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逃逸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7
ISBN:9787301140260
作者:陈永国
页数:248页
章节摘录
第1章 解构的起缘与话语 一 从广义上说，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的一场知识运动；而从狭义上说，结构主义则是以结构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分析对象或研究客体是广义上的人类文化，其兴趣焦点是研究限定性结构，认为个体现象本身并不具有意义，而只能在一个系统结构内部与其他因素构成某种关系时才具有意义。更确切地说，结构主义是把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人曾把结构主义的源头追溯至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1778—1857）和人类学家爱弥尔·杜克海姆（又译涂尔干，1858—1917），但就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重要影响而言，其真正的理论源头应该是操法语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于1906—1911年问在日内瓦大学讲授语言学（梵语和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1913年去世后，他的一系列开拓性讲座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一般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促成了现代思想的一场革命，可以与科学史上伽利略的天体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同日而语。在索绪尔之前，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并不存在。当时的语文学家们对世界上各种语言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目的是发现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关系，探讨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变化，而且往往局限于一种语言内部的词源或语音变化因此，是一种历时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与世界处于一种模仿的关系之中：语言是对世界结构的模仿，因此，没有自己的结构。
前言
这本书，这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我早已谙熟于心。它们在不同时期成文的时候，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也是受益至深的读者。不过，我答应写这个序言，不单纯是因为我从书中获得的这份教益，也不单纯是因为我们多年来的默契和友谊，还因为将我们卷在一起的共同工作——正是这项共同工作，使得我们总是一起思考，并且因为这种共同思考，冲淡了我们各自日常生活方面的乏味和单调；也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的工作，我们（以及另外一些朋友）并不承受理论思考本应承受的孤单。陈永国的成就，毫无疑问，我总是将它们看成是我的成就；反过来，我的一点进步，他也一定会视为是他的进步。至少，他的书，或者我的书的出版，在分享喜悦这点上，我们毫无差异。这本书，跨越了批评理论的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发端的结构主义阶段：这是60年代法国独创性思想的开端，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叙事学和各种各样的文本理论展开了眼花缭乱的试验。文学借助于语言学的模式得以认知，人们第一次将主体和历史逐出了批评的视野，并将文学驱逐到语言结构的牢笼中：文学研究的法则，在语言学的法则下展开。接下来的阶段，是两个不同的线索的汇聚。一个线索来自于结构主义的内部反叛，德里达、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发现了另外一个索绪尔，发现了一个强调差异性的索绪尔，他们依然将文学限制在语言学内，但是，这不是结构和系统的语言学，而是差异和嬉戏的语言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解构主义阶段。
内容概要
陈永国，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籍目录
序（汪民安）第1章 解构的缘起与话语第2章 互文性与历史叙事第3章 德里达：作为批评策略的解构主义第4章 德勒兹：游牧思想与解域化流动第5章 詹姆逊：现代性与资本的现代叙事第6章 文化翻译：语言的逃逸政治第7章 斯皮瓦克：作为解殖策略的翻译第8章 从世界文学到世界银行文学
作者简介
解构的缘起与话语
互文性与历史徐事
德里达：作为批评策略的解构主义
德勒兹：游牧思想与解域化流动
詹姆逊：现代性资本的现代叙事
文化翻译：语言的逃逸政治
斯皮瓦克：作为解殖策略的翻译
从世界文学到世界银行文学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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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跨越了批评理论的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发端的结构主义阶段：这是60年代法国独创性思想的开端，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叙事学和各种各样的文本理论展开了眼花缭乱的试验。文学借助于语言学的模式得以认知，人们第一次将主体和历史逐出了批评的视野，并将文学驱逐到语言结构的牢笼中：文学研究的法则，在语言学的法则下展开。接下来的阶段，是两个不同的线索的汇聚。一个线索来自于结构主义的内部反叛，德里达，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发现了另外一个索绪尔，发现了一个强调差异性的索绪尔，他们依然将文学限制在语言学内，但是，这不是结构和系统的语言学，而是差异和嬉戏的语言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解构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文本开始自我内讧，解构作为一种批评和哲学思潮出现，它们不厌其烦地对安静的等级森严且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攻击。另外一个线索是新尼采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涌现。尼采，通过巴塔耶，布朗肖和克罗索夫斯基的重新解释，直接锻造了福柯，德勒兹和利奥塔等的思想形象。在70年代，以索绪尔和尼采为开端的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阶段。这是理论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被索绪尔和尼采的两组概念所标志：差异，断裂，任意性；以及力，欲望和身体。这两组概念相互援引，左右开弓，向总体性和理性发起了挑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代性背景和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攻击。陈永国对60年代以来的这两个阶段都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勾勒――事实上，人们对这两个阶段的理论并不陌生。陈永国这本书中最有意义的是对理论的第三个阶段的分析。这第三个阶段，各种理论凭借自己的旨趣和潜能进行了复杂的重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再沉浸在纯粹的哲学抽象中，相反，具体的伦理和政治的问题塞满了后结构主义的视野。这个阶段不再构成一个明晰的理论思潮，而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处境的批判。理论在这个时刻处在一种多样性的踌躇状态。这本书不可能对各种各样的后结构主义伦理政治进行全面的梳理，陈永国关注的是两个潜在的但是意义非凡的线索：一个是马克思到德勒兹到詹姆逊到哈特的线路；一个是索绪尔到德里达到斯皮瓦克的线路。在第一个线路中，德勒兹不是和人们通常所熟悉的与尼采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当然是决定性的），而是和马克思发生了联系。这个联系，使得马克思和德勒兹受到了双重的激活。德勒兹的辖域化/解域化概念，欲望和流动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结合在一起。资本在流动和领土的范畴中得以重新定义：资本的特征正是流动，同时，这种流动是一个解域化、辖域化和再解域化的不停息的过程（这也正好是欲望的运动特征）。这也是一个地理的认知测绘过程。德勒兹式的欲望之流，一旦成为马克思的资本的特殊的内在性，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的诞生。它被哈特和内格里命名为《帝国》。事实上，在这个帝国中，我们看到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完美缝合。而缝合的针线，就是德勒兹的永不停息的欲望之流。陈永国对此有一个完整的描述――这或许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这本书另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重新探讨了翻译问题。这是围绕本雅明，德里达和斯皮瓦克展开的另一条理论线索。无论是本雅明还是德里达，翻译都不是一种语义的再现，对本雅明来说，原文之所以需要翻译，是因为它想存活于另一段历史，另一个地方。因此，译文是原文的生命延续，是原文的分娩，但是，译文在“分娩的阵痛中”宣告了原文的死亡。译文并不是将忠实作为对原文的纪念。这种翻译的分娩和存活――德里达重读了本雅明――正是一个“延异”过程。正是经由翻译，语义在时间的延宕和空间的变异中存活，是在时空的越界中存活，而不是原义的单纯复述。延异过程中的越界充满着暴力，这正是文化政治的特征，文化政治正是出没于在这个翻译的延异中，出没于这个时空的越界轨迹中。我们看到，翻译，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既是抵制和批判的，也是暴力和征服的，既是自发的充满着爱欲的身体性的，也是富于策略性的文化抉择式的。解构主义还推开了诸多的伦理政治大门。在此，每一次决断都是政治性的，但是，有一种特有的反决断的犹豫，德里达赋予这种犹豫一种困境的诗意――或许，犹豫和难以抉择，是生活，政治和伦理的一切奥妙所在。犹豫总是在责任的重压下徘徊。犹豫和责任相互依偎。这本书不厌其烦地探讨了这一点。如果相信这一点，我们会理解德里达闪烁其辞的辩证法则，理解那些词语和词语之间的蜿蜒式的盘旋，理解那些思考本身的诡异、暧昧和复杂性的深渊。这个文本和思考的深渊，不是偶尔为之的两难，而是一个基本的困境。所有的决断都是舍弃。人类及其各种精神生活从来不是一目了然的。在此，犹豫上升到风格的层面：既是一种生活政治的风格，也是一种美学政治的风格。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正在它的展开过程中。这个过程，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抽象，而是理论对现实的再叙事。看上去，纯粹的理论发明走到了尽头。为此，人们现在开始发表对理论的凭吊，有一部分人在哀悼60年代以来的理论的消亡。事实上，对理论的抵制一直是理论发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甚至会说，理论就是在对理论的抵制中存活的。在什么意义上，人们会说理论消亡了？事实上，只要思考没有停止，理论就不会消亡。即便人们直接讨论今天的政治经济现实，仍旧无法脱离理论的框架――理论的视角不仅重写了我们既有的历史，同时还打开了一道道隐蔽的思想窄门。在这本书中，我们显而易见地就能发现，如果不是本雅明和德里达的翻译理论的出现，我们会从翻译这个角度去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政治碰撞吗？如果没有德勒兹的流动哲学，我们会从“帝国”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化吗？同样，如果不是后殖民理论出现，我们会去发现一种世界银行文学吗？这些理论并不意味着一种独断的真理，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发现，一种新的认知。事实上，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的绝对独断论都必定是知识暴君。既然如此，那么，认知的意义何在？用福柯的话来回答吧：“它是好奇心，而且是唯一的好奇心，值得我坚持不懈地去实践它……它有权探究在自己的思想中什么是可以通过运用一种陌生的知识而被改变的。”或许，自我认知，自我批判，这就是理论的意义所在。如果是这样去理解理论话语，人们就不会去质问欧洲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现实这样的愚蠢的问题了。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和一种实践能够天衣无缝地结合，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修正的关系。而知识的快乐来源之一正是这种彼此的修正，以及这种修正中的发现和建立在这种发现之上的自我修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表达了理论写作中的快感。这种快感被思考的强度所强化。理论因此在这里变得非常密集，一个线索连着一个线索，一个焦点接着一个焦点，就如同高原上的不停息的长途奔波。这种思考的奔波，同人们常见的一般性的浮光掠影的理论介绍毫无关系。相反，它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地穿越于各种理论之中，这些理论被作者所贯穿起来，它们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关联。这种理论上的密切关联迫使我们思考，而这本书的作者在穿越这些理论，迫使我们思考的同时，却也提醒我们，对理论的穿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论的逃逸。汪民安 -
陈老师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的老师，这部著作，令我感触颇多，附上一文，敬请指教。辩中求变：兼论学术谱系史范畴下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以《理论的逃逸》为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整个文化界、思想界都开始逐渐摆脱世纪末的恐慌、焦虑与不安，以及在西方文论研究上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整理性研究，逐渐开始进入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与对终极价值的探寻。最明显的反映就是批评家、理论家与理论史家们不再去强调在上个世纪我们所遇到的边缘性困惑，而是试着去解读上个世纪思想、文化的轨迹，并厘清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这点来看，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的新著《理论的逃逸》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与理性思维的综述性专著。在书中，陈永国并未拘泥于上个世纪纷杂繁芜的文论概念与理论派系，而是主动地于理论史这个大框架出发，将上世纪西方文论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进行对比性叙述，并寻找到了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线索。看似繁杂无序的西方当代文论在陈永国的笔下变得简单有序。穿越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更加一眼明了。在《理论的逃逸》之前，国内关于西方当代文论综述、评论之类的作品并不鲜见。但这些著作鲜有从理论的比较出发，进行综述性的比较文化学研究。毕竟理论的发展本身存在着先承后续的关系，理论与理论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单独性的、而是一种推进性的、相互阐释性的内在联系。《理论的逃逸》的意义，全在于此。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各种变迁、发展之后，遂呈现出了两个大的趋势，一个是以研究知识、文化生产形式为出发点，探求全球化语境下当代资本主义（或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研究；另一个则是从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入手，批判地解读现代性语境下工业时代、资本流动对于知识、文化生成状态的“变异”，进而寻求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出路。从理论逻辑上看，两者本是相互平行的关系，既不存在“概念的重合”，亦有着相互映射的关系。无疑，在对理论进行厘清、重构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破解这两重关系之间的玄机？面对这两重关系，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解读？一、 语言学的逃遁与重生《理论的逃逸》从开篇便提到了对于解构这个命题的陈述与阐释。正如作者自己在《文学批评的结构、解构与话语》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结构、解构与话语构成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三大关键词。笔者认为，与其说是关键词，还不如说是三个必要的概念范畴。因为这三个必要的概念范畴都是基于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衍伸而来。那么，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就自然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渊薮。但是索绪尔只是为当代文论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方法论，即提供了“二元对立”、“差异”与“意指”等基本概念。生活在一百年前的索绪尔，并未能也不可能为当下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状况与文化生产模式提出自己的预言与看法。那么，形成与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究竟在索绪尔这里借鉴到了什么呢？这是《理论的逃逸》第一章重点所提到的问题，也是当下文论界审理当代文论谱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课题，即索绪尔之于当代西方文论的价值与意义。陈永国认为，索绪尔超越了之前的语言学家，建构了“语言”与“言语”两个重要的范畴，并以此为基础，确认了“语法”这个概念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性意义。当然，索绪尔的“语素”观念为后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者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方法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非此即彼或是相辅相成，而都作为“系统”中的两种客观存在而共生，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语言学的意义，便是在于为后来诸多社会科学学科门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有一个论断：“鱼不知道自己是湿的”。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鱼生活在水的当中，它自然无从知晓自己是湿的。作为生活在一个大的“系统”中的我们，自然也无从单纯凭借感知去揣摩整个系统的存在意义。笔者认为，索绪尔的意义，并非在于为后来者提供一种批评的手段或是工具，而是为我们去解读自身的存在的意义、形式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理论的逃逸》一书中充满着作者自己对于结构主义方法论意义的看法与理解，陈永国认同结构主义者们对于索绪尔观点的发扬与继承，即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每一项社会生活自身存在着其自己的“语法规则”。他列举热拉尔•热奈特的观点，“文学生产”这样一个看似语言研究无关的社会学范畴同样也存在着索绪尔所称的“二元对立”——即语言与言语的对立，热奈特认为，文学生产是语言，文学消费则是言语。从语言学出发的结构主义开始逐渐引申到接受美学、传播学，甚至社会学的不同语境当中。根据书中所述的理论，笔者也曾在传播学中进而过如是的推断，在大众传播中同样也存在着类似于上述的“二元对立”，即在传者（媒介）与受者（社会）中寻求一种信息的传播，即斯图亚特•霍尔所称的“符码转换”，编码对于媒介来说，即一种个体的言语，当这类言语在社会中被广泛接受并形成反馈信息后，社会对于其的解码便构成了一种“语言”。可见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论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话语空间。表面上看，索绪尔的语言学在解构主义之后，陷入了一种被桎梏的危机——后者从此处汲取营养，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目前仍然只是被大多数语言学、修辞学的研究者所使用，并未能真正地受用到各个学科范畴。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过分强调结构主义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在德勒兹、詹明信之后，语言学一方面被隐遁，一方面又被发挥，不断在其他学科中变型、变异，形成新的方法论，比如说《理论的逃逸》中第二章关于“互文性”以及历史叙事的分析，我们分明看到，语言学在当下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生。二、 德里达与德勒兹：殊途而同归笔者在翻译《从柏拉图到巴特的文学理论》全书翻译时，在书的最后，一眼瞥到了当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吉尔•德勒兹的大名。把德勒兹引入中国大陆的，应该是陈永国。对于这位以“游牧思想”与“千层高原”论断而闻名西方思想界的学者，笔者自然是怀着十二万分的敬意。于是在译著的最后，笔者不揣固陋，贸然用了两张照片，将德勒兹与德里达并列，并称“‘两D’既是当代法国哲学的坐标人物，更是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双子星。”但在《理论的逃逸》这本书中，陈永国却洞若观火地将德里达与德勒兹划到了两个门派当中，从属于西方文论两条不同的发展线索。 他认为，德勒兹的理论渊薮当是卡尔•马克思，而德里达则是直接从索绪尔那里获得理论源泉。两者虽同为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但门派、方法与批评策略皆不相同，最后竟然都以后结构主义为最终理论归宿，这不得不说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巧合。但是德里达与德勒兹在学术渊薮上果然就一点关系也没有吗？若是从两者所关注的广义哲学范畴上看，前者主张以“在场”的原则，来还原艺术的真实，而后者则强调更高层面上的哲学存在，而并非如德里达一样，致力于语言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的方法论研究。但是两者的关系，是否也可以视作是后结构主义体系中的一种二元对立呢？学者赵一凡认为，德里达的学术渊薮可以直接上溯到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弗朗索瓦•多斯更是直接认为德里达是一位现象学家） 。但德里达的目的，则是运用语言学的手段，打破现象学的形而上桎梏，意图还原到事物的本质。德里达所主张的本质，恰巧与现象学所提倡的本质相反，前者强调“在场”，即本质的客观存在性，后者所强调的是一种先验的、形而上的东西，即柏拉图所称的“项”（Eidos），或黑格尔、荷尔德所说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从《论文字学》等德里达重要作品分析，他似乎也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客观事物存在形式的论述。 但陈永国认为，德里达终生所致力的，并不是对于现象学的质疑，而是后学者所称道的“解构”。德里达的解构，实际上是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一个学术观点，即对于事物的一种颠覆、扬弃，从而探求其本质真理，譬如其提出的“延异”概念。从现象学入手确系德里达的学术之始，但是其方法论则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甚至他自己本人最后一直致力去完成的就是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的颠覆，这些都是其践行“解构”理想，并将其实践化、丰富化的结果。在德里达看来，后结构主义不是去描摹事物存在形式、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世界观，而是一种作为批评策略的方法论，这便是他与德勒兹关于后结构主义在认识上的最大的不同。德勒兹从“欲望”出发并肯定了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他认为，欲望的最大价值在于具备革命性与颠覆性，并且他不断地否定、攻击甚至意图去摧毁关于中心化、权威化以及任何总体化的既成建构。他试图去建立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文化形态，也不是一种细致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一个本身带有宏观的意识形态整体。德勒兹毕生所致力研究的，乃是事物的存在特性与其本原。从这点来看，他的远比德里达宏观。从这点看，两者的关系确实是殊途而同归。一个意图建构后结构主义的世界观，而另一个则是不断去探求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路径。后者远比前者宏观，但具体的方法论必须要建构在具体的思想方法之上，这便是两人殊途同归的本质所在。从这一点上看，张法先生也认同“在思想方法上，德勒兹又紧紧跟随德里达”。 三、 关于詹姆逊“叙事”与“解域”的再解读无疑，詹姆逊（又译詹明信）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理论有着巨大影响的批评家。自1985年詹姆逊的北大演讲以来，其影响力已经不但超越了文学批评的内部逻辑，更是直接跨学科地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化理论的整体建构，并直接地催生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当时听过讲座的那一批学者如陈晓明、张颐武、张法、王一川等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后现代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用张旭东先生的话说，其影响“让来访的西方学者都感到吃惊”。但是正是这几年，文化批评与文化理论在不断被引入、被阐释的时候，詹姆逊的影响力却逐渐在下降，并渐渐被福柯、哈贝马斯、德勒兹等学者的影响力所取代。重读詹姆逊，于是便成为了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一把钥匙。詹姆逊的思想与其学术观点，显然在当下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尤其是詹姆逊关于五个历史阶段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划分，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定义，至今仍然是文化研究界最为常用的通行法则。所以说，对于詹姆逊相关理论的再思考与重构，显然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詹姆逊认为，现代化，现代主义时代的病状是隔离、孤独和自我毁灭，而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自我”走向了消解与迷失。据此，詹姆逊主张，现代主义的作品是告诉受众如何解读，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则是拒绝被解读。这便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所在。最后，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所推出的大众主义，便是后现代的病态衍生物——抹杀了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资本的现代叙事便构成了詹姆逊着力指出、批判的一个切入点。作者在书中高屋建瓴地从詹姆逊的新作《单一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分析》（2003）入手，谈到“当下时代的倒退”这一观点。在这里陈永国意图用“回归”这个定义来引发“现代性”这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生发与衍进，是建立在作者对当代文化理论与詹姆逊的高度了解之下做出的一次理论“嫁接”，詹姆逊的观点之所以在当下中国的理论界未能像当年那样引起轰动，其主观原因恐怕还是与其自身的“理论状态”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当下西方文论的理论已经逐步走向了体系化，对于詹姆逊理论的再解读，理应从梳理其理论开始入手。陈永国系统地梳理了詹姆逊的理论脉络，在最后归纳出其主张的“现代性叙事”三个原理：断代无可避免、现代性不是概念而是叙事范畴，以及意识和主体性的非再现性，所能叙事的只有现代性的环境。“解域”是该书论述德勒兹学术观点时常用到的一个概念，最早在其大文《翻译的文化政治》中便早有论述，从一开始，“解域”、“界限”与“越界”乃是适用于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变化。而在《理论的逃逸》一书中，陈永国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即德勒兹所提出的“解域化”问题 。詹姆逊对于德勒兹所提出的解域化概念表示“非常恰当”的赞许，虽然德勒兹不和詹姆逊一样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观点却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颇为契合。而且德勒兹（与瓜塔里）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及对于资本主义深入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汪民安教授在《理论的逃逸》一书的序言中如是认为，作者所梳理的理论路线中，从马克思到德勒兹到詹姆逊再到哈特是重要的线路之一。这是《理论的逃逸》一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发现，将这四位思想家合列一群，确实在国内的理论著述中前所未见。作为对于关于全球化文论的梳理，其意义不只在于一次理论的分类与重现，更是以超越时代、理论的视域，为全球化语境下“解域”这一重要概念的界定与趋势做了一次非常必要的阐释与重构。四、文化、翻译及语言的政治 翻译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笔者近年来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说，从2004年初为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做翻译开始，因为当时就涉及到国外时政、学术前沿动态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常常要因为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修饰原文的意思，最后导致译文与原文存在着非技术上的出入。在此之前的2001年，笔者就曾接触过中央编译出版社当年出版、由许宝强与袁伟主编的《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一书，这本书被学界称为“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大陆语言政治，翻译政治研究的空白”。但是这本书并未能触及到翻译与政治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该书所选取的文本共有八篇，以福柯的《话语的秩序》为开篇，正如此书编者所言，“本书的翻译从福柯开始。这似乎构成一个隐喻，为解读者有关当代话语和翻译的政治确定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被质疑的起点——很少有人像福柯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起点’的不可靠和诱惑”。但是这也为本书的逻辑关系、内容导向定下了一个调子，即对于翻译/政治关系的一种检省，而并非是对于深层次逻辑关系的梳理。2005年，《理论的逃逸》的作者陈永国主编了《翻译与后现代性》一书。可以这样说，该书构成了当代翻译与政治比较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即翻译/政治的研究从萌芽终于走向了形成。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王宪明先生亦出版了学术专著《语言、翻译与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以对严复《社会通诠》的文本学、译介学研究为立论依据，首次将“翻译/政治”的关系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个案研究上来。《理论的逃逸》一书以本雅明、斯皮瓦克两位西方重要思想家的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本雅明《翻译的任务》作为陈永国在《理论的逃逸》一书中事关翻译论述的开篇。因为这篇文章谈到的翻译问题与以往所提及的翻译问题大不相同，这篇文章的主张与陈永国的翻译观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即认为翻译理论研究被看作是无关信达雅、无关外语水平的一种学术研究，其所关注的维度应该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能指与所指的不确定性问题与表达与意义的分离问题等语言哲学范畴的诸问题。那么，我国翻译界一直所热衷于从修辞、句读等修辞层面去探讨的“文字翻译”在这里就被擢升到了“文化翻译”的意识形态层面，即翻译的文本被赋予了除了文本研究之外的另一层文化研究意味。当然，这与文化研究的渐热并不无关系。要想在目前的语境下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就要打破之前翻译研究的桎梏，主动地做到与文化研究的“对接”。在《理论的逃逸》中，作者运用了德勒兹的“流动”、文化霸权以及斯皮瓦克的“跨国书写”等新颖的翻译理论，系统地打开了翻译研究新视域，这在国内学术界可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理论总结。但是在《斯皮瓦克：作为解殖策略的翻译》一章中，他又将上述的翻译研究再次擢高到“后殖民主义”的研究高度，将斯皮瓦克的“解殖”策略引入到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当中。语言是具备政治性的，尤其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会成为一种政治的具象。在陈永国看来，斯皮瓦克的翻译观点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观点的一种继承、开拓。他发现了德里达《论文字学》对斯皮瓦克的影响非常深远，毕竟斯皮瓦克是《论文字学》的英文译者。她对于《论文字学》既有发自于语言的文本理解，又有着发自于深层次逻辑的文化思考。她认为，翻译具备最大的两个特征即“习语（语言）的不可译性”与“翻译自身的往返穿梭性”。这是斯皮瓦克在对德里达翻译观或语言观的继承下所做出的学术判定。就斯皮瓦克对翻译的认识而言，其出发点则是其翻译观“阅读即翻译”，但是她又继续认定“哲学的起源是翻译”，在这里，斯皮瓦克从继承了结构主义者们的学术传统——分析意识形态从语言学入手，“翻译”便成了斯皮瓦克研读文化后殖民主义语境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斯皮瓦克曾经主持过“‘属下’（subalturn）研究”的课题组，该课题组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论原则，以跨文化语言、翻译研究为具体策略，系统地对英殖民时期印度“属下”（底层土著人群、被统治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市民等当地人）这一特殊社会阶层进行语言、历史等文化研究。这是斯皮瓦克首次将其翻译/政治理论运用到社会分析的实践当中。通过这次实践，斯皮瓦克更加认同了自己的观点，语言研究在这里就成为了一个管窥殖民、霸权问题的窗口。在序中， 汪民安先生评价，陈永国在文关注的另一条线路，就是从索绪尔到德里达再到斯皮瓦克的线路，这条线路是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发端，德里达的秉承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论，将语言学研究拓宽到解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当中，而斯皮瓦克又以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将解构主义的方法落实到解殖、霸权等问题的研究当中。但反过来看，斯皮瓦克的路子，还是从索绪尔那里一路延续下来的。五、 “世界银行文学”的“合法性”求证世界银行文学是本书最后一章所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所谓“世界银行文学”，实际上是一本书的名字，作者是美籍印度裔学者、文化研究专家阿米塔•库玛（Amitava Kumar）。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的文化研究理论。但是在这本书中，库玛首提“世界银行文学”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在内指性上的限定是由两个不同的概念拼接而成，一个是世界文学，一个则是世界银行。笔者认为，“世界银行文学”是继歌德“世界文学”、马克思“世界文学”之后，针对全球化语境下，就文学的现状与知识的生产状况，再次提出的一个文学概念。在经济全球化、资本解域性流动的当下，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自然也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新特征。随着经济的不平等发展，由发达国家主导、成立的“世界银行”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符号（陈永国称其为焦点、隐喻或代理者）。世界文学随着世界银行的形成而变化，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流动，成为了世界文学的新特征。《理论的逃逸》指出，“世界银行文学”的提出，本身就是一次以激进政治为意识形态的转向，其背景是后殖民时期、晚期资本主义或全球化状况，而题材则是资本解域化流动之下底层人的生活状况，在研究过程中，则是把文学与当下政治、经济活动相联系。书中称，所谓世界银行文学（World Bank Literature）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具体的国别或语类所指。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为世界银行文学做了一个限定性的定义，即世界银行文学所存在、应用的范围是普适性的。即皆存在于“全球化”所涵盖的巨大命题之下。既然是全球化，那么就没有语类、国别一说。况且资本、意识形态的解域化流动，根本是不以某些国家的政策、意志为转移的。这样说来，“世界银行文学”，遂构成了全球化下的一个命题。“世界银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具备着方法论意义，即如在《理论的逃逸》中所述的那样，以文学或文学研究的方式，探讨如何在当今的世界上生活。当下世界的核心就是全球化问题，文学与文学研究当不能回归到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时候，那就只有努力去实现另一种不同的全球化，即文学作品必须要与当下时代所贴切——只是可以进行不同视角的观照，但是必须要讲述新的故事、连接新的关系、阐释新的主体性，故而我们可以得知，“世界银行文学”这一名词存在的合法性意义，即建立在全球化这个命题之上。那么，《理论的逃逸》对于“世界银行文学”这个名词的认定又是什么呢？最后，该书将“银行”作为一个切入点，认为“银行”作为跨国资本解域化流动的重要载体与主要手段，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歌德在欧美工业时代兴起时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则是不谋而合的。全球化的载体与手段与解域化流动的途径发生了变化，文学的本质自然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在书中最后所说的那样，世界银行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当下学者们对于文学、文化的研究，不再困顿书斋，以理论套理论，而是主动走向社会、关注民生，开始尝试去研究全球化这个大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逐渐地从文学研究深入到社会研究，越发接近、深入到文学的本质。从整体层面来看，这亦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个视觉盲区。六、当代西方文论的学术谱系从何而“变”？迄今为止，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我们仍然未能走出“辩”的逻辑，即在研究西方文论时，我们常常强调西方文论的流变脉络，以及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之间的关系。反映到研究成果上，就是以概论、理论史等作品为主，几乎没有对于不同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文论研究者往往就走向了两个极端：文学史家与文学批评家。当然，这也与当代中国西方文论的知识分子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部分从事西方文论研究的学者缺乏外语学科背景，多半是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艺美学等领域出发进行跨学科研究。诚然，这为丰富多学科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有着非常有价值的探索，而且也在近年取得了值得关注的成果。尤其在1985年詹姆逊访华与前些年哈贝马斯、吉登斯相继访华后，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学术前沿理论的译介、引进可谓是年年空前，但是从整体上看，仍是以译著（含编译的文集）、西方文论史以及关键词式的简介等专著为主。真正深入到逻辑内部进行反思、批判与总结的并不多。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建构，国内学者真正参与的并不多。虽然王逢振、赵一凡、申丹、赵稀方等学者在西方文论界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力，甚至还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从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状况来看，仅凭几位学者的探索仍远远不够，而且从整体上看，国内文论界自身就缺乏一种眼光：如何在“辩”之后主动去获得“变”的可能？诚然，就中国的文论界而言，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当下仍活跃的霍尔、姚斯、霍米•巴巴等西方文论家阵营几乎是人人圣贤、字字珠玑。不少连学者本人都觉得有待修改的作品却被中国的文论家引进到国内来，被奉为一等一的经典。笔者认为，《理论的逃逸》的现实性意义在于如下几点：首先，《理论的逃逸》实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敏锐的精神（或曰研究的范式），这种精神是国内学术界必须的。即中国当代文论亦属于世界文论体系的重要组成，文学的新殖民主义远不如理论的新殖民主义可怕。我们在探讨“失语症”的时候，恰恰使用的是失语症的方法。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到法侬、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跨度近百年。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的学术谱系史，陈永国本身有着自己的看法与标准。虽然表面上陈永国所做的是一种粗线条的叙述，但实际上他本身有着一个叙述标准，并非所有的文论家在他眼里都是经典，而且陈永国本人具备自我的学术立场，譬如对于后结构主义诗学、叙事学以及后殖民主义，陈永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思考。其次，陈永国为非西方学者参与世界性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范式。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的非西方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当代世界文论的构建当中。其中有师从于阿兰•布鲁姆的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提出“历史的终结”而蜚声西方文论界，也包括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其人以东方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执西方亚洲学研究之牛耳，以及印度学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hba），先后执教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现在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权威代表。这些都是非西方的学者，却在西方文论的建构上参与了一己之力。通过如上这些列举，很容易发现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亦是陈永国一直所致力去解决的范畴。首先是“学术谱系史”的问题，即非西方学者并没有将自己当作是西方文论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主动地容拿到学术谱系史当中，积极地参与整体性的构建与完善。正因为他们的努力，西方文论被拓展成为了世界文论，东西方的分野不再变得明显，而且东方在文论语汇上也逐渐摆脱被殖民的境遇。这也是数代东方文论家筚路蓝缕的结果。其次，在这些文论家中，却始终未能看到东方文论家的身影，实际上陈永国先生在《理论的逃逸》中已经尝试着去以一个东方文论家的身份参与到世界文论的构建当中。譬如说对于叙述标准的权衡，以及对于各种理论的批判性介绍，文论并不只是信息的一种，而是一种方法论意义。那么中国文论家的价值就不只是一种传播者，而是要以一种对话者、参与者的形式出现。陈永国的《理论的逃逸》本身是一部尝试性的著作，这部著作本身亦不是完美无缺的。譬如说对于西方文论与古典文论的关系并没有详叙。西方学者理查德•哈兰德（Richard Harland）在《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书中，却很精妙地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学者应该去积极关注的。但是陈永国的这部著作却能以一己之力、一己之眼光做到广博的视域辐射，努力尽可能地开拓更为深远的学术视野，并以一个文论家而非传播者的角色融入到世界文论的体系构建，拙以为，这才是《理论的逃逸》给我们最大的启迪。 -
语言游戏、意识形态与世界银行文学——读陈永国《理论的逃逸》中国传媒大学 韩晗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整个文化界、思想界都开始逐渐摆脱世纪末的恐慌、焦虑与不安，并开始进入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与对终极价值的探寻。这在文论界最明显的反映就是批评家、理论家与理论史家们不再去强调在上个世纪我们所遇到的边缘性困惑，而是试着去解读上个世纪思想、文化的轨迹，并厘清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这点来看，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先生的新著《理论的逃逸》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与理性思维的综述性专著。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的部分篇章在这几年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等期刊上发表，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在书中，陈永国并未拘泥于上个世纪纷杂繁芜的文论概念与理论派系，而是主动地于理论史这个大框架出发，将上世纪西方文论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进行对比性叙述，并寻找到了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线索。看似繁杂无序的西方当代文论在陈永国先生的笔下变得简单有序。穿越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更加一眼明了。在《理论的逃逸》之前，国内关于西方当代文论综述、评论之类的作品并不鲜见。但这些著作鲜有从理论的比较出发，进行综述性的比较文化学研究。毕竟理论的发展本身存在着先承后续的关系，理论与理论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单独性的、而是一种推进性的、相互阐释性的内在联系。《理论的逃逸》的意义，全在于此。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各种变迁、发展之后，遂呈现出了两个大的趋势，一个是以研究知识、文化生产形式为出发点，探求全球化语境下当代资本主义（或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研究；另一个则是从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入手，批判地解读现代性语境下工业时代、资本流动对于知识、文化生成状态的“变异”，进而寻求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出路。从理论逻辑上看，两者本是相互平行的关系，既不存在“概念的重合”，亦有着相互映射的关系。无疑，在对理论进行厘清、重构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破解这两重关系之间的玄机？面对这两重关系，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解读？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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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国之前在吉林大学时就已经在全国的外国文论研究者中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之后去清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本理论的逃逸是经吉大目前学术能力最为扎实的杨冬老师的推荐。西方文论中流派多，而且不容易读。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文字洁净，理论清晰，对于一个刚入门的读者相对比较容易。
偶然间在图书馆发现，阅读后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在当当上买来，好书不可多得。 -
此书可以算是陈的代表作，比其译著好很多。 -
梳理得不错。 -
姑且看到一个断章取义的程度…… -
半生不熟，勉強可食用的雞精。 -
我来总结一下为什么可能不受欢迎：1. 最为重要一点：理论是个不幸的事件，最好不要谈它 2.特别是这几个人，越看越让人绝望 3. 作为综述（一贯作风，只述不评，其实理论家的述比评更危险），时不时有些不大准确的表述 4. 翻译太多，难免被指责 -
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当代西方思潮有很到位的把握。作者对当代西方思潮做了清晰的梳理，使错综复杂的西方思潮变得有脉络可循，而且文笔不错，很适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