诗作本身的理解。如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臆想太多，猜测太过，从文本出发的这种研究方式虽然感性，真实性和可信度却稍显不足，也许作者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才采取这样的写作模式，也许是作者本身的气质所致。
一“观念”的诗和旁观者视角
对于王维，作者提出了许多在当时看来颇具慧眼的意见。比如从其早年诗作注有年龄得出“王维不仅是一个早熟的诗人，而且曾经在几年时间里闪耀过少年诗人的桂冠”（P19）这样的结论。对非现实世界的强烈兴趣，导致了王维的作品，无论是田园风格还是辋川时期的清寂之作，甚至包括一部分早期的应和诗，都笼罩着某种假想的色调。他笔下的世界，是建筑在理想之上的世界，和现实中的隐居意义并不完全重叠，他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遗世独立的形象，徘徊在尘世之外，用旁观的姿态，冷静的眼光来叙述。因此在王维的诗作中，很少有鲜活的人的影子存在，即使是软玉温香的欢宴场景，也很难有代入感，让人感觉整个画面是凝固的，诗人始终站在这一切之外，冷眼旁观，并带有深深的失落感和暗暗的嘲讽。这样看来，诗人喜欢在结尾处用否定的形式来作一个鲜明的对比也就解释的通了，这种源自汉大赋的模式，正是诗人充满矛盾的内心所做的隐约的挣扎和叛逆的表现。
二·“主体性”的缺失。
王维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复杂矛盾的人物，远没有他的某些山水诗中所体现的那样豁达超然。入谷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并用大量的篇幅来探寻其原因和流变。他把王维这一性格特征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少年时期家庭对其产生的影响。认为从祁县到蒲州的迁移，是王维家族积极靠拢中央政权及其官方文化的表现，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和希望，当时只有十五岁的王维，能做的只有服从。这未尝不是他所追求的生活，只不过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成功的路看似平坦实则荆棘丛生。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也没有这个权利去选择。其实，其内心的极度细腻敏感，家庭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影响的结果，指向了自身“主体性”的缺失。正是这种自我目标的不明了和不确定，使其作品前后承继上体现出如此不同的风格。
王维喜用红黑二色的对比，营造出孤绝冷冽的氛围，如“古壁苍苔黑，寒山远烧红”一句，仿佛地狱之火熊熊燃烧，却感受不到一丝温度。其对声音的敏感程度也不遑多让。正是这种自负和自卑层层缠绕的心理状态，使他在安史之乱平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近乎自虐式的忏悔。“忏悔式的追究自己的责任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很少见的。”（P271）似乎在王维的心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一直存在（功也很想求，却一直求不来），每当仕进的声音占主流的时候，头脑中马上会产生另外一股反作用力来把他拉回那个理想中的世界。内心本就脆弱得不堪一击，这样的王维，对于他人的看法无疑是十分重视的。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在战乱中苟且偷生，无法原谅自己接受伪官并被囚禁，更无法原谅兄弟自贬为他赎罪的举动。在晚年的王维眼中，自己是绝对卑微的存在，而把皇帝的形象和佛陀重叠了起来，想要赎罪却被剥夺了赎罪的机会，又没有引颈自绝的勇气，这样苟且的活着，在他看来比死还要痛苦。所以，“努力离开政治却又恋恋不舍，最终还是皈依了政治。”（P292）入谷这样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三·形式上的创新
入谷认为，王维是第一个将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发扬光大的人物。“往陶渊明的世界里导入了谢灵运的方法，这便是王维的功绩。”（P204）陶渊明为田园诗的写作模式提供了范本，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没有太大的名望，到了初唐，王绩的《野望》可以算作是这种理想的直接继承，然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类似的句子，直到王维，田园和农民才摆脱了“作为诗人内心独白的舞台背景和配角”的身份，占据了全部的位置，而作者甘愿成为“审慎倾心的观察者”(P195)，这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
其晚年和裴迪的同咏《辋川集》40首可以说是王维最大的组诗，力作和代表作，是其思想内容最集中的体现。“五绝能在诗坛占领一席之地，主要靠王维的努力，其中无疑有《辋川集》的功劳。”（P251）通观这四十首诗，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裴迪似乎只是作为一个陪衬出现的，他的作用只在于对比，从而显示出王维高超的遣词技巧。而入谷更是直接表明：“裴迪就是王维单纯的衬托。”（P255）但他同时也指出，二者的组合并不是偶然的，一种双方协力才可以达到的艺术境界，在这种高低对比中萌生了出来。他认为，这是“双方长期交流的心照不宣，最真挚的友情和高度谦虚的产物。”（P255）并把这种具有独特艺术效果的组诗比喻为“纺织品的花样和面料”（P253），其想象力和捕捉的语言的能力似乎不输王维。
以上，虽然不足以概括整本书的思想内容，尚可窥其大概。下面对入谷行文中透露出的一些细碎观点概括如下：
1·在《王维的乐府》章节中，入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乐府分类方法，即：不从音乐的角度来划分，而是按照其内容，也就是说，这种概念下的乐府，是被作为单纯的文学作品来阐释的。比如，他把应朝廷之命的“公”的雅，颂一类乐府，如《晋郊祀歌》等，和除此以外的属于“风”，“雅”系列的“私”的作品区别开来，进而再把这些“私”的作品按内容进行划分。这种分类方式个人认为略有不妥，乐府失去音乐作为支撑，就不能称其为乐府了，只能姑且称作“乐府诗”。
2·在《附录·关于王维的应制诗》一文中，入谷提倡“今后的王维研究，应该以日本静嘉堂本为底本，参照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来做成定本。”（P304），《王维诗的声音表现》一文也是基于此来进行论述的。关于静嘉堂本本人了解不多，所以不作妄言。
3·“文学家的本能，是将自己的体验表现为文学作品，把它扩展为千万人的体验。”（P282）个人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毋庸置疑，实际上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文学家的责任感是第一位的。且不说“如果要写出好的作品就必须要生活的纠结”这个隐性背景的存在，如果完全把文学作品当做自己情绪的宣泄工具，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消极的体验，对于特定群体的读者来说，其结果可能是无法想象的，文以载道在任何时代都有其合理性。
综上，《王维研究》一书虽然不能称为无可挑剔，但确实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想法，入谷独特的行文模式也让人耳目一新，对于刚刚接触王维的读者来说，好读，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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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讽刺 -
阅读王维，始源于热爱其诗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而后想探究其思想，怎会写出如此唯美的诗？最后，感叹其人生与孜孜不倦的自我追寻。
最潇洒少年时，最迷恋辋川庄，最无奈菩提寺，最虐心乱平后。逃避与贪生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人性弱点，可是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公开检视弱点的机会。王维已有诗宗美名，又食朝廷俸禄，那么最不幸的事便是被叛军所俘而未死。唐军胜利后王维未遭重罚仅降一级，“不忠”压力是自发而又沉重的，既已有“罪”，再用力忏悔、“赎罪”也丝毫不能减轻内心重负。曾经王维诗中的浪漫辋川像仙境，亦是幻境，现实的重大打击使精心营造的理想世界如镜花水月，不可再得。
安史之乱前，既恋田园山水，为何不归，而亦官亦隐？王维没有陶潜那般洒脱，仍然依恋贵族圈子。安史之乱后，一心“赎罪”的王维不再消极逃避政治，离归隐愈来愈远了。他也不再写山水诗，而是不断“责躬”自问，没有几年便离世了。
生活难免失意，艺术却可以不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的诗是对永恒客观自然的美丽观照，亦是对平和宁静内心世界的追寻。如今的我们也依然在心中不断寻找王维诗中那一方纯洁、唯美的清净山水。
王维的这首《送别》送给王维：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
据传他是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开山鼻祖之一，唯一一副真迹在日本。
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论述极少，是一大败笔。
以贵族、士族的阶级分类法和政治郁郁不得志的心态来定位王维，作者的研究方法明显局限于时代，是难以发现并欣赏到王维诗歌的人性闪亮点的，更难以通过诗歌还原一个生动的王维，这给了我们后来者机会。
安意如的诗歌解读方式虽然流于简俗，仍不失为诗歌贴近大众的一条捷径，因为诗歌源于生活，更应活在生活。可惜比安意如高杆的作者至今仍未看到。
不过相信未来数年融汇贯通的大读家应会出现。因为一个民族物质昌盛了，文化自然复苏、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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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心许王摩诘，谁与知音郁轮袍 -
怎么全抄呀！鄙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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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好书评。 -
除了历史中的记载作者还有自己的猜测 总之看得很满足【？？】wwwww -
日本人的东西真枯燥啊。。 -
好有功力啊，佩服～ -
离开背后的故事的诗歌都很苍白。知道了一个新的王维，日本人蛮会挖掘和分析的～ -
茶子的文章读起来总给人清新的感觉/或是一叶茶带来的芳香与醇厚/或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一滴露/清凉心脾 -
《辋川集》皆为五言绝句，著者对此的分析值得一读。 -
翻看《新唐书》中王维的家世，整个家族不过又是无数向心于封建统治的士族之家中的一个，和其他众多被压抑的士族阶层一样，他们拥有着有朝一日能靠近中央政权的野心，并做出了世代的努力，将老家从太原祁县迁到了离都城更近的蒲州，便是为了离家族的中心梦想更为接近。只是随着王维的出生与成长，当这个天资过人的少年逐渐透露出令人惊讶的才华之时，这家人的渴望权利的愿望变的更为迫切，也更为实际起来。
据传，玄宗倾心于民间的早慧的儿童，如王忠嗣、刘宴等便是在孩童时被特召入宫，后来在朝廷显赫一时，有着这样亲睐神童的世风，王维的家人更是笃定了要通过这个年少才盛的幼子飞黄腾达的信念。这个耳聪目明的孩童是上天要令王家重振门庭的契机，全家人对此深信不疑。
年少的王维漂泊异乡，从来没有忘记他来到长安的目的，目的不容怀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安，长安，这个集结了无数士族阶层梦想的帝国之都，抛开担负家族期望不论，对这个尚且年幼的少年也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只是，也许这种英气逼人的吸引力仅仅是出自于一个少年的好奇心，家族世代努力以期抵达长安中心的使命感加重了这种好奇心的同时，也凭添了少年王维的一份暗愁，只身奔赴长安的时候他年仅十五岁光景，却要长久滞留陌生之地，因此便也生发出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感（《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年十七）。
在这举目无亲之地，任由愁思生发开来是不妥的，王维很明白这一点。
是家族要在长安取得一席之地的期望实在太过强烈，不管这种期望是不是王维自身所认同，他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天生的驱使力，往那繁华之地靠去，那是整个家族的终极目标，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所能引发乡愁的场所。
蒲州，蒲州不过是一个落脚的驿站。王维知道，他一踏出那个被叫做家乡的地方，就再也不需要回来了。
就这样，意气风发的少年容不得多想，便向着那最显贵之地进发。当王维现身于长安的上流社会，一时间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为着眼前这为翩翩美少年的才华所倾倒，而他们正是少年王维首先要征服的一群人——玄宗的兄弟们。
当时，玄宗为了防止这些亲王们的势力增长，将他们推进了吃喝玩乐的陷阱里，除了荣华富贵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开元前半期，王维与诸王交游甚密。难免涉入其享乐的生活中，当然，他的多才多艺也博得了诸王的眷顾。就这样，王维没有花多少力气便融入到了贵族生活当中去。而他似乎天生便有着惹人喜爱的特长，像在宴会席上用做助兴的乐府诗的创作，会在结尾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否定，使得正听得昏昏欲睡的人们突然被这一“奇峰”而拍手称奇，例如《洛阳女儿行》中，前面对一位富家的美少女的奢华生活用尽了华丽笔墨，可到最后却以一句“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这样对比鲜明的场景来制造震撼的效果。并无远赴边塞的经验的他也应时地创作一些边塞乐府，以适王公贵族对新奇题材的需要。这些讨巧的技术，王维无师自通。
开元七年（719），二十一岁的王维进士及第，不负家族众望，终于使得光耀门庭的计划落实到了实践的阶段。任太乐丞期间，作为长安社交界的走红诗人，名声日益响亮。“座客香貂满，宫娃绮幔张。”（《从歧王夜燕卫家山池应教》）便是他当时所处奢华生活的一副小景。只不过看似无心的一句“涧花轻粉色，山月少灯光。”却在无形之中戏噱了这显贵的场景：各位浓妆艳抹的佳丽们，还比不上山涧里朴素的花呢。也许他骨子里终究是与这华贵的生活格格不入，而这丝落寞，终于开始慢慢显现出来。
像《班婕妤》里表现失宠的女子班婕妤，才气出众计谋不足，最终在弱肉强食的后宫斗争中得了“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凄惨的境遇，《李陵咏》里“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的压抑情感。以及《老将行》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中世事无常的无奈之叹，无一不流露出王维对于身处强权之下的压抑之感，任何一个面对那表面浮华内里凶险的皇宫的人，难免会怀着朝不保夕的惶恐，更何况是炙手可热的当红诗人。长久以来带着家族的使命在变幻莫测的名利场中应酬的生活，暗藏的压抑之感与日俱增。觥筹交错之间，心向清明的王维事实上不会喜欢浸淫于这般浮华的生活。谈笑风生应酬之时，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面前也不得不违心地写出阿谀奉承的诗句。在贵族掌权的大势之下，像他这般因才华而获亲睐的下层的士族，显然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悬空状态，而无论他倾向哪一方，在最后都会受到排挤。貌似春风得意的王维，在热闹之中其实显得孤寂无比。
围在他身边的人自然不少，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能成为王维知己的人几乎全都不是什么权贵之人。纵然他的生命已被定格在官场，出于一个文人的清高，他自骨子里是要与这些官僚划清界限。从他与官吏的应酬诗中，便可发觉那种客套式的冷漠。事实上，按照他与一些官员的交情来看，若是下一番功夫的话，是不用担心得不到有力的提携，可当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王维从本能上迅速拒绝了。这是他鄙视的，纵然回头深思，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过也就是他被家庭所赋予的职责。当那些试图模仿他，力图通过排除异己获得权贵的人靠近他时，他分明表现出了十分的厌恶，可他的这种厌恶，事实上也是在厌恶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矛盾，从此以后便愈发强烈起来，慢慢地，便成了他一生的色调。
欲去还留，王维就一直被自己去也不是留也不是的念头所折磨。一方面为官场所累，虽然自己对待政事的态度一直是执着积极，但看到的各种倾轧争斗以及掌权者的日益衰败，使得他在各种政治斗争之中疲惫不堪，尤其是当自己所寄希望的张九龄宰相也被排挤出朝廷之时，他更是感到心灰意冷。在精神受到高度压抑之后，归隐南山便成了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方向，这时，便有了《偶然作》这样颂歌田园的作品，几乎是以嘲笑式的口吻否定了他所投身的政治。他为自己构建起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以一个弃官的士族地主的身份幻想出了一副农家乐园。通过推翻贵族统治来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做不到，他能做的，就是将《偶然作》中虚构出来的场景变成现实，于是，在长安南边蓝田县附近的辋川溪谷之中，便有了一幢世外桃源般的别业——辋川庄。
辋川庄靠近长安，由辋川水环绕四周，一派田园风光，完全符合王维的双重想象，“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本传），既隐遁于世又未弃政事不顾，多重周折之后，总算是找到了折中的方法，对于他矛盾的性格来说，这种方式似乎确是最为妥帖。
在辋川庄习静吃斋的悠然生活中，王维创作出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组诗，也是最集中体现他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代表作《辋川集》。组诗全为五言绝句，并伴有他的知己裴迪的同咏。与裴咏单纯的写实手法不同，王维的诗作中透露出强烈的浪漫氛围，无论是从表现手法还是意境内涵上，王维的诗显然比裴迪的更胜一筹。如《孟城坳》中裴迪只是单纯地以“古城非畴昔，今人自往来。”表现世态变迁的感怀，而王维则是以想象到了自己的居所为后人所拥有时“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的时空飞跃的场景。又如《文杏馆》中王维以“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将自己的情感象征性地化作了一朵云的心情，而裴迪则仅仅是对“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自然之景的忠实描写，显然在虚构手法上远远没有王维来的高明娴熟。
后人对这样优劣分明的对比曾经发出不少疑问，立于王维这位天才式的人物身边，裴迪显然是显得太可怜了！难道王维有意想要拿裴迪做陪衬？从王维对裴迪的情谊上看这样的猜想似乎也不成立。日本学者入谷仙介对此作出的解释颇为符合情理，“裴迪诗与王维诗的关系，我想可以比喻为纺织品花样和面料。花样和面料与其毫无关系的色调，不如用同一色调的浓淡两色、或者强烈和不显眼的两种色彩配合，更来得和谐。”“裴迪是王维的单纯衬托吗？现在可以对此回答了：是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王维单方面地强迫裴迪这样做，而是通过两者的组合，使一方难以达到的艺术高度，通过双方协力，共同达到了。双方心照不宣得默认了这点，而这也是作为艺术家的最真挚的友情和高度谦虚的产物。”（《王维研究》，中华书局）
从各种史料来看，裴迪与王维的情谊确实非同一般，在与王侯将相交往的艳光浮影的生活中，王维仅仅是一直心力憔悴地维持着应有的礼数，试图寻找同气相求之人的尝试也不是没有，只是往往以失望告终，而裴迪这样一位与他志同道合的人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他疲累挣扎的一个适时的安慰。当他在政治上的努力最终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可化解而付诸东流，这个与他一样有着不遇甚至遭遇来得更为悲惨的裴迪，一直伴于他的身边。随着统治者的日益腐败骄奢，朝廷内部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状态，天宝年间的太平幻象终于破灭，安禄山占领长安，玄宗出逃，王维被俘后，被安禄山强行任给伪官，事实上王维不过是作为一个囚犯被关闭在城南的普施寺中，期间由裴迪为其传递外界的信息。身背“变节者”这样污名的王维苦痛心情可想而知，他终于为自己的犹豫不决付出了代价。
安史之乱之后，唐军收复洛阳，王维被解救而出，虽然他这段不堪的经历为众人所猜疑非议，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为他求情，加上王维的弟弟王缙冒死请求降阶，以赎兄之罪，王缙那时留守太原立了大功，而当时的新皇帝肃宗对其的文学才华也是赞佩有加，使得王维仅被降阶一级，并未流放。这看似大幸的处置对于王维来说，却是另一种悲哀的开始。
在被迫接受伪官被囚的那段日子里，悲愤难抑的他终于对自己做了总结，于朝廷田园之间的劳苦往返，他在哪一方都没有找到归宿，对隐遁有着本能的向往，却又嫌恶如陶渊明为五斗米折腰时那种无奈，想在辋川庄制造一个与世隔离的世界来进行艺术创作，又随着战乱的来到而立刻化为乌有，亦官亦隐的状态注定了他漂浮不定的内心无法安宁。由于童年时期所受家庭教诲影响的根深蒂固，他似乎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因此他既不能像杜甫那样索性在颠沛之中投身于下层劳苦民众，又无法像李白那样按照自己的生活原则潇洒驰骋。投向归隐之时，归隐使他落寞，投向政治之时，政治使他自感无能，当他靠近哪一方，哪一方就远离了他，那个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似乎永远都靠近不了。无奈之中，他又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出家修行。
在《责躬荐弟表》中，他表达了“昔在贼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见圣朝，即愿出家修道。”的愿望，不过因为朝廷的挽留而又成了无法实现的空梦。精力所剩无几的王维，此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这样不尴不尬地继续下去。后来的他一边不断地写书简给皇帝以表谢罪之心，一方面将自己的弟弟王缙引荐给皇上，可以说是将自己毕生未能完成的愿望，寄托了在他那才干胆识兼备的弟弟身上，只能希望通过这个“替身”来弥补他在政治理想上的失败。
与李白、杜甫等大家相比，王维的强韧不能说没有，对于文学上的执着是一直到临终前都未曾放弃丝毫，只是他的强韧被纷乱的俗事所扭转，一直未能清晰地显现这股力量究竟要用于何方。“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百人会中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不遇咏》）这首创作于他早期时候的诗歌，似乎早已预料到了他一生的定数。最后他也竟将这股猛力引入了自己心中，将所有遭遇中的落败归于自身，无比失落地老去。“老年疏世事，幽性乐天和。”这样的美好场景也只能属于他在辋川庄留下的记忆，而这些记忆，一瞬间便已化作云烟而去。也许，王维他自己就是那朵飘忽不定的云呢，因没有重心而无法停留于任何一方，只能随着外界的阴晴动荡不定。“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而那真正的归宿，王维也或许真愿化作一片高洁的白云，去探寻那最终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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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较详尽可靠，绝非泛泛之作。 -
每一章的章末总结很打动人，但似乎作者忽略了王维的孤独···看到王维的晚年，悲从中来。。。 -
物质和上层建筑神马的分析最他妈糟蹋王维的诗了。 -
分析细腻且有见地，如见王维其人。可惜不是全译本。 -
请问节译本 是什么意思！ -
电子版 -
挺一般的，不足之处在于太“左”了 -
P13 「遥知兄弟登高处」，知是一种客观观照。王维情深，但不溺于情，是「一往情深，往而能返」的。而作者没看到这一点，存在诸多偏见，认为其送别诗中的不露情是冷漠、对弟弟的不露情是虽亲切而非知己、安史之乱被俘期间的不露情是「痛苦得没有了眼泪」，不免牵强附会：咏诗一定是表露个人情志么？
P106 洛阳很重要，王维很可能去过，但集子里鲜有洛阳诗，估计是「在王维的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些洛阳的讳莫如深的记忆」，这个论断太突兀。毕竟，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是冰山一角。
P108 「还有作者对俗世故意作出的决绝姿态」，故意二字显出入谷仙介的成见。读者必要考虑佛教对王维人格特质形成的影响。
P130 「从所存诗看，王维给钱起的诗仅有两首，而钱起给王维的诗有三首，想来钱起对王维是倾倒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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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馆前的一个小时内读完，复习时在库本读的目前为止算不错的书 -
好文，好文！ -
从入谷仙介先生的这本书中不只对王维有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更多的是学到了做研究的方法。那是因为先生在文中将自己怎样思考怎样着手去研究问题的过程都写了出来。这样，更加诚恳可信。
更因为这个，老师布置的论文有眉目了。 -
开码论文 -
一个日本人可以这样研究一个距今1200多年前的古人，因为这个古人实在有太不一样的性灵。 -
一、一次搬家引发的冤案
仅从王维父亲把家从祁县迁到离首都长安更近更繁华的蒲州，就推断出这是“出于靠拢中央集权的愿望”，并进一步引申出“王维的家世有着对中央集权很强的指向性。这个家庭对王维这样一个高度早熟的孩子的态度，就不难想象了……”，是不是太武断了一点？搬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蒲州比祁县繁华，迁到一个更繁华的地方，可能只是出于生活便利或者其他因素的考虑，一定是为了更靠近中央集权吗？如果那么希望靠近中央，不如直接搬到长安附近去算了。
王维父亲的资料今已不见，但王维的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载，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恐怕不是那种汲汲于想让儿子求得富贵功名的母亲吧？那么，所谓“为了实现几十年的夙愿，全家人自然对他钟爱有加，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并及早考虑他的进路”，把王维的家庭想象得比当时一般士人家庭更向往功名利禄，恐怕不妥。
至于大胆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认为“怀着显达愿望而又在现实中举步维艰的这一家人，终于有了成为希望所在的王维，这种期冀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王维的一生”，看到这里，我终于理解了为啥有人那么痛恨牵强附会地滥用童年心理影响理论。
接下来，更是天雷滚滚，书中花费大篇幅论证一个作者的“重要”观点——王维之所以屡次外任地方官而依然希望返回长安，就“和童年的这种原始体验有着绵密的关系”。
老大啊，古代哪个读书人不想入仕？只要是个人，都知道在中央当官远好过在偏远地区当个小小的地方官吧！这不是王维一个人的想法啊，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哪个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童年的这种原始体验”？这种想法是古代士人的正常想法，并不可耻，就像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渴望在高考中拿个好名次进入好大学一样。而作者居然说“如果用不中听的话来评价的话，他（指王维）这样子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讨厌”。如果此说可以成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令人讨厌的，终生干谒的杜甫更是讨厌讨厌讨厌！
根据搬家继续引出的过度阐释还有不少，不再举出。总之，这本书在对王维进行心理分析的方面，多有欠缺。不是完全不能心理分析，关键是得拿出过硬的证据，不然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写小说了。
二、关于数字可以这样推断？
王维的生卒年一向存有争议。此书的考证并不很严密。（当然，限于资料太少，要严密地确定年限，目前还不太可能。）比如，《新唐书》中称王维六十一岁去世，作者认为这点值得怀疑，应是六十三岁去世，才“大致无误”。姑且不论这个去世岁数是否有应该被怀疑的理由，仅看作者是怎么推断出六十三岁这个数字的——
“大于二而容易被误写为一的数字，是三和七”，而作者推断出是七不太可能，于是就认为是三。没有其他任何旁证。
看到这里，我那个囧囧有神啊。都说日本的汉学向来以精细见长，但这种铁齿神断，能叫精细？
三、王家和崔家
对于王维少年时就已到长安，作者的看法是“考虑定夺走这条路的，可能是崔氏一族中的德高望重者”。为啥了？因为王维的母亲崔氏属于当时的名门博陵崔氏。但问题是，王家也是当时的名门太原王氏。但实际上，从王维的家谱来看，他这支王氏已经比较没落了。根据世家大族的门当户对原理，恐怕其母崔氏也只是博陵崔氏的一个比较没落的旁支。这样看来，王维母亲那边的亲戚在为他安排前路，可能性低于是王维父亲那边的亲戚，毕竟古代更重视父系血统。虽然王维的父亲早逝，但他毕竟还是姓王，不是姓崔。
更何况，既然王维是家中长子，如此早慧，家里又不穷，不一定要哪个亲戚帮助他他才能去长安吧？毕竟那时长安是全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谁想去那儿都不稀奇。王维这样的少年天才，想去风流俊彦一时云集的长安，更不奇怪。
四、八卦想象力太丰富
作者竟然根据《息夫人》一时，引发了无穷的联想，认为“王维既然是当时出入长安上流社会社交界的明星人物，当然少不了和那个圈子里的女性有一些恋情经历，而由这种社交圈的性质所决定，他的恋情很可能由于权力导致了不幸结局”。我的天，这真是大胆假设、毫无求证。说王维对那个饼师的美女老婆一见钟情，还比这靠谱些。
说实话，我对《息夫人》的理解，倒并不侧重于权力导致悲剧，而在于王维对女性的温柔的善意和同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王维就有这样温柔的慈悲。同样的感情，在王维其他以女性为主角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可商榷之处：
1、《郁轮袍》之事似不可完全判定为假。李白也是靠玉真公主入翰林（李白的铁杆粉丝魏颢记载的，应无误），王维为啥就不能靠公主举荐一下？再说，唐代风气开放，当时公主的政治地位不低，某些人不要那么沙文主义好不好？公主也可以是很能赏识才子的伯乐。那时，贵族也常常在宴会上奏乐甚至跳舞，连皇帝、亲王都这样，王维去弹一下琵琶，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事。虽然确实先是用美貌和穿着吸引公主注意，但王维也要精通音律才行，况且最令公主赞叹的，不正是他的诗才？就像去面试一样，打扮漂亮一点，并非什么可鄙之事，关键还是在真才实学。某些人不要满脑子“潜规则”的龌龊思想好不好？
2、宁王饼师之事似不可信以为真。（但我还是宁愿相信其为真。）
当然这本书还是有不少有意思、有价值的观点。比如：
1、根据王维早年诗作自注年龄这一不寻常的现象，推断出他享受过少年诗人的荣耀。
2、王维是第一个真正彰显陶渊明的唐代诗人。（之前只有王绩用过一次桃源的典故。）
3、王维早期的诗作显示出他对非现实世界的强烈兴趣，并多写乐府体裁（后来就不再写乐府），或许因为乐府本身是适合虚构性叙事的。有豪放的边塞诗《燕支行》，也有写繁华的《洛阳女儿行》（王维写盛唐的繁华，太牛了，可对比萧衍《河中之水歌》），但没有山水田园诗。
……还有很多不列举了。总之，如果是对王维感兴趣，此书值得一读，但不可全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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