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论稿》书评

【一些摘录】

【侠义精神】金庸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小说不那么可怕，至少和革命不那么对立，相反倒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国新文学家中，与侠文化有关系的远不止一个杨沫。“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就很值得研究。他十多岁时已接触《剑侠传图》以及充满义士复仇内容的汉代野史《吴越春秋》、《越绝书》（13）等图书。早年自号“戛剑生”，做过若干侠肝义胆的事。长大后对故乡先贤有侠气的人物非常注意，曾经编辑过一本《会稽郡古书杂集》的书；对秋瑾这样富有侠义精神的烈士，则尤为钦佩。在《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正面肯定了“豪侠之士”，视为爱国者，热情地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以起者矣。”1926 年写的《铸剑》，可以说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复仇的侠士，而且其名字“宴之敖者”，就是鲁迅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足见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喜爱。墨家一向因“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被誉为侠义（孙诒让《墨学传授考》），鲁迅也肯定“墨子之徒为侠”，直到30 年代，还写了《理水》、《非攻》两篇小说，颂扬禹和墨子为民请命、埋头苦干、急人所难、不求名利的那种墨侠精神（按《庄子·天下篇》，墨子思想导源于禹）；同时也特别警惕侠在官方压迫和引诱下的变质、堕落现象，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作了论述和揭露。有人依据此文而断章取义，竟说鲁迅视侠士为流氓，对侠文化完全否定（14），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或曲解。【武功】金庸描绘的武功，脱离了单纯的“打打杀杀”而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和学理气息。作者为洪七公一套“降龙十八掌”起的名字“亢龙有悔”、“潜龙勿用”、“飞龙在天”、“见龙在田”、“龙战于野”等等，都是从《易经》的“卦爻辞”借过来的。【小说理论】中国传统的小说美学，讲究艺术笔墨的丰富多变，讲究“豪放”和“妩媚”的互相调剂，讲究在热闹中插入“闲笔”。金圣叹就说：“文章之妙，无过曲折。”(7)他称赞《水浒传》写了武松“血溅鸳鸯楼”杀张都监一家那样紧张情节之后，接下去写“文秀之极”的花荣，才显出从“山摇地撼”到“柳丝花朵”的变化(8)。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也认为这部小说的好处是善于应用“闲笔”。他说：“《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孟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 .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9)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十二条里指出：《三国演义》笔墨变化极多，有时“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有时又“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10)。如第七回叙述袁绍和公孙瓒，孙坚和刘表之间混战后，接下去第八回却掉过笔来叙述貂蝉的故事；毛宗岗在第八回回首总评道：“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卷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见好月。”(11)这种壮美和优美互相连接、互相转换的美学思想，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西方美学中，崇高（壮美）和优美相对立，有相互排斥的趋势。而中国文人的审美心理，则讲究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衔接和渗透，讲究“兼备阴阳二气”，讲究“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金庸小说艺术笔墨的丰富多变，表明作者是深谙此中道理的。金庸对戏剧理论所说“反高潮”这个词语的使用，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anti-climax），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市民小说】据荆有麟、许钦文回忆，鲁迅的母亲就很喜欢读李涵秋、张恨水的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有一次，老太太听到许钦文和一两个年轻人在鲁迅家里谈论《故乡》这篇小说写得怎么怎么好时，老太太不服气地说：“有这么好的小说吗？你们拿来给我看看！”当时老太太还不知道“鲁迅”就是她自己儿子的笔名，她带起老花眼镜，把《故乡》读了一遍，然后用绍兴话摇着头对几个年轻人说：“呒啥稀奇！呒啥好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乡下多得很！”让在座的几个年轻人听了哈哈大笑，鲁迅本人不插嘴，只在一旁静听微笑。现在我们都知道，张爱玲是四十年代涌现的有独特成就的新文学作家。其实，恰恰是张爱玲，具有与众不同的通俗文学的背景。除了西方文化和英国作家毛姆等人的小说外，她努力从中国通俗小说中吸取着营养。她不但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甚至喜欢公开谈论上海商业文化（海派文化）和通俗文学对她的影响。她说她“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爱读张恨水的小说，还对上海书摊上的通俗小说《海上花列传》、《歇浦潮》推崇备至。在给胡适的信中，张爱玲说，“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3)她十四岁仿照鸳鸯蝴蝶派的笔法写成《摩登红楼梦》；最早发表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刊登在鸳鸯蝴蝶派刊物《紫罗兰》上；无怪乎最初人们几乎一致地把她看作是海派通俗作家。认真阅读她的作品，才真正体味到这位晚清士大夫文化最后一个传人的骨子里的古典笔墨趣味，以及这位上海滩上才女在感受方式与艺术表达方面的深刻的现代性。在创作观念上，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了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既供人娱乐，又有益于人生。朱自清在四十年代曾经说过：“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6)这话出自二十多年前反对将文学当消遣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之口，很值得玩味。可见文学的娱乐性功能并没有理由否定。金庸又不止于这方面。他的小说同样还有“为人生”的一面。金庸自己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金庸自述】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不是1971 年，而是1967 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五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个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四个人的安全，那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尤其是金庸在香港舆论界的传奇性经历，人们可能更感兴趣。他向以“喜作预测”著称，而后来的事实竟一再应验。如他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推断将来毛泽东一定会整肃林彪，写了社论《自来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文章题目就叫《不知往哪儿躲》。中国与越南开战，金庸预测中国会占领若干土地，而给予越南当局教训后必定撤退，至对进军到何地，何时将后撤，都有大胆而准确的预测。对于香港前途，金庸在1981 年2 月26 日社评中就预言，中国当局肯定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还会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后来的事实果然一如金庸的预言。