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章节试读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17页

周氏兄弟于清末民初文坛独树一帜，主张文学应“实利离尽，究理弗存”，著译标准由社会功利转为个人艺术趣味，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读者大众。《域外小说集》据说只卖出二十套，鲁迅的《怀旧》虽有恽铁樵揄扬，仍被排除在191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说名画大观》之外；周作人的《江村夜话》是收进集子中了，可也没引起时人的注意。周氏兄弟并不以读者面小为意，甚至不无故意追求这种“离群索居”的意味。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61页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39页

139页×2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73页

固作人称晚清译界三派以严复、林纾、梁启超为代表，而他最喜欢的是林译小说，“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甚至“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严复的文章尔雅艰深，非“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梁启超的文章则平易畅达，有意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林纾的文体介乎两者之间，不太古奥，也不太通俗，不太新也不太旧，大体可以“平正简洁”四字概括。论文推崇左、马、班、韩，著译小说则不免“浸润唐人小说之风”，此实不足为病。林纾自称少年时读书“凡唐宋小说家，无不搜括”，其所著短篇小说集《践卓翁小说》确实可见段柯古的影响，翻译小说和所著长篇小说，也隐约可辨唐宋小说的遗响，说他以唐代小说之神韵来著译小说，大致没错，或许正是这么一种不算高古艰涩，也不算浅陋近俗的文体，最便于调适古文与小说之间的距离，也最便于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故林纾的小说文体在清末民初独步一时。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93页

“有一个观念，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二千年来不曾改变的是：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的读物。”小说之所以被认定为不够正经不够高雅，一是缺乏教诲功能，无法载道；一是缺乏审美价值，不够艺术化。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298页

钱理群：夏志清的功力就在于他对作家的选择。他能凭自己的艺术感受和史家眼光，决断去取，挑出不为常人注意的作家作品，确定其历史地位。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77页

做笔墨生意，名家自然多占点便宜，可常人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按当时物价指数，每千字二元还是颇有诱惑力的。包天笑译《三千里寻亲记》、《铁世界》两种约四五万字，所得稿酬一百元，“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周作人将译稿《红星佚史》卖给商务印书馆，得稿费二百元，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不小的一个数目”。林琴南那时译书，千字五元，而他自己曾经说过，“随笔译述，日或五六千言。”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85页

对新小说文体影响最大的，应该说还是新名词之输入。1907年林纾译《捐掌录》出版，其中《耶稣圣节前一日之夕景》一篇附有译者评语：
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亦亡之矣。嗟夫！
晚清攻击新名词的大有人在，别人还好说，林纾如此持论可就不大好交代。因为新名词是随着大量译本的出现而输人中国的，而林经正是开风气者。尽管林舒用古文译小说，译文中新名词还真不少。为了存真，林纾甚至有时采用音译直译然后加注释的办法，弄出一些颇为不通的新名词，如把“格雷芙上尉(Captain)”译为“甲必丹格雷芙”，把“情人”(Sweet-heart)译为“甜心”。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87页

直接促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当然主要是域外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不只是小说书面化倾向。参阅《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77页

科举路绝（1906年起停开科举），小说又有利可图，这就难怪许多读书人蜂拥到这块宝地上来“淘金”。大概是放不下治国平天下的大架子，许多小说家非要努力与金钱划清界限不可，再三声明著书纯为改良群治。即使承认“为糊口计”，“求获救水之资”，也要表明非其所愿，且慨叹一番英雄无用武之地。所谓“吾人何不幸而以文章行于世”，所谓因“不得展其喷足”而借小说“抒其郁闷无聊”，都未免显得矫情。还是吴双热讲得实在：“吾与汝皆一介布衣，文字而外无他长。”选择小说翻译、创作作为“职业”，这既谈不上特别高尚，也并非格外低贱。只不过历来清高的中国文人，突然把本该经天纬地的大笔变做谋生的工具，一下子心理适应不了，必须千方百计为自己找理由罢了。热心政治的新小说家如梁启超、罗普、张肇桐等，确实是以小说为启蒙手段，不考虑其经济效益的；而其他作家则大都以译、作小说为职业。即使不曾成为职业小说家，起码在他创作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作品的经济效益——因为否则很可能卖不出去。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242页

当我们谈论新小说的结构类型或者叙事方式时，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是十分明显而且至关重要的；而当我们谈论新小说的整体风格和美学特征时，这种域外小说的影响便显得表面化了。新小说家的确接受了一些西方小说观念，如“写实”等，可很快就给中国化了。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古老的中国文学传统。可以说，在最基本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命题上，新小说家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只是作了一些较为表面的“修正”。因而，新小说尽管容纳了不少新的表现技巧，可整个调子仍然偏“旧”。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79页

以上说法都颇有道理，可不该忘了新小说可以卖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康有为说“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时，他是深知一般大众的阅读趣味，并自觉利用这一点来传播新思想的。并非因为传播新思想而小说销路才广，而是因为小说销路广才引起启蒙者的关注。阿英在论述新小说繁荣时，忘记了钱这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236页

新小说家之所以对小说中的死亡和眼泪感兴趣，这里面实际上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即清未民初中国小说传统的嬉变。这就是本书所一再强调的，由于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提高为最上乘的文学形式，中国小说在由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中，大量吸收诗文等文学形式的精华而变得日益“文人化”和“书面化”起来。正如刘男在《《老残游记》自序》中所表现的，作家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置于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李煜等作家所组成的文学传统中。而在这个文人文学传统中，感伤意识十分突出。若从这个角度考察，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文学，大率最富于厌世思想”，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新小说家认同于这一传统，自然更多地感受到那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73页

起码十四年间（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比前此二百五十年出版的小说种数还要多这一点，足以说明晚清小说市场的日趋活跃和兴旺。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85页

晚清译日文书，多把目语的格助词“7)”直译为“之”。著书作小说，也习惯于用连词“之”来联结所有的主词与修饰语，于是满纸“之”、“之”、“之”；再加上修饰语部分的不断增加，造成文气的纡徐繁冗。可有一个好处，可以比较准确地表达复杂精细的修饰或限定的意思。这或许就是其“亦颇有令人可喜者”之处。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13页

只是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以译为主，创作的质量不高。
……
陈冷血、刘半农都著有侦探小说，但都不大成功，影响很小。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46页

伍光建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89页

政论化小说之所以得以流行，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读者政治热情的高涨；间接的原因则是由于报刊书籍数量与出版速度猛增形成的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书面形式的小说再也不是诉诸听觉，而是诉诸视觉，因而也就不再要求一定要以扣人心弦而且便于记忆追踪的情节为中心。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85页

过分讲求适应小说市场的需要，追随小说读者的趣味，当然是十分常险的。偶尔也可能像徐枕亚那样花样翻新，出奇制胜；但大多数情况下知是由趋时而至于媚俗，使小说创作水平每况愈下。由“燃犀铸鼎”的谴责小说，演变成专揭阴私的黑幕小说，这其间除了书贾为牟取暴利而故意推波助澜外，更跟新小说家的一味屈从、奉承读者趣味密不可分。制约着整个小说市场升降沉浮的读者群中的绝大部分，其文化修养和艺术趣味无疑是低下的。后期新小说家不是努力去改造读者这种相对低下的艺术趣味，反而由于金钱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去迎合这种趣味，这是辛亥革命后小说思潮急转直下迅速回雅向俗的根本原因。创作不能一味地迎合读者口味，翻译也不能。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294页

大而言之，治史不外两种倾向，一重史识，一重史料。重史识者不能没有史料，要不只能空口说白话；重史料者也不会没有一点史识，要不怎样知道哪些是应该搜集的史料?可两者是有区别的，也就是章学诚说的，史家有著作之史与繁辑之史，途径不一。后者重史料，讲究“功力”；前者重史识，追求“学问”。所谓学问就是“决断去取，各自成家”。在具体的操作中，碰到一些问题，即如何处理史料与史识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治史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一步是资料长编，把那时候所能找到的基本史料进行搜集排比，是“繁辑之史”；第二步是具体事件、人物的考证，接近于文学史研究中的作家作品论，其中隐含着价值判断和史家的某些见解；第三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史，撰成《资治通鉴》。史料和史识都需要，但在不同的著作里各有所侧重。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9页

当我们强调域外小说的输入对改变中国小说整体面貌的决定性作用时，不能忘记康、梁等人之所以选择小说作为启蒙工具并力主译介域外小说，正是因为注意到传统的章回小说对中国人性格及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当我们强调在新小说的演进中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起的作用时，也不能忘记促成新小说家引诗文入小说的原动力，正是域外小说观念输入引起的小说地位的急剧上升。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43页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8页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01页

晚清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与翻译小说不大一样，不是通俗化而是高雅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对小说情节性的有意漠视。这里包含着对所谓的“闲书”的娱乐功能的挑战——情节无疑是小说要素中最具娱乐功能者也包含着对新小说哲理和科学新成分的追求”。
……
也就是说，创作的政治小说比翻译的政治小说更多“政治”，创作的科学小说比翻译的科学小说更多“科学”。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89页

“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是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享受有密接之关系”；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版)“引言”也称：“上海的报纸能够得到外国租借地的掩护，在相当的程度内获得自由言论权。”胡适的《《官场现形记》序》(1927年亚东图书馆版《官场现形记》卷首)认为，“租界的保障”这种“倘来的言论自由”，是晚清人士敢于“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99页

梁启超等人的理论基点仍不脱“文以载道”的旧套，但借助于域外小说输入引起的骚动，“救世说”仍然给予传统文学秩序以强有力的冲击。不管“救世说”理论上如何幼稚，它毕竟使得维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文学观念土崩瓦解，并使得小说在重新构建的新的文学秩序中占据中心地位。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65页

1892年，韩子云独立创办小说杂志《海上奇书》，不过主要发表他自己的长、短篇小说，再配一些前人的笔记小说。
十九世纪的个人公众号，哈哈。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97页

就文学趣味而言，侦探小说是晚清介绍进来的所有小说类型中，最对中国人胃口的；旧小说的读者几乎不用怎样调整阅读眼光和审美趣味，就能毫无困难地理解侦探小说的艺术特色，并欣然予以接受。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145页

中国古代不乏精彩的短篇小说，但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主要得益于域外小说的启迪，因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唐传奇或者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水平，而是努力借鉴西方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而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与西方现代短篇小说之间的最大差距，就在于各自的结构意识通然不同。前者趋向于盆景化——短篇小说只不过是缩小的长篇，随时可以拉长放大，演作长篇小说；后者则趋于片断化——短篇小说只表现个人生活历史或者社会变迁的“横断面”，而且正如“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画”一样，容不得添绘放大。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的笔记-第244页

把“写实”与“虚构”对立起来，然后又把“写实”与中国源远流长的野史笔记挂上钩，于是乎，“写实”的原则很快为新小说家所接受。无疑，这种刚刚输入的“写实主义”，已经被中国读者误解得面目全非了。而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除了理论传播中常犯的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毛病外，更重要的是中国读者接受中特殊的期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